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昭绶生平简介
绶（1876-1929）教育家。
字明权，成。
长沙府浏阳人。
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范。
留学日本大学获法学士学位。
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技能会。
因发表反袁檄文，逃亡日本。
1916年回国复任一师校长，聘徐特立、杨昌济等任教员，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
张敬尧据湘，再度被迫辞职。
1922年当选湖南省议会副议长。
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等职。
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和孔昭绶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
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
这位对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
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
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
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
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
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闿退守广东。
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
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
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
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闿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
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
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闿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
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
而——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
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
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
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的情况来。
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
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
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
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
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
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
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
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
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
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
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
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
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
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
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
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
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
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
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
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
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
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
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
萧子升比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
他告诉，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
萧子升劝，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
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
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
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
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
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
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
恰同学少年中萧子升、陶思咏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人
陶斯咏 的初恋情人，叫陶毅，字斯咏，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也是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她都是副会长，毛才只是理事而已。
据、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
二人曾陷入之中，后因政见不同分手。
陶斯咏小姐，便是新民学会中见到的陶毅，她由杨昌济先生推荐加入新民学会。
她有胆识，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
1921年“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
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那首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当时他已与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吧。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
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
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
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
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
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
陶毅，1896年出生，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工作。
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并且家境富有，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常常有意地接近，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
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
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
1920年7月，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
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毛陶分手后，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
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
1931年去世，年仅35岁。
彭明道-关于陶斯咏的记载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
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
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过从甚密。
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
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
后来，她也支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
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
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
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
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
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
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
此后，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
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
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
附的词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虚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恁割断愁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相关网址： (1894—1976，原作萧子异，字旭,东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子升)，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
萧子升比小一岁，却比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
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
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
1924年回国，任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
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
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
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
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
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青年团组织。
结果，他们从此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与分手后，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中断了来往。
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
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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