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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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
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
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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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斗酒”胡宗南 1943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国民党西安最高军事首领——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为周恩来洗尘。
胡宗南吩咐黄埔六期以上三十余名将官偕夫人出席酒会，把周恩来灌醉。
招待会在小雁塔举行，邓颖超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
胡宗南想灌醉周恩来的打算被在胡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悄悄告诉了周恩来。
酒会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王在祝酒辞的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的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先干头一杯。
”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 “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
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
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也请各位为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闻听此言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都不知所措。
周恩来举目四顾，继续微笑着说： “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隔了一会儿，十多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
其中一位说： “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
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 周恩来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
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 此言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
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 周恩来转向那些夫人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他同她们寒暄几句后把她们送回原座。
稍后，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
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
” 周恩来说：“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
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说：“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
”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
有一位看着讲稿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
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并祝她顺利回到延安。
我请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
如果让邓颖超喝这样的好酒，她会于心不安的。
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
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
”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事迹的演讲稿 800-1000字左右 在线等
文章标题：九一八事变屈辱的中国历史演讲 屈辱的中国历史：我向你诉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今年,景德镇、临沂、十堰、成都等上百城市都鸣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是首次在9月18日鸣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 九月,与许多 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国人刻骨铭心! 1842\\\/8\\\/29,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到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到；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文秘港”还有更多精彩文章等着您!]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然而,以往的宠儿如今却失落了,史学危机的话题并非危言耸听,历史教育的延误、式微和堕落的困境令人揪心,我愿与大家一样为之关注、探索和分享.我试图让历史教育不再尴尬,不再窘迫,不再令人藐视,于是从彷徨到呐喊、困惑到醒悟；从疑惑到求索.我力求让历史能够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补品,让学生在成长中通过历史的学习而唤醒自己,认识自己,张扬自己,营造一个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特别是有独立人格的“人”.由此,我有了执着的信念要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克服松懈、安逸或畏难心理,力争做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立志要把课上出味道来,教出历史的深沉、宽厚与博大,尽情展现其宽阔、生动和精彩,发掘真善美的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任千古风流人物,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世间过客.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只是这一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星转斗移、物似人非的感叹,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将会给你一个制高点.历史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记忆中的历史.客观历史早已看不见了,但记忆中的历史还在,我们可以随时摄取,随时揣摩,可以感悟,可以反刍,这对人类现在、未来的发展,未尝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结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历史消失的只是时间,永不消失的却是后人对千秋人事的缅怀.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远引以为戒.《论语》曾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不就是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时刻照看着这后视镜缓缓向前跋涉?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说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可能沉重但旅程必不可少.
准备一份庆国庆演讲稿，突出建党九十周年 暑假作业，要快，回答满意加100悬赏分 多准备几篇，我比较喜欢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祖国六十二岁的生日，举行这场意义重大的演讲比赛，作为一名参赛选手，我无比激动与喜悦，因为我是在祖国的普照下长大，在祖国的关怀下成长。
每每到祖国的生日我就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就会有无尽的话语向祖国倾诉。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用实际行动迎接祖国的生日》。
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
在这百花争艳，风景怡人的季节，踏着时代节拍，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我们又走进了金秋十月。
它是这样令人心潮激荡，它是这样令人信心倍增，它是这样令人充满希望。
我热血沸腾，浮想联翩……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几多屈辱、几多抗争
