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介绍名人(现在的现象也行)的演讲稿，演讲时间大约3分钟。
我眼中的鲁迅 鲁迅无疑是近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他的话语被人比作投向敌人的标枪，他的言行无不为残暴的统治者感到恐慌，是他一直在呐喊，喊醒沉睡几百年的自高自大麻木的中国人，是他一直在揭露中国人腐朽的思想,催进中国的觉醒。
也许没有什么鲁迅不敢批评的，也许没有什么威胁鲁迅怕过，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又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难道他怕过的吗
不是依然在为改变国民精神而奋斗，奋斗二字说来容易，要知道改变几千年国民精神中的糌粑，谈何容易，但鲁迅有着那样的信念。
但也许人无完人，一点的缺点就招来了无数人的谴责，如王朔等人，是嫉妒，还是本身就对鲁迅反感，我们无从了解，但是谴责也该找出所谓别人的把柄，难道指出他人的缺点也是一种罪吗
鲁迅一直揭露中国人的短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缺点然后改正，难道我们真想变成一个个孔乙几或阿Q或那一群麻木不仁看日本人杀死中国人的观众呀。
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成为21世纪的孔乙几，新型的阿Q。
但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因止鲁迅精神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仍实用，怎么能批评呢，难到非得鲁迅对当时中国人虚伪的夸赞一番吗
我想鲁迅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鲁迅的伟大不仅仅伟大在过去，同样也伟大在现在，未来也许更加伟大，鲁迅虽已离我们69年，但他的精神在人们心中仍活69年，他的伟大的精神，高贵的品质仍指导我们在社会的长河中前进，现代社会，文明的社会，和平的社会，美好的社会，鲁迅当时的人们是不敢想的，但在这和谐的社会背后也隐藏了丑恶的一面，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等等。
给文明的社会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若鲁迅在，早已向他们投向锋利的标枪，有人评价鲁迅是喜怒哀骂皆成文章，可是现在鲁迅离开了，难道鲁迅的的精神也已离开了吗，难道就没有后起之秀了吗，我们渴望鲁迅的精神得到继承，鲁迅的思想永远光辉，社会的丑恶被彻底消除，鲁迅他一生奉献在改变国民精神上，我们也该投身与改变社会丑恶现象上，我们呼吁更多的鲁迅出现。
社会将更加美好。
鲁迅无疑是中国是史上的一位伟人。
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大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难道我们是可悲的民族吗
既然不是，就让我们把鲁迅永远记在心中吧。
张海迪1955年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5岁的时候，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们一致认为，象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在死神的威胁下，张海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不会长久了，她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工作而难过，更加珍惜自己的分分秒秒，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去延长生命。
她在日记中写到：“我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活着就要学习，就要多为群众做些事情。
既然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1970年，她随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母到莘县尚楼大队插队落户，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
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
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
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
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现在她已是山东省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问世，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
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
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
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
经过7、8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
918不能忘却的历史演讲稿三百字
许多学生由于平时不注意积累素材,每到作文时就去搜肠挂肚,或者胡编或者抄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积累素材.平时有条件的可带着摄像机、录音机、深入观察生活、积极参与生活,并与写生、、写日记、写观察笔记等形式,及时记录家庭生活、校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见闻.记录时要抓住细节,把握人、事、物、景的特征.这 样,写出的文章就有血有肉. （三）要加强思想方面的积累.观点是文章的灵魂.文章中心不明确,或立意不深刻,往往说明作者思想肤浅.因此,有必要建立“思想库”.方法有二：第一要善思.“多一份思考,多一份收获.”平时要深入思考,遇事多问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这样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还要随时把思维的“火花”、思索的结论记录下来.第二要辑录,也就是要摘录名人名言,格言警句等.
