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
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
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
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
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7]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
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
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
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
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
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
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
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
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
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
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从小说内容而论，则表现在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上。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与现实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小说的内容变迁紧密地跟随在时代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后面。
从最初的“伤痕”到“反思”，再从“知青小说”到“改革文学”，新时期小说的每一律动，都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对应，参与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解放。
而像“人道主义”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学潮流，实质上也在传达着另一种政治观念，体现着作家们更具独立性的社会关怀。
此后，9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小说创作潮流，也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着作家们的现实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时期小说的文学精神有一定的变化，传统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讽（最典型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新的历史观解构和嘲讽着传统的历史小说），其表现也有明显的衰退。
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古典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精神在悄然兴起，成为时代性的文学潮流，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颓废意识。
“颓废”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学特征，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没有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强的颓废内涵，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儒家、佛教思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士大夫气息的悠久传统，也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特征。
大体而言，中国文学中的颓废更多旁观冷嘲的姿态，也与隐逸享乐的心态联系得很紧密。
这与西方的颓废思潮往往带有厌世色彩，并与唯美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区别。
因为中国文学的颓废往往是传统儒家思想失败后的产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将实现社会责任抱负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要能够顺利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转换也有相当的难度，于是，许多人在失意情况下，会放弃儒家思想，陷入虚无和怀疑的人生观中，沉湎和满足于个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带着虚幻而放诞的色彩，其文学也就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颓废思想。
另外，中国文学的颓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矛盾和困惑。
因为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强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难遽然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就导致中国文人的颓废往往是不彻底的——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一样。
颓废文学精神在魏晋士大夫阶层中有集中的反映，鲁迅的《魏晋文学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了非常透彻的论述。
当然，不只是魏晋之际，庄子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着颓废思想的内核，明末文学是其更极端的泛滥。
新时期小说颓废思潮的兴起与时代文化的嬗变有密切关联。
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与此同时，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这当中，文学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并被暴露出依附时的虚伪和造作之态，使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选择固然是五花八门，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离，传统文人的颓废思想自然会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来。
这一点，正如有学者对晚明文学的分析，“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
……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濒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
”[11] 宽泛一点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颓废色彩。
作家们意识到文学在现实中的无力局面，转而以对形式的追求来抗击现实，其中包含着某些传统文学的颓废色彩。
有学者的论述是准确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对沉郁、颓废的审美偏爱和内心渴求，叶兆言和苏童才一起踏上‘怀旧’的艺术之舟，驶向过去的‘死亡’的时间河流。
”[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义，或者说开启了新时期小说颓废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贾平凹。
他在80年代曾经涉猎过改革、“寻根”等题材，其创作中不无“载道”的痕迹，但在1992年问世的《废都》中，他敏锐地表达了文学边缘化后知识分子的颓废和无奈主题。
作品中庄之蝶的颓废和死亡，以及整个西京文化界的衰败，传达出作者强烈的文化失败感和虚无主义精神。
就像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借鉴了晚明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着晚明的颓废传统。
贾平凹的这一创作精神在90年代后有非常广泛的继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轻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韩东、朱文、张旻等。
与贾平凹一样，这些作家也感受到传统文学体制崩溃后的虚无，但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体制的依赖要少了许多，并且，他们对残存的文学体制表示了一定的独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学抱负，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没有真正摆脱现实体制的限制和压力，于是，就往往借助于性、虚无、唯美等颓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反抗。
具体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活观念上的虚无态度。
