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 演讲稿
舟曲发生泥石流自然灾害,看到很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心里还是很沉重的,为身处在灾区的百姓们难过.从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看共产党,还是很佩服共产党的凝聚力,在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共产党的将士们,总是冲锋在前,尤其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部队战士们,个个奋斗在各种灾难的前线,是最令人敬佩的最可爱的人. 舟曲那个地方,看新闻图片,就是建造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平地之中,这次发生这么严重的泥石流灾害,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人类往往只是满足眼前的那点利益,没有前瞻性的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未来,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是一种长不大的幼稚,也是思想上的局限性. 通过这些自然灾害,人们不该仅仅沉浸在失去家园的痛苦中,还应该痛定思痛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今后应该怎样更好的避免灾难.仅仅靠外力救助,远远不如自助更加彻底.那些有权利的说话算数的领导,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当官不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吃喝玩乐,实实在在应该为大家做点好事,为百姓做了好事,也就是为自己做了好事.那些喜欢看笑话,放马后炮,讽刺挖苦的人们,也请你们停停,好好的写一些如何能改进管理,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真正有水平的议案.讽刺挖苦只能图一时的兴起,真正也起不到作用.如果真的想促进社会进步,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分析问题,找出原因,改正缺点,克服困难.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需要一个痛的过程.
求演讲稿 急急急急
中国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 9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拉·沃德和物学教授勒内·杜博斯合着了一部警世之书，书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
两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思想，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无数，却只有一个星球来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
今天，“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1999年已是第27个世界环境日，其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的未来”。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万人的幅度增长，世界人口1999年达到60亿，到下个世界中期将达100亿。
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吨。
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达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
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
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比本世纪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环境生态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还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认为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问题。
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
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刚刚看到这份报告时，“我们采取的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曾确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世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对自然造成过度的伤害，已经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情况下，人类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奴役自然，还是应该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
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涉及到对人类基本文明的重造。
所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 既有制度优势，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但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又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像大跃进时代那样；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环境治理，可以大规模集中地在全国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但社会政治热点一变，那么下面也就悄然无声，地方政府是不会主动去牺牲经济发展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但现有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而且会有扩大的趋势。
既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充分总结欧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可能性。
但又有不发达的劣势，不但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上了许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初级工业项目，甚至实际上就是以牺牲环境而获得一定经济发展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环保意识，而造成了无法治理的环境局面。
这似乎在经济发展中又走了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难以超越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还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文化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在大多数人那里实际上还处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阶段。
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与金字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结合中，正显示着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还没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支持这种世界观的社会结构和机制。
因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在工业活动中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还以“左”的思维方式，计划体制的制度形式，在历史活动中造成了对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的伤害，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生机与活力。
显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树立起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观念的变革。
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代价的。
这种分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群的分化、阶级和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人类主体和理性意识的产生，使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主体而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并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概念逻辑去认识自然，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从事自身的生存活动。
正是这种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及其社会化展开，人类跨入了第一个文明社会——奴隶私有制社会，创造出了原始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
但奴隶社会的极端贪婪和种种残暴也促使了人们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的创始人物老子和庄子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的私有制社会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以及所产生的罪恶和苦难。
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内涵复杂而精微，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类社会也应该返朴归真，最终回到一种君主无为而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中去。
庄子则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私有制社会。
他一方面对那个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残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绘了一个人摆脱了“物役”，回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会。
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谓“齐物论”。
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美丑、是非等判断实际都是人的主观“我见”， 他举“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故事（《应帝王第七》）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得不安宁。
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无意志却无为而无不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舍弃和忘掉人工作伪的知识，回归人的自然纯朴的本性。
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宁，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道家虽然已经看到了技术（即“机械、机事、机心”，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影响，但道家更多是从社会的分裂、文化的作伪和自身的素朴自由的身心体验而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虽然其中充满着内省的智慧，如对私有制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人类的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理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双重作用的认识，以及保持素朴身心的种种体会，但道家的这种期望通过消解文化来澄清人心，使人回归一种近乎原始的存在状态的社会理想，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另一方面，道家在这其中所领会感悟的天（自然）人关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当有调适作用，而且对人们思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中国道家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则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