演讲稿怎么写
演讲稿的格式及范文演讲是一种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重要方式，它主要是用有声语言来传达演讲者的思想感情，收到打动，感染听众之效，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换言之，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动。
好的演讲要做到以下几点： 1、内容上的现实性 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点和态度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3、特定情景性 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的目的、情绪，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的情景，演讲稿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语言、结构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上做到生动感人。
演讲稿的结构。
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开场白、正文、结尾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分。
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的成功打下基础。
常用的开场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出问题等。
不论哪种开场白，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的主体。
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中心语句。
由于演讲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收束。
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
结尾的方法有归纳法、引文法、反问法等。
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总结强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
地方文化演讲稿
一支竹篙撑过三峡的湍流，也划过千年的华章。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三峡，曾是一 代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心的形胜之地，是长江文化源流最光彩照人的一段。
世易时移， 屈原归去，李白不复，沿岸的城镇早已更换了名字。
而当6月1日下闸蓄水之时，高峡 出平湖，三峡将又一次改变它原有的样子。
值此之际，我们请来各界学者名人，各抒己见，纵论三峡之美。
历史的湍流不可 挽留，但有关美的记忆却可在心中典藏。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撰文\\\/刘征（著名散文家、中学课文《过万重山漫想》作者） 与黄河文明比起来，长江文明的特质最重要的便是：人文的、开放的、多元的、 感性的。
我一生三下三峡，三峡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人生里极其重要的地方。
《过万重山漫想》 是在1979年我第一次去三峡时写的。
二期工程以后，三峡将再无险可言，后人们恐怕 再难体会人们最初克服这一天险时的心情了。
开放的另一重意义是冲破，到了三峡，“冲破”变成一件极为艰巨的事情。
三峡 险峻，自古就是天堑，北魏的郦道元曾言，“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重岩叠嶂，隐天 蔽日，自非亭午时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险滩乱礁，狂风巨浪，三峡在相 当长一段时期里都是生死路。
老船工讲，“闯过去了是运气，闯不过去就再无回头路 。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有极大的勇气，否则是很难下决心走一遭的。
而我眼中的三峡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开拓精神。
古人下峡，长篙短篙拄在礁石上， 每到急流，就用篙将船从逼近礁石的角度上撑开，生死毫发，这样的胆量和气魄实在 太令人感叹了。
当初看到宋人夏圭的《巴船下峡图》我震惊了好久，再过三峡时，头 脑里总是反复出现苏轼“古人篙眼似蜂窝”的诗句来，感慨万千。
前人眼中的三峡是 生死关，就是这样的生死关，无数的中国人闯过去，留下了无数的故事。
许多人说中 华民族是封闭、保守的民族，我想如果他们去走一遭三峡，看看那些与时代与急流险 滩搏斗的艄公，就不会再这么想。
我一直坚持，只有开拓精神才是最大的浪漫，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开拓，三峡才能 引发人们内心的共鸣，它也因此而最美。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撰文\\\/舒婷（我国著名诗人，曾作神女峰组诗） 睽别三峡20余载，我所念念不忘的神女，可还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 云，暮为行雨”，于“阳台之下”，为谁望穿秋水
1981年初夏，我在北京开完会，准备到武汉参观正热火朝天的葛洲坝工程，顺便 游三峡。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崎岖惊险，年轻不知道害怕，一路颠簸到宜昌，然后上 船。
没有导游拉客，只有广播，每到紧要关头轰轰响起。
解说者操浓重地方口音，不 是湖北腔便是四川嗓门，初闯江湖的我，听在耳朵里全成了一片紧张嘈杂的防空警报 。
只凭着对三峡的一点粗浅常识和周围游客的兴奋度，来揣测西陵峡呀香溪呀兵书宝 剑峡呀等逶迤变幻的山水画廊。
其实看山看水，不必拘泥于名头的响亮与否，而在于入目入耳入心，那一刻的亲 近和融汇。
想它是什么便是什么吧。
于是拿把椅子，披件同伴的宽大西装，坐在船头 ，任风勒着我，把乱发一根根往后扯直如缰绳。
仰望“两岸连山，别无阙处”（北魏 郦道元《水注经》），“肃何千千”、“磐石险峻，交加累积，重叠增益”（楚宋玉 《高唐赋》）；俯视江涛水流，汹汹洋洋湛湛，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感心动耳” ，回肠荡气。
游客纷纷，说是半夜进巫峡，怪不得楚王邂逅神女，一定是在睡梦中。
我非白马 王子，要亲睹倩影只有睁大眼睛，片刻不敢交睫。
守侯许久，见众人慌张着鞋加衣， 挤向舷边甲板，我自然不甘人后一涌而出。
微蓝的天幕已经拉开，序曲低溢在浪弦的韵律之间。
清月迷朦、冷雾飘忽，山影 幢幢，江氤四起，烘托的悲剧呼之欲出。
神女裹着素袍缓缓转过身来，却只是默默侧 聆，幽幽眄视，欲说还休。
千言万语只在最不设防的一瞬间，她是我们大家的梦中情 人，随即隐入其他形状，不复重现芳容。
众人还在指指点点。
蓦然，我眼眶一热心中刺痛，不由得抽身回到空寂的船舱里。
江 涛高一声低一声，都是激越的和弦。
据《巫山县志》记载：“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