他们的主人公往往对现实不满，却无力改变，于是选择性和虚幻等方式作为反抗社会的方式；二是强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局限于个人命运和生存价值，很少思考与社会有关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写到个人以外的现实生活；三是艺术上的文人情调。
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存在较大的个人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个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传统文人情调，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小说家所表现出的古典文学精神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现实主流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这多种因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很难进行简单的分离。
比如新时期小说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现代启蒙精神，也与现实政治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有直接关联；同样，颓废思潮也包含有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带有后现代文化的浓郁印记。
甚至可以说，颓废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泛滥，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方兴未艾。
反思：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对于新文学来说，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牵涉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来源。
正因为这样，自新文学创始之日起，不断有人对此作过思考和探讨。
鲁迅、茅盾、沈从文、王瑶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专门发表过意见，近年来，又有郑敏等作家和学者进行深切的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关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关乎小说自身，而是必然要联系到新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联系到新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走向。
一、解放观念，以更开放的观念对待古典文学传统； 正如前所述，新文学传统一直以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对此，过于苛责前人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时代迫切需要去旧迎新，学习西方是它的首务。
但是在今天，确实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文学传统。
这首先与时代文化特点有关。
今天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商业文化正在将整个人类文化纳入其轨道和规划中，在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学也应该调整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
经过几千年的繁衍，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
保持民族文学（文化）的特点，必然对悠久的古典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个性。
“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
……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
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
”[20]闻一多的这段话虽然说于上世纪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在对古典文学的思考中，需要对“现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
现代性是时代潮流，但是，是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性就是简单的进化论线性发展，已经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
文学的现代性的问题尤其复杂。
作为一种独特精神产品，文学的评价绝对不能以简单的进化思维来进行，文学不是现代一定胜于前代，而是各有特点和价值。
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长的魅力，丝毫没有失去意义。
最后，还要考虑到文学的基本创作规律。
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特别强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
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21]确实，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没有承继的创作，作家的承继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在这个方面，一个作家能否与传统（古典）文学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系，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响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学小说历史而言，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得益于古典文学传统，鲁迅、沈从文、茅盾、张爱玲、孙犁……几乎无不与古典文学保持有深刻的联系。
反过来说，受时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说对古典文学传统较多地疏离和批判，主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尽管其创作也有其特点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意境上却有明显不够[22]。
借鉴前人，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历史，对古典文学持简单的菲薄和拒绝态度。
与之相直接关联的还有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持续性问题。
这一问题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则众说纷纭。
我以为，作家传统文学修养的深厚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作家文化积淀的是否深厚，对民族审美传统体会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够将现代艺术和传统（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作家创作生命力的长度，也决定其创作持续力。
二、以更科学的态度甄别和继承古典文学传统； 保持传统，并不排斥创新，并且也绝对不是完全追随传统，而是应该坚持科学地反思，有选择有甄别地看待和吸取。
具体来说，我以为，应该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以现代精神为主导，侧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简单的回归。
中国古典文学内涵很丰富，其中有适应新时代者，也有落伍于时代、应该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观的取舍。
从精神而论，入世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有其积极价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沦落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会为时代所淘汰。
新时期小说在80年代表现出的教化文学观念兴盛一时，却在90年代后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辨析清楚对传统教化文学观念精华与糟粕的取舍。
形式方面也是一样。
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以及传奇性、故事性等特点，都不宜作简单的回归。
“新笔记小说”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它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却没有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并且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形式也许适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绪和奇闻逸事，却不能反映更广大的、迅捷发展的生活，也难以传达出现代的人文思想。
我以为李庆西的话是有道理的：“‘新笔记小说’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小说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
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指导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