16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大门，自此，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财富任人掠夺、文化任人摧残、人民任人蹂躏。
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多少志士仁人寝食难安、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奔走呼号。
受旧时代封建主义的影响，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无限憧憬只能是一场空梦；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能拯救中国，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三个月便夭折了，黑暗仍笼罩着中国，“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
中国的出路在哪儿
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
终于，在一个杨柳轻拂的七月，从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一艘红船上传出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 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高举起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
从此，炎黄子孙的思想有了统一，行动有了先导，生活有了依靠，有了值得托付的导航人—— 中国共产党。
砸碎铁牢的斧头和收获秋耕的镰刀勃然相会，悠悠长夜下终于熬出了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着黎明前的黑暗,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驱赶着黑暗，卷起改天换地般的红色浪潮。
带领中国人民扫荡了土豪掠申，摧毁了军阀统治,赶走了日寇列强，覆灭了蒋家王朝；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天下，从农村到城市，从南海到边疆,从弱小到强大，以无数先烈的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0年坎坷而光辉的道路，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回顾9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日寇，赶走了侵略者，最终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大庆油田灯火辉煌，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蘑菇云直冲云霄，长征火箭蓄势待发，杂交水稻喜获丰收。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载人航天，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更是带领我们走向繁荣昌盛。
我们也曾经进入过共产主义的盲从，有过浮夸风，大炼钢，大跃进的失误，也有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教训，但这只是党带领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的一点点曲折。
虽然面对严峻的局面，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积极的改善民生。
我认为正是有了这些教训的历练才使得民族前进的脚步更加坚实，更加稳定，才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喜悦和收获。
我们经历了磨砺，有过苦涩的追求，但我们都顽强的走过来了，我们有过梦想，有过豪情壮志，更有勇往直前的民族脊梁，我们为民族有共产党这样坚强的脊梁而骄傲。
鲁迅曾经说过：“最底层的人民才是民族的脊梁。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没了脊梁就不能被称其人。
如果国家没了脊梁就只能臣服于别人的脚下，有了坚强脊梁的国家才会有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动力，才会有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的勇气。
民族复兴之梦在探索的脚步中不断延伸，国富民强的梦想一天天实现。
大庆油田原油喷涌，中国高铁世界第一，神舟七号遨游太空，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歇，为早日实现强国之梦，一代又一代中华好儿女披荆斩棘，锐意进取。
新的时代，人才辈出；新的时代，英豪尽显：有“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有人民的好干部、投身兰考治沙事业的焦裕禄，有献身边疆的“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更有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民…… 当时光进入新的千年，当二十一世纪的大门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巨龙，在新世纪的曙光里迎风飞舞，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新跨越： 经济领域，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严重局面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殷实。
科技领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铁，突飞猛进的航空航天技术，让世人敬仰。
文化领域， 37处景观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世界。
体育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奥运历史留下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美好记忆，2010年广州亚运会给世界展现了“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办会理念，两会的成功举办尽显中国健儿风采。
政治领域，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在六国会谈、联合国维和等地区和国际争端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
沧海桑田，神州巨龙，六十余年峥嵘岁月，六十余年金光灿烂，六十余年恢宏气势，六十余年斗转星移，六十余年翻天地覆。
如今，五星红旗早已在南极的上空高高飘扬，太平洋上亦出现了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嫦娥三号也将带着刚强的气势冲向太空；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园区遍地生花……绚丽的紫荆花和醉人的金莲绽放出久违的笑脸，那些曾经蔑视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列强，一个个低下了自命高贵的头，就连大洋彼岸那个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道歉；如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阔步向前，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我们这个曾经饥寒交迫的民族，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弱国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一个伟大的党正带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小康，走向富裕。
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个政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随着“十二五”规划壮丽画卷的铺展，中国经济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相信在我们党的正确引领下，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将重回世界之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因为党是我们的旗帜党是我们方向党是我们的形象
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远征的轮船已经启航，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奋勇向前，努力拼搏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高昂的热情，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勤奋的工作，用实际行动迎接祖国六十二岁生日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中国近代史十分钟演讲主题