民间 另有传说：夏禹时代，西王母娘娘的女儿瑶姬带领十一姐妹下凡，协助大禹治水，并 送他一本工具书叫《上清宝经》。
瑶姬不但是个杰出的女工程师，还是称职的地方官 员。
疏通峡道，解除水患后，奔波流连于三峡，为民办实事，例如为船民擒水妖，为 樵夫驱虎豹，为农人布云雨等。
三峡人民把这群叛出天庭的守护女神挽留在人间，化 成奇俏秀绝的巫峡十二峰，最高峰即是为首的瑶姬，被称为神女峰...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 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撰文\\\/林东海(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李白研究会会员,为寻访李白的踪迹曾多 次游历三峡)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固然是三峡的山川锦绣之美，而巫山云雨，白帝晨昏，亦 是三峡的古今叠映之美。
昭君村、白帝城、屈子庙、武侯祠……这些密布于三峡沿岸 的古迹遗踪、情景交融投射下历史的叠影，引无数文人墨客穿过惊涛骇浪走向楚天大 地。
是以如果没有三峡，地图上不仅将抹去一道水流湍急的河道，更重要的是，中国 的文学史一定会因此而改写。
巴楚文化的源流浇灌出三峡两岸的风光，壮美的景象催 促屈原宋玉写下楚辞中的不朽篇章，而他们本人也成为后人吟咏的章节。
李白杜甫从 这里走过，沿岸的足迹又铸出了三峡新的传说。
然后又是陆游、苏轼……古人的身影 在这里穿梭交织，一代代密密层层有如地质层累积。
一道巫山云雨，两岸猿声哀啼， 就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
历史上的三峡是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地，同时也遭遇过不少战乱以及历朝历代 的水患。
沿岸的民族风情、民生疾苦、英雄史事以及沧桑变化的感叹，和着涛声一古 脑儿都汇入了诗篇。
是以在三峡必作怀古诗、咏史诗，千古以来蔚然成风。
诗风在李 白之前多为浪漫遐想，在杜甫之后则多为沉郁悲凉。
身世的沉浮造就了不同的诗篇， 想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同样欣赏到的三峡风光也是截然不同的吧...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
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
喻彼行健， 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撰文\\\/鲜于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导师、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学者、多年来从事三峡文化的研究工作） 司空图赫赫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将中国古诗按照美学风格分为二十四种情境， 其中“劲健”一派中有“巫峡千寻，走云连风”的字样，这里的巫峡是泛指三峡。
它 清楚地说明了三峡已经作为一种符号，深入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之中。
黑格尔说：“美感是主体同对角处于和谐统一，主体的感性与理性活动也处于和 谐统一状态时的心意状态。
”就三峡来说，山的巍峨、水的急流，以及行舟峡中的跌 宕奇险，很自然地引发文人们内心的激荡不安；灵感，往往由此而来。
外在的景色美 冲撞着心灵，景物与心灵和谐契合，反映在文学上，便是触景生情，物我为一。
当小 船在冲破激流险滩之际感受良辰美景，不由发出浩浩长叹。
群山万壑、大江奔腾，三峡自古以来就是诗的海洋、画的长廊。
李白、杜甫、高 适、岑参、元稹、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范成大……一连串的诗人铭刻在三 峡的史册上。
高耸入云的巫山十二峰、一泻千里的滚滚长江，以及生活在高山密林、 深沟险谷中的苗人、瑶人、羌人、越人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曾以三峡特有的地理环境 和色彩缤纷的社会生活激发出创作灵感和激情。
最具说明性的是杜甫——他一生50多 年的时间里总共写出的诗篇有1400多首，而他在三峡地区共居住了两年零九个月时间 ，就写出481首，几乎平均每两天就写一首，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撰文\\\/岑学恭（巴蜀诗书画研究会会长、三峡画派创始人，多年来专门从事三峡 山水与巴蜀风光的绘画创作） 画家眼里的长江三峡是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廊。
三峡之美，美在雄、险、奇、幽。
瞿塘峡以雄伟峻拔著称，巫峡以幽深秀丽驰名，西陵峡以滩险水急逞胜。
在三大峡谷 之间处处风光旖旎，两岸青山，犹闻猿声；数叶扁舟，饶有野趣。
千姿百态、相得益 彰，令人心驰神往。
三峡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无不似诗如画。
比较起方正平整的 黄河文化来，三峡之美是一种动态之美。
要体会出三峡的美，就要在中景、远景处欣 赏。
三峡峡谷高且窄并险，但仍有平缓的山势和宽谷。
峰峦如削，波涛如怒，湍急的 水流和巨大的落差构成了动态的画面，也因而更能激起书画者的激情与畅想。
如能乘 船江上，船动景移，可揽尽山、水、泉、洞之美。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三峡文化，长江就只能是一条“长白江”。
中国长江三峡历史上早有闻名，隋唐时期山水树石，已渐转入独立画科，刘（松年） 、李（唐）、马（远）、夏（圭）画作显示出山水画气势之清劲雄伟，大有李白的“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之风。
美 不胜收的历史上记载了绘画山水，如唐吴道子画嘉陵山水（嘉陵江为长江在重庆、四 川的一大支流）三百余里一日而毕。
三峡画派的形成主要在于巴山蜀水，长江三峡特殊的地形地貌，造就出了一大批绘画 艺术家。
三峡画派，把最能反映巴蜀变迁的三峡风光，作为艺术表达的主题，以绘画 方式来描写历史文卷，被感染者愈来愈多，描绘长江三峡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记录三 峡的新景观，久而久之竟在现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派系。
弹指算来，画三峡近五十年了。
我对三峡的风景感兴趣由来已久。
小时候读到的地理 课本上面有插图、照片，其中描绘三峡景色，曾使我对景生情，殊为神往。
我生长在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北平原，每见到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的风景照片时 ，总会幻想那远古时代“蜀犬吠日”的四川山川风物的图像…… 抗日战争爆发，我被迫离开那莽莽大漠，从西北向西南，踏着三国时邓艾走过的“阴 平小道”，走蚕丛，攀栈道，进入了四川，从此又与三峡结下不解之缘，多次往返三 峡，写生采集素材。
李杜的诗句，开阔了我画三峡的胸襟。
恩师徐悲鸿先生在抗战期 间也为我写过三峡题画诗。
总之，不到三峡，没有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是很难体会 到这些诗句之意境的...