”[23]同样，现代文学时期，废名的“诗化小说”也足以作为教训。
他的《桥》、《莫须有先生作飞机》等作品完全走传统抒情文学的路子，忽略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性，虽然个性独特，却失去了读者，并不成功。
相比之下，沈从文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更为灵活，融合的现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生活。
传统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于文学典籍之中，更存在于现实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
离开现实去追寻缥缈虚幻，只能得到空虚而不是切实，也不能将传统活用，探询到既合于现实又蕴涵独特民族审美特征的道路。
而且，传统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间和现实，应该是它们的集合。
我以为，新时期小说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
以语言为例。
从基本方面讲，“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
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
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24]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古典文学的语言（包括文言文）作简单的否定和割裂，虽然它已经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独特美学效果，又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发展都依然有借鉴意义。
然而，简单地模仿显然是错误的，毕竟，这种语言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具有表达现代生活的直接价值。
它必须融合于现代口语中，将生活语言和文言文的韵味结合起来。
鲁迅曾谈过他小说的语言：“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为四不象的白话。
”[25]事实上就是文言文与现代口语的有机融合。
新时期小说中，贾平凹等作家对古典小说语言进行借鉴，方法不无意义，但却没有与现实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离，显得过于拘泥和做作，我以为是失败的。
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李锐的《银城故事》等作品，尽管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和学习是有意义的，也有独到的收获，但也存在着为形式而忽视生活的缺陷。
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实血肉，吸纳了再多的古典文学因素，也只能是显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则会流露出模仿和编造的痕迹。
三、深化与超越传统，寻找到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 传统不仅仅是被继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
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体现了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才能在整个人类文学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显著特点。
这种个性既体现在题材、关注角度、艺术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内在精神、审美特征的体现，是对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美学精神多方面的合一。
只有形成了独特民族个性传统，才会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才能显示自己无可替代的特征。
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传统个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有共同的关注和命运，世界性才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方向。
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我以为，文学当然要有对人类的、世界的关注，但是，任何的关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美学视阈表现出来。
这种具体就是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与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扩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义）。
只有民族的个性，才能体现文化的丰富，也才能真正抵达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处。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个成功的民族文学都有其独特个性。
如德国文学的哲学性；俄国文学的神性；美国文学的世俗性等。
如何对传统进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这里可以简单阐释清楚的，但在保持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与现代、与生活相融合，应该是其重要的前提。
在这方面，日本现代文学是做得比较出色的。
它很好地吸取了传统文学的精髓，又有丰富多彩的个人风格和生活题材表现，是传统与现实的融会，也凸显了日本文学的独特审美传统。
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虽然个性不一，但他们共同体现了日本民族很多独特的精神，其审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
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继承和超越，我以为有两个特征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
一是精神上的现实关注，二是美学上的诗性特征。
中国文化以关注现实、缺乏超越性为特点，这当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创新的一面，但它并不完全是缺点而是其个性所在，对人类现实生存的关注并非不能抵达文学的深邃处（《红楼梦》就是显著的例子）。
与其勉强放弃自己追随别人，不如自然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在继承中有所发展。
艺术方面，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学体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体裁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想精神，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生活和审美风格，凝集了独特的民族记忆和民族个性。
今天，诗歌已经不是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说等体裁中应该承继诗性的传统，作为自己个性的特征。
当然，无论是现实精神还是诗性传统，都不是要求作家们作硬性的、简单的追随与对应，真正优秀的传统继承应该是如盐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简单的外在形貌。
当然，新文学要实现古典文学艺术的现代继承，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我以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急切加强：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
只有在拥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和艺术感悟力的基础上，才能深切体会其特点和个性，将它们转化到现代创作中。
在作家的传统素养中，除了艺术层面，还应该特别提到哲学层面。
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与西方哲学思想双峰并峙的独特价值，也深入地贯穿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中。
如果能够深入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对于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深层次联系，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需要加强对古典文学理论的开掘和利用。
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直有学者在呼吁，但成就不大，我以为，应该加强创作和理论的联合。
创作的借鉴是理论成功的前提，否则，理论很容易在自说自话中萎缩。
反过来，如果能够对古典文学艺术作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今天作家的创作产生启示作用，就能够在创作中复活某些古典文学艺术传统。
创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复活，否则，研究再多，也无现实意义，也依然是沉寂，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 \ 随心所欲
什么是伤痕文学，伤痕诗歌