形势教育演讲心得体会 当今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战争爆发、皇朝更换接连发生,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高自己. 站在讲台上的我,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脑中只想到站在讲台的目的:做形势与政策的演讲,而我挑中的题目:今昔之我.回想起以前几个人生的阶段,高中时期、刚进大学和如今在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我,还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高中,我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有时想看一部名著,但担心会花时间只好忍住,连报纸都很少碰.刚上大学,一切都是新的,忙着接受新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没有接触新闻.而如今自己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加深了很多.这不仅由于大学自由的生活方式,使自己了解外面形势的渠道多了很多,更由于学校为我们提供的教育,使我们能够正确了解国际形势的发展. 日本选举、韩国人被绑架、台湾局势这些看起来好像都与我们大学生无关,但想深一层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在打败帝国主义、日本主义和推动社会发展上，大学生不可置疑地被认为是一股强大而不可缺少的力量。
五四运动、各种爱国报纸的出版，无疑给了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在国家动荡时期需要大学生的力量，而如今社会已经安稳，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我们大学生是否对国家形势的发展有所帮助呢
做为现代的主流，大学生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国家早几年实施了大学扩招政策大学生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不容忽视。
其次大学生是经过十多年勤工苦读，高考等考验而挑选出来的人才，他们的素质和综合能力比较强。
再次，学生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涉及的面之广，程度之深，实在不可估量。
我们作为当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国家复兴的责任，究竟要怎么做才可以了解国家形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学生，虽然我们没有了升学的压力，虽然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自由扩大了，但我们始终是一名学生。
作为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任，无论怎样都应先把学习搞好。
但我们不单是学生，我们也是半个社会人，所以毫无疑问，了解国际形势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必修课。
了解国际形势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和信息工具，如电视报纸和电脑。
另外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如图书馆。
在我们学校还开展了形势政策教育，我们要认真听课还可以和老师一起讨论，加强了解。
大一的生活转眼间过去了，即将面对的是大二的生活。
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虽然成长了不少，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也有所加深。
但对于大学生来说我所了解的还远远不够。
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认真学习和了解时事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相信经过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我会褪掉以前的青涩和懵懂，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形势 由美国华尔街引发的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金融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殃及世界诸多国家与地区，从金融界蔓延至各行各业，影响到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生活。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成为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一年。
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挑战日益增多。
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动荡、格局调整、体系变革的新阶段。
一、 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下滑。
中国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1） 发达国家经济衰退。
美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金融体系。
挫伤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危机由虚拟经济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
许多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0.5%，为7年来的最大降幅。
欧洲和日本成为金融危机连锁影响的重灾区。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殃及，亚洲、拉美、非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国际油价粮价大幅波动，原油价格跌破每桶40美元。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明显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
危机也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问题突出，失业率普遍上升。
美、欧、日、中、俄等多国政府纷纷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并在华盛顿举行首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国际社会表达出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强烈意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日益升高。
但危机尚未见底，其对国际体系及格局演变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2）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中国模式备受重视。
由于中国相对保守和严格的银行监管，使得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减少传导和影响我国。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再是过去30年平均9.8的高速，而变为较快的速度，据权威机构估计，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可能为8-9%，这种速度依然让其他许多国家与地区啧啧称羡。
中国经济较快的发展还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
中国经济模式中独特的计划性和政府干预、指导的做法正被欧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引用和效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的话语权也日益增长，而不单纯是靠巨大的外汇储备。
同样类似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
相信在未来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中，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这些积极因素会使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得到很大的拓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危机使得资源产品、以及技术资源、人才的价格较以前低廉，中国更加容易加以吸纳和利用；来自中国的进口也一定程度帮助出口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和对外输出，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亦有帮助；简单的说就是朋友多了、敌人少了，自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各种科技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空间也更加广阔和深入，这对世界经济早日摆脱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过渡依赖和控制、使之更加合理、公正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总体上讲，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以及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因为危机，关系得到了切实的发展（主要还是大家发现世界本来就是彼此需要的，大家不是非此即彼，共同利益是主要的，象环保、反恐）；传统的、以欧美为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在国家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变得越来越主动、但不强权，更不霸权，显示了良好的大国风范 二、在政治方面，美国实力有所削弱，大国间合作加强。
