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作文带法回家1000字
世上美的东西很多。
自然美、心理美、外表美 ……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和谐之美。
在我们这个大社会中，和谐之美是无处不在的。
一个社会少不了它。
我想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吧
你也一定感受到它那独特的魅力了吧
社会中的和谐之美就在你的身边。
没有了它世界将无法安宁。
就让和谐之美在每个人的心中存在吧
我也感受的了社会上的和谐气息。
社区里和谐之美是非常浓厚的，就在公园里，就这样一副和谐的画面：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坐在石凳上专心致志的下着棋；几位妇女抱着孩子在津津有味地说笑着；而那些和我仿佛年纪的孩子，却在树阴下有声有色地玩着游戏。
其它的生物也不例外，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千姿百态的云在天空中悠悠忽忽地漫游着，一会把太阳给遮住了，没有了阳光，气得天空变了脸 …… 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和谐的气息充满了整个画面。
世间万物是相处得那样融洽。
没有一丝不 雅之处。
而这样的画面，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是不可计数的，缺少的是发现它的眼睛，你发现了吗
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在路上来来往往的。
机动车道上，车辆时而缓，时而急得行驶着，遇到红绿灯，车辆会立 停下来，现在的马路已经不太有人闯红灯了。
车辆经过斑马线时，总会缓缓驶过，看见有行人要走过，会毫不犹豫地将车停下，让行人先走过马路。
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多了，人们的素质好了。
路面上不再看到随风 动的垃圾了。
就是这样，和谐之风在马路上也构成了一幅祥和、融洽的景像。
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已称得上是“和谐公路”了。
校园内，也同样洋溢着和谐之声。
就在我们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讲台上一丝不苟地讲着课，而在坐的我们呢，也在下面专心致志地听着老师的讲课。
不时地让我们回答某 一个问题。
下课时，虽没有象上课那样 然有序，显得有些 散，但我们的教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课堂的那种紧张气氛没有了，同学们聊天的聊天，嬉戏的嬉戏。
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
校园里的和谐之风是 有条的。
学习的味道很浓的，正因为有这种学习味，也在校园里上演了一幕幕和谐画面。
我在学校五年多了。
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味道。
和谐之 充满了整个世间，它能使人温暖，使世间万物变得融洽。
使人们和睦相处。
和谐之声充满了我的心灵。
原来它是有那么大一股力量和魅力。
我现在也感受到了。
和谐之 是世间最美 的。
我真希望能把和谐的种子播散到每 个地方，让 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开出美 丽的和谐和之花。
试比较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区别?
宋型文化之有别于唐型文化，在于其有一种基于人类心智活动的博大人文气象。
盛唐气象侧重外在事功，昂扬向上，宋代人文气象则偏重心思内省，是一种内敛型的智慧。
唐诗有崇尚功业、征戍、壮游、羁旅的外向型审美倾向，宋人的赏玩审美趣味则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
宋初，古文运动先驱王禹▲作，文中突出的是琴、诗歌、围棋、投壶、、香等人文意象，自然景致 退居末位。
南宋陆游有诗，即名为《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二首》，题目中透露出流连书卷、赏玩人文的消息，诗云：“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又如云：“矫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秦观词“淡烟流水画屏幽”“宝帘闲挂小银钩”，古砚、矮纸、画屏、银钩，无不暗示着对这些文化心智载体的浓厚兴趣。
宋诗中，人文意象也得到突出。
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印章、书法、绘画等人文心智的载体，频繁出现，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占压倒优势。
苏轼曾作，所咏为石刻、绘画、陵墓、雕塑、建筑等，全为人文对象；黄庭坚诗中，书册出现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所占比重亦极大。
题画诗，唐人中杜甫写得最多，但也不过20首，而苏、黄二人就写了200余首之多。
自然意象历来是文学的根基，可在宋人手下，也向人文倾斜。
林逋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刘敞：“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
”经过宋人心灵的过滤，自然风景化都幻化为篆字、画屏、画轴、棋盘等文物遗产。
宋人笔下，自然意象表现为抽象化、概括化，成为一种负载人格精神的人文符号。
唐人写桃花，是一次性体验的具体之象，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地点，人物，桃花之象，确有其物；而宋人写桃花，则更具抽象意味，如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
”桃李春风，江湖夜雨，是多次人生体验的沉淀迭印，不是一次性的此情此景。
当然，最充分的是对梅、莲、菊、竹精神内蕴的挖掘。
唐人咏物，重在外在感官经验，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洲西涧》），即使写景高手如王维，其名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等，对外物的出色描摩，同时不无意趣点染。
而宋人注重的是其内在精神意蕴，把品性涵养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
梅与竹，是宋诗、宋词及宋画的描写对象，几乎成为宋人精神品格的集体象征。
林逋爱梅，梅花在其笔下，实际已成为一种高洁人格的象征，其《梅花二首》云：“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咏梅不仅描绘外在形状特征，更贵写出内在精神，从此，林逋之梅花就成为宋代士人高洁品格的一种象征。