1、伤痕小说：2、反思小说：3、寻根小说：4、知青小说：5、大墙文学：6、“现实主义冲击波”7、新写实小说：8、先锋小说：9、女性主义小说：10、归来诗人：11、朦胧诗1、伤痕小说：产生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主题主要于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宗璞《我是谁》。
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2、反思小说：主要指1979至80年代初出现的对解放后几十年曲折历史和人的现实处境等进行反思的小说。
发轫之作：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他代表性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绿化树》等；长篇小说：《古船》等。
与伤痕小说内容上有交叉，是伤痕小说的深化。
但存在偏重于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不够等缺陷。
3、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
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
（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
4、女性主义小说：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我国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独特的社会、情感经历、带有鲜明女性性别特征的小说。
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男权话语的抗拒是其中心价值取向。
代表作家有林白、陈染等。
5、归来诗人：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一度被冤屈而消失了的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其名得之于艾青诗集《归来的歌》。
6、朦胧诗：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诗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
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7、大墙文学：指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迫害而被关押在监狱的“大墙”之内的人们的遭遇的文学作品，在伤痕文学或伤痕小说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是其中一个独特的类型。
代表性作品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类似的作品还有王亚平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
8、“现实主义冲击波”：（1）时代背景：90年代中期，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企改制、转轨等。
（2）代表作家作品：河北三驾马车——谈歌《大厂》、何申《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关仁山《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醒龙《凤凰琴》、《分享艰难》。
（3）主要特点——A关注低层群众的生存命运，体现社会关怀精神或公众意识。
B不回避生活矛盾，大胆表现改革中的一些热点与焦点问题。
C弘扬主流文化精神。
9、寻根小说：对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的小说，其目的主要在于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活用资源，重铸民魂或民族精神，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参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所谓寻根，就是寻求民族文化之根。
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
其特点是：一超越政治视角，走向文化视角。
二是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参预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10、新写实小说：指（1）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2）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3）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
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11、知青小说：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
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
代表作家有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代表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
填空题型：如：宋宝琦和（谢惠敏）是刘心武伤
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合理的分析并列举重要的作家作品
最值得一读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茅盾文学奖”那些获奖作品中，也有几本好的，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古华的《芙蓉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凌力的《少年天子》、刘心武的《钟鼓楼》、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就不想多说了，其他小说也很不错。
例如：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当年洛阳纸贵
谌容的《人到中年》，从没有过如此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震撼
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大运河上的田园之歌。
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屠格涅夫式的山水诗话与“浩劫”中的人情风貌。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军旅文学中的佼佼者，感动一代人。
路遥的《人生》，人生的路途，最重要的就是那么几步。
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生活就像万花筒，呵呵。
陆文夫的《美食家》、《围墙》，没见过苏州美食吗，没见过修墙讨论吗，来看看吧。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继鲁迅先生的《伤逝》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分析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品。
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悲壮的知青纪念碑。
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既得小集团利益是如何阻挠发展的，看着惊心
阿城的《棋王》，“三王”系列中精彩之作。
周梅森的《军歌》，最早涉及“国军”的作品之一。
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民国的风情，其中《状元境》、《追月楼》两篇值得一读。
王小鹰的《一路风尘》、《丹青引》，想知道什么是学术腐败及其危害，请看上面两部作品。
叶辛的《蹉跎岁月》、《孽债》，另一面知青的生存纪念碑。
刘心武的《如意》、《立体交叉桥》，人道主义在闪光。
邓友梅的《那五》、叶广芩的《采桑子》，没落的八旗子弟的悲歌。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书中原话，当时全民大讨论、大争鸣中）
戴厚英的《人啊，人》，人为的“斗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请看书中分析。
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寻根。
张炜的《古船》，我们为什么要残杀，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残杀
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京味十足的历史小说。
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逃犯》，大墙文学。
张贤亮的《绿化树》，人在逆境中，需要挣扎、支持与精神上的追求。
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如果你爱她，就把她送到纽约，如果你憎她，也把她送到纽约”，这句话被很多人牢牢记住。
王旭烽的“西湖十景”系列文化小说（已写成八篇），原来西湖的民间传说、稗官野史可以那么动人，其中《平湖秋月》还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坚持与守望。
书目繁多，就不一一枚举了。
我今年打算看徐小斌的《德龄公主》、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凌力的《北方佳人》、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书，这些都很不错的，个人推荐，希望你有精力去读。
另外，港台文学中也有不少不好作品。