感动校园教师演讲稿800字作文怎么写
恰同学少年 (Kaiser3344倾情奉献) 校园生活就象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令我梦牵魂绕，可为什么光阴就这样轻易的流逝。
今天高中同学打来电话说要搞一次聚会。
在接到电话那一刻我惊呆了“你，你怎知我电话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年的同学，我们都一直在挂念着，相互祝福着。
”听着电话那边同学朗朗的笑声，我禁不住的鼻子发酸，而心里却暖暖的，不觉脸上已泪珠串串。
都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一转眼就分开十多年了，昔日的同学们都还好吗
早上的梦忽然渐渐的明晰了，坐在窗前，望着院里青青的草儿和那绿绿的柳树林，还有漫天翩飞在阳光下的那群蜻蜓，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昨天。
高中时代是人生的花季岁月，也是人生的激情岁月。
少年时代的梦想，青春岁月的憧憬，描绘人生的蓝图，在这一刻似乎都不会是那样的遥不可及，理想就如同在天边的彩霞，伸手就可触摸到一样，每个同学的眼里都扑闪着兴奋激动，但烦恼和莫名的情愁，似乎也如同校舍上的爬山虎，不知不觉的绕缠满心头。
都说少年壮志不言愁，但苦过了，拼过了，失去了，也得到了，反复之间，青春已逝。
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练和生活打磨，再回首，重思量，当年的诺言实现了多少
人都快到中年，几经挫折，还有豪言壮语吗
还有冲天斗志吗
真是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心头，说不出中喜或愁了。
当初由于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到了高中毅然选择了读工艺美术专业。
那时候学校办的工艺美术班是第一届，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没有教学经验，连画具都是班主任老师亲手制的，老师也是学校在社会上聘请的，虽然不是专职的，但在当地美术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或名人了。
没有教材，老师们就把自己当年学美术的心得和经验写成教材，摸索着前进。
最快乐的是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关心，留下了一幕幕令人难于忘怀的故事。
每当忆起，那份纯纯的、浓浓的同学情，就像一股甘甜的山泉水在心中缓缓流过...... 校长和老师不止一次的说，我们班在全校算得上特殊了。
特殊在哪里
不外就是纪律焕散，随心所欲，个性张扬，目中无人这样的罪名罢了。
这么说，可不是我们不守纪律，也不是我们素质不好。
只因是我们追求一种自由、轻松活泼的环境和心态，先贤有云：游于艺。
也就是说，学艺之境要在若即若离，不离不弃之间找平衡，师法自然才能领悟艺术真谛。
自然，老师是深谙此道，所以，班的学习氛围好，同学个性张扬，争强好胜，沉醉于艺，似疯近痴，于是自然就没有其他班级的那样的整齐刻画，按步就班。
常常是画得兴致来时，不吃不睡，心绪不佳时，就会嘻笑发恼，游走校园。
日子长了，也造成了学校有名的不遵守纪律班。
别的班级最眼红的是，他们上课我们玩。
学美术经常要走出去写生。
当他们在老师的严厉目光下，声斯力歇的背着枯燥乏味的文言文和演算不知错了N次的方程式时，当他们垂头丧气，象霜打的茄子一样，用不解和异常羡慕的眼光目送我们却象一群小鸟一样飞出校园的时候，我们昂胸抬头，自然是最高傲，最神气的了。
这还没完，我们把自然的美景，花草树木，山川流云通过我们的眼晴，经过我们的画笔表现出来，把最得意的作品贴在学校专为我们开设的展览橱窗中时，他们羡慕的眼神中，已没有半点的不服气了，一个个的啧啧称赞，打挹作礼。
我自信，我开心。
这一切的一切恍如昨日，记得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说学美术的人个个都要有一双发现美欣赏美的敏锐眼睛，要免去一个俗字。
那时候我们年少轻狂，听了老师的话没加深思考，自以为秀出了自己的个性就是免俗了，可想而知秀出的都是浅薄的思想和不可一世的倔强，现在想想都暗暗发笑。
当年很拽，很有个性的那群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少年，如今，又将是怎么样的模样笑脸
有关中国画
属于我们的两个好时光已经逝去，要是我说一说我的暑假收获了
我只想说“收获的不少。
” 从暑假开始，我妈就给我借了六年级的课本，我每天都看，已经都预习完了。
随着升入高年级以来，我的阅读量的增多，肯定不会放弃这次大机会，我在暑假期间已经阅读了《夏洛的网》，《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名著，真可谓是受益匪浅。
到了八月份，暑假班开始了，我玩的时间也不多了，留的作业是真的多，但我坚持了来，有了很大的回报，我上的跆拳道班晋级了黑带，英语班砸金蛋赢了一等奖，奥数班老师请了我们吃蛋糕，看了电影等。
在暑假班结束后，妈妈带我去天津旅游，大家肯定都知到天津就是相声的发源地，还有天津的“三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我吃了后尝出了天津的味道。
我们去了“天津之眼”和瓷房子等，都是相当的壮观。
最后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请了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刻了。
暑假也过去了，也该往前走了，在咬咬牙，为了一个好初中，加油
中国画革新体现在什么方面
原因是什么
现代中国画与元，明，清时期的画有什么不同
蔡元培“实物写生”之重读 ——由黄宾虹、齐白石写生小品引发的话题 作者: 时间:2005-11-25 12:42:00文\\\/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在读博士）小品本为佛家用语，指略本佛经，后被借用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多指与大制作相对的、形式单纯而意味深远的小制作。
其于画中多以小立轴、册页、扇面、手卷等形式出现，更具一种把玩的性质。
古人小品多强调文人的幽雅情怀，追求清淡超脱的美感，多一种孑然世外的清凉之气。
然，观黄宾虹、齐白石之小品，却非如此。
相对而言，他们较之古人，于笔墨之外更多出几分生活的亲近感，显得生机些、盎然些。
或山水、或草虫，以一种敏感于生活的体味获得了古人所缺乏的真实性——一种写生感。
这种视觉经验的形成，与齐白石边拿螃蟹边作画的传言、以及黄宾虹的写生游历颇为吻合。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黄、齐二人的身上，扩而延之则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相对古人获得的一种别样的体会。
应该说，这种体会的获得，与二十世纪“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强调写生训练不无关系。
而其中，蔡元培提出的“实物写生”则是这一话题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蔡元培于19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中提及：“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1]该演讲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及《绘学杂志》，是蔡氏1917年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论及美术功能与价值之后，一篇专门针对绘画进行论述的重要文献。
