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写个演讲稿
视频网上没有，我电脑里有，不好发给你。
我只能给你文档，这是中文2009.12.10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奥巴马总统12月10日在接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讲话指出，这个奖表达出人类的最高理想。
以下是讲话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中欧时间下午1：44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
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
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
（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
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
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
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
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
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
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
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
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
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
“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
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
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
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
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
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
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
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
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
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
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
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
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
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
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
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
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
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
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
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
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
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
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
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
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
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
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
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
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
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
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
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
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
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
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
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
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
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
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
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
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
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
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
和平需要承担责任。
和平需要作出牺牲。
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
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
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
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
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
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
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
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
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
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
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
（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
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
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
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
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
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
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
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
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
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
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
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
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
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
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
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
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
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
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
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
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
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
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
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
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
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
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
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
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
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
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
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
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
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
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
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
强有力的机制。
对人权的支持。
投资于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
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强有力的，他们的宗教。
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
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
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
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
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
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
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
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
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
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
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
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
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
（掌声）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
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
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
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
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
（掌声）（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谁有比尔盖茨在哈佛的演讲翻译稿啊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
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
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
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
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
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
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
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
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
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
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
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
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
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
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
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
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
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
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
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
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
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
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
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
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
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
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这个任务是无限的。
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
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
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
——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
”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以及评估后果。
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这三步都难于做到。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
