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与展望》演讲稿大概600～700字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
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
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
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
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
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
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
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
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
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
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
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
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
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
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
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
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
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
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
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
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
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
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
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
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
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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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小故事
《万木草堂口说》是康有为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迄今只有抄本流传，未曾正式刊印。
康有为一生讲学有三次：一即为万木草堂讲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长兴学记》一书为此次讲学时的学规，另外则有上述学生所记之笔记抄书。
一为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七年两次游桂林时的讲学及答桂林士子所问，《桂学答问》一书即为此而作。
一为其晚年，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逝世前，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
康氏在“天游学院”的讲学，当也有学生所记笔记，惜未见有抄本流传。
（尝见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三辑，载段昌国编《康有为著作年表》一九二六年下有《天游庐讲学记》一目。
或曰，此《讲学记》即《诸天讲》异名，不知是否与天游学院讲学有关）。
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所记笔记，目前能见到的抄本仅有两份：一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题为《南海康先生口说》；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为《万木草堂口说》。
为使见题即明其讲学之时地，所以这次整理取《万木草堂口说》为名，而不取《南海康先生口说》之题。
* * *万木草堂的兴办，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载，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然遭到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被弃之不理。
康氏在京日久，深感朝政腐败已极，继续留在京师已无可作为，遂决意回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着意于培育人才。
一八八九年底，他回到广州，次年先有陈千秋、梁启超等投于门下求学，后来他们又互引亲友来学，渐渐增至二十余人。
于是应陈、梁等人之请，于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第二年，一八九二年，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学者渐众。
至一八九四年，万木草堂又移至广府学宫，学生已达一百余人了。
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曹泰、梁朝杰、韩文举、龙泽厚、王觉任、梁启勋、黎祖健等。
天游学院是康有为晚年为欲其“大同”理想后继有人，以传“道”为目的而创办的。
当一九二三年康氏在青岛、济南两地成立孔教会之时，就与当地士绅们商谈，有意于筹办一所“曲阜大学”。
后来康氏感到筹集办学经费非易，不如仿万木草堂之规模，办一小型学院，以收学业上已有相当基础，并好学深思的学生，继续加以深造为好。
于是康氏就利用上海自己的寓所，及利用周围的人力，创办了“天游学院”。
