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古今中外名著文学 推荐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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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于曾国藩生平介绍的演讲稿
2012年初台湾中研院见到泛森先生比四年前消瘦许多，他失一些体重，增添了一些责任，比如，2年前由中研院历史最久的史语所（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所长而成中研院副院长。
他主要的学术职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
访问之前，我们有幸参观了史语所的文物陈列馆，看到了珍贵的“居延汉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古现场的复原景观，以及发掘的牛、鹿鼎等青铜器的一部分。
横跨数千年的器物庄严、缄默，静静坐卧在这个设计精良、恒温恒湿的所在，成为文明一页。
王泛森在云林县北港镇长大。
据说，当国小校长的父亲教子有方，异常严厉。
王泛森台大历史系毕业后在中研院工作两年，随后负笈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恰遇刚从耶鲁转来的余英时先生，成为继田浩、黄进兴、康乐、陈弱水、吴展良等人之后的余氏一大弟子。
因其才气纵横、文笔畅达、文章义理高、考据深，常有精妙幽微的洞见，被誉为“小余英时”。
关于王泛森的文采，一位著名媒体人在编《美洲中国时报》副刊时最有感受：他可以同时交出十几篇文章，署着不同的笔名。
王泛森告诉我，他曾用过一二百个笔名，但不包括“王浩”――不知哪位好意在Wikipedia为他写了一篇短传，传播这个笔名。
关于王泛森的用功和博览，普大教日本史的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剑桥日本史》主编，日本史大家，2000年病逝）颇有发言权：这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曾在课上指出荷兰东方学者高罗佩（Van Gulick）一处误译。
王泛森说，当时他看了一眼附注的汉文原文——“强圉大荒落”，便知出自《尔雅·释天》，真正的意思是该文的写作年代，而不是强大的敌人正从边境进犯。
王泛森也是当年少数几个每周把日本史指定书目真正读到六、七成的学生。
詹森尝对同僚言：尤喜之。
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深造的吴以义（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我，王泛森在美国读书时，连厨房里的盐瓶与糖瓶都分不清楚，现在则是弄不清两个儿子的年龄。
但是，吴以义说，他被认为是最得余英时真传的弟子，大学期间师徒二人同抽烟斗，神形皆似。
中研院院士、现任史语所所长黄进兴称这位师弟“英雄出少年”，中研院院士陈永发形容他是一位天才型学者，而许倬云先生评之：现在已经不凡，将来能成大器。
王泛森的成名作是硕士论文《章太炎的思想》。
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得益于史语所馆藏的第一手资料，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签约之后，他看清样看了近十年之久。
这个症状从小学时开始，带给他非常大的困扰：不怕读书，不怕做研究，就怕看稿，因为他喜欢不断改写。
这本书的中译本不久前能在内地面市，拜他“没有看过”。
有许多年，他专注于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的研究，几乎能背诵《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字字句句。
虽然始终不曾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他强烈感受到从太过抽象的“善”出发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善”的理想如果过度脱离物质或现实生活，会更具危险性――他基本上是个悲观的人，他的看法染有同样的特质。
章太炎曾说，学术里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
政务官是部长、政务次长，他们负责政策方向；其他人是事务官，主要做专门领域的事情。
而傅斯年，是一位典型的政务官。
也许受这两位精研对象的影响，也许放眼东西方学界打量了一番，王泛森将自己的学术疆土由事务拓展到政务，志在“做意义的思考，做整体的、前瞻性的把握”，志在“拔高学术层次，开拓新的方向”。
而这个方向，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也令一些学术中人持保留态度。
然而，不管多少事务缠身、劳形，王泛森的神态之间没有一般日理万机者常有的骠急，他依旧一派斯文、谦虚有礼，既现代又传统，言行之间流露出一种读书人向内的、自恰的圆融。
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今天的我们
问：70年代，您在老家后院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大陆“文革”很吃惊，当时台湾也在经历“白色恐怖”，想听听您对二者的感受
王泛森：我当时住在南部的一个以宗教有名的乡镇里，对“白色恐怖”的了解只是来自传言：一个是北港出过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政治犯叫苏东启，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苏东启被逮捕，关了几十年；还有一个印象深的是每逢选举，他的太太带着全家在十字路口一跪，就高票当选。
很有意思的是，近史所也有同事做这段时期政治犯的课题，我发现他讲苏东启的部分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传言非常接近。
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谣言\\\/传言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未亲眼目睹什么，可能有些细节不对，但是大体轮廓居然接近。
第二个印象深的是：因为我父亲当校长，他有一些做校长的朋友，大概其中有一位是在白色恐怖期间被逮捕，于是不断有消息传来。
这两件事情都是来自听闻、传言，我感受它们带来的震慑的力量。
听到“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觉得就是，哇，如火如荼，规模如此之大，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虽然国民党的宣传不无夸张。
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了很多这一类的宣传片纪录片，《港澳浮尸》之类，去年我去香港才听他们讲那是讲当年广西的武斗。
那种宣传片看起来太可怕了，所以我有很多年不敢再看。
还有一个《青年战士报》，是军队办的报纸，都贴在教室后面，也会报道一些，斗争啦，交心啦，批评与自我批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啦。
我当时的想法是：何以至此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让我对近代的威权政治有了一个了解。
尤其是后来觉得，“文革”的影响是深入到人的内心\\\/私人世界的，这个无所不在的威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去年因为清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长文，我突然觉得，我的一部分研究主题其实带有自传性。
