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崇礼作文500字主要讲礼仪，俗习
西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总揽，以建设首善之区、文明之区、和谐之区为目标，全力打好以德引导、以法整治、以建改造、以制创建四张牌，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及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了健康文明、和谐稳定、崇德向善、遵德守礼的良好社会风尚的逐步形成。
近年来，西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总揽，以建设首善之区、文明之区、和谐之区为目标，全力打好以“德”引导、以“法”整治、以“建”改造、以“制”创建四张牌，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及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了“健康文明、和谐稳定、崇德向善、遵德守礼”的良好社会风尚的逐步形成。
一是打好以“德”引导牌。
坚持以“全民”为主体，以“修德”为途径，以“行动”为落脚点，全力实施公民意识培育、优良品德倡导、领导干部尚德、阳光少年美德、志愿服务强化、社会诚信构筑、优美环境打造、先进文化惠民、城乡文明共建“九大行动”，精心策划开展了“幸福志愿行·共筑中国梦”志愿服务、“树崇礼碑、建明德墙”、“三风四信”建设、“美丽校园大眼睛”、“五星级文明户”评选等覆盖社会重点行业和领域，涉及所有重点人群的12项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参与或受益群众近8万人，不断激励全社会形成修德共识。
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市民教育全过程，广泛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长期刊载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在城市广场、小游园、主次干道、商场、住宅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制作和流动展播“文明城市创建”、“中国梦”、“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使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社区，通过知识竞赛、演讲征文、文艺表演等形式，开展“三个倡导”和“四德”教育实践活动90多场次，设立“善行义举榜”100多个，树立群众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近400多个，增强了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涌现出了“最美孝心少年”马小龙等一批“最美”先进典型。
二是打好以“法”整治牌。
坚持把抓创建工作与搞好城市管理、优化建设环境结合起来，策划开展“城市管理攻坚年”和“城市管理成果巩固年”活动，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牵头，把集中整治城市环境脏乱差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和创建文明城市的“一号工程”，按照统一划片、单位包干的原则，突出“八归”(农贸归市、摊位归片、经商归店、建筑归线、停车归场、广告归栏、垃圾归点、禽畜归圈)“八无”(无乱堆乱倒、无乱吐乱扔、无乱挂乱晒、无乱摆乱放、无乱停乱靠、无乱贴乱涂、无乱挖乱拆、无乱搭乱建)，组织机关单位、干部群众上街开展常态化、持续化环境整治，出动干部群众及执法人员累计过万人，组织公共秩序综合整治310余次，城市管理水平和环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持续加大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力度，坚持在广场、游园、街巷、小区、机关单位、出租车电子屏上制作和刊播文明创建标语和公益广告，在网站、电视、报刊开设了“文明创建”专题专栏，刊发文明创建宣传内容，及时报道创建工作动态，推动了全民参与文明创建工作新格局的形成。
三是打好以“建”改造牌。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优化人居环境，有效整合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共享，以建设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强化优质服务为目标，仅2014年投入资金9亿4000多万，启动实施道路、基础设施、片区改造、园林绿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8个，组织实施主次干道维修，土质路口硬化，公交站台、报刊亭、休闲座椅安装更换等公用设施配置及维护工程共计500多项(个)，在城区主次干道新建公厕49个，其中小游园新建公厕7座，新建停车场50个，巷道整治100条，新建蔬菜便民销售点51个，城市服务功能日趋完善。
四是打好以“制”创建牌。
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以城促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全面启动实施了“美丽西峰大家园”全民创建活动，通过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行业)、文明村镇(社区)等一系列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了干部群众文明素养和城乡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
在巩固已有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以及《庆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实施办法》和《庆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对文明城市创建舆论宣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八大环境建设和中央文明办重点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创建办组成人员，先后召开12次推进会和8次办公会，下发专门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并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考核责任书，持续抓好“一项管护、三项整治、五项活动”，大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40多场次，出动志愿者3000多人，间接或直接服务群众15.5万人。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发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
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
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我姓赵名翼，但我家族，族谱在我爷爷那一辈因失火把家族族谱烧坏了
谁知道赵氏族谱，字辈
古时由于交流的不便利，各地的字辈都不一样的，现在虽然通讯发达了，但不知道赵姓族有没有全国范围内修族谱。
你可以去祖辈曾居住的地方找找，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一层层往上朔源，看看自己这支是属于哪一支的。
赵家的后代分布
宋代编写的将赵姓列为全国首姓，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国姓，实际上以人口和望族排列并非如此。
据专家考证，赵姓是当今中国的第七大姓。
赵氏出自蠃姓，与秦国蠃姓同祖。
赵氏的祖先是伯益，具体始祖是造父。
伯益是夏朝东夷族首领，蠃姓各支的嫡系祖先。
伯益的9世孙造父，是西周时着名的驾驭车马的能手，传说他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骏马，调训好以后献给。
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为他驾驶，经常外出打猎、游玩。
有一次西行至昆仑丘，见到，乐而忘归，正在这时听到了徐国造反的消息，非常着急。
在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镐京，及时发兵，平定了叛乱。
由於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将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县北）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称为赵氏。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姓的祖先是蜚廉，蜚廉有二子，一曰恶来，恶来之后为秦；二曰季胜，季胜之后为赵。
季胜的曾孙就是造父。
造父六世曰奄父，为御。
奄父生叔带，因无道，离开周王室去晋国，为御，这样，赵氏便进入晋国，他的后世事晋为大夫。
时，与韩、魏分晋，列为诸侯，开国君主（名籍）是晋大夫赵衰的后代，建都晋阳，后迁都邯郸，战国时为七雄之一。
赵姓归於以国名为氏的一类。
赵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
秦代，河北正定人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於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郡，建立南越国，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南越王。
此后，赵佗的子孙繁衍於今广东、广西一带。
唐高宗总章年间，中原人赵端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
五代时，河南上蔡人刘龙天在广州建立南汉，洛阳人赵光裔、光逢、光胤兄弟三人因此而在南海安家。
元兵攻陷杭州后，南宋末代皇帝帝迁於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不久兵败，帝沉海而亡，南宋宗室赵氏散逃至澎湖，潮阳等地，后在闽、粤一带发展繁衍。
从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赵氏陆续有人迁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居海外，分布於欧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由於秦汉以来，尤其是唐宋以后，赵氏遍布江南、岭南各地，加之南宋赵氏政权统治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河山长达150多年，所以，目前赵姓在南方人中所占比例较高。
赵氏不仅是汉族大姓，而且在长期多次的民族大融合中还有不少人融入北方的匈奴族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500字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
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
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
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
但在复杂迷乱之中，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十分稳定、支配着中国管理意识和行为的管理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
作为一种成熟的管理观念形态，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之春秋战国，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
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