除梅外，宋人亦喜竹，唐人咏竹，重在意趣，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苏轼《於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以竹寄托人文情怀，以是否爱竹作为雅俗之分界，出语警策，议论精辟，足见宋人咏物寄托与唐人异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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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最后一分钟》这篇课文后，我无比愤怒，但也非常喜悦。
香港是一个保持着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金融 贸易 航运 资讯 旅游中心的地方。
世界各地各地区在香港的经贸活动与投资利益不但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而且迅速发展兴旺。
但这稳定与繁荣的生活就被大英帝国给破坏了。
这些可恶的人们，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霸占我们的土地。
1842年8月29日，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了，并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1860年请廷在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
总的来说我们所签过的条约有《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等。
在被统治时，香港生活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世界。
人们也挣扎在贫困线上。
二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
但就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崭新的篇章。
在这里我要祝福香港更加繁荣富强。
我们一定会见证香港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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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王阳明心学的利弊
心学网录：甲：心外没有物乙：的意识外物一样
甲：不是心生是什么为世人执着外物啊，相由心生不能理解。
乙：相由心生是的，无心就无相，无相就无物。
甲:是因为不理解，世人很难相信。
认物为己。
唯物论，唯的什么
乙:心外无物，人有共同认知才有物的存在
甲:不是，心外没有物，有的只是心中之物。
乙:照心学看，意识是物，是首要物了甲：意识不是物
是心
乙：心外无物，心才是最真实的物吗
甲：心不是物，我说过了，心和物，都是性。
自性，也就是意识。
乙 :照你这么说，这世界无物也可说吗
甲 :是无物，只有心。
乙 :己心造物，物就实存
甲：我生于心，物存于我乙:心才是世界真相，心生一切
甲 :是。
乙:心生一切等于道生一切吗
乙:心最象道
甲 :是乙：宇宙中只有道而无有其它
甲:是。
道。
乙：:心是道，无其它
甲 :是。
万物也是道。
乙 :人心生物，物由心生
甲：是。
相由心生。
三界唯心。
乙:无我就什么都没有
心是一切
甲 :心就是一切再议：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
是科学的吗
置疑，人的本心能包含宇宙万物所有的理
玄，诚然有“道生万物，万物存道，道是物，物是道。
”一说，心即道，一个人的心不能完全代替道。
科学已证明人心之外有物，心这时不见这物那时可见这物。
人的无私本心就能通达宇宙万物中的所有道理
可不会讲话的幼儿能通宇宙万物中的道理吗
不能，人的见识是由感知与思维获得的，还有的是靠他人传授获得的。
有人相信先天意识，先天意识也有局限，先天意识是局限在大伙儿意识中的，百年前人们信天圆地方，那时人的先天的天圆地方意识是错的。
知止方能心定,心定方能静安 解释
1）“止”指“归宿”、“立场”。
“知止”即对目标、归宿和自己的原则立场有明确了解。
对佛教而言，“止”为梵文奢摩他的意译，又译“止寂”、“禅定”，指通过坐禅入定，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达到寂静的境界。
2）“定”是定向，指坚定不移。
朱子解“定”字说：“知之，则有定向”。
3） “静”是静心。
朱子释“静”字说：“静，谓心不妄动”。
对于“静”，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也说：“仁者静”。
的北派全真道认为清静是修道的基础，故奉为玄门日诵课之首，经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 4） “安”是随处而安稳。
朱子释“安”字为“安，谓随处而安”。
进一步谈到“安”和“静”、“定”的密切关联：“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
”又曰：“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
”再曰：“正心在中，万物得度。
”最后则是“德成而智出”。
知止方能心定,心定方能静安的意思是明确原则，理清期许才能站稳立场，坚定不移；坚守不移方能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简介:主角穿越唐朝为救长孙皇后出山
大业九年，年仅十二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婚后长孙氏回永兴坊省亲，舅舅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在长孙氏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匹高头大马，而且鞍勒等物准备得一应俱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于是高士廉令人占卜了一番，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与李世民的长子诞生于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
不过承乾有着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所以此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为这个孙子亲赐。
武德三年，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第二子，取名李泰。
同年六月，李承乾与李泰分别被册封为恒山郡王与宜都郡王。
武德四年，长孙氏为李世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单从这名字中就可想见李世民对这个宝贝女儿的喜爱之情。
同年，唐高祖又将宜都郡王李泰进封为卫王，加授上柱国，以继李元霸之后。
原本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并授予上柱国的勋官，这对李世民一家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唐高祖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