在我年少时，台湾正围绕传统与反传统进行激烈争辩。
当时中西文化论战虽已落幕，但余烟袅袅，所以我便间接受到这个气氛的感染――《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两本书与此有些关系。
近代中国“主义”昂扬，台湾解严之前，宣讲“主义”是一件顶热闹的事，我的两篇长文《“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即与此有关。
去年3月在香港做“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题目《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则与大陆的“反右”、“文革”有关。
问：您写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王泛森：对。
套用谢觉哉的一句话“心光光的”，然后接受一套新东西。
问：很少在您的著述里看到自我抒发的部分，这里，就有了。
王泛森：两地有很类似的东西。
但台湾是有一个抓一个；“文革”是尽量把所有的人卷进去，我就见识到集权的两种不同形式。
在我刚进入历史这个专业时，最感兴趣的课题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兴起”，尤其是那种用一种抽象理想箝制一切的政治运动，我很想了解它的根源。
这个野心在许多年后彻底幻灭――19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小学院的图书馆里偶然看到大半架与近代集权主义相关的书，立刻悟到这个领域恐怕是太拥挤了（而且我慢慢发现学界对这类沉重的问题并不感兴趣）。
但我的兴趣还是在了解：是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
这就牵涉到近世中国。
我的“近世”从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
我一直对反传统的思想心态，以及那种只有一条道路的、总揽一切的意识形态，在近世中国是如何兴起的这类问题感兴趣。
它慢慢将我引向几个议题：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从公理到主义的转变；从新民到新人的转变；等等。
问：研究历史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王泛森：读历史有什么用，或者为什么要读历史，这是我演讲的很重要的题目。
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第一个当然是要喜欢，历史也是审美，是读取故事的意义。
问：故事的意义跟当下发生关联会不会更有意义
我读您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真是论论惊心。
王泛森：当然，这是一种乐趣。
除此之外，我觉得历史是教养的学问，为什么19世纪德国像德罗森这些人，会把历史教育看成是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它把生命经验的有限性打开。
精神或心灵上的经验是德文教养(bildung)训练的重要部份。
他们认为只有如此，心灵才得以从卑微的形体中提升出来，才得成其伟大，成其为具有人性的个人。
读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扩充，前辈史家柳诒征一再说读历史是为“扩充心量”，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不可能亲历刘邦、拿破仑、蒋介石经历过的事情，那么通过读历史，那些经历也成为我们心灵资源库的一部分。
此外，读历史让我们有长程的视野，而且对事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一种掌握。
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很深的历史感，看得比较简单，比较原理性，而忽略了它跟实际发生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读史帮我形成一种视野，对任何事物（包括我现在做一些行政的事情）都采用比较宏观跟长程的视角，不会局限于当下的一个点来设想。
学历史，也使得我对传统的事物有一种珍惜。
现在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一般的人，如何从历史里获得价值跟勇气，当然不是很机械地获得。
20世纪的史学非常专业化，到最后常常是一般人没法读，或是与现实不发生任何联系。
我觉得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来好好思考、论证和梳理这个问题。
近代史学有强烈的“去人格化”趋势，总是以历史写作中不见人或不见个人为高。
此外，目前新的史学论述，大多以能联结千门万户的原因或现象为好，可是究竟何者才是该负责的
何者是有能力的发动者
何者有能力担负
历史教训原先承诺的是给“人”以历史教训，可是在新史学风气之下，没有个人，甚至也很难有教训了。
现在美国一般百姓，老先生、老太太看的史传，几乎都出自非专业史学工作者之手，专业史家不大愿意碰这一类主题，这与19世纪George Bancroft等史家不同。
将来史学界面临的问题是：专业史学家写的书究竟有何功用。
领导人必须要有人文素养 问：这也是今天想向您请教的主题之一。
儒家有经世济用的传统，想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讲它在近代的演变。
王泛森：西方汉学界一度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译成英文叫Statecraft。
我记得早年在美国开一个“经世”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些治欧洲史的学者来，他们不理解Statecraft这个词。
我在美国念书，感觉美国也没有那么强的读书人经世济用的理念，大部分是追求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扩充到极致，忠于自己的职守，对整个社会就会有用了。
儒家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经世济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可贵的资源，但同时也是一个负担。
一方面大家觉得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一方面很多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以前的社会相对简单，大家都读四书五经，用费孝通对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划分，四书五经属于规范知识。
西方也是一样，培养领袖人才，以人文学培养人才的时候，也是读类似的典籍，古希腊的，罗马的。
这是培养性格、判断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的学问，跟儒家的四书五经一样，都是规范知识，是一种教养式的学习，而专业知识是要在此基础上再去扩充、发展的。
关键是要透过这样一种陶冶对事物有一个好的、基础的、一般的判断。
这一套传统之所以现在好像面临危机，很重要一点是社会变得非常厉害，规范知识跟自然知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以现今的政治来讲，经世济用需要的自然知识多到不可胜数。
不过说到底，领导者的表达、沟通、规划能力，还有对人的了解与体谅，这些能力还是需要规范知识和人文教养的。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大学部最大系之一是历史系。