例如台湾女作家杨海薇的《孝庄秘史》（一部不错的历史小说）；琼瑶的《我的故事》（研究琼瑶现象不可逾越的参考性自传体小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武侠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洒金笺》（商战加言情的小说，取材也有可取之处）；台湾作家刘以鬯的《酒徒》、《龙须糖与热蔗》（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上面这些书够你读很长时间了，都是传统书质载体的小说，没有网络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不一定都有单行本，有的要找当代文选或作家选集才能看到。
当然，如三毛、贾平凹、王小波等作家的作品我并没有推荐，原因是自己并未认真看过，所以不好乱评论，但他们的作品究竟好不好，时间和历史会证明的。
个人认为1978年—1989年这个时期的小说最好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是选材还是写作手法都实现了多样化，而且每次新作的出版都能带来强烈的论争，直到今天我在重温这些作品的时候，依然被它们直面问题的激情所点燃，依然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所紧扣。
现在的作品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简述中篇小说在新时期崛起的原因及主要成就
论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作者：邝邦洪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广泛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数量上看，从1976年末算起至今，应以数以万计来计算，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罕见的现象。
它的优秀之作，单从中国作协主办的4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来看，就有67部。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题材新，主题新。
一是出现了反思历史生活的作品。
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等，尖锐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象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探索了造成伤痕的历史原因。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绘了19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悲剧，让人们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击。
他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强迫到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贫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视，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
这些作品都深入探讨了造成知识分子人生痛苦的历史原因。
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等，不仅描写了老干部在极“左”路线迫害下的悲剧命运，而且也写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问，自省人生的责任。
以上这些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代历史的中篇小说，无不体现了作家具有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
他们敢于冲破禁区，对历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审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充分地发挥了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批判功能和战斗作用。
二是出现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
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
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传递了时代的新信息。
这类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冲突，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
三是出现了军事题材新突破的作品。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军事文学中具有突破性成就的中篇小说，它突破了“无冲突”论，敢于正视军队内部的矛盾。
它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又深刻地反映了部队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丰富多采的当代军人形象。
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虽然反映的是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但作品同样注重揭示军内军外相关联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着眼于写人。
总之，新时期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突破了过去军事题材小说只追求“战壕真实”，把小说写成“战斗文学”的老框子，标志着军事题材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开拓。
四是出现了一大批过去没有或少有的各类题材的中篇小说。
有写知青生活的，如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阿城的《棋王》等；有写大学生生活的，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有对婚姻恋爱、伦理道德进行新探讨的作品，如张洁的《方舟》、航鹰的《东方女性》；有写藏族生活的，如马原的《风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有写抗日战争生活的，如莫言的《红高梁》；有写民间传奇故事的，如冯骥才的《神鞭》；有写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也还有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动荡和心理变迁生活的作品，如毕淑敏的《原始股》、何继青的《军营股民》、张欣的《首席》、钟道新的《单身贵族》等等。
这众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出现，显示了作家们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也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注意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关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用他们的笔去真实地描绘这一切。
二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创造了新的人物现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就其数量来说不多，典型化程度很高、很深的更是凤毛麟角。
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能给我留下一定的印象，如陈勇、蔡锦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崔克坚（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王应洪（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傅老刚、黎老东、小满儿（孙犁的《铁木前传》）、申玉技（康濯的《水滴石穿》）、阎兴（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可以说，“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塑造工农兵形象为主。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继续塑造了工农兵形象外，还创造了过去文学作品中未出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例如较突出的有李铜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陆文婷（谌容的《人到中年》）、吴仲义（冯骥才的《啊》）、罗群、冯晴岚、宋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车篷宽（蒋子龙的《开拓者》）、傅连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武耕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冼文弓（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袁翰（朱苏进的《射天狼》）、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张思远（王蒙的《蝴蝶》）、王辉凡（韦君宜的《洗礼》）、盘老五（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高加林（路遥的《人生》）、王一生（阿城的《棋王》）、那五（邓友梅的《那五》）、石义海（刘心武的《如意》），以及秦波（《人到中年》）、吴遥（《天云山传奇》）等。