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
（1）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正逐步受到削弱。
美国的金融风暴对于美国经济自身的打击是较大的，不仅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而且也降低与减少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于美元及其金融体系的信任与信心。
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重大的金融补救措施，扼制金融风暴的升级，受到金融风暴影响的其他国家与地区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短时期内不会消除。
在未来的几年里，美国的经济即使不呈现负增长，正增长也不会太明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国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治标，并不能治本。
要想治本，或许只能等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逐步实施。
而且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也不能改变美国未来数年里的发展趋势，即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会进一步遭到消弱，因为这决定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取决于美国形势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运用货币政策与金融手段，在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较量中，屡占上峰，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但当中国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经济总量逼近甚至有望超过美国时，美国采取相应方式促使美元贬值，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使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形势好转，中国的出口则出现相对不利的情形。
这一切有助于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而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它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大量发行货币，甚至过量发行货币。
虽然刺激了经济的一定增长，却导致通货膨胀，中低阶层中不少人陷入了相对的困境，无法偿还次贷房贷款，从而导致次贷危机，并进一步演化为金融风暴及经济金融危机，并席卷欧洲，波及全球。
即是说，在与中国的经济较量中，美国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虽然中国也因此受到明显的冲击。
由于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经济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因此，美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受到削弱。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又一重大趋势 （2）地缘战略竞争激烈，大国合作大势所趋。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围绕南奥塞梯问题爆发武装冲突，表明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因素依然突出。
俄与美欧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一些困难。
此外，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乃至软实力方面的较量依然存在，围绕深海、极地和太空的争夺正在逐步展开，战略利益竞争日益突出。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缓和了大国关系。
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各大国普遍认识到加强合作、共渡时艰是唯一的共同选择。
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加强彼此协调，并加大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借重。
大国关系的合作面回升。
奥巴马顺应时势，以“变革”为口号当选美首位黑人总统，将着手调整美内外政策，可望重视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
美俄相互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双方领导人在俄格冲突后首次聚首金融峰会。
欧俄重启新伙伴关系计划，并将探讨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
大国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总体框架得以维持。
（3）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新兴大国崭露头角。
世界各主要力量实力此消彼长，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入调整演变。
美对外战略受到伊拉克、阿富汗局势影响，不断加大对盟国和多边机制的借重。
欧洲一体化推进遇到困难，日本政府更迭，内顾倾向加大。
新兴发展中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手。
俄罗斯战略进取态势明显，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
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妥善应对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备受瞩目。
“金砖4国”、“展望5国”和“新钻11国”发展潜力巨大，彼此加强协调，在全球事务和国际体系调整变革中的影响迅速上升。
新兴大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突显，在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首次以平等姿态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讨论国际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为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总而言之，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中，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2009年的国际形势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冷门”是不能排除的。
然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尽管在其前进的道路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困难或障碍，但这股时代的潮流会继续前进，这是确定无疑的。
三、 国际体系加速调整，理念与秩序之争激烈。
美金融危机、南奥塞梯问题、新兴大国加快崛起等影响持续扩大，引发国际力量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和重组。
一些国家纷纷要求增加现行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加速推进现行多边机制等的改革进程，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高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关注。
“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等涵盖发达与新兴大国的对话合作机制，日益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再度突出，政府间谈判将于2009年2月启动。
美欧等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反思不断深化，提出“无极世界”、“相对大国论”等新理念和新倡议。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传统国际关系准则仍然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但也面临“人道主义干预”等理念的严峻挑战。
不同文明、理念间的对话交流日趋活跃。
四 结语。
面对经济危机，国际形势虽然起伏不断，但整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
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但一超多强的政治局面仍在继续。
中国要在危机中谋发展，关键在于认清自身所处的位置，坚持科学发展观，趋利避害，稳中求胜。
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麻烦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