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庭辩论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1. 申请杂谈在今年的申请者中，我属于少数中的少数。
既是不多的申请法学院JD的中国学生，又是JD申请者中少见的工科生。
在我申请的时候，身边没有现成的例子，所以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在此写下我的一些申请经验，希望对未来的申请者有所帮助。
很多工科生不敢或者不愿意申请法学院，总觉得法学院是舞文弄墨的旁门左道，和工科的行胜于言格格不入。
其实在我看来，法律也是逻辑的集合，别看那些法学论文写得天花乱坠，根子里都是环环相扣、脉络清晰的逻辑推理。
理工科学生在国内受的教育中并不欠缺这方面的训练，读法律时也不会比文科学生有什么明显的劣势。
再者，在国内能够披荆斩棘杀到国外来读书的，一般资质都不差，申请法学院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
想想这几年海龟越来越不吃香，留在美国转金融的也挤破头，多一种选择总不是什么坏事吧。
申请法学院，主要还看两项硬指标：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LSAT）和本科学分积。
这两项指标能够决定您申请学校的档次，但最后是否能够顺利拿到录取，还得看各种因素的综合。
以前的法学院申请经验谈中通常都把LSAT成绩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般认为如果能考上170，就会被某些top 14法学院录取。
如果能够考到175或者更高，则Harvard就很有希望。
从历年的录取情况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
Top 14里的Northwestern和Georgetown是出名地看重LSAT成绩，170以上的LSAT几乎是录取的保证。
而Harvard由于招生众多，也只能靠LSAT作为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
但是，仅仅依靠LSAT还不足以敲开其他法学院的大门，而这几年随着LSAT成绩的水涨船高，各学校的录取标准也越发的多元化。
学校不只看重这些标准化成绩，也更加看重申请者的软因素（soft factors）。
另外，中国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素来表现优异，这几年LSAT超高分层出不穷，大有把LSAT也新东方化的趋势。
以后几年要靠LSAT在众多中国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恐怕是越来越难了。
本科的学分积请中的另一项硬指标。
从2007年起，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 (LSAC)开始允许外国学生也将本科成绩单寄到LSAC处统一认证。
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申请者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大陆高校的评分标准总体比美国高校要严格很多。
所以成绩单经过LSAC的折算后，结果通常是惨不忍睹。
例如清华的百分制成绩，如果按照LSAC的标准折算成四分制，90的平均分可能只能折算到3.6。
这在美国的很多院校已经30％－40％的成绩了。
目前还不知道US News是否会将外国学生的学分积也计入它的法学院排名指标。
如果不幸计入的话，那有一些法学院很可能会拒绝一些合格的外国申请者，以保证其排名不受影响。
学校的名气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而美国的法学院在这一点上是出名的势利，在条件接近时绝对优先考虑名校毕业生。
翻开耶鲁法学院的新生名单，本科毕业学校基本上就是Harvard，Yale，Princeton和Stanford的循环，偶然出现一个State University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中国学生申请也有同样的问题。
以前法学界国际交流不多，老外对国内的学校质量心中没底。
这几年交流频繁，美国法学院对国内的学校排名大致都有些了解。
从学校的牌子来说，北大的学生在美国法学院分布最广，人数众多，知名度远远领先。
清华这几年国际交流搞得不错，声誉也很好。
其他比如复旦、人大和政法，都是国外非常认可的学校。
而一些专业院校，也有申请法学院的传统，比如外交学院，就在耶鲁法学院有好几位毕业生。
虽然从统计的角度，中国在美国读JD的学生样本太小，还很难有肯定的结论，但至少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未来几年，国内的名校毕业很可能是申请顶尖法学院的前提之一。
如果您不幸没有以上条件，那就只能在其他方面多下功夫：1．社会经验。
美国学生在这上面玩的花样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我见过有去非洲当爱滋病义工的，有去美国贫困社区当小学老师的，有去巴西雨林拯救野生动物的，甚至还有刚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大兵。
总之只要是公益性的社会经验，对申请都颇有帮助。
说实在的，这些美国学生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大好青年，大多数也就是为了申请法学院的时候简历上好看一点，一等毕业就义无反顾地背叛革命，投向律所的怀抱。
中国学生大多数都是刚出学校的愣头青，最多也就是去某家公司、律所实习了几个月，和这些花俏的经历一比就相形见绌。
如果阁下真想靠社会经验出奇制胜，我劝您还是去西藏支教个一年半载，至少这个看起来还比较像样。
2．推荐信。
中国的法学院教授，在国际上没啥学术影响力，不过这几年和国外法学院迎来送往，和很多名校的教授也能混个脸熟。
特别是北京的北大、人大和清华，和国外各大法学院据说关系还不错。
有几位国内的大牌教授，素有推荐学生的传统，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垂青，也许能对申请有所帮助。
另一类推荐信来自社会贤达，这就完全看各人的造化了。
8、90年代申请法学院的中国学生多是高干子弟，领导身边的翻译，或是中央台的英文记者，有一些还真能搞到名人的推荐。
据说当年高志凯同学就是由基辛格博士推荐进的耶鲁法学院。
对于这样的传奇人物，我只能致以十二分的敬仰。
3．个人陈述。
个人陈述在申请PhD时并不特别重要，可在申请JD时就非常重要。
律师毕竟是靠文字吃饭的职业，练自己申请文书都写不好，那还怎么指望以后写那些鬼也看不懂的法律文件
写个人陈述，最忌讳追忆往昔。
而很多申请者，就特喜欢把陈年八谷子的旧事都搬出来。
开头必谈其10岁之前的光辉事迹，要不就是父母对他的谆谆教导。
总之从小立志做大事，匡扶正义，锄强扶弱，如今终于逮到机会，要学习法律报效祖国，万望贵校帮助实现纯真少年的伟大梦想。
