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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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
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
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中国历史演讲稿
1 China is an ancient vicissitudes of life, there is a country's long history. In the past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a has been using his sonorous and powerful body, time and again crossed the dangerous, China has long been a firm body! 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nd will gradually close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s national treasures, giant pandas only charmingly naive, peony and opening up is the richest moment of time!China! I love you!This is all .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中国是一个古老沧桑,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中国用自己铿锵有力的步伐迈过了一个个时代,走到今天,已经俨然成为一个拥有伟岸身躯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日益强盛,向着逐步逼近.中国的国宝是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牡丹绽放地最灿烂的时刻就是我们中国最富饶的时刻!
历史演讲稿
周恩来“斗酒”胡宗南 1943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国民党西安最高军事首领——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为周恩来洗尘。
胡宗南吩咐黄埔六期以上三十余名将官偕夫人出席酒会，把周恩来灌醉。
招待会在小雁塔举行，邓颖超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
胡宗南想灌醉周恩来的打算被在胡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悄悄告诉了周恩来。
酒会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王在祝酒辞的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的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先干头一杯。
”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 “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
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
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也请各位为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闻听此言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都不知所措。
周恩来举目四顾，继续微笑着说： “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隔了一会儿，十多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
其中一位说： “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
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 周恩来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
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 此言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
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 周恩来转向那些夫人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他同她们寒暄几句后把她们送回原座。
稍后，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
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
” 周恩来说：“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
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说：“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
”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
有一位看着讲稿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
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并祝她顺利回到延安。
我请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
如果让邓颖超喝这样的好酒，她会于心不安的。
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
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
”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600字
【我的中国心】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
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岁月的长河淌过浸透血泪和屈辱的近代史，历史的渺渺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
近半个世纪的求索与攀爬，沧桑印证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段艰苦的岁月已渐行渐远。
但12月13日这个饱蘸鲜血的日子，我们怎能忘记，我们的孩子更不可忘记。
12月12日下午，小学部五年级全体师生在校学术报告厅举行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活动。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里，孩子们又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2月的天气已令人战栗，在几天的演讲准备过程中，每个孩子都忙得热火朝天，从收集资料，到撰写演讲稿，到班级选拔。
他们一次次走进了凄惨的岁月，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令他们痛恨了无数次。
演讲中选手们慷慨激昂，从万历帝到努尔哈赤的铭文明亡清兴，从康乾盛世到咸丰帝火烧圆明园，历史的光辉与惨淡印在他们沸腾的爱国之心。
近代的屈辱历史，南京大屠杀血琳琳的惨案令每一名同学痛彻心扉，回首那段充满血光的历史，那段涨满血泪的国仇家恨，胸中燃起无限的尊严与责任。
同学们情动于衷，情不自禁的唱起《我的中国心》。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落后就要挨打。
”“灾难唯有进步来补偿，尊严唯有奋发来捍卫
”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奋力拼搏，振兴中华”在孩子们的誓言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看到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沉重的历史责任感。
虽然活动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对于同学们的是无限的鼓舞，他们暗下决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努力学习，振兴中华”。
【】同学们，处在21世纪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会忘记，几十年前日寇对我们中国的大举侵略，使多少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华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使一条条英勇的生命消逝在黄沙战场，使无数大好河山在几年时间就全部沦丧……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7·7卢沟桥事变”。
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