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早在八千年以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社会关系的发展上，随着原始氏族分解为母系大家族，母系大家族过渡到父系大家族，特别是父系大家族中各个家庭分财别居之后，使管理也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管理走向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意识为土壤的传统管理。
总之，在当时封闭的以农业生产管理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宗法社会土壤下，何种管理思想或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并以何种形式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孕育了我国早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意识和行为都是以华夏文化为轴心起源、发展的。
当历史进入春秋之后，上古华夏文化的渊源流向何处
何种管理思想发展为主导潮流
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鸣和探索，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
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
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
”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
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
”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
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
”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
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
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
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
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
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
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
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
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
本世纪初，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面对外强、内患的多次震撼，传统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动摇。
但以梁漱溟、张君励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宣扬”心本论”，他们通过研究儒家、佛学中的管理观念，认为只有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真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人类生命之皈依，世界文明之趋归。
新儒学派经过一代代的努力，本世纪中已发展到鼎盛，并广泛传播于港、台、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对旧中国的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生产、制度改革，并大量引用了原苏联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创造出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但是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落后的思想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
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
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
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
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
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
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
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
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
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
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
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
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
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
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
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
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
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
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
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
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
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
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
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
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
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
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
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
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
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
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
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
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
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
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
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
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
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
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
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
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
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
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
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
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
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
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
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
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
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
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
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三、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
历史上尽管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
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
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
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
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
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
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当前，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企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
企业要想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求我国当代企业从思维观念到经营管理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一无反顾地进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而这种变革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民族优秀的传统管理思想为根，兼容世界各国之长的基础之上。
1996年9 月朱镕基同志发表的题为”科学管理，兴国之道”的文章，把管理提高到兴国的高度。
这体现了对当代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学管理理论的希望和肯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对中国企业来说，任重而道远。
润德崇礼，泽智善思是什么意思
培养良好的品德，崇尚礼仪，增长智慧，善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