（我是夸张啦，不过您对照自己的个人陈述看一看，是不是开头就是When I was a child…）另外一类是列干货、报流水帐，典型的比如三年前，我替某某公司做了一个项目，得到以下收获；两年前，我帮某某教授作了一些研究，发了一篇文章。
这种文体写写PhD的申请还行，用来写法学院的申请文书，实在是有些过于朴实了。
法学院看重的，不只是您过去的优秀，更关键的是您未来的潜力。
在同样的篇幅中，应该更多地着墨于您的理想和信念，而非简单地重复您简历中的内容。
中国学生申请时，还习惯强调自己的中国背景。
但是华人在美国的法学院里已经是over-represented minority，而且现在有大陆背景的申请者也大幅增加。
再过分强调自己的中国背景恐怕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和Harvard电话面试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有关中国申请者的问题，结果发现他们的申请主任对中国这个因素好像并不太感冒，反而对我的环境背景赞赏有加。
从90年代初以来，虽然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与日俱增，但各大法学院中国JD的录取人数，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从我了解的情况，似乎Yale，Harvard，Stanford这几所学校每年都会录取中国学生，但每年都只有一个名额。
而且很遗憾的是，这几所学校的选择往往撞车，所以总有一些学校的名额会落空。
不管怎么说，中国学生因为缺乏可供比较的经验和资质，在法学院的招生中会被认为是风险比较大的选择。
所以，在申请时，我们和本土的申请者相比，是不会占到太大的优势的。
2. 我的申请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申请法学院
其实起因很简单，我不想走那条中国留学生的老路。
我见过很多青年才俊，漂洋过海来了美国，结果却为了生计，把青春蹉跎在实验室，最后不管愿不愿意，还得把博士后作为安生立命的职业。
且不说这样的选择是否实现了自身价值，即便是，这样的选择也太单一了吧。
象牙塔外的选择那么多，那么多年，那么多聪明的人啊，为什么就不能多闯出几条新路来呢
我自认没有作研究的才能，也不想把自己陷入这种无法选择的绝境。
我想路总是该越走越宽的，而PhD导向的却只是一条窄窄的单行线。
所以我决定不读PhD。
不想读PhD，那总得读个什么Doctor撑撑门面吧。
这年头本科像条狗，硕士满地走，只有博士还能抖一抖。
国内学历迅速贬值，我怎么也得混个打狗托吧。
再说父母那边，衣着光鲜地送出来读书了，过两年就灰溜溜回去了，父老乡亲面前也不好交待吧。
我当时临机一动，想到如果不读PhD，那就试试法学院的JD吧。
JD毕业了以后的选择面比PhD可广得多了。
JD这学位，说到底也不是博士，虽然名字是Juris Doctor，但和研究型的博士实在相差太远，最多算是个职业型的博士。
尽管美国的法学院教授基本上也都是JD毕业，但国内的大学可是不认这个Doctor的，以后要想拿着JD混国内的学术界，恐怕还有点寒碜。
（相反的，要是您不慎混上了一官半职，那可不就用在乎什么博士学位了，连教授头衔都是送货上门。
）反正我对学术界也万分的不感冒，所以得不得到国内这些势利眼的认可，我也不是特别在乎。
另外，JD也不是赔钱的买卖，今年纽约律所JD毕业生的行价己经涨到了14.5万大洋啦，还有乱七八糟的bonus。
俺用手指头加脚趾头算了一遍钞票，只好仰天长叹，俺虽然胸怀大志，那也不用和这一大堆美刀过不去吧。
于是，俺就雄心万丈地准备申请JD啦。
俺先从LSAC网站上（）搜罗了一堆LSAT的考题，花了俺上百大洋。
接着又去Amazon疯狂采购，搬回来一堆申请秘笈。
万事具备，俺摩拳擦掌，就等着时机一到就大显身手。
许是老天有眼（更有可能是老天没眼），我考LSAT一向有如神助。
第一次半夜无聊，做了一套92年的LSAT真题，一查答案：178。
（LSAT的满分是180，178在每年10万多名考生中，大约是前50名。
）我乐得在走廊里直蹦达，心想我这种LSAT奇才，不考法学院简直是浪费。
后来才发现我被那年的真题给忽悠了，近几年的LSAT越出越难，早已不是92年的难度。
不过那是后话，反正我当时是自信心爆棚，觉得申请简直是易如反掌，手到擒来。
后来才发现，申请法学院比申请PhD还折腾，各学校都有花花绿绿的一堆表格，我还专门跑回北京找本科的副系主任签了份Dean's Certificate 院长证明书。
推荐信也大费周折，找的几位老师过于大牌，不是出差，就是没空。
考下来的LSAT成绩也差强人意，175，勉强符合Harvard的安全标准。
最头疼的还数个人陈述，各所学校还要求不同，一个赛一个的刁钻。
我磨蹭了两个月，连一篇个人陈述都没磨蹭出来。
申请到最后，都是再而衰，三而竭，到了十二月，我是完全没有申请的热情和憧憬了。
总之，我的申请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之前盘算得太多，到了该实施时反而没了计划。
申请文书一拖再拖，直到一月中旬还在抽屉里睡大觉。
我晃晃悠悠，成天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直到某日上网一查，才发现大事不妙。
原来法学院的录取通知都发得差不多了，我要是再不申请，到时候练残羹剩菜都吃不上。
我这才慌了神，连花了一个礼拜把个人陈述给折腾完。
那几天写个人陈述真是写得天昏地暗，自己再看一遍都想吐。
最后只好把半成品寄给同学修改，顺便也把他们恶心一下。
法学院录取都是rolling basis，也就是先到先审，若是今年申请者质量好或者招生处估计失误，就很可能在申请日期截至前就把录取名额用完。
今年芝加哥法学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2月份就已把录取通知提前发完，对于1月以后申请的学生，练审查的机会都没有。
我1月底才把申请寄出，显然是白交申请费。
结果等到4月份，才收到芝加哥的一封信，语气万分亲切，说您的材料我们已审过，条件优异，但很可惜，我们今年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您看是不是明年继续考虑我们学校
好在我当时已经有哈佛垫底，于是就语气同样亲切地回绝了它；不然的话，恐怕得被它郁闷至死。
说起哈佛，今年哈佛换了招生主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改了录取程序，对每位录取者都要求电话面试。
这下可天下大乱，人人都守着电话等通知，看到一个陌生号码都心跳加速。
我申请得比较晚，等轮到我面试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
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纽黑文的街上溜达，当时街道嘈杂，再加上紧张，接到手机后的前3分钟楞是没听懂他在说啥。
我只好一面和那边的招生主任寒暄，一面狂奔至最近的室内场所，好几分钟才恢复正常，然后就一顿狂侃，把电话两头都侃晕了。
几日后，录取通知的电话如期而至，当时哈佛已经录取了700多个学生，我是正常批次中录取的最后几个申请者之一。
我握了一把冷汗，暗暗想，我这回真是孙山啊。
没想到更加孙山的还在后面。
耶鲁的申请是和哈佛同时寄出的，可是直到四月底，耶鲁还没有动静，而哈佛那边已经催着决定了。