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经达到典型化的高度。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它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把知识分子写成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反面人物，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一扫过去这种不良倾向，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人物来写，而且还把知识分子作为先进人物来歌颂。
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他在极“左”思潮的年代，由于坚持真理而被打入社会的低层，惨遭批斗，但他身处逆境仍不气馁，不悲观，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写出了《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带领天云山区的人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在18年的“超负荷运转”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地位低、工资少、住房挤，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疾苦，“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在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孺子牛”精神，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在党的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这类知识分子形象不仅蕴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也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
另外，像冯晴岚、宋薇、周瑜贞（《天云山传奇》）、吴仲义（《啊
》）、曹千里（《杂色》）、辛启明、魏大雄（《土壤》）、梁倩、柳泉、曹荆华（《方舟》）等知识分子形象，都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创造了新时期改革事业中的开拓者形象。
在新时期的改革事业的进程中，有困难、有阻力，也有消极、落后方面的因素，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勇于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理想色彩的开拓者形象，以鼓舞人们开创改革事业。
例如《开拓者》中塑造的车篷宽，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四化建设的腾飞，在我们这个有自己国情的环境里，面临的困难却是多方面的。
他在进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可谓四面受敌，上到D副总理、省委书记，下至工厂厂长，以及自己的妻子等，“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
可他逆流而上，直面复杂多难的观实，有胆有识，敢于冲击上司的官僚主义和僵化的保守势力，大公无私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他知人善任，勇于大刀阔斧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他讲科学而不蛮干，励精图治，推行了他的企业思想。
作者突出了他富有进攻精神的开拓者品格。
《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也是一位四化建设中的大无畏的开拓者形象。
他为了实现省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毛遂自荐到老大难的佳津地区去进行改革，在那里他遭到了“维护山寨绝对利益”的地委的坚决抵制。
面对着阻碍改革的封建意识、宗法观念、地方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抗拒革新的顽固势力的围攻，但他没有妥协，没有气馁，迎难而上，最后他被逼得走上自我毁灭的境地。
他为四化建设积极献身的精神，震撼人心。
像这一类开拓者的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个性鲜明的强有力的改革人物形象，对于鼓舞人们从事改革和四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在塑造军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具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方面，比较注意追求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往往不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不写英雄人物的真实情感，导致“神化”英雄。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时，则注意把英雄人物写成活生生的真“人”，写出英雄人物的不同个性，写出英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崇高又平凡。
《高山下的花环》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新突破是十分突出的。
在塑造梁三喜这个英雄时，作者突出了这位来自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子弟，继承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坚韧宽厚的气质；对祖国、对革命事业一片忠诚，具有淳朴厚道、坚毅刚强的性格；在战前，他严以带兵，宽以待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掩护战友具有自我献身的精神。
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军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
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又赋予了梁三喜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写了他的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
作者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丰富“情感”来增强震撼人心的力度，让读者深深感到英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有七情六欲。
作者敢于写梁三喜的丰富情感，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因为在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来写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的。
在塑造赵蒙生这个英雄人物时，作者敢于写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和转变过程。
赵蒙生从想当“逃兵”到为国而战，并成为战斗英雄，他的深刻变化，是真实可信的，激动人心的。
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写指导员身上有缺点的，也不可能将一个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
李存葆敢于把这样一个身上有缺点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无疑是一个发展和突破。
另外，像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袁翰（《射天狼》）、冼文弓（《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沈巧、黄金桃、欧阳美怡（《沙海的绿荫》）等军人形象的塑造，都具有新的发展和开拓。
三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与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相比较，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言行、细节以及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也有一些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但不是很突出；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除了继承和运用以上的传统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向人物的灵魂深处开掘和探求。
王蒙在《蝴蝶》里，大胆吸取和采用西方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等艺术手法，着重描写张思远的内心活动，剖析他的精神世界。
张思远这个人物在外形上和性格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虽然不太突出，但他的内心活动的轨迹，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谌容在《人到中年》里，就写了陆文婷在昏迷状态中的幻觉、臆念，通过她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陆文婷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欣慰与忧患、欢乐与烦恼、困惑与信念、忏悔与期望等等。
作者运用人物的意识流动去揭示陆文婷的心绪，既符合陆文婷内向性格的特征，也与病中特定氛围下的人的心境相适应。