相对1917年仅仅宏观论述美术功能的文章，此篇演讲所提出的关于绘画的观点更为具体而明确。
他于开篇提出希望，继而分析了中西画法入手方法之差异，进而指出所谓“西洋画采用中国画法”之现象，最后呼吁“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2]。
时下学界讨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时，多看重1917年《以美育代宗教说》。
但笔者认为，抛开宏观上蔡氏美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仅就绘画的微观角度而言，如果我们能将蔡氏列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此篇演讲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更清晰、也更直接地提出了要以西画“实物写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画的发展。
当然，蔡氏此论之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新所面临的共同话题——西风东渐。
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如1913年《申报》在推介书家王介凡时曾说：“近自欧风东渐，学者力求新学，不暇书法者百有九九，而求书法之精良者似有万难选一。
”[3]。
然而问题在于，西风东渐的大环境确实存在，但具体到中国画的创作，它的影响到底怎样
却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的问题[4]。
其实，就目前学界呈现出的资料而言，并没有资料能显现出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内部发展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西风”之“强烈”冲击而反映“强烈”
相反，众多资料却显现出1917－1919之前的中国画画坛内部是相对平静的，北京“宣南画社”、上海“青漪馆书画会”等传统文人雅集性的社团及画家活动仍是中国画之主导力量。
虽然其间亦有“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之言语[5]，然其立足点是将中国画作为一个中国文化遭遇外来压力下需要保存的单元，而不是指中国画内部需应对“东渐西风”来加以变革。
前引王介凡之例亦然，其所叹息者仅是针对“不习书法者百有九九”而发，并不是指书法内部对所谓“国粹”的离弃。
也即，此间中国画虽处西风东渐的整体文化环境中，但其内在结构仍然稳定，其发展方向显现出更多的自律性[6]。
但是，这种“相对平静”到了蔡氏此文的发表时，情况已有所改变。
蔡氏倡导写生的论调与1917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一并，都以“以西画写实为尚”的论调为理论之逻辑基础，矛头直指中国画内在的价值核心，将“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力从中国画的外围环境引入到了中国画内在发展与求变的方向上。
从而使中国画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内在的革新问题，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国粹”中的一种类型而需要加以保存的问题了。
至此，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足以引发我们反问——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皆非画界中人，他们的言论到底会对中国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谨慎的问题[7]。
翻阅民国二十一年姚渔湘编著的《中国画讨论集》，上述三文皆未入选。
该书对当时中国画领域较为重要的论述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收编，“搜罗海内名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加之以选择。
”[8]其选编的出发点为“现在研究中国画的人还是唐宋以前的思想，故步自封的在自己的园地讨生涯。
又学习西画的人，一味的抄袭西洋面貌。
于是彼此壁垒森严，不通音闻，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闹得学绘画得人，不是做古人的奴隶，就是为西洋画的肖子肖孙，尽毕生之力，不知其所以然，徒食古人糟粕，拾古人牙慧。
噫，亦良苦矣
兄弟有鉴于此，想着把中国画的理论，整理出一个系统，使后来研究中国画的人，不至走入歧途。
”[9]应该说，编者姚渔湘选择文章的视野是相对开阔的，而他选择的29篇文章亦是当时画界影响较大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以康、陈、蔡三人的社会影响力而未能入选其内，似乎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暗示了历史的某种真实性。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什么，而只是想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时应该采用的一种慎重态度——在具体的现象中分析并体会时人感受，并在这种感受的过程中，还原或是拼贴历史相对真实的面貌。
比如说，我们一味强调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序》的重要性，固然，提出这篇文章的价值或许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该文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则是不恰当的。
因为即便是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的徐悲鸿，似乎也并未认同或响应康氏观点。
徐氏于1918年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于文后附录：“近人常以鄙画拟郎世宁，实则鄙人于艺，向不主张门户派别，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逼真而已。
初非敢弃绝，遂以浅人为师。
且天下亦决无可以陈古人之撰造而拘束自己性能者，矧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艺人谓可皈依乎哉
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指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
同志诸君察焉，悲鸿仅启。
”[10]徐悲鸿深得康有为之提携，甚至他1917年与蒋碧微私奔日本亦曾得到康氏的支持，两者之交可见一斑。
且徐悲鸿1918年也正是得助于康有为弟子罗瘿公的介绍方才结识蔡元培，得以入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出任导师[11]。
但徐氏入北大后不久即发表这样的文字，全然没有任何赞同康氏年前对郎世宁推崇的意思。
而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康有为的文章流传有限，徐氏未曾读到；要么就是徐氏虽曾读过，但迫于画界传统力量之强大而未敢附和，甚至还因别人的议论而欲与郎世宁划清界限。