耶鲁仗着自己大牌，审查材料是出奇地慢，无论我怎么骚扰，都只告诉我材料还在审查中。
当时耶鲁的据信满天飞，而我还算是少数的幸存者。
我实在不死心，就给我的推荐人（耶鲁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写了两封信，很哀怨地表达了俺对耶鲁的忠贞不二。
可惜现在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要是您耶鲁不仁义，俺就只能明珠暗投，便宜了您的大冤家哈佛了。
激将法果然奏效，4月30日，也就是答复哈佛的最后一天，耶鲁的录取通知翩然而至。
哈佛和耶鲁，几百年来斗得不可开交。
耶鲁在大多数方面都落在哈佛的下风，唯独在法学院上，这几年排名总是比哈佛高上一筹。
但在大众文化中，哈佛法学院还是法学院的象征。
君不见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生离死别，都在法学院前缠绵乎
君不见律政俏佳人中，女主角钩心斗角的战场，亦是哈佛的Langdell Hall乎
至于爱在哈佛，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整部偶像剧打的就是哈佛法学院的牌子，引诱得我还专门去哈佛寻访了一下韩国美女 － 当然是没找到。
在纽黑文呆了两年，我对耶鲁法学院花痴已久。
所以，尽管耶鲁在录取的时候大吊我的胃口，最后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从了它。
3. 申请材料我的个人陈述是以福斯特（Frost）的一段诗开的头：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说实话，这段话俗到家了，伪特立独行的有志青年都用它，拜托各位就别再用了…）既然以这样一段酸诗开头，各位看官估计也能料到俺是如何厚颜无耻地借题发挥，自我标榜了吧。
反正后面就是一顿胡吹，表达了自己对于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的无限鄙视，立志投身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
虽然俺这几年迷迷糊糊，还没找着方向，但本质上绝对是内心纯洁的有为青年，贵校要是不嫌弃，就收了去锤炼一番，等俺毕业了一定大大的有出息。
酸劲不足的时候，我就看Martin Luther King的I Have a Dream。
这篇演讲气势恢弘，词藻华丽，更洋溢着一股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
当时我觉得真是法学院个人陈述的理想体裁。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篇演讲宣教的成分过多，和个人陈述自省的主旨其实并不契合。
不过再自省也不能自省成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申请文书还是写得激情些好。
但写完第一稿，自己都觉得酸得无与伦比，没写成挥斥方遒的激扬文字，倒有点像文学青年的自怨自艾，实在有损咱工科男儿的朴实形象。
犹豫再三，把那几个看着扎眼的GRE词汇都换成大白话，顿时感觉舒服了许多。
之后又在老师和同学的建议下改了数稿，但文章总有些雕凿之气，比不得范文那样自然流畅。
好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也没功夫对着我那篇破文章瞎琢磨，最后就拿着半成品交了了事。
说实话，推荐信才是我的杀手锏。
两封推荐信来自耶鲁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环境学院的双聘，也是我的硕士导师），另外一封来自环境学院的院长，也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
俺平时死皮赖脸，经常迟交作业，上课爱出风头，没事还和老师吵吵架，想不混个脸熟都难。
好在我的老师们都是大人大量，不和我一般见识，而且大概也想把我赶紧送走，所以在推荐信里大说我的好话，估计我自己看了都得脸红。
怎么会和老师吵架的呢
其实也是偶然，某日我导师正对一百多号人，大讲世贸组织和环境政策。
估计他也是一时说顺嘴，把economy（经济体）和country（国家）混着说了，动不动就Countries like Hong Kong…，我那会儿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跳起来就一脸正气地抗议：Hong Kong is not a country. Hong Kong has never been a country.（汗，这不是中学课文里的情景嘛……）我导师一愣，大概心想这小朋友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愤青吧，惹不起惹不起，赶紧改口。
单挑结果，我声名大噪，成了学院里著名的愣头青，居然敢和院里的第一大牌教授当堂发彪。
其实回想起来，我大概是那天早饭噎住了，气没处撒。
强烈不推荐各位照搬，只要老师不是有意轻视，课后写信指出其实更好。
后来和导师熟了，我就更加变本加厉，动不动就没事找茬，发封信给导师挑挑错。
呵呵，估计我导师也不好意思和我发作，每次都挺耐心地回信解释。
后来申请的时候，多亏他的四处引荐和大力帮助，不然我是不可能有那么成功的申请结果的。
其他的申请材料就没有什么花俏可言了，按部就班地填表格。
国外高校对国内的各类的奖项和经历普遍持不信任态度，所以填了再多也是白搭。
有空还是多了解一下美国的法学院生活吧，别等录取了才觉得一脚踏空，落差太大。
4. 个人背景2006年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硕士毕业，申请时课程全honor，包括三门法学院的课程2004年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本科毕业，学分积90.6LSAT 175（99.6 percentile）耶鲁的硕士全奖，以及校外论文奖若干清华的优秀毕业生，以及奖学金若干推荐信：两封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推荐信一封耶鲁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推荐信一封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推荐信实习：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环保总局、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以及TA若干申请结果：Yale Law School, admitted, scholarship 27600 USD\\\/year, attendingHarvard Law School, admitted, scholarship 28900 USD\\\/year, declinedStanford Law School, admitted, declinedColumbia Law School, waitlisted, withdraw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waitlisted, withdrawnNYU Law School, admitted, declined5. 奖学金和贷款法学院的学费是出名的昂贵，三年下来，总开销接近20万美元，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