还有汪浙成、温小钰写魏大雄，张一弓写李铜钟，张贤亮写章永麟、龙种，水远宪写傅连山，朱苏进写袁翰，刘恒写周兆路，陈建功写卢森等人物，都很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作家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其目的都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丰富、真实，给人以立体感。
作家们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大突破，因为在极“左”思潮横流的日子里，作家描写人物多样的内心活动，往往被指责搞“人格分裂”或醉心于“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
其次，在结构艺术方面。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主要是继承以情节为主体的传统结构艺术，一般都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即人们常说的纵式结构。
在“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刘澍德的《桥》、康濯的《水滴石穿》、刘白羽的《火光在前》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艺术。
而新时期的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探索和尝试着多样化的结构艺术形式。
有的作家比较明显地运用了心理结构（又称意识流结构），如王蒙的《蝴蝶》，通过张思远的心理流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过去、现在、未来迭替出现，使得整个故事时断时续，起伏跳跃，用有限的篇幅，反映时间跨度大、空间开阔的生活。
这部作品只有4万余字，就写了张思远30年的生活经历。
这种结构还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有的作家，还尝试着把传统的情节结构和心理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运用，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一方面，是按发病、守护、诊断、垂危、抢救、初愈等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来安排情节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人公病中的幻觉、忆念，以及主人公的丈夫、好友、同事、领导、病人的回想，把陆文婷的身世、学业、工作、爱情、家庭生活等并不连贯的20多年的生活图景压缩到一两天时间里来表现。
这种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结合起来运用的结构方式，不仅有助于表现广泛的人生内容，而且也有助于塑造陆文婷的形象。
另外，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采用了书信体结构，让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酣畅淋漓。
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探索了立体交叉的结构方式，除了头尾两节采用第三人称外，其余各节均用第一人称交叉自我叙述，在各自的叙述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以上提到的结构方式，在过去的中篇小说中都未见过的。
这说明新时期不少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都不再固守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地借鉴和创造新的结构方式，使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再次，在艺术风格的建树方面。
新时期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要比建国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说的作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中，专门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上找不出来，因此也谈不上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而新时期就有众多的中篇小说作家，从选择题材、创造形象、艺术构思、语言表现方面表现自己独特的东西。
例如蒋子龙侧重于反映改革大潮的现实生活，尤以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为主，开拓了工业题材文学的新天地。
他善于广泛地揭示出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冲突，深刻地分析和探索四化建设的现状和道路，成功地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形象，建树了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
谌容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善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进行探索；善于描写女性形象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艺术，综合运用，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存葆侧重于军事题材创作，开创了军事题材社会化的新天地。
他善于把战争、部队和整个社会生活融汇一起来描写，让人看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掠影；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心灵美，以净化人们的灵魂。
他的作品具有“炽热的情感，深沉的哲理和浓重的色彩”。
王蒙创作了一大批中篇小说，从多角度反映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在艺术形式上锐意创新，立足民族生活和艺术的土壤，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他还大胆地把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比喻象征、杂文讽刺、相声的幽默等多种艺术手法熔为一炉，综合运用，艺术追求别具特色。
刘绍棠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致力于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建树了“田园牧歌”式的艺术风格。
四 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建国后的“十七年”，在新时期崛起，并不断发展，走向繁荣昌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促使中篇小说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接着，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于是，广大作家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和探讨。
他们针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近10年间所散播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流毒，进行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他们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所谓“黑八论”的理论观点辩诬正名；认真地探讨了建国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和右的干扰，尤其是对“左”的干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很显然，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因为众多的优秀中篇小说，都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
其次，作家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和积累，以及善于思考，也有力地促使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
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比较多的是中青年作家。
在他们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和极“左”的年代，就深受其害，切身饱尝了累累“伤痕”。
例如冯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他的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他所崇拜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被撕成碎片抛在地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全被扔进了院里的火堆”。
面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
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许志安：《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冯骥才的生活、创作道路》，见《中国当代文坛群星》第181页）冯骥才的亲身经历，他的耳闻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创作了《啊
》、《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说。
又如从维熙，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过劳改队，在矿山、工厂、农场干过各种苦力。