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学，第一期注册学生不满二十人，最后增加到三十余人。
可惜仅办了一年，由于康氏在青岛突然去世而停办了。
天游学院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学生有：任启圣、刘天启、翁冰、钱定安、唐以修、林奄方（本姓张）、陈鼓徵、蒋贵麟、李缵铮等。
* * *万木草堂的教学宗旨、内容、科目等大致具备于《长兴学记》一书中，不待赘述。
康氏次子同凝保存着一份铅印“天游学院简章”，由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的“导言”中披露。
其中关于天游学院的宗旨、学科等均有详细规定。
由此不仅可窥康氏晚年思想趋势之一个侧面，亦实为研究近代教育史之宝贵文献。
现将此“简章”抄录于下，以供参考：天游学院简章 院址：上海愚园路一九四号电话：西一四七九号（一）宗旨 本院为学术最高深之研究院。
以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身心之用为宗旨。
（二）学制 本院采书院制，致师弟之亲，并酌采学校制，各科设助教，院中设管理员。
（三）学科 （甲）道学经学、历代儒学、史学。
（乙）哲学 天文、地理、电学、生物、人类、人道、周秦诸子、东西洋哲学、心理、论理、人群、灵魂、鬼神。
大同。
（丙）文学 散文、骈文、诗、词、曲、书、画。
（丁）政学 政治、宪法、理财、教育、列国。
（戊）外国文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任人选习。
（四）入学 （甲）招考 本院每学期招生一次，名额不限。
（乙）程度 大学或中学毕业，及旧学有相当学力者。
（丙）考试 国文论题，或兼缴呈成篇著作，预科、本科同。
特别生：仕学知名者免考。
（丁）具书 填具入学志愿书，并须由妥实保证人填具保证书，然后入学。
（五）学级 初入院者入预科，补习经、史、子、文各学，以植根柢。
毕业升入本科。
倘有好学之仕，不能依规定学科修业者，亦得来院随意听讲，为特别生。
（六）年限 本科二年，预科一年。
特别生不拘年限，天才亮特者不限。
（七）考试 每学期及学年之终，举行考试一次。
（八）升学 本科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给与毕业证书。
预科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升入本科，不及格者留院。
（九）纳费 每学期学费四十元，膳宿费五十元，杂费六元。
各科同。
均于入学前缴纳。
（十）退学 学生不得无故自行退学。
如有正确理由，须由保证人证明，或家长来信，经本院允许乃可。
已缴各费概不发还。
* * *据梁启勋的回忆，当年万木草堂的学习方法除听康有为讲课外（每月约讲三、四次），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
所读之书，除中国古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论语》、《孟子》等）外，还要读很多西洋书。
如傅兰雅、李提摩泰等传教士的译书，容闳、严复等早期留学生的译著，以及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关于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在所读之例。
草堂学生每人都发给“功课簿”一本，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
学生们的一条简短疑问，康有为阅后常常报以长篇的批答。
万木草堂无考试制度，学生学习的成绩、造诣的深浅，全从功课簿中所提问题、所记心得中窥察。
当一本功课簿写满之后，康氏即命存入“书藏”（万木草堂的图书馆），供以后新来学生阅读。
康有为以为，这就等于听他的讲义云云。
这是一种师生之间交流思想、考察学业、教学相长，非常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据梁启勋回忆，在这些功课簿中，有不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可惜在戊戌事败后，查抄万木草堂时，全部付诸一炬了。
除每人一本功课簿外，草堂又设有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
此簿每日顺宿舍以次传递，每人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借此以考察各人的志趣或提起各人的警惕和互相勉励等，是属于德育方面的教育。
草堂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即协助康氏的著述工作。
如当时康氏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著工作，他就让一些学生按照他的思想，分头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作，从头检阅一遍，凡有关孔子改制的言论，简要录出，注明出处，按规定体例，编成卷册，以备康氏著书时检索之用。
这项工作一方面使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思想，同时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康氏晚年在天游学院中，也基本采用上述万木草堂时的那些教学方法，特别是注重自由讨论和教学相长。
这些经验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一文载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梁启勋在上述《回忆》文中，均说：“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
由今所存《口说》抄本观之，康氏讲学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无不融会贯通。
此《口说》虽非康氏亲手所写之著作，但实在是研究康氏学术思想的的重要材料。
又由于《口说》所记为康氏讲学之言，兴之所至，无所顾忌，因此更能反映康氏的真实思想。
若把《口说》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同看，甚有互相发明、补充之作用。
若与《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等比较，则能互相印证，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早期思想的状况。
此外，作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最重要的著述，均酝酿、编著、完成于这几年的讲学期间。
