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篇演讲稿：现代社会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谈谈社会公一说起爱护公物，也许有人会认是老生常谈，因似“爱护公物光荣坏公物可耻”、“爱护公物，人人有责”这样的口号恐怕连幼儿园小朋友也能说上几条。
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做得怎么样呢?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校园里破坏公物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同学为求近路而不惜践踏草坪;踢球时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门窗;户外运动中弄坏了校园里的公共桌椅、栏杆和垃圾桶;课桌椅上经常会看见各式各样的涂鸦……你有没有想过，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行为都对公物造成了损坏，也给其他同学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还会增加学校对公物的维修费用，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每每看到这些不文明行为，你也许会皱着眉头嘟囔一句:缺德!是的，这些人所缺少的正是“公德心”，不讲社会公德，不遵规守纪。
他们从来也不曾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这些公物的“主人”，不知道公物是大家公用的物品，每一个人都有爱护公物的义务。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公民道德的好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影响着一个民族事业的兴衰。
一个人的言行，往往表现出个人素质的高低，进而影响整个集体的总体素质状况。
一个公民是否爱护公共设施，从小处讲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一个学校校风的好坏;从大处讲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及民族素质的高低。
我国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了“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都应该按这个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其实爱护公物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拥有一颗公德之心，处处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就能保证公共设施的完好无损与正常使用。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时光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社会公德，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礼仪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的主要作用，既是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又是公众利益的维护，公共秩序的体现。
说到文明礼仪，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伟大的领袖列宁的故事。
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已走了一半。
那女工见是列宁，先是一惊，然后赶忙退回去给他让路。
列宁却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
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
还有一个故事，是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就任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霍克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
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
”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
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
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
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请他宽容我的不逊。
”听了两位名人的故事，你是否为他们而感慨呢?千万不要以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
因为那样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不但要有讲文明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礼仪的民众。
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
人要有良好的文明环境，就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正像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首先我们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得到完善。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还是那就话:“文明礼仪我先行”自身的素质提高了，我们整个校园的素质、整个城市的素质、整个中国的素质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进步与提高。
关于社会和谐的演讲稿 急
和谐社会 今天我想谈一谈关于和谐社会的问题。
什么是“和谐”
答：和者，和睦也;谐者，相合也，即强调人与物之间的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和合。
纵观历史，“和谐”乃是社会的主色调。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使原本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之间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经贸科技交流，使人们对古代各国的民俗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了解，促进了人了文明的发展进程。
唐太宗，唐玄宗更是任用贤良，虚心纳谏，广言开论，轻徭薄赋，使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并且以开放的胸怀大开国门，与日本等国密切交往，让人们感受到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极高的促进了民族的发展与和谐。
而到了近代，近年来我国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制度改革,也都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力证.其中,面对改革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党中央更是主动应对,通过宏观调控等政策,使社会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这正体现着和谐这一理念在新时期发展形式下的应用. 千百年来，中华文明虽屡受催折而不绝，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而不衰，我想“和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1世纪，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 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和谐 和谐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是极其注重民俗文化的和谐的.新年彼此温暖的祝福,那热闹的隆隆炮竹声,喜洋洋的灯笼元宵等,无不表达着人们对于新年生活幸福美满的期待.同样的,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佳节,更是人们长久以来对于社会和谐的一种祝愿和热盼,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积淀的继承与重视.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基调,便是和谐这一永恒不变的旋律. 二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一棵树不能改变气候,但森林可以改变气候.一个人不能改变社会,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则可以改变社会.我们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和谐社会就会很快到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 三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3000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的时间;2000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动物,等等。
远古时代,人们凭借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
宇宙万物虽千差万别,但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在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环保事业,提出要 “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造福人民”。
人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搞好工业污染防治,造福子孙后代。
保护环境，构建和谐。