很多法学院的申请者都为学费发愁，我也不例外。
好在申请到耶鲁和哈佛之后，学校的奖学金和贷款都覆盖了所有的开销。
耶鲁的奖学金中甚至包括了每年回中国探亲的费用。
这其实也体现了美国法学院中的两级分化。
越是顶尖的法学院，对学生越是慷慨，学费贷款都不用担心。
越是糟糕的法学院，越得靠学费支撑运作，所以对学生也越是吝啬。
这其实也容易理解，好学校的学生日后当律师，自然有钱还贷款，等发了财，也会主动向学校捐款。
差学校的学生日后找不着工作，万一溜回国去，到时候那一屁股债可不就打了水漂
Yale，Harvard，Stanford都实行Need-based scholarship，只要您家境困难，贷款之外就会有奖学金贴补。
中国人大多属于美国标准下的家境困难，所以通常都能拿到所谓的最高奖。
其实这和申请者的资质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这几所法学院的一般政策。
如果把这样的最高奖学金都放在简历上炫耀，未免有些不太厚道。
其他的法学院大多有Merit-based scholarship，用以吸引特别优秀的申请者。
比如Columbia的Hamilton，Virginia的Levy和Michigan的Darrow，这些奖学金数额较大，有的甚至可以覆盖部分的生活费，但是这样的奖学金竞争也异常激烈。
如果能够获得这些奖项，通常也会被排名更高的其他学校所录取，所以，您也许还得掂量一下是否值得为了这笔奖学金而放弃更好的学校。
大多数学生上法学院还得靠贷款，有些学校会补贴一部分利息，还贷利率在5％左右。
而商业贷款的利率现在已经接近9％。
试想一下，如果全靠贷款，则20年内，每个月的还贷压力都在1300美元以上，这对于未来还准备回国工作的同学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好在顶尖的法学院都有各类免还贷项目（Loan Forgiveness Program），例如Yale，如果您毕业后的年收入在8万美元以下，则学校会替您偿还部分的贷款；如果您的年收入在4万以下，则当年所有贷款都由学校承担。
这样，毕业生在选择工作上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度，不会因为还贷压力而不得不为外国律所卖命。
6. 选择法学院美国的法学院有所谓的Top 3，Top 6，和Top 14之说。
Top 3是Yale、Harvard和Stanford，这三所学校从80年代以来就霸占了法学院排名中的前三把交椅。
Top 6是YHS加上Columbia、Chicago和NYU，这六所学校在前六的位置上也有好几年没挪过窝。
Top 14还包括Michigan、Virginia、Cornell、UPenn、Georgetown、Berkeley、Northwestern和Duke，前十四名历来是这几家的排列组合。
法学院间等级明显，就业时有很大的差距。
最好的律所通常只招顶尖院校的一流学生，而如果毕业院校一般的话，即便再优秀，很可能也跨不进一些律所的门槛。
至于谋取教职或在政府发展，法学院的牌子也对日后升迁息息相关。
考虑到法学院昂贵的学费，还请各位抱着宁缺勿滥的态度，把目标定在排名较高的这些法学院上吧。
顶尖的法学院中，Yale的优势在于规模小，所以在各类人均排名中总是占尽便宜，常年被US News排在法学院中的第一名。
90年代之后，Yale的生源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每年被Yale、Harvard同时录取的学生，接近80％最终会弃Harvard而选择Yale。
法学院校友中最著名的有克林顿夫妇（他们在耶鲁法学院时是同班同学）、福特总统、以及更早的塔夫脱总统。
Harvard则是法学院中的巨无霸，规模接近Yale的三倍，每年JD的招生人数超过550人。
规模大也有大的好处，比如校友网络极其发达。
现在美国十分之一的参议员是Harvard Law School的毕业生，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位也出自哈佛，再加上不计其数的法学院院长和律所合伙人，难怪Harvard总是自夸自己是法律的大都会（Legal Metropolis）。
剩下的Top 6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和Yale相似，走小而精的路线，学生毕业后推崇向政界和学术界发展，比如Stanford和Chicago；另一类和Harvard类似，规模庞大、学生多元，毕业后多去律所挣钱，比如Columbia和NYU。
这种分类当然不能涵盖学校的所有特点，例如Stanford毕业生就有很强的创业传统，而NYU的Public Interest Law（公益法）也声名卓著，但总体而言，学校规模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学校的氛围，而这些因素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其他的一些学校我不是很了解，所以也不敢妄加评论。
似乎Columbia和Duke对中国学生历来较为友好，Duke还是八十年代第一个招收中国学生的法学院。
近些年，NYU、Northwestern和Michigan也招收了不少中国学生。
如果想避免和YHS撞车，则这类学校都应该多多申请。
7. 写在最后的话说了那么多法学院的好话，最后也得泼泼冷水。
我们这些法盲对律师的了解，大多数来自于美国的电影电视。
里面的律师，个个都西装笔挺，在法庭上唇枪舌战、慷慨陈词，好不威风。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大多数做的都是些再琐碎不过的文书工作，也许一年都不用和法官见面几次。
如果您读法学院是为了作法庭上威风八面的诉讼律师，那么还请三思。
中国人要在美国作诉讼律师，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语言上的劣势，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您个人的努力。
同理，对法学院的就业，也不能过于乐观。
这几年中国JD学生的毕业前景确实一片光明，顶尖法学院的中国学生大多在美国最好的律所里找到了不错的职位。
可是，居安思危地想一想，几年前，LLM学生不也在国内国外都很吃香么
可现在，哈佛的LLM不也一样回国作了律师助理
如今大批人马转而申请JD了（还包括我这种半路出家抢饭碗的），谁又能保证等三五年后您毕业了，JD的就业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对于我这样非法学专业的申请者，也许还应该问自己一句，我真的适合读法学院么
有的人把法学院讲得妙如天堂，也有人把法学院说得好似地狱。
可法学院究竟怎样，恐怕只有您自己才能体会。
如果您正巧在美国读书，那何妨去本校的法学院选上一门课程
