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赤壁之战为例 ,谈谈 三国演义 中的战争描写的特色
《三国演义》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它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以民间传说、话本、戏剧为参考，通过演绎、虚构、想象，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公元184—280年，从汉末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该书描写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从镇压黄巾起义，到军阀割据，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大小战斗，此起彼伏，不计其数。
其中有名的、对那段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战争，不下数十起，《三国演义》对此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而浓墨重彩描绘的，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三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而其中又以赤壁之战描写得最为出色、壮观，最能体现《三国演义》的战争叙事策略。
一、 注重戏剧性和悬念感的营造注重戏剧性和悬念感的营造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共同特点，而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它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基石。
同时，这次战役又是《三国演义》中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最大的一次战役，这种力量对比的逆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三国演义》在赤壁之战的叙事中又把这种戏剧性和悬念感发挥到了极致，使人们感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
在一个个关键性的时刻，往往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个人物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往往会使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三国演义》不论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叙事语言的运用上，都有意强化了这种戏剧性和悬念感，使整个叙事迭宕起伏、充满魅力。
如第四十三回赤壁之战一开局，曹操亲率83万大军逼近东吴，发檄文讨伐孙权。
孙权手下众谋士都惧怕曹操兵多将广，难以抵敌，力劝孙权投降。
只有鲁肃主张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诸葛亮为了促使孙权与曹操对抗，自己从中取利，在鲁肃的引荐下来到东吴。
诸葛亮先是舌战群儒，接着又为孙权分析了曹操的真实兵力和刘备的实力，劝说孙权联刘抗曹。
孙权虽从心底里不愿降曹，但由于曹操兵力太强，东吴内部重臣投降派人数较多、影响较大。
是战是降，孙权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这时吴国太出现了，吴国太仅一句：“汝何不记吾姐临终之语乎
”，就使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时，叙事戛然而止，一句“追思国母临终语，引得周郎立战功”，引出了赤壁之战的关键人物，一句“毕竟说着甚的，且听下回分解”，留下悬念引起下文，勾起读者往下读的欲望。
在赤壁之战中，类似的情况是很多的。
仅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一回中，就安排了几处有强烈戏剧性和悬念感的叙事，使整个故事显得色彩斑斓、精彩生动。
第一处是曹操被火烧赤壁，又被东吴将士杀得抱头鼠窜。
曹操在逃至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时，见没什么动静，就在马上仰面大笑不止。
大家问他为什么大笑，他说，我是笑无谋，诸葛亮少智。
如果预先在这里埋伏下一支军队，我们可怎么办呢
曹操的话还没有说完，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了：两边鼓声雷动，火光冲天而起，惊得曹操几乎掉下马来，原来这里埋伏着《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常胜将军赵子龙。
曹操在众将的奋力保护下摆脱赵云，冒雨逃到葫芦口。
这时，曹军人困马乏，有的甚至倒在路上站不起来。
曹操以为这里没有伏兵，又仰面大笑。
说诸葛亮、周瑜就是智谋不足，如果是我用兵，在这里也埋伏一支军队，以逸待劳，我们即使能逃脱性命，也不免重伤。
可是，正说着，前后军一齐发喊，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猛将张飞，圆睁环眼横矛立马，挡住了去路。
经过葫芦口与张飞的恶战，曹操众将都已受伤，曹操取小路冒雨向华容道进发，路上坑堑内积水不流，军士不能前进。
曹操令军士们担土束柴、搬草运芦，填塞道路。
军土有因困、饥饿而倒地的，曹操就让人马踩着过去。
到了华容道，曹操身边只剩下300来人。
这时，曹操又在马上扬鞭大笑，说如果这里也有一支军队，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话还没说完，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关云长提青龙刀，骑赤兔马，带领五百校刀手，拦住了去路。
要不是关云长念及曹操旧情，放了曹操，三国的历史在此就要改写。
不光曹操遇到敌手赵云、张飞、关云长，就是遇到自己的部属曹仁，小说也写得惊心动魄，充满戏剧性。
当曹操摆脱华容道之难，逃到南郡时，曹操身边只剩下二十七个骑兵了。
这时又有一簇人马拦路，曹操大惊，说，这下完了，没想到遇见的却是来救驾的曹仁军马。
象这样的戏剧性叙事和悬念，在赤壁之战中比比皆是，在整个《三国演义》中也是随处可见。
而正是这种戏剧性和悬念感，使场场战斗扑朔迷离，使整部小说光彩独具，成为光照千秋的古代战争小说的典范。
二、 注重描写战争谋略和谋士们的活动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
”意思是说，老人们经过长时间的生活历炼，在生活阅历增长的同时，也会变得圆猾世故，如果再看《三国演义》，会变得更加老奸巨猾。
而年轻人本来就年轻气盛，如果看《水浒传》，会变得更加粗鲁。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我们且不去管它，但《三国演义》的叙事注重战争谋略和谋士们的活动，确是不争的事实。
整个《三国演义》描述的三国时代的战争史，实际上是三国时代谋士们斗智斗勇的历史。
《三国演义》的战争叙事，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印象：战争的胜负，虽不能说与武将的武功和军士的苦战无关，但与谋士们的计谋比起来，武功和苦战显然退居其次。
特别是在赤壁之战中，贯穿全篇的几乎都是智力的较量和计谋的较量。
曹刘孙三方的重要智谋人物，纷纷出场，或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或在这场战争中怡笑大方。
就连身在曹营不发一言的徐庶，也识破了庞统的连环计，并从庞统处讨得了脱身之计。
通过这种战争谋略的较量的铺陈，作品完成了对《三国演义》中两个最重要的智谋人物的塑造。
中国古代的历史战争小说，习惯于造神。
《封神榜》塑造了一个智慧之神姜子牙，但他是天上的神，来到了人间，因而无所不能。
《三国演义》造出了两个神：一个是智慧之神诸葛亮，一个是忠义之神关云长。
它们是地上的神，至今仍活在人间。
赤壁之战塑造的主要是智慧之神诸葛亮。
本来，赤壁之战的交战双方，主要是曹操和孙权，智力较量的双方主角应该是曹操和周瑜。
但《三国演义》把谋略较量的双方换了位，变成了诸葛亮和周瑜。
这样，诸葛亮既要和曹操斗智，又要和周瑜斗智，但无论跟谁斗，诸葛亮准是赢，总是计高一筹。
周瑜也是既要和曹操斗智，又要和诸葛亮斗智，但跟曹操斗智时周瑜总赢，而跟诸葛亮斗智时却总输。
周瑜跟曹操斗智的计谋，诸葛亮又总能识别。
曹操在赤壁之战前，战二袁、斗吕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迅速崛起，其智谋无人能比。
而在赤壁之战中，曹操以数十倍于周瑜的兵力，被周瑜杀得狼狈逃窜。
在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坐收渔利，不费举手之劳，就占领了南郡、荆州、襄阳、桂阳、武陵、长沙。
这样，诸葛亮、周瑜和曹操以及其他智谋之士的智谋之高下便很清楚地分辩出来了。