抗日战争长达8年之久，革命先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可是，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赵尚志、刘胡兰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成为我国痛苦的历史回忆，把仇恨和耻辱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中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不会忘记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不会忘记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的一文不值；更不会忘记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夺走了许多奇珍异宝，抢走了中国的名人书画等。
1860年10月18和19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最美丽的建筑变成一片灰烬。
60年前的战火硝烟虽已散尽。
但历史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财富。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只有我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祖国才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发达。
【】亲爱的同学，敬爱的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屈辱的历史。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犯下了不可磨灭的滔天罪行。
南京大屠杀，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70年。
我们又怎能忘却，70年前的那一天，可恶的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
三十五万无辜的南京老百姓们，在短短一周内，成为了疯狂的刺刀下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任凭侵略者在他们身上残暴地发泄着。
圆明园，一个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就这样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又被一把大火烧毁，付之一炬。
那其中凝聚着我们中华儿女多少的心血与智慧啊。
那些狰狞的表情，猖狂的笑容，无一不揭示着他们那没有人性的躯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洗涮了一百年来被挨打的耻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回了我们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中华民族由一个背负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重压，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成为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令世人瞩目的民族。
乱翻的乌云扫清了，祖国迎来了一个黎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望着每天与朝霞一道升起的五星红旗，谁又能忘记在70年前，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呢
为了祖国领土完事，为了民族的尊严，战士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怎能可以忘记呢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不能忘记以前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忘记了国耻。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青少年只有将国耻铭记在心中，以此为动力，奋发图强，学习更加精益求精，不怕吃苦，肯下苦功夫，报着“为中华之掘起而读书”的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求索与奋进，创业与搏击，无不可歌可泣，激励今人，昭告后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弘扬，对先辈业绩的追思与兴大，必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流入强大的动力。
我们是21世纪的接班人，我们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迈开沉着而坚定的步伐，向光辉的未来继续前进。
最后，让我们高呼“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小学数学发展史演讲稿120字左右
数学源于社会生活摘要：科学与人文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
本文将从数学变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数学与社会的发展两个方面对数学科学与社会生活展开讨论。
同时，为了我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数学科学的权威性，以及数学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数学科学数学变革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一、数学变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历史上有着三次著名的数学危机，危机的产生并不在于数学本身，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用已有的数学工具无法解决所面临的自然界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人们要去寻求一种解决问题新的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那么就要导致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无法用传统的、已有的理论解释、解决问题，那么就产生了数学危机。
数学危机的出现，自然要促使人们进行思维，进行数学革命，突破危机，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创立新的数学理论体系，改进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古代数学的产生及其革命与社会的发展数学中最古老的原始概念就是数(自然数)与形(简单的几何图形)的概念。
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数学思想方法的开端。
数和形是反映现实世界中量的关系，是空间形式的“原子”和“细胞”。
由此，逐渐地发展成完善的数学体系。
更确切地说:数学是来源于现实世界，但数学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自然界中没有数和形的概念，数和形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人的思维产物，这种产物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的第一任务就是谋求物质资料去赖以生存下去，并延续后代。
人类最基本活动就是实践活动，必须与自然界进行交往，这样在交往中逐渐认识自然界的种种性质，对自然界量的关系和空间形成的认识活动产生了数与形。
有了数与形的概念，人们就掌握了测量与计算，这样人们在社会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就掌握了一种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
埃及人在建筑规模宏大的金宇塔时、在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时、在尼罗河泛滥后重新创立土地界线时，都需要测量和计算。
有了数和几何的概念，掌握了这种改造认识自然界的工具，推动了古代农牧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农业、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计算和测量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数学革命。
公元前5世纪，当时，由于社会发展条件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和整数化”。
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能用整数或分数来说明，无法去公度”。
这样就产生了历史上的一次数学革命，实际上是人类发展史上对数的进一步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但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被自己的哲学偏见所禁锢，不敢承认“根号2”是一个数，这一史实被人们称为数学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发展史课程论文- 2 - 数学危机。
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进行数学革命，数学革命不仅消除了危机，而且完善了数学体系。
这次数学革命，彻底导致达哥拉斯学派的瓦解。
伴随着这次数学革命，实数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人们对数和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人们将新结果直接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近代数学革命与社会发展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创造，一次重要的数学革命，那就是微积分的创立。