据康氏《自编年谱》载，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同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次年（一八九二年），开始编纂《孔子改制考》“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著《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
康氏这些重要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原始论说），在《口说》中均有反映。
同时，《口说》中所透露的许多观点，在康氏以后的著作中，如《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等篇中，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此，从《口说》中可探索到康氏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过程。
* * *梁启勋在其《回忆》中又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
《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
”而康氏对讲《学术源流》也甚有兴趣，往往一讲就四五个钟头。
如果我们把今存《口说》中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有关题目的笔记集合在一起，稍事整理，当可视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概论的提纲来阅读。
在这些讲题中，康氏试图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以及各派思想上的异同、特点等，表露出不少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议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这些讲述开创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如此估价，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 * *现存两份《口说》抄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但也有不少的出入。
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言：“辛卯（一八九一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
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现存两抄本很可能都是据梁氏等人记录而过录者。
两本之情况，简介如下：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恭录”字一行。
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
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
砚盦谨白”。
下有“祖健”朱钤一方。
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
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
据“万木草堂学徒”之印，可知黎氏为万木草堂时学生，他后来曾是改良派重要报刊之一《知新报》（康广仁等主编，一八九七年创刊于澳门）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见汤志钧编《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附录十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一八九七年）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
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
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
今以丙申本题目次序为主，列表说明之：抄本题目次序 丙申本 丁酉本 说明 1 学术源流（分为一~七节） 学术源流（分为一~十节） 丁酉本第八节为丙申本所无。
丁酉本九、十两节，丙申本全合于第七节。
2 孔子改制（分为一~二节） 孔子改制（分为一~三节） 丁酉本第三节，丙申本与第二节合。
3 洪范（不分节） 洪范（分为一~二节） 4 易 易 5 礼制 礼制 6 礼 礼 7 禘袷 禘袷 8 禘尝 禘尝 9 礼运 礼运 10 王制（分为一~二节） 王制（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第一册至此终。
） 11 中庸（分为一~三节） 中庸（分为一~五节） 丁酉本之二、三节和四、五节，丙申本各合为一节。
12 诸子（分为一~三节） 诸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之三、四节，丙申本合为一节。
13 列子 丁酉本此题列在最后第31。
14 孟荀 孟荀 丁酉本接前“诸子”为第13。
15 荀子兼言孟子（不分节） 荀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为第14。
16 春秋繁露（不分节） 春秋繁露（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5。
丁酉本以后在第29又出“春秋繁露”二节，前后共四节。
丙申本则全合为一。
（丁酉本第二册至此终，丙申上册至此终） 17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丁酉本无此题。
18 史记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19 史记两汉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20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 丁酉本为第16。
21 律历（不分节） 律历（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7。
22 乐 乐学 丁酉本为第18。
23 经策 经策 丁酉本为第19。
24 文章源流 文章源流 丁酉本为第20。
丁酉本此后另有“文章”一题为第21，丙申本合为一。
25 文学并讲八股源流 文学 丁酉本为第22。