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赤壁之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智算华容，巧取南郡、荆襄，等等，小说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并通过曹孙刘三方其它谋士的活动，映衬突出了诸葛亮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
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的叙事，以突出曹孙刘三方谋略为中心，重点在于突出诸葛亮的智谋。
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的叙事，主要的不是为了再现这场著名战役，而是为了神化诸葛亮。
本着这样的原则，小说重点突出战争谋略和谋士们的活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叙事策略。
这种叙事策略，作者不仅运用于赤壁之战，而且推广运用到《三国演义》全书。
三、 注重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战争为珍珠串起来的熠熠发光的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事件复杂，人物众多，可以说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
但如何使这么多人物活起来，小说的作者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心理描写是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赤壁之战中，小说对各个人物的心理描写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孙权安排诸葛亮先见江东英俊，是想借机煞一煞诸葛亮和刘备的威风。
而对于张昭的发难，诸葛亮想，张昭是孙权手下的第一个谋士，如果不先难倒他，将很难说服孙权。
在诸葛亮见孙权以前，鲁肃曾经多次嘱咐诸葛亮，见了孙权，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
但诸葛亮见了孙权后，看见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
就想孙权相貌非常，只能用激将法。
因而，见了孙权后，诸葛亮不仅不说曹操兵少，反而夸大曹操兵力，说曹操军队起码有150万，建议孙权投降曹操，激起孙权逆反心理，取得了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目的。
这些心理描写的展示，使诸葛亮、张昭、鲁肃、孙权等众多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
对于诸葛亮和周瑜的心理，赤壁之战中描写得多而典型，同时在心理描写中体现着两个智谋人物的谋略较量。
在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周瑜给孙权分析了曹操军队远来征战的不利之处，说服孙权同意了自己带兵抗曹。
周瑜以为万事大吉，诸葛亮却认为孙权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建议周瑜用曹军人数来为孙权分析曹操的实力。
周瑜在诸葛亮的建议下给孙权详细分析了曹操的兵力和战斗力，坚定了孙权与曹操决战的信心。
周瑜想：诸葛亮早已料到孙权的想法，计谋比我还高，将来一定是江东的祸患，不如趁早杀掉他，深刻揭示出周瑜防孔明杀孔明的心理。
又如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中，周瑜因打败了曹将焦触、张南的进攻，正站在山顶志得意满地观望曹军水寨，设想火烧曹营的美好景象。
然一阵西北风，刮到周瑜心口的痛处。
周瑜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诸葛亮知道后，专程来看周瑜。
当诸葛亮告诉周瑜，他的病因是“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周瑜大惊，心想：诸葛亮真是神人，早已知道我的心事，我只能以实情告他，求他助我一臂之力。
性格刻画也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性格刻画的成功是其重要的原因。
在赤壁之战中，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不论是主帅还是谋士，不管他们出场次数多少，都以典型的性格特征树立于《三国演义》的人物画廊之中。
当然，性格刻画最突出的还是周瑜、鲁肃和诸葛亮。
周瑜的性格特征主要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
在与诸葛亮的斗智中，周瑜每每不能胜过诸葛亮，常常想要杀掉诸葛亮，但终被诸葛亮气死，死前还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在小说的叙事中，周瑜心胸狭窄的弱点展示得非常充分，杀诸葛亮的心情也表现的非常急切。
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嫉贤妒能，容不下诸葛亮。
而是周瑜站在东吴的立场上，不能容忍诸葛亮为刘备所用，只希望诸葛亮为孙权所用。
他曾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游说诸葛亮，意在使其辅佐孙权，但没有成功。
站在东吴和周瑜的立场上来看，他杀诸葛亮的心情和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从孙刘联合抗曹的角度来说，他杀诸葛亮确实是不合适的和不明智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瑜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而非伟大的战略家。
与周瑜相反，鲁肃的性格特征是老实、憨厚，对于周瑜和诸葛亮的计谋，常常不能识破。
但鲁肃是孙刘联合的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孙刘之间的联系常常由他来进行。
所以，从全局的观点来看，鲁肃要比周瑜棋高一着，不愧为三国时代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
诸葛亮是赤壁之战表现的重点，对他的塑造是要创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完人。
所以《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性格的塑造，是要表现他综合周瑜、鲁肃及其他智谋之士之长而超过之。
因而，作者把诸葛亮塑造成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创意者、推动者和执行者。
他有远大的目光，能对战争的进程和重要关节点作出准确的判断。
他深知，孙刘联合抗曹是孙刘摆脱当时大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了孙刘联合的成功，他表现了极大的忍耐，不仅不对周瑜谋害他进行报复，而且在周瑜需要的任何时候都能给周瑜以实质性的帮助。
同时作者采用移花接木或凭空杜撰的手法，把三国时期甚至是其他时代其他谋士的一些计谋放在了他的名下，还给他编造了一些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的故事，力求将其刻画成当时最伟大的战略家、战术家和外交家。
从现在看来，赤壁之战不仅达到了这个目的，还大大提高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使其真正成为了光彩夺目的古典文学名著。
四、 对战斗场面的描写少而简约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代最著名、规模最大、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全局性的重大战役，要使弱的一方战胜强的一方，战争之艰苦、战斗之频繁是可想而知的，绝不可能简单的一战而定胜负。
而《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真正战斗场面的描写并不多，而且描述得也十分简约。
从曹操下战书赤壁之战开始到火烧赤壁曹操大败，从华容道逃跑，总共有8回的篇幅。
而真正描写战斗的场面却只有三处，也写得非常简洁。
第一处是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周瑜请刘备到都督府议事，想乘机杀掉刘备，不料刘备身边有关云长寸步不离，无法动手，致使计划落空。
正在气恼的时候，曹操派人给周瑜送来了信，上写“汉大丞相付周都督开拆”。
周瑜气不打一处来，连信也没看，就将信扯碎，斩掉了来使。
曹操知道后，十分愤怒，就以蔡瑁、张允等荆州降将为前部，自带后军，催督战船，向三江口杀来。
这时，东吴船只也蔽江而来，一场恶战开始了。
只见东吴船上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声叫喊：“吾乃甘宁也
谁敢来与我决战
”蔡瑁命令其弟蔡熏与甘宁接战，被甘宁一箭射死。