他与道家一样，都认为自然是无意志，无目的，但他不认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仅此而已。
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为君主是否贤明而变化，也不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而人的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社会是富强还是贫弱取决于每个人是否努力劳动。
正是在这种价值视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能够也应该适应天时地利去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创造出财富，使社会富强，人民安乐。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仅限于社会领域的当官的“有为”推向了自然领域，并因此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解蔽）和逻辑学思想（正名）。
值得思考的是，荀子还提出了“性恶论”和“礼仪法度”的思想。
这些与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有着体系性的内在联系。
如果对中国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话，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源期，似乎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古代希腊文化的原始的文化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同时也由于缺少对这种文化体系的本体论的学术支持，因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化体系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结出近、现代的自然科学之果。
相反，汉代实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后，中国古代这一文化体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国虽有众多技术发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发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能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发育生长出来，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也与这种文化体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发展有关。
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释道互补，最终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构，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以其“灭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题，担负着压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彻底关闭了自身体系发育自然科学视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将自然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的中华古代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文化不但由于缺损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心情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并没有因为伦理化中的“田园诗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工业化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自然” 在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基础上，希腊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更多表现出功利性的特征。
在世界思想史上，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通过对宇宙始基的追问开始的。
中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之说，最终形成了以“气”为统一的始基，以五行的变化为规律的物质观。
古希腊哲学通过一系列假定最后把宇宙始基规定为“存在”和“原子”。
“存在”的古希腊语转译为英语为“to be”即汉语中的“是”。
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后，对“存在”的探索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西方文化中的这个“存在”实际就是对自然说“是”（相当于老子的“道可道”），即以人的主体特性来对自然做出判断、认识和进行理性建造，形成“世界“的文化过程。
所以西方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以范畴的形式来为自然制定逻辑法则的哲学，所追踪的是人的理性所建造起的共相世界，表现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和驾驭意识，即后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所明确表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所要追踪的则是非语言逻辑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而“原子论”则形成了西方人的物质观，自然与世界被认为是由无数个自由的单质 个体所组成，它们相互冲撞、相互竞争、互相作用而形成了有形的物质世界，这里单质体的“一”与“多”，“一”只是无数个“一”中的“一”，而不象中国道家的“一”是唯一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开始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价值论的，是认识和假定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表明了希腊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假定：世界的存在的基础是个体性的，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发展及其秩序都是在个体相互竞争中形成的，而不象中国道家那样认为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尚的“道”即“一”或“气”所氤氲化育成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中，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表达了两种基本文化信念：在其本体论中，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宰，人的理性建造和绝对的理念世界，这显示了人类主体的内在尺度及人类精神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而在其物质观中，则强调了自然和自然本身的自我演化机制，认为世界秩序源自于强有力的自然个体的相互竞争的“天机”[①]。
这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宏观界定：人类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有机部分，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而生活和劳作[②]。
在希腊文化其后的发展中，其本体论在与犹太文化的结合中具有了人格神——上帝的形象，“上帝“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和人的绝对主宰；而其物质观则在其自然哲学的形式中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在十六世纪脱颖而出发展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原子”这种原来只是价值论的认识工具居然在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中变成了真在的东西，而其自古希腊开始的工商经济、城邦民主体制、古罗马的征战、及其后来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方民主法制制度，实际也无不是“原子论”结构的历史形态的写照。
进入十六世纪后，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世界重新挖掘和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并创造出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类的生活面貌。
然而，这不但意味西方人源自古希腊的那种主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价值意愿在数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等科学中被极大地强化，而且还通过科学获得了主宰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这个时期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使整个自然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步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他们认为，自然“一切都是给定的”，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严格按照轨道运行的，只要认识了这个必然性，把握了其中的规律，人类就可以像摆弄钟表那样控制和改造自然这部大机器了。
终于，随着最想赚钱，因而也最愿意利用科学工具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轰鸣、铁路的纵横、工厂烟囱的耸立、汽车的奔驰和原子武器的释爆，人类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工业化在给人们带来众多享受的同时，也将人类居住的地球带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全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热带雨林急剧减少、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和减少、大量物种消亡、以及美俄核武库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等等。
在传统工业化所引入的新纪元中，自然似乎在反抗人类，开始报复人类。
正因为如此，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了”，实际批判的正是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人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其后非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和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其文化本质正在于要摆脱于语言逻辑的牢笼，消除理性的束缚，复归人的感性生活，寻求人与自然的一种整体化的和谐的关系。
而十九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热力学的创立以及本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现代宇宙学、系统论、复杂科学等的出现和发展，实际已经开启了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科学之门，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奠定了科学基础[③]。
三、两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工业化及环境问题比较 进入二十世纪，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批判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的模式，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都有着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其环境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关的特点，通过两种体制中的环境问题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问题。
在从文化上来回顾西方工业化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推动的工业化都包含着一个价值论意义上的“绝对主宰”的影子，但其工业化却是在没有主宰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