唐高祖特别准许李世民可以自己铸三炉的钱，据唐玄宗时的大臣郑虔所说，欧阳询奉上蜡样时，王妃长孙氏曾不小心在蜡样上留下了一点指甲的痕迹，于是开元通宝铸造完成后上面便有了一缕“掏文”。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长孙氏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长子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唐高祖将恒山郡王李承乾徙封为中山郡王。
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氏的另一个侄子，也就是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又因为妻子长孙氏的身体不太好，李世民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想到妻子曾经在玄中寺聆听钟声并修葺寺庙一事，便特意到玄中寺拜会寺中的高僧道绰大士，供奉了大量珠宝，以此为妻子祈福。
随着大唐江山的统一，李世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京城，又因为功高震主，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的摩擦积怨也日渐加深。
长孙氏便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为女眷的优势，时常进宫侍奉高祖与他的后宫嫔妃，尽力弥补彼此之间的嫌隙。
武德九年，秦王府与东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长孙氏与房玄龄“同心影助”，共同辅佐李世民。
最后，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率先带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在玄武门埋伏，长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勉励众人，将士们都感激万分。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后，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而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
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登基后的第13天，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
十月癸亥，又立嫡长子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玄武门之变中功勋第一的长孙无忌袭爵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
又因为长孙无忌与自己年少时就是好朋友，如今又是外戚与功臣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经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居室之中，又授予了尚书右仆射的要职。
三月癸巳，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唐太宗却因为长孙敞是妻子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不久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又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
十二月，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薛国公长孙安业与李孝常、刘德裕、元弘善等人谋反事泄，按罪当死，但长孙皇后却流着泪向丈夫求情：“安业之罪，万死无赦。
但他早年将我和母亲赶出家门，此事天下皆知，如果杀了长孙安业，世人必然会认为我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报复兄长。
”于是别的主犯全部被诛，甚至李孝常的几个儿子也因连坐全部被杀，惟独长孙安业得以免于一死。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反对哥哥长孙无忌担任要职，常常对丈夫说：“我身为一朝皇后，尊贵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之上。
汉朝的吕家和霍家外戚正是前车之鉴，希望陛下千万不要任命我的哥哥为宰相。
”唐太宗一开始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坚持给了长孙无忌高官厚禄，于是长孙皇后私下让哥哥主动辞去这些职位，直到唐太宗最终不得不答应，只加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长孙皇后这才喜笑颜开。
五月，卫王李泰改封越王。
李泰因为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缘故而宠冠诸王，唐太宗令其遥领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封地竟然有22州之多
比同时受封的亲王封地多了近两倍。
六月庚寅，长孙皇后在丽正殿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李治，唐太宗欣喜异常，不仅大宴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帛有差，还下令只要是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可以领取粮食。
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朱红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
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同年，长孙皇后的长女，年仅八岁的李丽质被册封为长乐公主，食邑三千户。
贞观五年正月庚戌，唐太宗封长孙皇后之子李治为晋王。
同年，唐太宗召法师元琬于苑内德业寺为长孙皇后写藏经。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让有司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然而不久之前御史大夫韦挺刚刚上表批评过时风：“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
……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