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自然统一,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一个和谐社会是我国增强发展后劲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要营造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急待于我们全体社会成员不竭的努力,以主人翁的精神,放远眼光,联系世界,共同努力!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让我们一同兼收并蓄,品和谐之美,谱写新世纪的和谐之曲吧!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我要一篇关于社会风气的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家早上好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题，讲解我们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发表以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
胡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要求广大青少年，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军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荣辱观是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崇尚荣誉是军人永恒的价值追求。
军人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为职业，身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最能体现大忠大义，最能彰显荣辱观。
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把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历来推崇严守纪律、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等高尚道德，更是其本质的体现。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具体体现，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还要看到，军队是青年相对集中的先进群体，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对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我们一定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军队长远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凤姐即王熙凤，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
凤姐在贾府几乎是个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角色，她自从嫁给贾琏，就让琏二爷在荣国府的地位倒退了一射之地；林黛玉一进贾府，就不禁对这个表嫂的谈笑哭哄的作风暗生纳罕……可以说，从一出场，凤姐这个人就透着让你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她应当说是当之无愧为《红楼梦》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先说凤姐的美貌，她的出场描写是：三角眼，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她的穿着当然更是极尽华丽雍容；这是正面描写。
贾瑞见了凤姐，居然敢起非念，想是凤姐的魅力难挡；贾琏和鲍二的偷情之后，闹了一天，看见凤姐“黄黄脸儿”，倒觉比往常更可爱；刘姥姥见了凤姐自然是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动作才好……这些又都从侧面描绘了凤姐的含威夹媚的美貌；应当说，这样一个美人完全区别于宝钗的“冷”和黛玉的“病”，她更容易激起世俗男人的愿望，更象一个真实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美人。
妖娆哥真名：董德元，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 远看，他身着李孝利款白色时尚T恤和玫红色紧身休闲裤、腰系镶腰带，同时又留着齐刘海女士发型、掐着兰花指、脚踩着猫步，动作妩媚俨然一位人到中年却风韵犹存的大妈。
近看，他脸上的胡茬密密麻麻，而紧身裤也更是让其男儿本色显露无疑。
这个妖娆哥也经常在古文化街乔香阁周围逛街。
刘著[2]，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目前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09级在校学生，2010年快乐男声南充赛区选手。
因参加海选时着烟熏妆，蓝色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备受关注。
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女性化的表演，出尽了风头。
不过最终入围120强的“个性选手”，只有来自南充的选手刘著。
相比其他几位反串的“伪娘”，刘著除了身份证的性别之外，几乎难辨男女。
不论是唱歌还是平常说话，都是嗲嗲的女声，让人非常吃惊。
谁有关于社会和谐的演讲稿
谁都不可以否认我国经济已经和正在创造一个神话，然而，精神文明的失落，又让每个有热血的爱国人士担忧。
道德教育是德育的基础。
人有了良好的道德，才会有求道之心，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我们忽视道德教育的基础性，没有花大力气切实有效地抓好道德教育，违背德育的规律，就造成了德育工作的低效率。
这种情形就象盖楼房，若先盖屋项，再砌墙壁，然后才打地基，如何造得起来
与其说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莫如先抓好道德教育。
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很好地传承中华美德。
社会主义道德如果没有继承本民族优秀的道德，或者说当代的道德若没有扎根于传统，那就成了水面的浮萍，随波逐流。
如果割裂了历史，就不能够深固地打好德育的基础，以至于共产主义的大厦有可能砌在了沙滩上，或成了空中楼阁。
勿庸讳言，传统道德的实质就是“仁、义”，这是“道德”的核心，是中华美德的灵魂，具有丰厚的内涵。
古人总结的道德标准，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直、刚、勇、惠、敏、宽”等，皆为单字，简明直观，内涵深刻。
受其启发，笔者认为应按照当代道德的要求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地继承，排除其封建的糟粕和历史的狭隘，赋予其时代的新义，凝炼出新的精粹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
对此笔者作了一番尝试，供参考。
道德的核心，为“仁”、“义”，德为“仁”，道为“义”。
即世间的“情”与“理”，“仁”可分为“礼、善、友、爱”四个层次。
“义”包括“忠、正、廉、耻、智、信、忍、勇”几个方面。
修养包括“省、节、中、达”。
一、“仁”的释义：礼、善、友、爱。
礼：尊重。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正当权利。
恭敬、谦让为美德。
善：善心。
扶危济困，乐善好施。
友：友情。
同事、朋友关心互助，团结协作。
爱：爱国、爱家、爱人、爱物。
爱国：热爱祖国。
为天下忧乐。
爱家：孝敬父母，慈爱子女，夫妻恩爱，兄弟和睦。
也箴，也谏。
爱人：热爱人民。
爱人，爱已。
爱物：爱公物，爱环境。
二、“义”的释义：忠、正、廉、耻、智、信、忍、勇。
忠：公忠。
忠于国家，有民族气节，为国为民为天下。
天下为公，不是忠君，愚忠。
正：正义。
强不凌弱, 众不欺寡，富不傲贫；匡扶正义。
正直。
公正，刚直不阿。
忠于信仰，坚持真理。
廉：廉洁。
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大公小私，大公无私。
勤俭。
勤劳、节俭。
耻：有羞耻之心，为不义之举而羞愧、悔恨。
以贪为耻，以惰为耻，以不义为耻。
智：明理。
明辨是非、善恶、美丑。
知道，尊道。
自知，知人。
明智。
机智、果断，有处事能力，德行统一。
信：诚信。
诚实、守信，言行一致。
忠诚，不当叛徒。
忍：戒。
戒贪、戒惰，戒骄、奢、淫、逸等，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
自律。
韧。
持恒，矢志，自强不息。
应该做的事坚持去做。
自砺。
有恒心，有毅力。
志学，志道。
勇：见义勇为；敢做敢当，无私无畏。
三、修养：省、节、中、达。
省：思己过，知过必改。
思人贤，见贤思齐。
节：节制，玩乐、享受有度。
节操。
气节操守。
中：中庸。
不偏不倚，无过之无不及。
追求完美。
达：达观。
豁达的生死观、义利观、荣辱观。
修身的名言、格言、座右铭等。
修养的总目标：贤良，明大义；君子、伟丈夫。
演讲稿论当今社会600字
关于社会公德讲稿篇一：关于社会公德的演老师们、同学们：今天话的主题是：弘会公德做合格公民社会公德，古人将其归结为忠、孝、仁、义、礼、智、信等。
这种公德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不断延续发展，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伦理。
它不曾被历史长河的滚滚巨浪所淹灭，正证明了社会公德是维系社会和和谐的基本保障。
请大家设想一下，当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发展，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现实；全体公民积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发展人道主义精神，助人为乐、救死扶伤、见义勇为
这样的社会将会是多么和谐多么安定啊
今天，我们所要重建的社会公德，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同时，时代发展的进程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这个新的内涵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与公民权利相对应的公民责任和义务。
每个公民都是家庭的一员，企业的一员、社会的一员，一方面责骂社会公德世风日下，一方面又自我侵蚀社会公德，社会怎能和谐
社会公德何日能重建
每个公民只有从自身做起，承担起家庭、职业和社会的责任，家庭氛围、职业环境和社会秩序才会好转，我们才能算是合格的公民。
老师们、同学们，现在，一座座现代化大厦拔地而起，祖国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公德这座大厦也要长高长大，成为支撑现代文明道德的基础。
