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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
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
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
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
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
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
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
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
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
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
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
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
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
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
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
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
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
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
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
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
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
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
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
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
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
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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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本质
新变化主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方面。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
按照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
我们应该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
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方面都没有变化。
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
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
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
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
西方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还有区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象。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
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
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的问题上，我们要抛弃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把资本主义的部分变化夸大为资本主义的质的根本变化；另一种是完全否定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意义。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观察，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必然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代替的途径和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坚信，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一定会变成现实。
实质：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控股权还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
对三大改造其中一个的认识和感想
NO.1 读书心得 我喜欢的书,书中有很多道理,使我们获益匪浅.在我所有的书籍中,我特别喜欢和< >.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身残志坚的人,他叫保尔.柯察金,是他一直鼓舞着我向困难挑战,一直向前. 在伤病无情地夺走他的健康,使他不得不卧在病榻上,他仍然不向命运屈服,克服着种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写作,以另一重方式实践着他生命的誓言. 话说铁棒磨成针,这话在保尔身上应验了.从他的身上,我学到恶劣很多.每个人在面临厄运的同时,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放弃,有轻生的念头;则有的人愈是厄运,愈是要与厄运作斗争.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一定是经过很多磨练才能制成,人的意志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我非常喜欢.在保尔身上凝聚着那个时代最美好的精神品质-----为理想而献身的高贵品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是关于一个淘气男孩的故事,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值得男孩子读,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女孩子就不能读啊! 别看我们女孩子表面文文静静,其实比男孩子还要疯狂.虽然女孩比较细心,男孩还要马虎一些,但女孩胆子小,男孩去那样勇敢.大胆.有时真的很佩服那些男孩子. 这本书让我明白,我们要学习男孩的大胆.果断.女孩有时犹豫不决,可腻了.所以男孩.女孩都要互相学习嘛!正如孔子所说的三人行,比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两本书,使我变的坚强,让我懂得取长补短.同时让我在遇到困难时都会以笑脸面对,不在矮愁眉苦脸.其实书中的话才是真正的人生哲理. NO.2谆谆人世语 悠悠父子情 —读《傅雷家书》有感 每个人都有生身父母,大都体会过父母的慈爱和教诲.当我读着这本家书,感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不是老师的教导,不是长者的叮嘱,而是父母对儿女的关切,是不同于我的父母的关爱,却不失被细心呵护的感觉,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父母之爱,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十年对她爱慕不减的原因吧.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珍贵的谈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受着,聆听着,用心铭记着. 父亲傅雷是一个睿智,博学,正直的学者,年轻时甚至有些暴燥,极富个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温厚善良的东方女性.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教育儿子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已别无所求.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这不只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它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的交往,以至于儿子的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人要立直”都使读者印象深刻,颇有感言. 母亲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儿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菜肴的制作程序,惟恐疏漏一个细节.她爱夫爱子,一生为这个家奉献,然而,她同样为了不能再忍受的人格尊严的践踏和侮辱,夫妻二人一同将生命融合,迈向永恒,或许更多的是徇情,也算是个结束.然而这个结束却从没让人把他们夫妇俩分开过. 