普林斯顿很多历史系的学生毕业以后是要回家做家庭（家族）企业的负责人，我就问，那不是该送去念管理吗
回答是：不，管理企业是要领导才能的，要对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有非常深的了解，对道德、价值、文化有一定的判断，所以最好要有历史素养。
问：在现代人那里，经世济用的情结是不是越来越淡
王泛森：当然淡了。
现在总讲年轻一代会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意思很多，找不到工作、成为宅男等等，其中有一层意思我觉得是不再有新的希望和意义的来源。
以前的读书人不太会这样――我有个意义的世界、希望的世界，如果我能够的话，我要治国平天下。
现在越来越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意义、价值、希望的来源是正在形成中的另一种新模式。
我的儿子一代没有经世济用的想法，因为父母一代的努力和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过很不错的日子，但也会相当困惑：人生没有确定的奋斗目标，因而觉得自己彻底失落了。
这个问题会在下一代中越来越凸显出来。
知与行的齐旋、分离 问：经世济用的式微引出一个议题：一个人的知和行是可以分离甚至是分裂的。
这种分裂的痛苦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比较典型。
王泛森：我觉得近几百年来，思想的世界跟现实的世界正在慢慢脱轨、脱节。
现实世界变化很大，可是思想的世界和相应的政治原理几乎原地不动甚至还有倒退。
像晚明一代，商业发展、城市发展非常迅速，可是思想只有一段比较短时间的变化，到清朝又回到原来以农业为主的、有点轻视商业的、以均贫富为主导的思想，它跟活的、变动的社会形态其实是越来越脱节。
曾国藩面临的是晚清混乱的社会，既混乱又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
而曾国藩受宋明理学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以圣贤自期，也希望所有人都做圣贤；一方面动辄自我反省、自责为禽兽，内心世界的反差非常大。
他想象的那个理想社会，他所提倡的毅力、自律，跟他面对的真实世界好像已经分道扬镳。
靠那一套源于宋明理学的理想（他的知），靠规范和道德的力量，可以把晚清混乱的社会勉强维系住，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套贯串思想与现实的政治原理。
问：到了李鸿章这里，知与行的分离就不那么痛苦了。
王泛森：这对李鸿章比较不成问题。
曾国藩常常责备自己有两副面皮，为了成事，只好用另一副面皮，这跟他做圣贤的自我要求是有一段差距的。
而李鸿章认识到现在社会是这样的，不能硬拉回去，要用另外的方法；从某个角度讲，他受传统的影响和束缚没有他的老师那么大。
曾国藩们的人生是分两层的，都有一个invisible world（看不见的世界），它始终在跟现实的visible world冲突着、撕扯着。
他日记里那些带有很强的、严格的道德意义的东西，在李鸿章的著作里较少。
曾国藩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在，他能够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能做那么多事情，同时饱受限制和折磨，都来自于他那个invisible world。
问：这以后，事实和价值部分或完全地分开就更加理所当然了吧。
王泛森：在我早期生吞活剥乱读书的年代，接触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手头没有这本书，也几十年不曾再看，我似乎记得书中提到“齐旋”与“解体”的观念：文明趋向没落的过程是一边螺旋上升一边解体的。
近年来“齐旋”与“解体”这一对观念常在我脑海中跳动，它们似乎可用来描述我观察到的从晚清以来思想与社会的一些情况：原来有机整体的东西如仁义道德与现实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等，好像都慢慢分裂开来，然后在无限复杂、变幻的现实中“齐旋”，最后“解体”。
到了“五四”以后，为应付快速的变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成两股急遽旋转，一方面是工具理性愈为强大，另方面是过度泛溢出来的道德使命感。
在处理很多事情时都会这样想：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
“六亿神州尽舜尧”，你为什么不做
当然他的圣人理念已经和传统的意义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下新的圣人，夹杂着一点曾国藩式的影响――毛受曾国藩影响很大，蒋也受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不是没有价值理性，只是它已脱离传统，而且太过膨胀。
这种新的变形的泛道德认知溢出，成为一种新创思维，权力又使得他们有强大的工具理性，两边配合着做。
韦伯之所以觉察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是因为在传统的比较淳朴的社会里，这两个东西是不太能分得开的。
而现代社会使得二者齐旋、解体，慢慢分开，直到工具理性发挥到前所未有的极致。
价值理性最初是有的，之所以最后被淹没，是因为在每天的政治操作跟斗争中，慢慢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包括谭嗣同这些人，他们的价值理性慢慢膨胀，到最后脱离了人――人类不可能有那样的世界，人基本上还是人，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硬把人抽离出来放进一个更大更抽象的「道德团体」，是不可能持久成功的，因为它跟人的本性有距离，人在那样的环境气氛里不能生存太久。
问：进一步谈谈毛蒋的思想同曾国藩这一支的关联吧。
尤其蒋的日记出来以后，发现了一些新东西。
王泛森：这是值得好好讲。
晚清嘉道咸那一段，一种略有更新的宋明理学复活，重视修身日记传统，重视圣贤与豪杰结合，这是曾国藩和他的一群师友们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圣贤必定是豪杰，我们今天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是曾国藩的理想。
他自己，包括湘军里面有名的将领，像李续宜、李续宾、罗泽南等等，都是圣贤复豪杰，早上还在读宋明理学的书，傍晚就要带兵打仗。
这一群读书人对清朝考据学很反感，他们要透过对自我道德主体性的强大锻炼，造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毛曾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在《讲堂录》里说曾把洪杨一役收拾得何等漂亮（注：这是曾国藩颇受争议的事功，是“外王”之体现轻的持完全肯定态度）。
蒋也是非常佩服曾国藩，读他的日记、家书，据说死的时候陪葬的几本书里有它们。
蒋是真心喜欢宋明理学，他日记里有多处读到忘了睡觉的记载。
我想毛不会真正喜欢宋明理学，他喜欢的是另一套东西。
毛非常崇拜胡林翼，润之也是胡林翼的号。
胡林翼的特别之处是实干能力。
毛蒋都是一手哲学，一手军队。
毛没有修身日记，蒋的日记是非常标准的理学修身日记。
我做过几篇关于明代以来修身日记传统的论文，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士人都忽略了人的主体脆弱性，总认为在理学自我修养的传统之下，人可以彻底“存天理灭人欲”，透过对私欲（包括爱美、爱任何东西）的不断灭除，使得自我异常强大；同时，他们也以此要求所有的人。
