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走复兴路圆中国梦，演讲稿，五到八分钟，烂大街的不要
历练和成长使人懂得追求的艰辛，有追求就有收获。
时隔一年不到，他被调到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工作，仍然与水打交道，但已属供水系统，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新的工作环境适应吗
”我们问。
“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几乎是脑子急转弯：‘从中观经济转向微观经济，从治水转向供水，从立法为主转向经营服务为主’，等等”。
他说。
新的工作对蔡董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种新的追求。
这个挑战和追求就是国企改革，他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组织实施了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的股权转让，招商引资，与法国威利雅水务集团合作，组建了中外合资自来水公司。
第二件事，组织实施上海自来水建设公司的改制工作。
新一轮企改，与以往相比，涉及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难度更大，极具挑战性、探索性、风险性。
即使如此，以他为核心的企业领导班子，还是勇敢迈出改制的步伐。
在公司资产重组改制方案报告中写明：若不对公司的现行体制进行改制，公司将会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出局，因此，资产重组的改制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改制的目的是加快水务行业建设单位改革，尽早走向市场。
引进多元化投资，搭建强强联手的平台，积极开拓水务市场，实现资源整合、社会经济效益双赢的目的。
由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联合组建的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
新公司成立后，企业发展的道路十分坎坷，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难题。
但蔡恭杰依靠公司员工，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开创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从公司2007年工作总结中看到：全年完成建设项目任务36844万元，公司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施工质量合格率达100%，文明工地创建率达100%，经济合同执行率达100%，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100%。
根据年初目标，经过公司上下的努力，圆满完成“增资扩股”和“资质升级”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
当年，公司又继续获得2007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公司”称号；公司代建制管理的苏州河沿岸雨天排江量消减工程之一的成都路调蓄池工程，获得2007年度上海市“市政金奖”等较高荣誉。
蔡恭杰不是一个一心一意追求荣誉的人，而是一心一意追求事业的人。
他声情并茂地说：“水与我有缘，水是我人生的舞台，水更是我回忆的音乐，哗哗水流声永远使我陶醉。
”。
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 好的演讲稿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辉煌的灿烂文化，还有些强大的发明，比如四大发明
大家好
今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六十华诞，我心中永藏的信念被情感劈成了一条奔腾的河……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国文化灿烂，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骄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我们自豪，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们的祖国也有过屈辱的历史。
特别是近代，她落伍了，她衰弱了。
我们的母亲病了，这一病就是一百年。
这一百年，中国人流了多少悲愤的泪呀
这一百年，中国人流了多少抗争的血呀
这一百年，中国人又是牺牲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呀
英国人来了，无耻呀，他们不是带着友谊，而是带着毒品鸦片来的，仗着他们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英法联军来了，野蛮啊
强盗们不是带着和平，而是带着抢劫之心来的，他们烧毁了文明世界的瑰宝——圆明园。
葡萄牙人来了，可憎啊
一个弹丸小国，也从四亿多人口的中国生生地割去一个澳门
最残暴最无耻的日本人来了，他们不光要我们的财物，他们还要我们的土地，甚至还要我们亡国灭种
在所有欺负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人侵略我们最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最重，灾难最大
他们在中国横行霸道八年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他们哪里是人，分明是两条腿的野兽啊
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祖国如此多灾多难
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中国人受凌辱受欺负
因为我们落后啊
时过境迁，现在沉睡的雄狮早已觉醒，我们大步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青藏铁路延伸着你的智慧，神舟七号倾听着你甜美的鼾声，南海舰队护卫者你蓝色的版图，北京奥运展示着你自信的风采
金融危机袭来，你从容应对，所担负起的责任让西方强国都无地自容。
汶川地震，山崩地裂。
非典肆虐，冰冻雪灾。
在危难时刻，中国人民没有害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国人民勇敢地战胜了天灾人祸。
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民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腾飞吧——祖国，二十一世纪是您主演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高呼“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建党90周年演讲稿，主题“党旗指方向，党徽耀警心” 谢谢各位 看看谁有好的素材，鄙人感激不尽
方圆九州，泱泱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浩如烟海。
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缔造了强汉盛唐，领世界风骚几千年，何等风光
在纪念建党90周年即将来临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格外兴奋。
因为自己多年来无怨无悔、曾发誓要至死不渝信仰与追随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风云激荡的漫长征程，将迎来90周年的诞辰。
从风雨如磐的嘉兴南湖启程，一个创始时仅有五十余位党员，如今已发展为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政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率领下，肩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正带领中国人民在新世纪书写辉煌壮丽的新篇章。
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着崇高的目标无私奉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探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为着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不懈努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在共和国历史上，无论是在建国初期励精图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业化框架；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响应党的号召，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描绘民族复兴的伟大蓝图，中国人民始终与党团结一心，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
王进喜、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这些共产党人不仅发挥着先锋和模范的作用，还以他们的行动忠实地实践着党与人民同甘共苦、血乳交融的优良传统。
展望未来，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跨进21世纪的步伐仍在不尽平坦的道路上坚实地迈进、向前……在我们伟大的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接着巨大的挑战，担负着历史重任的时刻，我更有一种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任重而道远，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一份奉献。
犹如一盏明灯般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指引我坚定不移地做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有关中国英雄伟人的演讲稿500字
杨靖宇的故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伟大民族，有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每当遇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便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不惜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军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战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14年的艰苦抗战，东北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群众死伤数百万，抗日联军也损失惨重，无数民将地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不过，残酷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锻炼和和造就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