东吴战船在水上横冲直撞，曹军抵挡不住，周瑜大胜而归。
小说只用了短短的一小段，就不仅写出了这次战斗的气势，曹军失败的原因，而且塑造了大将甘宁的威武形象，真可谓惜墨如金，字字珠玑。
赤壁之战的第二次战斗，是第四十八回的锁战船北军用武。
曹操军队不习惯乘船打仗，正在曹操发愁之际，庞统巧献连环计使曹操的大船连在了一起。
曹操收得的袁绍手下旧将焦触、张南不服，为显示北军也能乘船打仗，自报奋勇，带领500军兵、20只小船向东吴水寨杀来。
焦触船先到，被东吴大将韩当手起一枪刺死。
张南随后大叫赶来。
又被东吴大将周泰接住，在两船相离七八尺时，周泰飞身一跃，跳到张南船上，手起刀落，砍死张南。
曹军大败而归。
这一段战斗场面的文字也极其简约，却把东吴大将韩当、周泰描写得活灵活现，战斗过程交待得清清楚楚，不愧为中国古代小说战斗场面描写的精典之作。
赤壁之战的最终决战的战斗场面，是第四十九回三江口周瑜纵火的最后两段和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的前三段，总共不足两页。
叙述了从黄盖诈降船乘风靠近曹操船只，到火借风势火烧赤壁的壮观场面。
并且还很简单明了地刻画了周瑜、黄盖、韩当、甘宁等东吴将帅的形象和曹操与程昱、文聘、张辽、徐晃等文臣武将的形象。
其中黄盖诈降、火烧赤壁的一段写得起伏迭宕，气势如虹，小说是这样写的：黄盖在第三只火船上，独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书“先锋黄盖”。
盖乘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
是时东风大作，波浪汹涌。
操在中军遥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万道金蛇，翻波戏浪。
操迎风大笑，自以为得志。
忽一军指说：“江南隐隐一簇帆幔，使风而来。
”操凭高望之。
报称：“皆插青龙牙旗。
内中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
”操笑曰：“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
”来船渐进。
程昱观望良久，谓操曰：“来船必诈。
且休教近寨。
”操曰：“何以知之
”程昱曰：“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
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有诈谋，何以当之
”操省悟，便问：“谁去止之
”文聘曰：“某在水上颇熟，愿请一往。
”言毕，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数只巡船，随文聘船出。
聘立于船头，大叫：“丞相钧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抛住。
”众军齐喝：“快下了篷
”言未绝，弓弦响处，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
船上大乱，各自奔回。
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
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
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涨天。
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
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江，漫天彻地。
多么优美精练的文字，多么潇洒简约的叙事，短短几百字，火烧赤壁的环境氛围、作战过程和精彩场面已跃然眼底。
后面的一些战斗场面，只是孙刘人马追捉曹操的一些细节，也相当形象生动、简单明了。
一场光照千秋的重大战役的战争场面，竟用如此短的文字描述，并且人们不感到短缺和遗憾，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战争叙事艺术之高超。
赤壁之战的叙事策略，是《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策略的缩影。
《三国演义》中其它战争的叙事策略，与赤壁之战的叙事策略基本相同。
这使《三国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奠定了其在战争叙事方面的独特地位，这也为《三国演义》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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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一个小官吏降为小商人的家庭。
父吴锐，字廷器，卖“彩缕文羯”，是“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之人。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著名小说之一的作者。
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
自幼聪明过人，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
”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
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
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
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 《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
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
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
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
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
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
作品讽刺幽默。
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
《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
”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的诗文多散佚，有后人辑集的4卷存世。
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第一回被选进了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学期第二十一课中。
承恩草堂编辑本段幼时 吴承恩自幼聪慧，喜读野言稗史、志怪小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 吴承恩肖像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
嘉靖八年（1529），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
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
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82岁，晚景凄凉。
编辑本段评价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
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不过都是他死后的事了。
他一生创作丰富，但是由于家贫，又没有子女，作品多散失。
据记载有志怪小说集《禹鼎记》已失传。
目前只遗留后人辑的四卷。
一般公认他是中国的《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目前在学术界保持着争议(旧时传说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处机)。
编辑本段出生背景 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 吴承恩雕像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
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
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
如、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编辑本段青年时代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