蒋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责备自己：我可以做到，但还没有做到，“小子不才”……抗战后期蒋非常依赖基督教的支持，请求上帝的帮助。
但我在想，如果人没有那么大的脆弱性，为什么还要求神来帮助你呢
16世纪西方传教士最初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非常吃惊，人怎么可以靠自己而不是神的帮助就能成神
西方比较早就在讨论人的主体脆弱性。
我是藉此来检讨中国近代这一支思想的影响。
我读蒋的《省克记》，发现他把全国当作一所大学校，所以他的口头禅常常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好好修身的话，何以教人
他对政府机关的腐败不灵所发的言论，往往都是老师的口吻。
我当年在史语所整理傅斯年的遗物，发现一张纸条，是傅跟陈布雷的笔谈。
傅斯年在上面写着蒋先生对上海市民要求：“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认为“此乃国家元首所以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
”陈布雷答：“此语我一半同意。
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后来我发现，毛也说过全国就是一个学校。
可见这是有一些共性的。
我们以为很多蒋的册子是陶希圣他们写的。
但是《省克记》里面，蒋往往自喜说他改写了多少。
他对写成好文章非常重视，这很像以前的旧文人。
有一个地方，他还说对《易经》始终没有读通，所以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
他对黑格尔、朱熹非常有兴趣；对宋明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这两个部分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花了大量时间读宋明理学的书，像卷帙庞大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他是排日读完的；像读明代胡居仁的《居业录》时，说“爱之不忍释手”，这一类的话在《学记》里还有不少。
有很多时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杀、好色等。
但他旧文人、理学家的那一面，其实非常强烈。
他对知识分子是想控制，但没有能力。
蒋曾经表示他羡慕延安整风，可是他毕竟没有做过，也做不到。
我觉得受宋明理学影响过强的人对人的理解很容易有一个盲点，认为人可以“内圣外王”，可以无限完善，这可以有极大的力量，但是从另一面看，它忽略了人的主体的脆弱性，包括他们自己的脆弱性。
我觉得人就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现实政治要以普通人为出发点来设计，而不是以圣贤来要求每个人，或以此为出发点来设计。
自由体制下面要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问：但今天的各路舞台已经大变样了，不再有圣贤的沉重，媒体上多见轻快的热闹。
王泛森：台湾也是，原来副刊都可以刊登非常严肃的文章，现在慢慢变了。
我想现代政治、文化，包括很多东西都愈来愈有娱乐化和表演化的倾向。
我常常开玩笑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是一个表演，这是20世纪的通病，并且带进21世纪。
表面上看，这一套是近代从西方引进民主政治时一起带进来的，可是我们恐怕忽略了人家后面还有一个invisible world，有一些内在的约定俗成的东西。
比如说西方的校园里很自由，但西方学校的长官有一种内在的权威。
以我的感觉，现在大陆和台湾的校园根本管不住。
自由体制下需要有一个invisible的世界，就是有一些起码的约定俗成――有点像君子协定，但不用写在纸上，是人心里都认可的那种。
亚当·思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是建立在许多惯例和共识之上的，从一种文化内部自然生长起来的才会有看不见的规范，移植进来的只是看得见的部分。
那些看不见的部分有待用心培养。
以前，政治不幸是党干部在操作、垄断，可慢慢地政治是另外一群人在做。
因为20世纪的政治带有强烈的沟通性、市场性、甚至综艺性，能在这个时代从政的是另一种人了。
有人开玩笑说在两蒋时代从政还比较简单，现在变得很难了。
现在是媒体政治，很多部会上班第一件事情是先看舆情汇报。
我的个性没办法参与这个样子的政治，很多读书人也一样，这是知识人从政治上“撤离”，我从自己身上看到这种撤离。
传统儒家培养的温柔敦厚，旧的规范和意义之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跟这个时代的需求正在慢慢脱节。
“天地闭，闲人隐”，这是《易经》里一句话。
问：部分知识分子撤离、噤声，那么留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要是谁
王泛森：今后的政治家要么必须有非常的抱负、要么个性极强，才能在众声嘈杂中坚立于强势。
从前的士人是向内修身、自我教养，然后经世济用；但现在必须向外，最好每天都在谈话，好坏不论，每天出现在报纸上。
还有当然是名嘴了。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名嘴是一个身份，是这十几年间出现的。
社会上很多新的东西在生成，开始不去注意，慢慢的就会变成拿不掉的东西。
名嘴就是一例，它使得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形式。
好处是你想了解一件事情，听名嘴综合一下就比较清楚了；坏处是没命地谈，24小时在那里不停地说，干扰你，使得执行政策的人很辛苦――今天在台湾做部长很辛苦。
问：谈谈您用力较深的傅斯年吧，他的学术和政治报负。
王泛森：他在一个对学术还没有什么认识的社会里面，要建立这么“豪华”的学术，好比在一个还是三等舱的社会里建头等舱的学术。
这跟近代中国人要在一个还是三等舱的社会里建头等舱的政治一样，都是很不容易的。
“五四”以来提倡民主的人，因为没有见过西方民主跟自由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五四”的刊物里面充满了这一类想象，它们把中国近代史拉向另外一边去了；而另外一群人是完全不知道或者抵制民主体制。
所以既要把一批人拽回来，又要把一群人推上去，我想对胡适傅斯年他们来讲很难。
学术如此，政治也是如此。
问：因为移进来的都是概念，没有操作，没有细节。
王泛森：所以有无限的水肿，膨胀的、过渡泛溢的想象。
许多知识分子在左右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储安平才说我们是第三种人。
民主当然不是人类最好的政治，它的流行也就是这几百年的事情。
以前的人也在摸索集权的方式。
晚清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里讲，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西方是全国人都在用脑子，清朝只容许几个大官用脑子，其他人听就是了，这两种国家的水平高下立判。
照理说有议会有民主，乱糟糟不会更没效力吗
结果陈独秀发现当时强大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国家，这使他有很大的觉悟。
我倾向于民主政治是一条较好的路，但里面有若干问题需要摸索。
梁启超家风伴我成长书信作文1500字
爱迪生的故事 爱迪生 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
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
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
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