那么就此反观康氏之文，于是时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是足以让人怀疑的，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
这一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时，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而应在琐碎的细节中慎重寻找历史真实的足迹。
但是，诚如上文所言，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否定康有为、陈独秀文章的价值与意义。
以康、陈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发表这样的文字即使不能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亦足以在中国画的外围环境中催生一种求新求变的舆论影响[12]。
只是，这种影响的产生并不是某个孤立的现象所导致，也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显现的，而是与其它的诸多因素一起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
而在这些“其它的诸多因素”之中，蔡元培的这篇演讲稿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看，蔡氏此文较之康、陈之文更为重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更能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蔡氏当时身任北大校长，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且于1919年出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校董会主席[13]，于当时南北美术教育研究机构中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力。
可以说，他当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相对康、陈二人而言，是直接面对美术界的。
而且，他的这篇《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是在1919年10月宣布陈师曾辞离北大画法研究会后发表的。
陈蔡分道之具体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蔡氏于陈氏离去之际发表“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此类话语，似乎是有所指对的，因为其中所谓“名士派”恰是陈师曾所推崇的。
就此推测，陈蔡分手的背后可能有着两人画学主张不同的原因。
那么，蔡氏放离陈师曾，并于其离后发表如此言论，则足见其对北大画法研究会之重视。
故而，在具体的教学研究中，蔡元培亦当竭力推行他的画学主张。
那么，有了美术教育这样直接面对画界的中介，蔡元培之画学主张则势必会对画界产生一定的直接冲击与影响。
而这一点，却是康、陈二人所没有的条件。
确实，日后于中国推动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上前进的陶冷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则无一不与蔡元培之提携有关。
故而，在1917－1919年中连续发表的康、陈、蔡三篇有关中国画革新的文章中，蔡氏之文尤值我们关注。
那么，蔡文的重要性又具体表现为他怎样的观点呢
纵观其文，蔡氏强调“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
”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画“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所以他强调“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
”[14]也即他开篇所提出的“多作实物写生”之呼吁。
虽然蔡氏于文中未对中西画作出直接的价值评判，但其行文逻辑中却无疑隐含了“以写实为尚的西画，正是中国画革新之必备良药”这样的前提。
此种说法与康、陈二人颇有合拍之处。
也正是这种合拍，才使得三人主张不同于前人所谓“西风东渐”下的国粹观念，而是直指中国画内在价值核心的“西风东渐”。
然蔡氏之文相对于康、陈，则又超越了一种仅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论调，而是在“提倡写实”精神的口号之下，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训练方式——亦即写生概念。
那么，这种具体性也无疑使蔡文对于前述的中国画内在的稳定性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其实，“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并不新鲜。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它最早应出现于宋人著述中，多指赵昌所绘花鸟。
如“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15]；“正如赵昌花写生逼眞，世传为宝，然终非眞花耳。
”[16]此时写生，多偏动词性质，意指逼真描绘客观物象[17]。
至元人，则开始偏名词属性，如袁桷《徽宗梅雀图》中有句云“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
”[18]至明清，写生则成了花鸟画的一种指代性名词，如吴宽《为白郎中题荷花鹅图》中云：“前朝画学人如市，不独丹靑竞山水。
点朱涂粉擅写生，花鸟纷纷总良史。
赵昌名与黄筌齐，后来更称崔子西。
”[19]然，此时德写生却也开始偏离最初“逼真描绘”的含义，如钱谦益《雪里桃花次薛叟韵》中“朱门人面愁相映，紫陌尘埃恨欲销。
拟为写生谁下笔，王家还有雪中蕉。
”[20]王摩诘“雪里芭蕉”与赵昌之“写生花鸟”实是大相径庭。
另如钱大昕《作墨菊长卷出以见示幷属题》中有句“主人供写生，不写形写神，淋漓泼墨汁，下笔淸而淳。
”[21]泼墨之法“只为写神而不写形”，与“逼真”之差别，无须赘言。
由此可见，“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其意义是有所变化的：由描绘的方式变为画种指代；由求真描绘变为写神描绘。
但是，这种转变在时间序列上并非一种完全的前后继承与变化，而是时有混淆的，也即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固定界定的科学概念，与二十世纪专指实物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即使是最早的强调“逼真”概念的赵昌写生，也不是指“对景造型”的过程，而只是画面最终效果“接近真实”的一种描述。
如果说中国画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接近二十世纪写生概念的词汇，倒可能是某些用法下的“写真”一词。
如南朝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中曾言：“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