哪怕就是旁听几堂课，也能体验一下法学院的学习气氛。
如果您还在国内，那何不借本案例书，选上几章，作份笔记
如果对美国法学院根本就没有亲身了解，只凭着网上的只字片语，就把三年青春、二十万美元都投入其中，您不觉得风险太大了么
另外，也千万别把名校法学院想得过于神圣。
我在大四申请的时候，也曾把美国的哈佛耶鲁视为圣地，幻想过如果一辈子带着名校的光环，会是如何的荣耀。
后来到了耶鲁，发现也不过就是换个环境，继续念书。
被清华打击后仅存的那一点精英感，很快也就荡然无存了。
其实无论是哪所名校，毕业生中藉藉无名者总是绝大多数，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眼高手低，只会被别人耻笑。
所以，请尽量抱着轻松的态度来申请，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关键。
认真地做好准备，但是不要对法学院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就总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
如何做一个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老师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
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
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
——题记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
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
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
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
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
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
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
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
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
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
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
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
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
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
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
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
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
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
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
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
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
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
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
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
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
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
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
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
“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
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
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
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
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
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
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
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
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
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
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
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
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
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
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
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
”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
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
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
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
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
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
”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
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
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
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
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
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
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
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
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
“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
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
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
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
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
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
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
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
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
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
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
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
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
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
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
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
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
“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
”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
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
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
“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
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
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
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
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
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
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
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
“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
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
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
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
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
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
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
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
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
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
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
”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
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
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
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
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
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
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
（刘心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