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
“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
”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
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
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历数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树者，无一不惜时如金。
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
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妙喻。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
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的财产。
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
他说：时间就是生命。
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的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的职务。
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的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
76岁的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的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当代青少年多数都很羡慕美国、日本富裕的生活及其轿车、电器，然而，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珍惜时间吗
早在200多年前美国还没独立的时候，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科学家、实业家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就在他编撰的《致富之路》一书中收入了两句在美国流传甚广、掷地有声的格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辽宁青年参观团在日本出席一个会议，出国前团长准备了厚厚一叠发言稿，可是届时日方官员递上的会序表却写着：中方发言时间：10点17分20秒至18分20秒。
发言时间仅为一分钟。
这在那些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而在日本却是极为平常的。
日本从工人到学者，时间观念都非常强。
他们考核岗位工人称不称职的基本标准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单位时间的劳动量，时间一般精确到秒。
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就等于延长了人的寿命。
——鲁 迅 我以为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得也是“今”。
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贵。
——李大钊 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
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纷繁。
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
——斯宾塞 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呀
——但 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
日月既往，不可复追。
（曾国藩） ◇你热爱生命吗
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材料。
（富兰克林） ◇荒废时间等于荒废生命。
（川端康成） ◇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
（莎士比亚）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郭沫若）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鲁迅）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华罗庚） ◇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别林斯基） ◇要找出时间来考虑一下，一天中做了什么，是正号还是负号。
（季米特洛夫）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高尔基）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文嘉《明日歌》）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
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
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
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文嘉《今日诗》） 美国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你热爱生命吗
那末你就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诚然，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但这种创造的价值却是随时间的延续来实现的。
试想，历史上那些为人类创造出许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科学巨匠文艺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惜时”把自己的人生体现得丰富而有意义呢
这里我们还是先听听他们自己的体会吧。
歌德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他的自述是他对时间的认识和感情的最好注脚：“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
” 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日语、英语、世界语等几门外语，完成了《海边诊所》的翻译。
一个身体的三分之二都失去知觉的高位截瘫患者，一个残疾者的生命为何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异彩
原因之一不是由于她抓紧了分分秒秒的富贵时光，增中了生命的活力吗
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
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
」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