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他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人间沧桑。
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粪土与黄金；高洁和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
（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70页）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有才有识、正直清白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枉作楚囚。
这一切，是他创作的源泉，使他写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
另外，不少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目睹了社会生活的变革、七彩的人生，拥有了创作题材，从而写下一篇篇佳作。
再次，中篇小说的崛起和不断发展，还有它自身的特点。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了以其字数的多少来区别外，它还可以以反映生活的容量来区别。
短篇小说构思较快，写作灵活，能够较迅速地反映生活，但因其篇幅较小，往往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可借一斑略知全豹”。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相比较，它能反映更深广的生活，场景广阔，人物众多，故事完整，但由于它构思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较长，而不能迅速地传递给读者。
中篇小说兼有两者之长，既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能蕴含较深广的生活内容，而且不需要长篇小说那样长时间的构思和创作。
为了适应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特点，为了较快地将生活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读者的阅读欣赏，于是不少作家寻找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
最后，新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大型文学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全国省市一级的大型文学期刊，1978年仅有《十月》1种，1979年为13种，1980年为26种，1981年以后至少有30种。
这些大型刊物为中篇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园地。
由于大型刊物众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创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涌现，相互激励，也就推动了中篇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近50年，它从建国后“十七年”中的不显眼的地位起步，进入新时期后不断发展，繁荣昌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的确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相信。
广大作家坚持深入生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深化，会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中篇佳作。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510631)主任、副教授
以维熙何人
从维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
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
1978年重返文坛。
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0年发表处女作。
1955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
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
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中篇小说、 、曾获全国第一、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分别获第一、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荣 誉奖。
《逃反》由《风泪眼》，《阴阳界》和《石草儿》三部分组成。
又名《亡命天涯》，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
劳改农场、喧嚣城市、煤窑洞里、荒村野庙……索泓一一次次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流浪。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之中在险象环生的境遇里，他又先后结了李翠翠、蔡桂凤、石草儿三位性格、遭遇迥异的女性。
种种交欢，遣倦中孕育着无限悲情，世态炎凉，促成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哲学。
他时而心灵圣洁，时而人鬼难分，他像一只勇敢顽强的不死鸟，在社会的最底层搏击人生。
以丰硕的创作成就被编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小说以其深沉雄健的笔触，描绘出中国广阔的生活画卷，展现了种种灵魂与肉体扭曲的图景，悲情中蕴藏着多彩的人生。
疾呼文学青年救命
帮我列一下这些中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名字吧
我回答一些自己知道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高晓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张贤亮《绿化树》——许灵均张贤亮《绿化树》——章永嶙、马樱花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嶙、黄香久巴金《随想录》（这是本散文集，不是小说）——“我”、萧珊、小弟等人方之《内奸》——严赤、凌曙、田玉堂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许秋云、许秀云、许贞、许琴、金东水、齐明江等人古华《芙蓉镇》——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王秋赦、李国香等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我”、钟雨（“我”的母亲）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南珊、李淮平路遥《人生》——高加林、刘巧珍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摩尔”人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张承志《黑骏马》——白音宝力格、其其格、奶奶阿城《棋王》——王一生、脚卵王安忆《长恨歌》——王琦瑶陈忠实《白鹿原》——鹿子霖、白嘉轩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葛翎、高欣、章龙喜、马玉麟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作品我读过，但是时间长了，不一定记得人物名字，另外由于自己习惯于阅读传统表现手法的小说，很多“先锋”文学作品与人物就不熟悉，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2006中国年度散文》内容
2006中国年度散文 内容简介这里汇集了2006年度中国散文的精粹。
范曾一文《何期执手成长别——怀念陈省身先生》，实乃大器细工，其感润于文，其情透于纸，大师级的友好，大师级的境遇，大师级的性情，大师级的思想，全然融入了大师级的文字，而又从中溢放开来，让人慨叹出一幅生动画卷。
李存葆的辽阔（《神农架启示录》），贾平凹的机智（《我有一个狮子军》），蒋子龙的温润（《颖影》），从维熙的敏哲（《底层情话》），各展春秋。
我们还可感觉陆萌《大辽之宁》的厚实，品味熊育群《春天的十二条河流》的漫漶……70多位作家的70多篇作品，无论钩沉浩瀚历史长河中的难忘体验，感悟生命的意义和生与死，还是感动于亲情和爱的情怀，都给读者莫大的美的阅读享受。
由中国散文界权威选家选编的2006年度散文，是从全国数百种文学报刊当年发表的数以万篇计近数千万字的散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旨在检阅当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了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散文。
2006中国年度散文 本书目录散文创作随感神农架启示录何期执手成长别——怀念陈省身先生我有一个狮子军底层情话颖影大辽之宁王莽本纪（节选）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大河汤汤我日记中的橡树林书祭“体胖”与《宽心谣》曾是洛阳花下客雪域山水间又见“MadeinChina”走过阿坝（二题）回故乡记盛衰沉浮皆自然——古城探访漫笔还乡杂碎火车四周的风景搂地毛的风险和冒风险的农民隐隐青山见故乡家乡耍活浪哨·梳花刘志成散文生子当如孙仲谋彼岸之“0”泰州去来兄弟室内乐：冬季留住岁月的记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瓦莱丽与两个海明威燕子·荷·石榴熏沐在宋元大港岸上许杰先生的1992儿子如书潮湿他和她近思录
擅长描写北京底层平民生活、作品具有浓厚京味儿的作家是
老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