”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的嫁妆甚至比长公主还要多许多，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魏征认为嫁妆比长公主多一倍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我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今天才知晓原来魏征果然是于社稷有益的肱骨之臣，而魏征作为臣下却能够秉直上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
”于是下旨赏赐了二十万钱与四百匹绢给魏征，并特意嘱咐道：“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三月，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到九成宫避暑。
四月癸卯，夫妻二人在散步时，发现丹霄殿西面有片土地略感湿润，于是用手杖通导，即刻便有泉水涌出，随即用石槛围住，将之引伸为一个水渠。
又因泉水出自丹霄殿之西，唐太宗便在丹霄殿置酒宴请诸位大臣，并赐帛各有差。
而由魏征撰稿、欧阳询正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叙的正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散步时发现醴泉的这件趣事。
几个月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小公主满月，唐太宗十分欣喜，大宴群臣于丹霄殿。
九月丙申，太子李承乾来九成宫朝见，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十月乙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自九成宫回到长安，唐太宗亲自侍奉太上皇李渊，与长孙皇后一起献上饮食服饰等，直到夜深了才离开。
唐太宗想要亲自送太上皇回去，太上皇不肯答应，让太子李承乾代为相送。
贞观七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出嫁，而驸马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未来的赵国公，现在的宗政少卿长孙冲。
同年，长孙皇后的幼子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一职，那么并州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
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
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
而唐太宗却轻描淡写地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唐太宗对妻子所生的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越王李泰也在遥领鄜州大都督及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的同时，又被授予了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等职位，而在别的同龄皇子已经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李泰不仅仍旧留在父母的身边没去封地上任，唐太宗甚至还下令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大宴西突厥使者，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亲自奉上膳食以及衣物等，全部都是奇珍异宝，长孙皇后又亲自为唐高祖梳头，为他戴上冠冕，并感慨道：“至尊年事已高，头发都全白了。
”众人无不伤感流涕，一家人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庚辰，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驾幸九成宫，一天夜里柴绍匆忙前来上报说有急变，唐太宗不得不穿上盔甲离去，而同床共眠的长孙皇后虽然正抱病在身，但也坚持要一同前往，宫人纷纷劝止，长孙皇后却说：“陛下如此震惊，我又如何能够安心养病
”贞观九年三月，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身体不适，唐太宗担忧之下接连请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等诸位得道高僧进宫为妻子受戒祈福。
后来昙藏法师逝世于会昌寺，长孙皇后与太子李承乾皆派人前往为其吊丧，唐太宗又下诏安葬了昙藏法师。
法常法师也因为为皇后受戒的缘故，得到唐太宗的旨意有幸成为了空观寺上座。
贞观十年，随着长孙皇后病重，李承乾为母亲的病情十分忧心，想要大赦天下以此为母亲祈福，但长孙皇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说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的。
何况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崇尚佛教又是陛下所不为之事，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
”承乾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唐太宗与朝中大臣十分感慨，大臣们纷纷请求大赦天下，但是长孙皇后坚决拒绝了大赦一事。
唐太宗虽然不忍违逆妻子的意思，没有大赦天下，但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用别的方法来为爱妻祈福。
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
”唐太宗下令大修天下392所废弃寺庙，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妻子早日康复。
相州的修定寺，益州的善寂寺，皆是因此得到修复的寺庙，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此亲自撰写了《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一文并流传至今。
而明明崇尚佛教本是自己所不为之事，但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妻子的生命，唐太宗还是为了。
然而，尽管唐太宗想方设法想要从死神手里将爱妻的生命夺回来，却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六月己卯，长孙皇后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降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4个儿女，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尽深重的哀痛。
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