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
「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
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 聚萤读书 车胤，生于晋朝，本是富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变得一贫如洗。
可是，他在逆境中却能自强不息。
车胤年轻时就很懂事，也能吃苦耐劳。
他因为白天要帮家人干活，就想利用漫漫长夜多读些书，好好充实自己；然而，他的家境清贫，根本没有闲钱买油点灯，有甚么办法可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呢
最初，他只得在夜间背诵书本内容，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看见几只萤火虫在飞舞，点点萤光在黑夜中闪动。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一个用白夏布缝制的小袋子里，因为白夏布很薄，可以透出萤火虫的光，他把这个布袋子吊起来，就成了一盏「照明灯」。
车胤不断苦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后来还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官员；那时候，每逢举行甚么集会或庆祝活动，如果车胤没有到场，大家就觉得扫兴。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谜：世界上哪样东西最长又是最短的，最快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又是最值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
这是什么
众说纷云，捉摸不透。
有一名叫查第格的智者猜中了。
他说：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它使许多人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对于在等待的人，时间最慢；对于在作乐的人，时间最快；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扩展，也可以无限地分割；当时谁都不加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时间可以将一切不值得后世纪念的人和事从人们的心中抠去，时间能让所有不平凡的人和事永垂青史? 时间到底是什么呢
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时间是生命；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时间是金钱；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时间是资本；对于无聊的人来说，时间是债务；对于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来说，时间是财富，是资本，是命运，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怎样赢得更多的学习时间
要想得到更多的学习时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考虑。
一、 早日立下志向：彼埃尔·居里说：使自己想一个嗡嗡地响着的陀螺一样急速地旋转，使外物不能侵入。
对于那些立志献身四化，攀登科学高峰的学生来讲，必然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自觉地抓紧时间学习。
二、 善于制定计划，明确学习任务：要根据学的进度和自己的学习状况来安排计划，使自己清楚地意识到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学习任务。
三、 用顽强的毅力，排除对学习的干扰：不少学生承认，学习时间抓不紧或者被其他事情侵占，是由于自己缺乏毅力所造成的。
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就要在克服困难，实现志向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毅力。
四、 不断检查时间的利用率：每天要想一想：过去的一天在学习上完成了什么任务
花了多少时间
时间利用率如何
效果怎样
怎么改进。
不断调整学习时间，使时间利用率得到提高。
五、 善于利用零碎时间：达尔文说：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一段时间。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学习的重要，看到自己水平不高，感到时间的紧迫，就会自觉地去利用零碎时间。
零碎时间最好用来学习自己最喜欢的学科，以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六、 生活要简朴，朋友要挑选：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应当在追求吃穿玩乐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要与有抱负，有志气，好学上进的同学多来往。
如果交上了不求上进，只讲吃喝玩乐的朋友，并仿效起来，那么，自己的学习时间必然会一天天少起来。
应该珍惜时间 历数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树者，无一不惜时如金。
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
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妙喻。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
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的财产。
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
他说：时间就是生命。
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的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的职务。
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的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
76岁的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的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当代青少年多数都很羡慕美国、日本富裕的生活及其轿车、电器，然而，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珍惜时间吗
早在200多年前美国还没独立的时候，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科学家、实业家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就在他编撰的《致富之路》一书中收入了两句在美国流传甚广、掷地有声的格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辽宁青年参观团在日本出席一个会议，出国前团长准备了厚厚一叠发言稿，可是届时日方官员递上的会序表却写着：中方发言时间：10点17分20秒至18分20秒。