在这无数的战斗英雄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最让我感动，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杨靖宇。
民族英雄杨靖宇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
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胃肠里尽是未能消化的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寇无不震动。
他用鲜血浇灌着和平之花，用生命捍卫了人类的正义 文天祥宁死不屈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
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
”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陈天华遥寄血书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
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
救国
” 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
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
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
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
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杨靖宇献身抗日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
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
”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
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求一篇“建国60周年，我与祖国共成长，我与企业同发展”的演讲稿
呵呵，你好，看完你的补充，又专门给您找了下，是歌颂家庭和企业的。
希望您采纳哦，呵呵
祝你一切顺利
同志们： 欢声笑语辞旧岁，莺歌燕舞迎新春。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庆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代表厂党政工团向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离退休老领导、老职工和全厂职工家属拜年
向奋战在生产一线、经营管理、生活后勤岗位上的干部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族人民心系祖国、豪情满怀，在十六大、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电力工业飞速发展。
在祖国大好形势的带动下，我厂全体干部职工在厂部、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沿着厂四届四次、四届五次职代会确定的“三个战略定位”、“五项发展目标”和“内强素质、外求发展”两年跨越两大步的发展目标，众志成城、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克服了机组满负荷运行和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考验，开创了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提前**天完成全年发电任务，创造了****亿千瓦时的历史最高记录，安全生产局面保持平稳，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三期扩建有了新的进展，文明生产、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现代化管理、多种经营等经济技术指标再创新高，职工队伍稳定、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党风廉政责任制进一步落实，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良好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离退休老领导、老职工的关心和全厂职工家属的支持；这些成绩，凝聚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是全厂干部职工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团结拼搏的结果。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春的脚步已经临近。
当前，XX两个千万千瓦级火电基地建设和XX重化工基地建设已经启动，我厂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满足电网对电量的需求为己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大胆创新，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和发展实际，大力实施管理兴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建立激励，营造学习氛围，创建学习型企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培育特色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同志们，****年为我们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年XX电力工业美好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又为我们每一位职工创造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发展平台。
我相信，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有厂党政工团的密切协作，有全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有离退休老同志和职工家属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项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一定可以把XX发电厂建设成为安全、文明、高效的国际一流火电企业
再次祝愿全厂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和职工家属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你好，着一篇应该很适合你，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也是读的这一个，人家说还行。
希望能帮得上你
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看青藏高原脉动的祖国；看黄土高坡起伏的祖国；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祖国；看群峰腾跃，平原奔驰的祖国。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
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的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
中国像一只巨龙，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
曾经的民不聊生，曾经的满野战乱，曾经的东亚病夫，都已成了过去。
如今这片热土早已是天翻地覆、龙腾虎跃
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赤子，才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祖国的希望；正是他们，才使得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响彻神州，那么气势磅礴，那么雄壮嘹亮。
弹指挥间、沧桑巨变。
60年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
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
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面对让人措手不及大地震。
中华儿女没有气馁，我们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踩在脚下。
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卫星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的奔月梦现实了
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2008年，北京奥运会铸造辉煌
我们的体育健儿一举夺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
取得位具金牌榜第一的骄人成绩。
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60年的风雨无阻，6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的祖国必将继续书写不朽的传奇。
回首这60年。
这就是我们，一个不屈的民族
回首这60年。
这就是我们，一个腾飞的民族
跪求庆祝中国共青团建立九十七周年及精准扶贫演讲稿
97年来，共青团组织始终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自觉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自身优势，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推动中国青年运动始终沿着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方向前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组织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组织带领广大青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赤诚奉献，开创了共青团事业发展新局面。
实践充分表明，共青团不愧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不愧是党联系青年的牢固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