26 论文 论文 丁酉本为第23。
27 骈文（不分节） 骈文（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24。
28 赋学 赋学 丁酉本为第25。
29 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丁酉本为第26。
30 八股源流 八股原流 丁酉本为第27。
31 袁稿 袁稿 丁酉本为第28。
32 格物 自此题下丁酉本无。
然丁酉本另有三题：第29“春秋繁露”二节，丙申本合于第16。
第30“墨子”数条，丙申本合于“诸子”第二节中。
第31“列子”，丙申本列于第13。
（丁酉本第三册至此终） 33 励节 34 辩惑 据德 35 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36 变化气质 检摄威仪 37 孝弟 任恤宣教 同体饥溺 38 汉晋六朝唐宋学派 39 宋元学派 40 明国朝学派 41 正蒙 42 通书 按，丙申本现装订次序颇有错乱，尤以下册为甚。
经查勘，原抄录者在每页纸边均以中国旧时记帐用数字记有而码，上下册分别编号。
上册由1—〧0（1-70），下册由1—×〨（1-48）。
然今装订本则将原在下册编号九至十一页之《乐》部分，纂入上册《礼》（原编号31页）后，《禘袷》（原编号32页）前。
而将上册原编号六十四至七0页之《春秋繁露》移至下册（这可能为使上下册篇幅均匀）。
至于下册，按原编号应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始，而今装订本则以《汉晋六朝唐宋学派》至《通书》，直接《春秋繁露》，中间其它颠倒尚多，不一一列举。
上列表中丙申本次序，均已按原抄者编号改正排列。
又按，由上表可看出，丁酉本第一、二册相当于丙申本上册内容，而第三册则只有丙申本下册之前一半内容，自《格物》以下至《通书》共十一题全无。
由此推测，疑丁酉本当日似尚有第四册，相当于丙申本下册之后一半。
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时已阙失。
* * *《口说》是语录体式样，每条文字均十分简略。
然在不同题目下，或同一题目的前后，却又常有重复的条目出现，显然未经仔细整理。
丁酉本在有些条目的书眉上书有“重”、“删”等字样，另有少量提示该条内容的简要字句，如“老子”、“墨子”、“杨朱”等，可能是后人阅读时所书。
在这些重复的条目中，除少数完全一样外，大多数有详略不同，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等。
又由于记录者行文差异，有时很费解，然经过一些重复条目的互相参阅，却得以明瞭。
此外，现存两种抄本在同一题目下，条目的多少互不相同，又即使是同一条目，两抄本在文字表达上也常有出入，这都有助于互补所阙，互订所误。
所以，这次整理时以丙申本为底本，将两本相异之处全部注出，供阅读者研究。
其中所有重复之处亦暂时一律保存，以便读者得窥两抄本之原貌。
* * *近年来，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康有为著作的整理、遗稿的汇刊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先生编注的《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八十余万字），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诗文选》，由我选编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自一九八四年起也将陆续出版（已出《论语注》，已发稿的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等），此外据悉上海有关方面有编辑《康有为全集》之宏伟计划，这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十年来台湾、香港编集出版康有为遗著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一九七六年，台北宏业书局出版了由蒋贵麟先生（康有为天游学院时期的弟子）编集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二巨册。
蒋氏在序中说：“兹取万木草堂丛书刻本及康氏家藏未刊遗稿，并编者累年搜集所得之遗篇零文，辑印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
”所以《汇刊》除一部分为新排印外，凡已刊印过的著作，均按原刊本影印，未作校点等整理工作。
现列其各册目录于下，以供参考：第一集 新学伪经考第二集 孔子改制考（上）第三集 孔子改制考（下）第四集 春秋董氏学第五集 中庸注 孟子微第六集 论语注第七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上）第八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下）第九集 礼运注 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书镜第十集 俄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第十一集 日本书目志第十二集 七次上书汇编 戊戌奏稿 代草奏议第十三集 光绪圣德记 丁巳要件 共和平议第十四集 官制议第十五集 中华救国论 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 金主弊救国论第十六集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第十七集 康南海墨迹 哀烈录 长安演讲集 遗墨第十八集 诸天讲第十九集 康南海文集第二十集 康海诗集（上）第二十一集 康南海诗集（下）第二十二集 康南海自编年谱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附梁启超著康南海传（按，康氏重要著作《大同书》未收入《丛刊》，不知编者出于何种考虑）其后，蒋贵麟搜集得康氏次女康同璧在任启圣协助下编集成的《万木草堂遗稿》前五卷（油印本），以及各种散见遗文若干种。
于是在蒋氏主持下一九七八年又由台北成文书局出版了《万木草堂遗稿》（五卷，一册），《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二册）。
《遗稿》原编者将康氏遗文按文体分为十类：论辨、序跋、奏议、书牍、传志、杂记、演讲、辞赋、哀祭、诗词。
蒋氏刊印本仅前四类，论辨、序跋、奏议各一卷，书牍分为二卷，共五卷，其余六类五卷则称未见。