我们只有弘扬社会公德，做合格的公民，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五分钟演讲稿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为世界、尤其是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的教育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高度先进的军事装备等各个方面的令人注目的成就。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统一的经济模式中，使市场、资本、技术及消费逐渐一体化；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阻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信息。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被卷入，事实上中国正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以便能够从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上，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维护封建社会、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制度化的儒家纲常伦理——三纲和五常思想，强化等级尊卑，强调绝对的义务关系，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解放，它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遏制着民主政治的实施。
无须讳言，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确有许多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它们将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解体而日益失去控制力和约束力，化为历史的陈迹。
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依然有很多方面有其超越而恒久的意义，它注重人的精神生命，追求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信仰者和实践者；它注重现实人生，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济世事业为价值取向，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修身济世，成己成物，齐家治国平天下，赞天地之化育，刚毅有为、积极进取的思想；在现实中实现永恒的生命价值和不朽的精神世界的观念等。
这些思想在现实中依然有其价值。
东方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儒家文化的人性本善、见利思义、勤勉协同、修身齐家为精神支柱，迅速发展经济，它们在发展中表现出欧美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较为协调的劳资关系、注重群体利益、家庭意识、高储蓄等特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⑴。
诚然，东方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引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市场机制、良好的法律秩序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成功地吸收同化西方体制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⑵。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法律、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家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儒家文化中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上。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失衡的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之间找到和谐。
文化的较量不能代替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是基础，所以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儒家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
儒家思想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为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和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各种文化、力量的平衡与统一。
历史上，儒家文化在保持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佛道文化，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及西方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在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法律制度，以弥补我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形成的等级、盲从、人治、独裁、专制等弊端，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能够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思想，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在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开展国营、私营、合营、合资、外资等多种经营模式；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积极吸收融会异质文化，形成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发挥儒家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目前处于经济中心的美国和欧洲文化影响到亚非拉广阔的地区，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使西方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某种程度的西方化。
但是经济的一体化绝不会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世界上主权国家、主体民族依然存在，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相反，目前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发起保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运动，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拉美地区的本色化运动、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运动、东南亚地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无不表明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都在积极开展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只有在承认多元性、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才能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无视国际公约，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以强凌弱，使对和平盲目乐观的人们猛然醒悟，陷入沉思；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战乱中，他们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而相互敌对，相互冲突；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各自的目的而制造流血、恐怖事件，使黎民百姓受苦遭殃，命归黄泉；使无辜群众丧失家园，颠沛流离。
儒家主张以和为贵，一方面承认差别，“和而不同”，对个人而言，承认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对民族国家而言，承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就文化而言，承认每一种文化的客观存在性。
另一方面，以仁爱为基础，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⑶；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⑷。
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个人、民族、国家关系，进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礼之用，和为贵”⑸。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有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承认差别，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中，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自由，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性和尊严，为我们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尊重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也无论其人数的多少——的尊严、传统、文化和权利，维护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让每一个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应是我们民族平等政策的核心。