发言时间仅为一分钟。
这在那些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而在日本却是极为平常的。
日本从工人到学者，时间观念都非常强。
他们考核岗位工人称不称职的基本标准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单位时间的劳动量，时间一般精确到秒。
猫头鹰的启示（如何科学地安排好时间）
一年春天的某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喜鹊就来到了猫头鹰先生的家门口，欢快地叫着猫头鹰先生，快起来，借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练习我们的捕食本领，不要再睡懒觉了。
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身体一动不动地蜷屈在窝里，懒懒地说了声：是谁呀
这么早就上这来瞎叫，我还没有睡醒呢，啥时练不行，我还得再睡一会。
喜鹊听了这话只好独自锻炼去了。
到中午，喜鹊又来了，一看猫头鹰虽然醒了，但还是在床上躺着，喜鹊刚要说话，猫头鹰抢着说：天还长着呢，练什么呢，赶趟，趁早还是休息的好。
喜鹊说：已经不早了，都到中午了，你该捕食锻炼了。
可是猫头鹰还是不动。
太阳落山之前，喜鹊飞到猫头鹰家，看见猫头鹰刚刚起床洗脸。
就对他说：天要黑了，我要休息了，你怎么才洗脸啊。
猫头鹰说：我就这习惯，晚上饿了我才开始捕食。
喜鹊说：这么晚了你还能捕到什么食。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猫头鹰拍打着翅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累得筋疲力尽，什么食物也没捕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也哇哇地乱叫，声音非常难听。
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寓言故事，如果猫头鹰真的夜间去捕食，就要饿得从树上摔下来了。
可是这则寓言却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时间。
古人说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昨天和今天没什么大区别，今天和明天也没有不一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但是我们个子长高了，慢慢又变矮了，头发由黑变白，这时才刚想起，该学的没有学，该会的没有会，该做的没有做，但是过去的时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青少年朋友一定要从小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之才，否则就难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出自哪
但问耕耘，莫问收“山不问结果，仍然傲然挺立，高耸；河不问结果，仍然奔流到海舍昼夜。
“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曾国藩最先说过这句话。
很多人都以为曾国藩只要耕耘，不要收获，其实不然。
曾国藩的意思是你耕耘就好了，不要去担心收获。
只要耕耘，自然有一天你就会有收成。
期待丰收，那你精神压力很重，会徒增苦恼。
把握当下，守一不移，只要去努力了，将来就会有希望。
担忧和等待，根本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是障碍。
你越在意它，可能它越不会来，你要做的只是现在不断地去准备，最后它就来了，所谓不期而至，不期然而来到。
梁思成1924年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在留学期间，一直和父亲梁启超通信，他向父亲述说自己在学习上的困难、进步、心得等。
学习了3年后，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了3年，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画图绘制，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画匠，而不符自己当年的理想。
梁启超回信说：“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唯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
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
”结果大家都知道，听从父教“莫问收获”的梁思成成了中国建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莫问收获的他反而取得了最大的收获。
山不问结果然傲然挺立，高耸入天；河不问结果，仍然奔流到海，不舍昼夜。
历史演讲稿
骄傲的曾国藩 奔奔曾经说过：“你对历史不感兴趣，所以历史对你不感兴趣。
”过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是未来的历史。
过去的已经是历史，而历史一再重演。
所以历史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活着的人思考如何把正在进行的历史故事演义得更加有趣。
我今天要讲的让“独服”的“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让蒋介石称赞“足为吾人之师资”，被后人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立德立功立言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骄傲的曾国藩。
我说的骄傲既不单是褒义也不单是贬义。
曾国藩被许多人评价过，但我认为曾国藩是骄傲的，所以曾国藩一出生下来就是骄傲的。
1811年，曾国藩出生在湖南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其祖父阅历丰富，父亲是个秀才。
所以曾国藩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而且作为老大的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16岁童子试第7，23岁考取秀才。
曾国藩作为8个弟弟妹妹的榜样怎么能不骄傲呢
曾国藩考取进士之后由翰林院庶吉士到侍读到侍讲学士到文渊阁值阁事到内阁学时到稽察中书科事务到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到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作为汉人当时做官能做到“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能不骄傲吗
当官的时候曾国藩讽刺身边的人说：“好便宜不可与共财，狐疑者不可与共事”。
曾国藩还说：“吾不如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
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
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
”就是说他不跟一般人相处只跟像自己那样贤明的人相处。
作为理学家学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曾国藩的“文傲”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书《京史百家杂钞》《求阙文集》《诗集》《读书录》《家调》《家书》《求学道》《五箴》等不下百十数本卷。