试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过多少位皇子，有过多少位公主，又有几个能有这份殊荣被皇帝父亲亲自抚养
而长孙皇后的儿女并没有因为母亲人走茶凉，反而享受到了这等殊荣，这实在是唐太宗这个性情中人情之所至下的惊世举动
九月丁酉，长孙皇后将要安葬昭陵，虞世南为此撰写了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而提到长孙皇后的谥号“文德”二字，又是说来话长。
皇后有谥号是从东汉开始的，但直到隋朝，所有的皇后都只有单谥而不是复谥，只不过史官为了便于区分，才将她们的谥号和皇帝的谥号合在一起。
如唐高祖即位的时候，追谥窦皇后为“穆皇后”，唐高祖死后合上他的谥号即为“太穆皇后”。
而长孙皇后却在逝世后直接被唐太宗上了复谥“文德”。
根据春秋礼法，单谥为正，双谥非正，在古人看来，只有当单谥不足以道尽逝者的美好品德时，才会用上复谥。
所以复谥极为罕见，纵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之前，也就只有刘感这位忠君死节的烈士被唐高祖李渊赐了复谥“忠壮”，除此之外再没有人有过复谥。
而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谥号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
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
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十一月庚寅，长孙皇后安葬昭陵，唐太宗亲自为妻子撰写碑文，特别提及了长孙皇后临终前曾百般嘱咐过要“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的心愿，所以唐太宗亲自选定了九嵕山为帝陵墓址，因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以完成妻子的愿望。
长孙皇后下葬时，唐太宗又特意挑选了名声嘉美、英俊可爱、博通诸艺、富于才情的于尚范、袁公瑜、齐世武、独孤士餮、宋思真、陆绍、崔玄籍、郭敬宗等少年为挽郎。
就在这段百官为皇后服丧的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
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相貌丑陋怪异，大笑出声，唐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立马将许敬宗贬为了洪州司马。
许敬宗不仅一下子官职连降3级，而且还从京官被贬为了地方官员，罚得极重。
而唐太宗对妻子的追念远远不止于此。
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度人在宗圣观出家，为皇后追福。
又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安葬进昭陵的玄宫后，唐太宗下令让人在五重石门外修建栈道，令宫人起居供养一如皇后生前。
而这条栈道直到唐太宗驾崩后合葬昭陵玄宫，这才拆除。
唐太宗又因为十分思念妻子，在上苑中建了层观以登高眺望昭陵。
一次，唐太宗和魏征一起登上层观，唐太宗指着昭陵让魏征看，魏征则回答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臣以为陛下是在让臣看献陵（唐高祖帝陵），如果是在看昭陵，那么臣看到了。
”唐太宗闻言潸然泪下，不得不流着泪毁掉了层观。
事实上在这个百善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唐太宗如此张扬地思念妻子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唐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给魏征的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
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
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
如此一字一血泪，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
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
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
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
”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
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
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
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
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
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
”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
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
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
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
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
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
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
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
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
”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
’”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
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
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
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
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
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