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
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
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
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
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
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
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
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
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
他在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
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
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
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编辑本段西游悬念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
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
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
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
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
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
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
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
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
清代咸丰重刻删去这一条。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
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
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
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
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
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
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
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
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
主要有： 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
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
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
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
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
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 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
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
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
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
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直接材料：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编辑本段吴承恩家世考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
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
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
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
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
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
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一种。
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
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
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
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
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
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
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
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
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
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
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
“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
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元朝末年战争频繁 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
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杨庆之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
“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
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
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
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
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
来淮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
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
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中没有谈及。
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
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
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
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
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
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
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
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
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
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
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
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
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
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
”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
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
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
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
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
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
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
这里有两条理由。
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 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
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
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
“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
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
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
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
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
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
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
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
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 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
），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
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
这些人后来都逐渐入了山阳籍。
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
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
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
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
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
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
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
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
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
“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
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
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
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
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
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
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
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
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
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作品《西游记》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
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
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
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
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
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
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
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
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
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
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
《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
”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
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
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
该墓志铭云。
“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
”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
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
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
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
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
这些都是确证。
编辑本段史料介绍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初始祖七一公避兵徙山阳，遂家焉。
后嗣以科目显，其占甲第有讳翼者，累宫南京户部尚书，正统间有御虏功。
讳珤者，官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少卿，直声于台剩讳纯者，累官至四川右布政，功在生民……纶音赫奕，科名蝉联，吾淮数巨 吴承恩故乡
林徽因的生平和代表作品及评价
林徽因的身份，放大了说，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放宽了说，是建筑家、诗人、作家、设计师。
你要知道林徽因的生平，完完全全就可以去百度百科寻找，那里讲的很全了。