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
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
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
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
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
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
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
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
这是一种模式。
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
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
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
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
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
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
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
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
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
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
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
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
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
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
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
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
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
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
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
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
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Good luck. 祝各位好运。
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在百度文库里有，你可以去看看，望采纳
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写爱迪生）
我可以为代表团准备邀请函件,但是,从我4 18号的邮件里,有关他们那个欢迎信的草稿,,代表团还是要给予更多的细节和信息,那个翻译实在太糟糕而且太粗略了...我会来做邀请信的,但是,我要从江苏那要一个完整的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是WANG QI的,江苏代表团的副总领导(副书记?好大啊...:))因为是他领导这个代表团的.你们谁给我这些东西我就可以代LESLIE来为这个邀请函签名了..这个办公室可以为江苏代表团搞签名函...我已经联系了火警队长(或者是个人的名字。
....)(社会安全和改良服务中心的),他们会很高兴会见代表团时值他们访问ONTARIO的时候..我的联系人的确说代表团必须给予详细的特别的信息关于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希望从ONTARIO学习什么的兴趣,或者他们想看什么东西只类的。
.. 所以火警队长的办公室可以决定如何最好的准备报告并且来GTA访问一个消防队..他们提供的这个信息还会决定FIRE MARSHALL会放多少时间在这个访问里。
..别如说,半天,一天来报告或者参观..都是江苏人。
..多给点分把:)
宋美龄简介
宋美龄（18973月5日－2003年10月23日）蒋中正(即蒋介石）的妻子，民国前夫人，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辅仁大学董事会前董事长与名誉董事长。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女人嫁人以后，就改为夫姓。
所以，她的全名是：蒋宋美龄，人称： 蒋夫人。
她曾经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到美国进行筹款活动，她流利的英文和优雅的言行，受到美国政界的好评。
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美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但她因为各种考量，至死都没有与大姐、二姐相见。
在大姐宋霭龄与二姐宋庆龄的葬礼上也不肯去见最后一面。
早年（1897-1926） 1897年3月5日（农历2月12日），宋美龄出生于中国上海虹口朱家木桥（今东余杭路）。
她的父亲宋嘉澍是中国海南文昌县人，曾经担任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后来离开传教职务经营出版业致富；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海本地的富裕家庭，其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
宋美龄是兄弟姊妹6人中第4个出生的，2个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分别比她年长8岁和4岁，哥哥宋子文比她年长3岁，2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则分别比她年幼2岁和9岁。
1903年，6岁的宋美龄进入上海三一堂女塾就读。
1908年，11岁的宋美龄与二姐宋庆龄同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市的皮德蒙特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 MA），1917年回到中国。
这时，她必须努力学习汉语，并重新融入华人社会。
回国前，宋美龄已经与哥哥宋子文的好友刘纪文秘密订婚(这一点没有历史史实的根据，还有待历史考证）。
1920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初次见面，立刻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由于蒋介石已经结婚，并且信仰佛教，倪桂珍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交往，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侍妾解除婚约，并答应研读基督教教义才答应他的追求。
第一夫人（大陆时期）（1927-1949）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1928年宋美龄怀孕，他极为欣喜；然而却意外因刺客行刺而流产 1930年，在宋美龄的促使下，蒋中正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景林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32年，宋美龄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并把空军经费存到香港银行，造成了抗战时空军飞机数量严重不足的恶果.但当代也有有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历史学家指出，在当时航空科技日新月异，军械淘汰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与其投资于匪谍横行的工业界，远不如“转而进之”投资金融收益丰厚。
此举可见宋先生秉承雄奇公一贯的英明果断文韬武略，可谓三千年未有之雄奇女子也
1934年，国民政府在蒋中正与宋美龄的主导下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新政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喝开水，不吐痰，多识字，讲究文明卫生；秋天，随蒋中正作了1个月的西北考察。
1935年，在宋美龄的促成下，中国成了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与张学良扣押蒋中正，实行“兵谏”，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
蒋中正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宋美龄大为震惊。
她当时正在上海养病，没有随行。
闻讯后，顾不得身体不适，急忙赶回南京同政府有关人员，商议解救办法。
宋美龄竭力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中正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推进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出险”。
随后，宋美龄、宋子文等于12月15日飞往西安，代表蒋中正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进行谈判，进展顺利。
最后达成协议。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偕宋美龄等人飞离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蒋介石授权宋美龄掌握空军；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并且成为名义上中国空军的总司令。
1938年，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通讯》出版；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
1938年影响非常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中正和宋美龄作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一九三七年“世界风云人物”，指出“一九三七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
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十三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
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宋美龄作为蒋中正的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
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
她那优美的仪态、高雅的风度和适度的言谈，赢得了罗斯福夫妇的敬佩。
在此期间并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并于二月十八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
当时，美国朝野对日本空袭珍珠港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所遭受的重创还记忆犹新，所以对中国艰苦抗战的英勇表现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他们把这种敬意集中表达在对宋美龄的欢迎上。
加以宋美龄有着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香蕉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
因此，美国一时掀起“宋美龄热”，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
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的地位。
接着，宋美龄又去加拿大访问，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1943年宋美龄再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1943年11月，宋美龄随蒋中正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穿梭于蒋中正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之间，充分显示了外交才干。
由于蒋中正不会说英文，居中翻译协调的工作全部由宋美龄负责，罗斯福事后说：“我对蒋先生的印象十分模糊，现在想想，我对蒋先生的认识，几乎全部是透过他的夫人。
”事后，邱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1946年，为调停国共冲突，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接受蒋中正夫妇招待，由于接受西方美国教育，宋美龄与马歇尔在各方面的交流反应，引起民情不同的中国人及部分美国人批评。
1946年10月，蒋中正夫妇首次造访台湾，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两人皆对台湾留下深刻的印象。
战后，宋美龄姐夫孔家与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团在政治力的默许下，在贸易特许权、金融等等方面上下其手，被许多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当时中国国民党形象败坏的主因之一。
台湾公视“世纪宋美龄”第二集“奋起与挫败”中，曾描述宋美龄亲人孔宋家族以权势谋私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打到宋美龄的姨甥孔令侃，但在宋美龄干预下，蒋中正还特地发了一封电报给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处理此事，暴露出内心的挣扎。
1948年底，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一路失守，蒋中正为了争取美国对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龄前往美国打算卖掉美龄买美援，然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冷冻处理，在美国无可为力。
第一夫人（台湾时期）（1950-1975） 1950年宋美龄来到国民政府的台湾与夫蒋中正会合，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活。
她基于其出生、宗教信仰与认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大力支持“反共复国”的大业（当然还是和她原来干的一样还是毫无成绩），并创办中华民国妇女反共联合会、华兴育幼院等等。
1967年担任在台复校的天主教辅仁大学董事长。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于台北，而此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矛盾渐现，台湾当局举行“国葬”，宋美龄旋于隔年离开台湾，远走美国。
晚年（1976-2003）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宋美龄在美国仍坚持反共复国的理想，并曾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公开信。
1981年5月29日宋美龄二姊宋庆龄过世，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曾向她发讣闻，并希望她能够回大陆赴北京祭拜，宋美龄在几经考量后，拒绝了这项请求。
1986年宋美龄返台，发表了“我将再起”演说，引起台北政坛议论。
同年参与出席“蒋中正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台发言说出“我只希望，让三民主义的光辉，普照大陆”。
1988年蒋经国过世，国民党拟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之前，宋美龄致函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异议，认为此事不宜过急。
7月，国民党13全大会，通过李登辉总统为党主席，宋美龄以中评会主席团主席身分发表“老干与新枝”演说，这是她在台湾公开政治场合最后一次发表演说。
1991年再次离台赴美，并从官邸带走大批行李共100多箱，之后除了孔家甥辈过世外，不再回过台湾，1994年后长居纽约。
1995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宋美龄接受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及参议员赛蒙，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的邀请，出席美国国会为她举行的盛大致敬会，以表彰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
2003年10月23日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家族 她的两位姐夫分别是孔祥熙和孙中山。
当时的孔家宋家是全国最大的资本家，而孙中山，蒋介石的政治声望是甚高的，所以有了四大家族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