首先曾国藩很骄傲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噶写书，他写书之后更加骄傲了于是一写几十本。
于是骄傲成了曾国藩的本性。
曾国藩的治学论道，识人修身，持家教子，为官当将成了曾国藩骄傲的资本，并且他还要把他的骄傲传授给别人。
所以很多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看见曾国藩时喊他老师而不是大人。
其实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因为他的“武傲”。
有句话为证“经商要学胡雪岩，当官要学曾国藩”。
当太平天国起义轰轰烈烈时，清政府很恐慌，曾国藩很高兴。
因为清政府的八旗、六营军腐败到不堪一击，而曾国藩的湘军正在卧薪尝胆。
于是曾国藩开始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骄傲，在《讨粤匪缴》中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之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等等。
他都把自己与孔孟并列了，你说他骄傲不骄傲
1854年初，湘军组成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七千多人，同时正式出师与太平天国作战。
湘军进围九江时，曾国藩得意忘形地叫嚷：“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等率军西援，在湖口、九江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
1855年2日11日，太平军放火焚毁停泊在江面的湘军大船百余艘，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走投无路，几次跳水自杀未遂。
然后仓促逃入南昌，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使他“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这是曾国藩表露无疑的骄傲，所以曾国藩吃到了骄傲的苦果，然后曾国藩羞愧难当要自杀。
也正是因为曾国藩还是湘军的骄傲，是曾氏家族的骄傲，是汉人为官的骄傲，所以曾国藩自杀未遂，他为了别人的骄傲而活着。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变乱，湘军乘机卷土重来，12月攻下武汉，接着李续宾率领湘军主力投入江西战场，陷九江，进逼太平军重要军事据点三河镇。
显然，曾国藩意图是先拿下武汉、九江，然后以湖北、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夺安徽，特别着重争夺安庆。
他认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以沿江东下，直取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1858年11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三河发起对湘军垢猛攻，三路大军包围了李续宾的大营，湘军大败，李续宾以下文武头目四百余人全部被歼。
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达六千人，士气大伤
”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大捷。
曾国藩的骄傲再次被打击，所以有人说后期的曾国藩很抑郁。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三河遭到惨败，但力量并未溃灭，他仍然坚持夺取安庆进取天京的战略。
1860年曾国藩亲率湘军八万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
这时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东征苏、常，咸丰帝气急败坏，要曾国藩赶快发兵救援，但是他拒绝应命，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
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分兵两路，突入敌人后方，攻取武汉。
这一行动，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片惊慌，有人主张撤安庆之围，回师救援湖北，可是曾国藩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果然，太平军西取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曾国藩孤注一掷，如愿以偿。
经过五个月的争夺，1861年9月5日，安庆终于落入湘军手中。
这时的曾国藩找回了骄傲的资本，准备有所作为。
当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时，很高兴，他说廉颇只能三遗矢。
1864年，曾国藩攻取南京，湘军在南京屠杀三天三夜，共杀人10余万。
曾国藩不仅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个弟弟也杀人，当时人们就称呼曾国藩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有人曾经为曾国藩辩解说那是形势所迫，身境所绕，不得已而为行之的谋略而已。
试想一下，我们在拿老鼠兔子做实验时，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动物的生命比人低贱得多
所以曾国藩认为湘军是骄傲的，至少曾国藩认为自己是骄傲的。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
这时候的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已经强大到可以让他称帝。
但曾国藩为什么没有称帝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很骄傲。
儒家思想是曾国藩的骄傲，孝悌忠信是曾国藩的骄傲，个人的完美是曾国藩的骄傲，对旧王朝的愚忠是曾国藩的骄傲。
要说龙袍加身对曾国藩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
但要他放弃一生所坚持的骄傲是不可能的。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这时候的曾国藩很生气，因为曾国藩很骄傲，他不允许别人鼾睡在自己的榻边。
曾国藩气自己的祖国那样懦弱无能，毁了他的声誉，毁了他的骄傲。
于是以“师以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曾国藩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1872年，曾国藩骄傲地病死在南京。
因为他死的时候，他提拔的人如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个都像那样很骄傲了，他的洋务运动也早就了一批批骄傲的人才，如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评价历史人物时“伟大”只用来形容那些力争上游的人，随波逐流的那些人只能用“可怜”形容，我用骄傲来形容曾国藩是因为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豫、蹒跚而踉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