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
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冝点染即成数人。
以问童孺，皆知其名矣。
”[22]但联系当时的绘画实迹考察，此种对景描绘可能更接近于“速写”，而非实物造型写生[23]。
就此而言，蔡元培于1919年提出的“多作实物的写生”应与中国画史毫无关联，而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
但是，蔡元培却也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引入这种“写生”概念的人。
1915年8月31日——9月3日，《申报》广告栏连续刊登了“东方画会招收会员”的消息：“本会自露布后，入会者甚众，远途来会，寄宿者亦不乏其人，旧有宿舍，势不能容。
今特将会所推广，至课堂、宿舍、浴室等皆高畅清洁，颇合卫生。
尚有退闲室、阅报所、藏书楼，均布置适当。
课目有静物写生、石膏模型写生、人体写生、户外写生等。
本会正式开会日期系阳历9月5日，嗣后逐日可以入会，寄宿者尚有余额，幸希从速。
欲知详章，来会取阅，函索附邮票一分。
”[24]其中，明确提出了系统的写生训练，甚至还将其划分为静物、石膏、人体与户外四类。
东方画会是由当时上海图画美术院部分教师共同发起组成的，会员有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刘海粟、陈抱一、沈伯尘、丁悚等七人，“他们试图以画会的形式，来共同研究和促进西画运动。
”提倡以写生为宗旨，同年暑假还举行了到普陀山的写生旅行，是开中国西画户外写生的最早先例。
[25]除此之外，上海美专亦曾组织学生外出写生，例如1918年4、5月间，刘海粟便带领学生乘火车赴杭州西湖野外写生，并于6月1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举行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旅行写生成绩展”[26]。
而且，上述资料中的写生活动尚为户外写生，而从理论上推测，室内写生较之于户外应该更早，它应伴随着中国引入西方图画教学方式而被引入中国的。
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外来的学画方法，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还曾与以临摹为途径的中国画学习方法发生过一个相互混淆而磨合的过程。
试比较《申报》1914年、1916年同由上海图画美术院出版的《铅笔画》的发行广告。
1914年《铅笔画第一期》云：“夫画岂易为哉
然必须按部就班，始底于成。
铅笔画为习画之初步，无论钢笔、水彩、油画等等，悉从铅笔画入手。
顾市上好范本绝少，不足以诱掖后进。
本社有鉴于此，特出铅笔习画帖一种……”[27]西画之中，铅笔画为基础，本该以写生为法，出版画册只是为了丰富视觉经验，而绝无临摹之说。
但刘海粟等所出的《铅笔画》却是一个临摹的范本，并如字帖一般名之曰“铅笔习画帖”，可见中西学画的两个概念、两种方法相互影响下的意义混淆。
然至1916年《铅笔画第一、二集再版》的广告中，情况则有所改变，“学西画者必从铅画入手，如将铅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
但所临铅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稿。
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
”[28]此时，“铅笔习画帖”这样明显中国化的名称消失了，虽然也曾提及临习铅画，却开始强调这种临摹范本的写生概念。
两次广告的发布者同为上海图画美术院，那么前后说法的改变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者对于“写生训练”深入理解，同时也显现出“写生”作为一种学画造型训练的方式，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开始与中国传统临摹观念的混淆逐渐走向清晰的过程。
至1919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画学真诠》的广告云：“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内容着重铅笔画之写生原理和技法，附有图例。
”[29]此时，不再提及铅笔画的临摹问题，而是让人直接理解写生的原理和技法，可见对于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的理解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早在蔡元培提倡“实物写生”之前，西化概念的写生训练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传播过程了。
而且，有资料显示最迟在1917年，写生作为一个画种的名称概念也已形成。
1917年6月1日－3日，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职业教育，推动小学校的图画手工科教育，特征集各校作品举办了“手工图画展览会”[30]。
其征稿种类中有“图画科”一目，目录下分“记忆画、写生画、图案画、写生图案画（由写生变化为图案者）、制样画（系制作物品前预备之图样）、特别应用画（如适用于广告簿二信封信笺者）。
”[31]然而，明确了“写生”概念在蔡元培之前的一些传播情况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即这些写生概念与蔡氏所提相同吗
如果相同，那么蔡氏之说的价值或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如果不同，那么它们的差异又何在
应该说，蔡氏之“写生”与上述的“写生”同属学画过程中的“对物造型训练”，基本含义一致，也即蔡氏所谓的“描写石膏像与田野风景”与“石膏像写生与户外写生”都是一种对照实物进行造型训练的学画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问题在于，蔡氏所言对象是中国画，是“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其最终的希望是“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32]这是针对中国画的价值内核提出的革新之语，而他之前的“写生”却并非如此。
无论东方画会，抑或上海美专，所提倡的“写生”都是为了推动西画的发展，而非中国画[33]。
那么，这种差异也正是蔡元培“实物写生”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其意义与价值也同样如此。
诚如前文所述，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虽然处于“西风东渐”的冲击之下，但它自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却是相对稳定的，西画的写生概念只是在其外围通过西画的学习与推广而蚕食中国画的外在资源[34]，但对其内在的发展方向却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故而，在此情况下，蔡元培登高而呼，并依借美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具体的推行，其产生的影响自然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将“西风东渐”真正吹向了中国画的价值内核中，并从操作的层面上明确了这种“东渐”的具体手段。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蔡元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具备了一种不可回避的独特价值。