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至今未歇，比如长孙皇后怀孕患重病，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又比如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再比如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
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
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够用即可，杜绝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而不是说她苛求自己，只穿破旧或打着补丁的衣服。
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
不，当然不是
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
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
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
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这是在假装贤德吗
她难道就不想亲生女儿嫁得风光些
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就是长乐公主最为珍贵的嫁妆。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
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比较唐代文化和宋代文化有什么不同,唐宋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全面总结陈寅恪的学术论题及其价值取向，不是本文能力所及。
由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影响广泛，所论问题也相对集中，以下主要以此次新辑的《书信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四种以及作了较大增补校订的《读书札记一集》为重点，就其所涉及的中国中古史的相关学术问题予以简要疏理和介绍。
必须声明的是，我们对陈寅恪所涉及学问中的众多领域并无专门研究，仅就对以上诸书的阅读略谈体会并对其内容稍作介绍。
最能够体现新版《陈寅恪集》在辑佚和增补方面的工夫的，是《书信集》。
它收录了作者致数十位亲朋、学者及机构的二百余通书信，对于了解陈寅恪从事学术探索的环境和心态，了解他的性情与为人，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将《书信集》与陈寅恪的其它论学文字（包括大量的序跋和论文中的按语）结合起来研读，一个陈寅恪自己眼中的陈寅恪将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对于了解其学术历程至关重要。
实际上这是新版《陈寅恪集》提供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有待研究陈寅恪及近代学术史的专家进一步探究。
该集的初步评介可参看钱文忠的书评。
[5]至于其中一些信函年代可考而未考的问题， [6]包括个别时间误植的问题等，则都已经有人指出，兹不赘。
从三集《读书札记》与《讲义及杂稿》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后来成文的许多问题都已或多或少在读书过程中提出，或者说他的主要论文都是读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由于许多在读书和授课过程中经过认真构思的专题没有整理成文刊行，所以其《读书札记》与《讲义及杂稿》，对于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学术就显得更加重要。
此外，《读书札记》所录读史眉批按语，更直接地表现了其观察视角。
陈寅恪的思维方式并非从干嘉学派继承来，不是细密考证的归纳方法，而是带有强烈的西方逻辑推理色彩的演绎方法。
《读书札记一集》是作者读两《唐书》的札记，反映出陈寅恪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注重宋人对汉唐故实的研究，如在《旧唐书》卷首空页处注《石林燕语》关于宋代经筵进讲汉唐故事的记载；另一方面重视新史料的运用，包括敦煌文献和石刻材料，如在高祖本纪之批注中引用敦煌写本《唐忌辰表》和《金石萃编》所收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等（页26）。
至于他所关注的内容，则涉及面非常广泛。
陈美延在《编者说明》中指出，“作者一贯重视之民生、财政、胡族等问题，诸如霜俭、米价、汴路或追踪黄头军、银刀军、沙陀、回纥阿布思来龙去脉等等均一一标出”（页651）。
除此之外，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依次还有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武则天与佛教、宪宗暴崩与顺宗实录、李德裕抑退浮薄与奖拔孤寒及山东旧门之好尚、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两唐书所载与元白诗相关者、枢密使、宋人对三省制的议论、府兵制及其破坏、翰林学士、唐代开国背景及其与突厥之关系、山东豪杰、常何碑反映的玄武门事变真相、河北藩镇及五代将帅的胡化与蓄养义子、饮茶之普及、武则天的革命及其社会意义等。
大量的批语还标出了与唐代各种制度相关的名词和概念。
《读书札记二集》涉及的史籍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资治通鉴考异》、《唐律疏议》等十九部，是作者研读两《唐书》之外的正史和其它与唐代相关文献的读书札记。
这说明陈寅恪并非真的不读三代两汉之书。
遗憾的是大都没有标出札记所写的时间。
其《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的札记主要是对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关注，包括后来成文的清谈与清议、王导处理东晋政权与吴姓士族的关系等问题。
《资治通鉴考异》的札记，则多处指出司马光的疏忽和失误（页99、101、103），其隋纪考异部分，则基本上是在做《说郛》本《壶关录》的辑佚，考证出今本《壶关录》乃后人掇拾而成，原书元时已佚（页104—105）。
批注《唐律疏议》，则意在证明隋唐制度承袭北齐而不承北周的结论，是对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补充。
《读书札记三集》涉及的是三部《高僧传》，并附有《高僧传笺证稿本》。
一般认为这是体现陈寅恪早年学问根基的成果，尤可显现他的语言文字功力。
札记中标出了许多梵文、巴利文等外国文字，侧重关注的问题则主要包括来华译经高僧大德的国别与民族、不同佛经或教派之出处与传播路线、佛学与魏晋玄学的高下之别、佛经翻译问题及其解释传统、佛教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佛教名胜考辩等等。
陈寅恪对僧传下的功夫很深，并着手撰写《高僧传笺证稿》，可惜只完成了引论部分。