这就是说，西方工业化在其价值本质上是为了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因而在其社会层面表现出了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价值心态，但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却由于一个个想称霸的企业主体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抗衡而使其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不可能称霸而由“市场合力”来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充分地表现了古希腊原子论的结构原理。
因此，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有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有企业业主这样一个个企业的“主宰”，同时在文化领域还有着自由主义为之摇旗呐喊。
然而，正是由于市场体系中的这种充分的个体意志自由、充分的理性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使得市场体系在其宏观整体上显示出了一种既没有绝对意志主宰，也没有自觉理性的性质，而是恩格斯所说“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历史合力”起著作用，因而使其变成了一种由“合力”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这正是西方工业化“先发、内生型模式”的文化特征。
因而，西方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实际也是由这个文化特征所支配的。
从文化上看，西方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工业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手段有关，但在其现实性上却是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说，欧美工业化中所产生的各类污染在本质上是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
二是在市场体系的条件下，企业的导致环境污染的自利行为最终又会被企业竞争中的一般化的自利行为所制衡，进而通过社会的意识化的过程而产生制约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和社会机制。
这就是说，市场体系中工业污染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政府理性指导下的市场竞争，而在企业自利的基础上产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机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环境污染是企业的自利行为导致的，而最终又是在企业自利行为基础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机制。
比如企业污染环境后会遭致公愤，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不利，而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又会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遭致政府的法律处罚和经济制裁，进一步发展又使清洁生产、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受到社会的赞扬和欢迎，而绿色环保运动和生态伦理的出现更是使企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遭谴责的不道德的行为。
这一切都会对企业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演化和生成出一种包含了环境意识的新的市场秩序。
值得强调的是，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等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只有在市场本身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物质和信息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
所以，在市场体系中，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的损益来影响和推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及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另一种文化特点。
一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模式中，企业被消解了财产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变成了整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被控的工业单位，而不再是一个经济主体。
因而，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不是一种个体，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既无自身意志自由，也无所谓理性（理性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的），更没有企业间的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企业实际只是政府部门经济职能的延伸。
因此，一切经济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计划指令来进行，整个计划体系中的经济运作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实施操作的。
从文化上来认识这个体系，不知只是一种文化的巧合，还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真的延伸，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的“气化论”的原理（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运化万物）。
这样，与欧美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相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在其微观的经济领域里恰恰是没有个体性的“主宰”的，企业没有自身的利益，没有人格化的企业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当然也没有企业业主的“主宰”，因而也就没有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竞争。
因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系统是一种没有自然发育、发展过程的，因而是没有自身秩序信息源，没有内在生命活动的人造系统。
二是在计划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经济结构，假定了一个超越了自身历史发展水平的高居的系统主宰和控制者。
由于计划体制的工业化系统没有内在生命活动、内在秩序信息和生命活动机制，因而必须造就一个外在的系统控制和操作者来推动这个系统运作。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社会管理者们“自我超越”，一下子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绝对控制者，在对西方工业化知识的非经验化的批判和借鉴中，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被假定为通过政府有计划地、科学地组织和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跨越市场化阶段，走一条多、快、好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这样，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在一个假定的历史前提下，以一个“至善”的社会理想目标，而自我赋予了绝对权力，成为不但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直接操作者。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本质上不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社会管理层在“至善”的价值理想推动下的一种意志化的历史活动[④]。
这里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即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工业化中，工业化本身所暗含着的“绝对主宰”的价值意愿与计划体制金字塔社会结构所包含着的价值意愿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共振（中国大跃进就是这种共振的表现），从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个大系统中极大地强化了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管理者在工业活动中意志化行为。
这就使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导入了一种没有制衡机制的社会架构中：工业化中的人的主体价值意愿缺少了市场化中的“市场合力”作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力量来制衡；计划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中的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化行为缺少了市场化的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市场的理性行为来制衡。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缺损了自然（包括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对人主体性的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在历史活动中这一瞬间了失落了大自然的法则。
然而，实践表明，这种社会架构中的工业化活动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都是一种危险的历史尝试：一种“至善”价值理想支配的没有制衡的意志化行为所推动的工业化虽然实现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增长，但其后不仅付出了低效益、资源浪费、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大规模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也在其力图使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科学化、秩序化、均衡化和道德化的唯心意志统制行为中，压制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如农民多养两只鸡也是不准的），阻碍了经济主体的发育，并在为保持这种无个体、无主体性的文化结构所进行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以及所宣扬的各种极左思想观念中对人民的思想感情造成了极大地误导和伤害，从而逐步把经济和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污染问题也与这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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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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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拖延症 篇一延症与执演讲稿 拖延症与执行 开场：同学们好，老师好。
相信多数同学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新名词——拖延症。
顾名思义，所谓拖延症，就是指事事都会无意识的拖延。
也许本来做好了详细的计划，一到实行的时候，就想着，再等一会，等一小会。
等着等着，这件事就那么过去了。
曾经有一位叫做钱鹤滩的学者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从某一方面来看，拖延症无疑压制了一个人的执行力。
本来无关紧要的事，日积月累下来就做不完了。
说到这里，我想做个小调查。
各位同学认为自己有拖延症的，请举一下手。
（——）那请问，这些举手的同学，你们是否认为拖延症阻碍了你们的计划，压制了你们的执行力。
（——） 其实，根据调查发现。
拖延症大多来自一定的时间限制。
假如一件不大不小的事，给你10天去完成，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会无意识选择拖延，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既然无足轻重，一定很容易就办到，等期限快到的时候再去做也不迟。
结果到了第八天，第九天甚至第十天你才去做这件事，本来慢慢做可以非常漂亮并且轻松的完成任务，却因为拖沓导致任务完成仓促，虎头蛇尾。
甚至需要外力的帮助去草草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