虽然，他并非画界中人。
当然，蔡元培产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史虽然最终多以个别性的现象作为历史意志的代表，但在其真正的演变与发展中，一个现象意义的产生却是与其它现象共同关联的，也即蔡元培的意义也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来完成的。
我们不能遗忘一个事实——蔡元培倡导“实物写生”之前，还有康有为、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对西画写实精神的鼓吹。
没有这样的前奏，或许蔡元培的独奏是难以奏效的。
当然，康、陈二人因为缺乏蔡元培于美术教育上的独特背景，无法直接对画界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他们在文化上的姿态与影响却无疑不是“西风东渐”由外在冲击走向对中国画内部发展产生影响之间的一组重要的音符；或许，他们对中国画震耳欲聋的高呼未必能得到直接的回应，但却无疑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过去更为清晰的要求中国画进行自我革新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促使中国画一步步走向二十世纪“革新”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康、陈二人，才使得蔡元培能够更为轻松地推动中国画“革新”的大门。
故而，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社会大环境下，逐渐松动自我内在的稳定性，应该是他们共同致力的结果，时间应是1917－1919——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概念。
--------------------------------------------------------------------------------[1]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3] 《美术大家王介凡莅申》，《申报》1913年10月31日。
[4] 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不是简单直线式，而是藏匿于相对复杂、琐碎的历史现象中。
但后世评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这种发展的丰富性，做出简单化的判断，并时常遗忘或误读历史本身。
具体而言，对历史的遗忘或误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将历史理解为简单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非此即彼的、阶段性发展与进化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到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的多重性与交织性；二、将历史视作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演进史，产生以少数现象指代整个历史的片面化观点，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构成因素的多样性与互动性。
于是，面对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的问题，我们往往会采用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论证或理解，并将这种影响扩大化，甚至可以无视它具体演变的细节与过程，就简单在一个时期段上套用一个语汇或概念，而不去细析这段时期内各种现象与因素之间的细微关系或隐藏的真实。
[5] “讨论书画、保存国粹”见于青漪馆书画会宗旨，见《海上青漪馆书画会小启》，《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 这种自律性并不是说，此间中国画的发展就是隔离外在环境的封闭与保守，而是指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自我肯定的姿态。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它却可能是开放而灵活的——面对东渐之西风，可以吸收西画因素以求改良，沪上任伯年对待西画的方式即为一例。
但这种姿态与后来“试图以西画拯救中国画”的革命，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结果亦然。
[7] 当下学界谈及中国画当时的状况，动辄援引康有为、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以作“革命”激扬之论述。
然据笔者了解，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这两篇文章直至八十年代经郎绍君先生、水天中先生的钩沉方才被大量引用。
那么，没有辨析这两篇文章对当时的具体影响，便言其文化上的标志性意义，是一种过于主观而危险的行为。
[8]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编例，立达书局1932年10月[9]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序言，立达书局1932年10月[10]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附录文字，原载1918年5月23－25日《北京大学日刊》[11] 参见杨先让，《有关徐悲鸿的一段公案》，《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12]但我们在阐述这种影响的时候应该避免不顾事实的扩大与泛化，将其简单化地贴上标签或口号，这是治史所应避免的主观错误。
[13] 参见李兰，《蔡元培与上海美专——试析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美术与设计》2005年第1期。
[1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15] 欧阳修（宋）《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卷2[16] 释德洪觉范（宋）《石门文字禅》卷23[17]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虽以写生为名，但其本仅为课子画稿，所谓“写生珍禽”始见于《宣和画谱》，其画所题之名亦为徽宗瘦金体，故此名应为宋代所定，非其原名。
[18] 袁桷（元）《清容居士集》卷45[19] 吴宽（明）《匏翁家藏集》卷12[20] 钱谦益（清）《牧斋初学集》卷5[21] 钱大昕（清）《潜研堂文集·诗集》卷7[22] 颜之推（梁）《颜氏家训·卷第下·杂艺篇第十九》[23] 将此例联系赵昌逼真之写生，倒也从某个角度上显现中国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某种“写生”的萌发，但无容置疑的是，这种萌发并未成形，其中原参考资料：\\\/view.asp?id=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