附《万木草堂遗稿》目录如下： 卷一论辨类 论幼学 光绪辛卯前作卢怀慎论 光绪辛卯前作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光绪辛卯前作郑康成笃信谶纬辨 光绪辛卯前作中和说 光绪辛卯前作府兵说 光绪辛卯前作请开清江浦铁路议 光绪十四年攻日策 光绪二十年勤王宜直讨京师议 光绪二十六年查中国事当辨党派说 光绪二十六年勤王乱匪辨 光绪二十六年新党后党辨 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布新除旧论 光绪二十六年驳张之洞劝戒文 光绪二十六年论自治 光绪末年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 宣统三年论共和立宪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宜用以设飞天遁地潜水驰陆之校及百工博物院说 民国四年又不忍而复言 民国四年问中国人 民国四年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 民国四年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果 民国四年治械 民国四年迁都 民国四年知耻 民国四年备兵 民国四年问民意 民国四年中国善后议 民国五年 以上共二十八篇卷二序跋类 考定王制经文序 光绪二十年桂学答问序 光绪二十年自怡堂诗序 光绪戊戌前作石鳌苏氏族谱序 光绪戊戌前作易经遵朱序 民国十二年邱菽园诗序 宣统二年邱菽园集序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民国元年袁督师遗集序 民国二年韩国痛史序 民国三年张文烈遗集序 民国三年比利时游记序 民国四年国是报发刊词 民国五年罗马尼亚游记序 民国六年烟霞草堂文集序 民国七年粤二生诗词集序 民国十年雁荡山志序 民国十三年 以上共十七篇余莲村尊小学斋集书后 光绪二十年书慧琳一切经音义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池学使墓志铭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告同胞印事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翁文恭易林书后 民国九年跋汉甘陵相博碑 民国十二年 以上共七篇卷三奏议类 请醇亲王归政摺 光绪十四年代屠侍御作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摺 同前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萌摺 同前请重商摺 光绪二十四年谢奉到衣带密诏摺 光绪二十四年为国势危急民心愤怒合龥乞立诛贼臣除宦寺归政皇上 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等作乞撤帘归政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作请复辟还舆京师摺 光绪二十七年请改行民兵奏 宣统元年代某某作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摺 宣统二年请开国会摺 宣统二年代某某等作 以上共十一篇卷四 书牍类上编 共收四十五篇（详目略）卷五 书牍类下编 共收五十三篇（详目略）又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总目： 康子内外篇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弟子职集解毛诗礼徵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书目南海先生遗文辑存（分为闱墨、论辨、法案、章程、序跋、哀祭、碑志、公牍、杂记、颂赞、书札、电文、演讲、谈话等十四类，收入遗文共计一百七十二篇。
）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南海先生友朋弟子函札（共计86封）按，关于《遗稿》后五卷的情况，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导言”中说：“可惜蒋氏出版《万木草堂遗稿》时，尚未得到全部底本，所排印只是前五卷，还有后五卷不曾见到。
笔者有幸访到了后五卷油印本，寄放在弟弟李耀彬住所中，……笔者持有它们的目录，……”然至今尚未见到整理付印出版。
康同璧所编《遗稿》十卷，当时曾油印数十部分赠康氏亲属及弟子，此稿本在大陆康氏亲属中当尚有保存者，应及早整理出版。
此外，一九七九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还出版了蒋贵麟先生编辑的《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等。
值得着重提一下的是，一九七九年香港汇文阁书店出版的李云光先生编注的《康有为家书考释––––康有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证》一书。
李云光先生系康有为第二位夫人梁随觉之女康同环（排行第七）的女婿。
梁夫人一直是康有为家庭事务的主持人，康氏晚年家书大都是写给梁夫人的。
因此梁夫人保存了康氏许多珍贵的书信墨迹。
一九六九年梁夫人逝世后，将她保存的康氏遗物交付康同环。
一九七二年及七三年康同环又将这些书信和墨迹（约一百八十多件）交李云光先生保管。
李先生从九十余件康氏亲笔信中选中了四十一封家书和七封给从弟康有铭、康有田的信，共四十八件，影印出版，并全部作了释文和详细的考释（末后尚附有康氏印章、藏书等遗物、照片，以及新得而未及考释之家书二封）。
李先生在“导言”中介绍说：“家书中所涉及的事情很多，琐碎者不计，比较重要的事，有讨袁、复辟、八公祠被封、印《伪经考》和《诸天讲》、建筑上海游存庐和杭州一天园、租及买青岛旧德提督署、办茅山述农公司、办大学、处理海外党务、古董书画的买卖和自己字的卖出，以及上海祝寿、青岛逝世等事，要细说也不容易。
”即以李先生所选书第三十五中提到在《诸天讲》“爱因斯坦”一篇中要加上“爱恩斯坦拨弃以太，发明万有引力之光线为圆锥曲线，为奈端所不及”二句，即为今本《诸天讲》中所无，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因此这是一部研究康氏晚年思想和生活情况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李先生若能继续将收藏在他手中的康氏其余四十余封家书和论文墨迹，全部影印整理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大的研究兴趣。
* * *康有为推重今文经学，尊崇孔子，凡是他认为经文、注疏或孔门弟子、后学所述说中有“微言大义”者，辄称之曰：是为孔子“口说”。
换言之，“口说”者，必含“微言大义”也。
康氏的各种重要著作，都已陆续整理刊行，然就是这一部康氏弟子笔记的“口说”由于传世抄本难得，至今未得与更多的研究者见面。
也许有人认为，此非康氏亲笔所著之书，其价值不大。
然如上所述康氏对“口说”之推重，则鄙人此次初步将《口说》整理出版，或可借以探得一些康氏之微言大义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