如果说你是想深入感受这位才女，我想你还是应该选择去看她的作品，不管是建筑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
她的代表作我想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她的那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但是我并不很喜欢，我偏爱她的那首《无题》。
你可以寻来读一下的。
如果硬是要概括一下她的生平，我想专业领域的我们不便多说什么。
但是有几件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也是可以说两句的。
她参与过国旗、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拯救了濒临失传的景泰蓝工艺，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国外重新认识了我们民族这个传统的文化技艺。
至于评价，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跑江湖卖的药酒是什么成分
传统民间药酒 中医理论认为患病日久必将导致正气亏虚、脉络瘀阻。
因此各种慢性虚损疾病，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气血不畅、经脉滞涩的问题。
药酒中主要具有补血益气、滋阴温阳的滋补强身之品，同时酒本身又有辛散温通的功效。
因此药酒疗法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慢性虚损性疾患的防治，并能抗衰老、延年益寿。
药酒制作中常用的溶剂是白酒或黄酒，并注意几个适度：适度地粉碎药物，有利于增加扩散，但过细又会使细胞破坏，酒体混浊，御酒堂的做法是:粉碎成末的药材用纱布裹好，这样既便于药效发挥，又不至于酒体浑浊；适度地延长浸出时间，但过长会使杂质溶出，有效成分破坏，遇到这种情况，御酒堂的做法是：采用地泡。
适度提高浸出温度，但过热会使某些成分挥发，御酒堂则是温煮法，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编辑本段]药酒概述 将药物置于75％酒精或白酒中浸泡而成。
治疗时用手蘸药酒（水）涂于体表而后做手法治疗，具有舒经活血、温通发散之作用。
中国人对酒的研究与运用，可谓炉火炖青。
自从有了酒，这杯中之物就被老祖宗们演绎出无数的精彩故事。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酒幌子”，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
于是，就有了武松酒后伏虎的壮举，鲁智深醉打山门的英雄气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千古笑谈…… 从酿酒、饮酒到赏酒、论酒，酒已渗透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酒文化。
酒与医素有不解缘，繁体“医”字从“酉”，酉者酒也。
这大概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发现了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医疗活动结下了缘。
《黄帝内经》有“汤液醪醴论篇”，专门讨论用药之道。
所谓“汤液”即今之汤煎剂，而“醪醴”者即药酒也。
显然在战国时代对药酒的医疗作用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酒性温，味辛而苦甘，有温通血脉，宣散药力，温暖肠胃，祛散风寒，振奋阳气，消除疲劳等作用。
适量饮酒，可以怡情助兴，但过饮则乱性，酗酒则耗损元气，甚至于殒命。
医家之所以喜好用酒，是取其善行药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之性，故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
其实，酒是一种最好的溶媒，许多用其他加工方法难以将其有效成分析出的药物，大多可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而提取出来，并能充分发挥其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药效（如鹤鸣山道教流传下来的妙沁药酒），这就是药酒历经数十年而不减其魅力的缘由所在。
[编辑本段]制作工具 按照中医传统的习惯，煎煮中药一般选用砂锅，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一些金属如铁、铜、锡之类的器皿，煎煮药物时容易发生沉淀，降低溶解度，甚至器皿本身和药物及酒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性的正常发挥。
所以配制药酒要用一些非金属的容器，诸如砂锅、瓦坛、瓷瓮、玻璃器皿等。
当然，一些药酒的制作有其特殊要求，那就另当别论了。
[编辑本段]制作方法 药酒有冷浸法，热浸法，煎膏兑酒法，淬酒法，酿酒法等多种制作方法，家庭配制则以冷浸法最为简便。
可将按处方配齐的洁净饮片或药材粗末置于陶瓷罐或带塞盖的玻璃器皿中，加入适量的酒(一般用低度白酒或黄酒)，根据药材吸水量的大小，按1 5至1：10的比例配制，密封浸泡，每天或隔天振荡1次，14至20天后用纱布过滤。
为了矫正口味，可加入适量的冰糖或白糖。
药渣可再加酒浸泡1^2次。
一般宜在饭前温 _服，每次按量饮用。
如不善饮酒，可从少量开始，逐渐增量，亦可兑水后服用。
根据药理研究，酒精对人体的神经、循环、消化系统有明显的作用，少量，或适量的饮酒，对人体有益，配之中药(药酒)饮之能防治某些疾病，促进人体的健康。
那独具特色的酿酒工艺、设备，那敦厚纯朴的酒俗、酒礼，那琳琅满目的酒具、酒器，各种花样翻新的酒辞、酒令，以及诸多与酒有关的美妙传说，都勿庸置疑地表明，酒的酿造史，就是华厦文明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 [编辑本段]古代药酒的制作方法 药酒制作法，古人早有论述，如《素问》中有“上古圣人作汤液醒”，“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论述，这是药酒治病的较早记载。
东汉，张仲景的《金匾要略)中收载的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所采取的煮服方法，则类似于现代的热浸法。
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较全面地论述了药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又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的制作即用蒸馏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汽令上，用器承取露滴，凡酸之酒，皆可烧酒，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此种操作方法即与现代基本相同。
此外，还对冷浸法加药酿制及传统热浸法等制作药酒的方法及操作要法，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根据历代的医药文献记载，古人的药酒与现代药酒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古代药酒多以酿制酒的药酒为主，亦有冷浸法、热浸法；二是基质酒，多以黄酒为主，而黄酒性较白酒缓和。
现代药酒，则多以白酒为溶媒，含酒精量一般在50％—60％，少数品种仍用黄酒制作，含酒精量在30％—50％，制作方法为浸提法，很少有用酿造的。
相传另外一种药酒制作方法——窑制磁化工艺 众所周知，药酒配伍物料较多且各物料无论组织结构还是化学成分均有不同，直接纳入配方会使各物料之间功能疗效产生排异现象。
易使产品疗效降低，甚至使配方产生化学变化，转化成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负面影响而威胁健康。
窑制磁化工艺是将中国传统的窑制酿酒工艺与现代高科技磁化技术、纳米微波技术相结合，利用“三位一体”的融合性原则对配伍各成分进行有机整合，在维护各成分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促其相互作用，将活性成分、营养成分完整保留并将功效发挥到极致。
天师开山鼻祖—张道陵所创 “万法自然，阴阳相生”的嫡传佳酿——妙沁药酒便用此法酿出，治疗效果更迅速持久显著。
一般来说，现代药酒的制作多选用50—60度(％)的白酒。
其依据是：因为酒精浓度太低不利于中药材中有效成分的溶出，而酒精浓度过高，有时反而使药材中的少量水分被吸收，使得药材质地坚硬，有效成分难以溶出。
对于不善于饮酒的人来说或因病情需要，也可以采用低度白酒、黄酒、米酒或果酒等基质酒，但浸出时间要适当延长，或复出次数适当增加，以保证药物中有效成分的滔出。
制作药酒时，通常是将中药材浸泡在酒中，经过一段时间后．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在酒中，此时即可过滤去渣后即可饮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