夫妇二人作为中国人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两个儿子成材,大儿子傅聪成为著名的钢琴大师,小儿子傅敏成为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教儿子先做“人”,后成“家”,在他们的人生的句号中,就用“人”字结束了,一切美好的的回忆不愿让自己屈辱,不愿再让生活中有如此多的自己不能忍受的不愉快.他们宁肯抛弃自己而获一个解脱,来完成人的诠释. 他们的死在我心中有了震撼,我不再象年轻时那样为他们痛楚,只求半个世纪来他们真正的安息. 正是他们严格的家教陶冶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正如好友楼适夷面对傅雷对儿子傅聪的家教的过严过细却“不以为然”.然而就是这样严格的家教,才造就了他不俗的一生,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吧?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在书中我们不光看到了一个严格的戒子而又亲切关爱的父亲,同时也看到了父子的共同成长.他的音乐译著和儿子沟通交流,他把对祖国的发展的关切之情,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同样流露给学生,傅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心力,在对社会祖国和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儿子傅聪,在异国漂流生涯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养料,但父亲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有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和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儿子和亲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也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这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熏陶,这与父亲在数万里外,给儿子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有心的父母,你那颗不眠的爱子之心,就是不可替代的教科书,人生的加油站. 这种关爱不是意识一个阶段,而是伴父爱而来.这位严肃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在上海被日本包围成孤岛时,他就把孩子关在家中,而且很早发现在他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正如他对自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各方面都要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对待幼小的孩子一样,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他做到了,也一同要求儿子做到了.真乃真父子.我为人间的这一遭父子情惊叹,对,是朋友,是同志. 除了感慨傅雷在创作上甚丰的翻译作品,骄人的成绩,还为他是这样一个集艺术与生命都美妙地融入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的生活有规律,人生就是优美的弧线,那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那样温暖每个少年、青年、父母的心. 对待儿子,他说：“我高兴的是我有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长的.”而且,他谦虚诚恳地说：“我与儿子的相处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相处,以怎样的一种姿态交往.”孩子经受痛苦时,他说：“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他不为孩子包办,而为孩子这种蜕变的过程而高兴,并且鼓励他艺术要有更诚挚的心,“得失成败尽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为了指导儿子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习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用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他说“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 面对现在大学生邮给父母的待寄汇款单,没有其余的问候,而这位父亲告诫儿子写信就是强迫你整理思想,也是极好的训练.在如今是多么需要啊. 在日常生活中,他告诫儿子“人总得常常强迫自己,不强迫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做事要科学化,要彻底”；“在外面世界均勿难为情,被人家随便多留,才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日程”；“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我觉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这样严于律己教子的人,他却说：“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却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智者自甘淡泊,因此我们不因该受羁于贪念和欲望”.对成名成家的儿子不忘人生指南. 而当成年后,儿子面对感情的选择,他竟也不失时机的帮助：“要找一个双方缺点各自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这一点很重要）,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服人的眼光---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想不到这一着,必遭后来的无穷痛苦.”而当他们成家后,他有叮嘱切勿钱在手头,撒漫使花,越是轻视物质,越需要控制物质. 随处读来,有反复叮咛,有温馨提示,有如朋友交心,有的甚至连点重重的着重号,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如细流般温润人心的句句话语,难道只是一般父母意义上的唠叨,这是千年修来的服气.翻动着每一页字字沁人心脾,我的心总能被染的金灿灿的. 随书还附录了儿子傅聪,傅敏给父亲的信,看来这些信并非一去不复返,并有幸被我们读者读到这样一本好书,比起其余诫子书更增添几分民主平等.不幸的是这样幸福一家被时代过早的拆散,作为一名教育者,一位家长,我力推这本书,或许你从中可以领略的更多,不妨亲自拜读. NO.3 我的读书心得 读书于我而言,是一种审“苦”.这种审苦,像一位评论家形容波德莱尔的写作状态：他躺在玄色的石板上,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给自己解剖.不同的地方是我左手持镜、右手持刀；最后发现刀是钝的、身躯是虚空的. “我” 在石板上铭肌镂骨地“观”着.镜子呢?镜子还是镜子.我从小人书开始“读书”生涯.村里的大小孩,从初中学校借回小人书.有些大小孩还爬到老师家或供销社里去偷小人书.借回来的第二天就要还,于是一本小人书在村里轮流读到天明,轮不着的干瞪眼.读小学的我放学回家,主要任务是放牛,读小人书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当时用得最多的一个短语,可能就是“改革的春风”.在这“春风”中,我感觉到了父辈们一生的“悲惨”.这种“悲惨”感越来越强烈,最后成了未成年的我关注农村一草一木惟一的“眼”.读高中时,我拼命地思考农民的命运.读的书越多,越深入,越感觉到世界的广大、知识的无涯、思考的无穷,而人在其中的命运也越切近,越飘渺.我不知不觉走上抽象之路.当年的“农村之思”远了,“人的命运”这个维度却刻骨铭心了.为何读书?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读书已经是存在本身.但我知道：我读书之所及,无不是“人的命运”,人在盐米油酱醋中的命运,在世界中的命运,在人类中的命运.我关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就这样地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地展开了. 我信奉叔本华的理论：喜欢阅读一目了然的书的人是懒惰的人,只有阅读那些需要自己反复思考才能明白的书的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我认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没有比较艰深著作的民族是不深刻的民族.真正的艰深,不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它直面世界本身的复杂.我的阅读也是如此.我喜欢阅读艰深的著作.在阅读中我强调想象和联想.再抽象的理论表述,在进行思辨理解的同时,我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的图景.有些只需要现成的联想,有些需要想象的构造.我一直认为,无法进入抽象概念的人是缺乏想象的人；缺乏想象的人如果自认为理解抽象概念,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也已经是一个死的东西了,既没有联结能力,也没有生成能力. 阅读是抽象的,关于命运的感受是具体的.在抽象阅读和现实感受中,我明白自身观念的命运.我们生长在改革年代,但在接受现成的非个人化的观念里长大.许多教育和观念已经深入到生理反应中去.我不得不四面突围.人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自圆其说的内部突围中,惟一的途径是自觉引入差异.遇到能够证明自己感受和观点的事物固然高兴,遇到不同的甚至否定的事物,我更加高兴.我称之为差异阅读法.我很少单纯地阅读一本书,或者一种观点.我总会同时将观点不同的许多书放在一起读.我越信服某种观点或某本书,我越要寻找不同的书来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