札记中对于佛教东传、佛教理论及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皆参引佛教典籍互相补正，互相解释，是研究佛教史和研读几部高僧传的重要参考书。
陈寅恪对僧传的史料价值高度肯定，对僧传中体现的文化传承十分重视，同时也针对其它研究者的错误予以批评。
日本学者在佛教史领域的贡献突出，但陈寅恪毫不客气地指出境野《支那佛教史讲话》中对《释道猷传》的误读“可笑”
）（页136）。
据杨联升听隋唐史的笔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日本的所谓“东洋史”研究评价并不高。
他说：“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
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7] 《讲义及杂稿》主要是备课笔记和讲义，以及未收录于其自定文集中的一些序跋文字，还有其夫人、助手和学生等人所做的听课笔记、学生论文的评语等。
但未收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8]陈寅恪做备课笔记和讲义，主要是汇编史料，所要表达的观点并未明确标出，但参看所附几则听课笔记，则知其在史料汇编背后所要表达的观点非常明晰。
如讲两晋南北朝史时，明确强调司马氏代魏是东汉儒家大族统治权的复辟，在讲隋唐史时，指出唐诗可以增补武宗以后历史的许多缺漏，并说李牛两党弄权，其实是两党宦官的斗争等等。
陈寅恪治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对史料的考察视角。
一些学者曾提到过陈寅恪所选用的史料背后有其极强的主观判断在内。
如本集收录的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时为中国高等院校所编的《两晋南北朝史》参考数据，此书印数原本不多，不易查考，今日重刊，恰可为考察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思路提供帮助。
本集的价值，不仅如《整理后记》中所说，可见其早年备课过程及授课所涉内容之一斑，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陈寅恪敏锐捕捉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提出的许多题目和史料线索，也是中国中古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即使时至今日，拿陈寅恪当年备课笔记和讲义中提出的问题和揭示的史料来衡量，某些人发表的论著仍然显得落后。
这也就是说，陈寅恪的备课笔记和讲义仍然具有作为研究前提征引的价值。
结合陈寅恪的长篇论著和《读书札记》、备课笔记及讲义，我们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中国中古史的重大问题非常之多。
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至少还有如下数端。
关于《唐六典》的性质问题。
至今仍是隋唐制度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陈寅恪虽然没有系统的论文和专门的读书札记[9]，但他敏感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标注出若干关键史料。
在《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常博士顾德章的奏议所引“定开元六典敕”之后，特别批出“六典”二字，注意到《六典》并非开元之法。
[10]在读《唐律疏议》的“书末补记”中，标出《玉海》卷五一引韦述《集贤注记》关于《唐六典》的说法，“（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六典），诏下有司，百僚表贺。
至今在书院，亦不行用”。
并引用韦述自己在《集贤注记》序，证明其时在天宝十五年，说明整个开元后期和天宝时期，《唐六典》都置于集贤书院中而未行用。
[11]在《唐诗校释备课笔记》中，陈寅恪引程大昌《考古编》九关于《唐六典》的若干考评文字，提示程大昌对《唐六典》是否行用问题的关注和考证。
程大昌一方面“据（韦）述此言，即六典书成而不以颁用也”，另一方面，据白居易〈阳城不进倭奴〉诗中所说“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阳城尝援六典为奏，“岂是六典成而不用耶
”程大昌还据《新五代史·桑维翰传」说明“六典之书，五代犹遵用之，不知韦述何以言不用也。
元佑诸公议更元丰故事，则痛诋六典，以为未尝颁用，殆有激而云耳”。
很明显，程大昌的看法是《唐六典》是行用了的。
陈寅恪很慎重，没有遽下结论，而是在进一步寻找数据考证，并加按语说明“杜牧上宰相求宁杭州书亦言及六典。
余见四库书目史部职官类提要”。
[12] 关于武则天时代社会变革的性质问题。
至今还在讨论的“唐宋变革论”和中古史分期便与此有关。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这是从“关中本位政策”的崩溃立论的。
在《新唐书．刘宪传》记吏部糊名考判条后批注，“若糊名则不能论门第矣”。
在讲授唐代史时，特别强调武则天有许多改革，而体现为注重诗词以打倒门阀的科举制改革，更促进了政权社会基础的扩大。
[13] 关于李德裕及其代表的社会阶层问题。
这是理解唐代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关键问题。
李德裕奖拔孤寒与强调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表面看起来似乎矛盾。
陈寅恪在多处关注此事，其实也已揭示出其中的奥蕴。
在读《旧唐书．武宗纪》的札记中，多次引用唐人笔记说明“李卫公颇升寒素”，[14]在读《新唐书》诸多列传的札记中，也都特别注意李德裕恶进士与山东旧门之好尚，《唐诗校释备课笔记》又引《南部新书》载李德裕在涯州所作之诗。
[15]既然进士已由与李德裕另一路线之高官把持，成为高级官僚世袭高位的工具，抑进士与奖拔孤寒就并不矛盾，而公卿子弟与进士浮薄之间则有矛盾。
这种矛盾陈寅恪往往称之为“气类”之不同。
孤寒与公卿子弟则不对立，“八百孤寒齐下泪”中的孤寒，有的当是李德裕强调的未“成名”的公卿子弟。
关于唐代的种族与文化问题。
这是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核心论题，也集中体现了其学术取向。
此类问题的提出，是那个时代“道”与“治”、“国”与“学”等论争背景下的结果，[16]其影响也一直不减。
[17]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开篇，陈寅恪引用《朱子语类》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指出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实际上，种族与文化，正是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研究重心的学术取向的关键因素。
新版《陈寅恪集》的《读书札记》和备课笔记、讲义之中，种族与文化是最受关注的问题，许多地方都有助于进一步探究陈寅恪的种族文化史观，以及这种史观背后的学术转型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