目前我国政府较好地实施民族平等政策，缔造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避免了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生的种族、民族仇杀事件；承认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对我们实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政策大有裨益。
发挥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好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单个民族或单个国家），而且有利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第三，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历史上儒家文化确有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坚持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以神为本位，把爱人视为人的本性；坚持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⑺坚持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管理者）以人与生具有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为出发点，进行统治或管理，广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⑻把保民、养民作为统治者德政的标志。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处在起步阶段，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要避免历史上的专制、人治、盲从等错误行径，就应积极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与荣耀；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而不是当政者的权益；努力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充分体现民意而不是少数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允许有不同的政见和意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声音、、、、、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非简单实施仁政。
但根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公正，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基础上的仁爱，却是施政的基础之一。
现代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仁政，而且需要健全的法治，完备的、真正有尊严的法律来引导人、约束人，才能保证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现代化的挑战及儒家文化的回应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2000年世界上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60：1，是十年前的6倍。
据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
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达2,6万美元，而全球依然有12亿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人们日益发现西方文化指导下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非洲等一些不发达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等；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家庭、亲情、博爱的价值被商品利益所取代，唯我主义、享乐主义、贪婪、急功近利的泛滥，人性的异化，贪欲的膨胀，霸权主义的横行；现代高科技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随之滋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毒品、暴力、色情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伴随电子高科技滋生的“黑客”的肆虐，给政治、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困扰着人类，使人类的发展蒙上阴影。
发掘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兴起东方文化热，印度哲学宗教在西方的风靡，东亚的禅宗气功的盛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在西方的倍受欢迎，这都表明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能够为解决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提供疗救之方。
当今世界，儒家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营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身心和谐）关系，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
第一，有助于防止或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和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西方文化始终把世界二元化，把人与自然对立，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作为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尺度，因而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现代化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界进行的掠夺式开发，使得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土地的大面积沙漠化，大量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臭氧层的遭破坏、全球气温的转暖，这些无不使人类的生存遭到威胁；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天人关系的主旨，把天地的和谐——天人合一视为最高境界，《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地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自然未变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以达到天地的相互调适。
中国先民看到了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所以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以天地人为三才，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积极作用，追求万物昌盛、天人共安的境界。
第二，有助于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儒家注重家庭注重亲情，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把家庭、家族的稳定与和睦作为社会稳定的前提，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爱护，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婆媳和睦，这有助于缓解现代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的紧张与压力。
坚持由亲情出发的仁爱原则和互惠互利原则，将家庭之爱、家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泛爱众”，“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邻里之间、朋友之间讲求礼仪、互相敬让，以仁义礼智信为规范，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
注重团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使现代工业中企业与员公、企业家与工人之间不惟是纯粹的雇佣与被雇佣的金钱关系，不惟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企业与员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因素，有助于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
第三，有助于防治和解决人性异化问题。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人的精神追求与身心和谐，注重人的道德情操。
这对医治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弊端与趋向，如意义的迷失，精神的危机，人性的扭曲，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均有积极意义。
结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而又艰巨的。
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要根治几千年的封建余毒，要解决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儒家文化难免会显得苍白而无力。
至于儒家文化中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