微积分理论对科学和生产的实践童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思格斯指出:在一切理论成就中，未必再有什么象17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那样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了。
微积分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当时社会生产的水平和需要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愈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奇迹归功于生产实践。
第一次数学危机消除以来，数与几何学的基本成形。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深人。
16世纪欧洲采用风力，水力作为动力进行纺织冶金等机械生产，产生了机械力学，流体力学;战争中武器的出现，产生了运动学和动力学。
总之，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突出地刺激着机械力学、流体力学、天体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的发展。
16、17世纪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生产迅速地发展，积极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为力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引起了自然科学革命，首先是天文学冲破了宗教的枷锁，提出了太阳是宇宙中心学说，其次，是力学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完成了经典力学理论体系。
由于这些方面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发展变革，经过近百年的变革，孕育了微积分产生的社会背景。
微积分从萌芽时期开始，经过两百多年的馒长岁月，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通过无数学者的辛勤工作，逐步奠定了它的思想基础。
到17世纪下半叶，由牛顿和莱布尼兹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结果，创立了微积分。
进行了一次大的数学革命。
微积分的创立，人们把它用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产生了微分方程、无穷级数、微分几何、变分法、复变函数等数学上新的分支。
这些新的分支的出现，及其各分支理论的建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用到人类社会的实践中，推动了杜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其明显效果表现在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和发展。
但由于受历史文化水平的局限，早期微积分的不严格，尽管它是一种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无法替代的工具，但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即数学史上的第二次数学危机。
3现代数学革命与社会发展19世纪中叶，由于第二次数学危机的结束，数学这棵繁茂的大树似乎已形态貌美了。
人们在自庆自慰的时候，数学终于达到了逻辑严谨的水平。
1902年，罗素悖论出现，数学界、科技界及自然科学界一片哗然，给兴奋不已的人们当头来了一盆凉水，产生了现代数学危机，即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危机。
人们在惊异之余。
也获得了重大的进步，特别对数学、逻辑、语言，乃至哲学理论有更加冷静，本质的认识。
本世纪初，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出现，人们进行不懈的努力，进行彻底的数学革命;策奠罗等人建立了集论体系，彻底消除康托悖论，罗素悖论，结束了第三次数学危机。
伴随着此次数学革命的结束，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需求，传统的计算滞后于社会的需求，促使人们变革—计算革命。
结合完善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计算机。
计算机这一数学革命的产物在现代科技、自然科学、杜会科学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杜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事物无法替代的。
数学发展史课程论文- 3 - 计算机给予数学的深刻影响，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航空航天的发展史上，计算机产生导制的自控，彻底突破了数学传统的束缚。
18世纪末期数学家拉普拉斯写了《天体力学》一书，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说明天体现象，想据此表明“按照给定的初始值去解给定的微分方程式，可以阐明包罗万象的一切问题”这一哲学原理。
按照拉普拉斯的想法，向月球发射火箭就必须解非常复杂的微分方程组。
原理上如此，但实际向月球发射火箭根本没有这样做。
岂止月球，最近火债已飞向火星及天王星，也并非使用复杂的微分方程组，全部是根据自动控制和运行。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经济理论的预测，宏观经济的控制，是给当今飞速发展的杜会在经济方面提出的挑战，传统数学观念无法面对经济界无情的现实，促使人们进行数学革命—随之产生了经济学与数学、金融数学。
1994、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效地成功地将数学理论应用到经济理论中去，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
初现锋芒的金融数学为全球金融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了有效的指导，金融数学在未来的杜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4数学革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在物理学、力学、天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讲是这些学科的奠基石，没有数学几千年来的革命、发展，绝没有今天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的盛况。
由于微积分的创立，产生了微分方程，同时数学在生物学中等于零的时代也宜告结束。
著名的伏泰勒方程不仅解释了一直困感生物界的难题，而且也给生物界、农业、牧业、渔业、生态一个积极的指导。
马尔沙斯人口理论方程的出现，直至现代人口方程的完善，为我们现代社会发展，人口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工具。
计算机的兴起，使我们看到，计算机无处不有，几乎渗进到社会的任何方面，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带来了不可比拟的功效。
计算机的发展，积极地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及工业、农业、商业、文化、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计算机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是任何事物无法替代的。
回顾历史，计算机的产生是数学在计算方面的一次革命的产物。
大量的计算是人工无法实现的，因而产生了手摇计算机，但其运算速度还远远不能清足人们的需求，继而出现了计算机，计算机的不断改进，给社会及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
数学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数学革命直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发展，那么就必须有英明的决策，这些决策不是某个人能一眼看到的，而是要经过科学论证和数学的论证才能得到的。
所以，在现代科学管理中，管理者决策者懂科学懂数学，决不是一种时尚，而且必备的素质。
二、数学科学与社会发展从历史上看，远在巴比伦、埃及时代，由于人类生活和劳动生产的需要积累了一系列算术和几何的知识。
经过希腊时代，将这些比较零散的知识上升为理论的系统。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数学方面，创立了解析几何，发明了微积分，使数学由常量数学发展到变量数学的新阶段。
从17世纪到19世纪时期，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将数学应用到很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积累了大量新的数学知识和方法。
为了使成果可靠并且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们在19世纪又建立起微积分的理论基础和严格体系。
这一系列数学理论进展催生了20世纪前期纯粹数学的大发展。
数学理论得到空前发展，其中数学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至影响到基础数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纯粹数学还在迅速地发展，并进入更加广泛深入应用于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众多领域的时代， 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记得好评和采纳，答题不易，互相帮助，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