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发言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举行 XX班同学毕业00周年聚会。
今天,同学们如愿以尝,与我们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重温师恩,共叙友情。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班同学,对在百忙中之中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师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对未能参加的老师,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 无以言表，只能向你们说一声：你们辛苦 了
如果没有你们的热心倡议、辛勤筹备、周密安排、缜密运 作，我们这八十个身在东西南北，相距千里之外的同学，是难 以在阔别三十年之际，又重逢相聚在我们难忘的校园里的，再 次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然后，向参与本次聚会的全体同学 致以深切的问候
尤其要感谢那些远离故土，在外奔波拼搏的 同学们，能放下手里的工作事业，不畏旅途劳顿，长途跋涉， 提前和按时赶赴会场，这又是一份怎样的深情厚谊在牵系着你 们呀
最后，还要向因故未能到会的同学们道一声珍重，祝 福，祝福他们在异地他乡平安、健康、快乐
今天的聚会，使我们八十颗驿动的心从四面八方又汇聚到 了一起，随着同一个节拍一起跳动，演绎出一支以同学情谊为 主旋律的交织着悲欢离合、苦乐酸甜的轻松愉悦而又深沉浑厚 的交响曲。
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无不心情激动、 感慨万千
三十年悠悠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悄悄过去了，想当初，我 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在一起度过了最纯洁、最浪漫、 最天真无邪的美好时光。
操场上、教室里，嬉戏逗乐的欢笑声 犹响在耳；南河边的那个平台上的大槐树下，同学们看书学 习、娱乐休闲的身影还历历在目。
将三十年的一幕幕再次回 放，有多少难忘的情景还栩栩如生：有同学们孜孜不倦认真学 习的身影；有顽皮淘气的同学制造恶作剧而弄得教室里哄堂大 笑的情景；有上课看小说被老师收去而沮丧懊恼的表情；有解 出了难题受到老师的表扬而欣喜自豪的神态。
这一幕幕都是那 么记忆犹新，已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还记得，一次 语文课上，覃尊武老师拿着我的一篇作文当范文讲解，最后， 他情绪激昂的说：“有生活才有文章，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 出好文章。
”这话一直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
遗憾的是，覃老 师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未能参加我们这次聚会，在此，向他表 示深切的哀悼
还记得，一次化学课，刘宜松老师，用了好长 时间给我解答一个我提出的疑问，我硬是愚顿不化，终没弄明 白，把他弄得无所适从、无可奈何。
还记得周昌权老师的数学 课讲得是那么有滋有味、唾沫横飞，我们当然也听得是那么出 神，那么入迷。
还记得粱兴如老师的物理课、王家玉老师的英 语课，也同样讲得那么精彩，老师们辛勤讲课，严谨治学的形 象和风格今天仍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年的时光，足以让我们在滚滚红尘中体味人生百味。
有的同学可能历经艰辛沉浮于宦海仕途，终于崭露头角，事业 有成；有的同学可能淡薄名利，默默无闻，过着平平淡淡才是 真的平静生活；有的同学可能随着社会改革的浪潮，投身商 海，充当了商海的弄潮儿，靠自己的勤奋、智慧发家致富；有 的同学也可能被社会形势所迫，提前下岗退休，赋闲在家，开 始安度“晚年”；还有些同学可能终身留守在自己家乡的这块 热土上，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家乡的建设。
无论各 位同学所从事的什么职业，其经历是坎坷或平淡，我们毕竟走 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酷暑严寒，体味了生活所赋予的艰辛 苦涩，幸福甘甜。
三十年的风霜雨雪，把我们这群曾经是十 六、七岁的风华少年演变成了两鬓染霜的成熟中年。
岁月的沧 桑，洗尽了我们青春的铅华和天真浪漫，但洗不去我们心中那 分深深的同学情谊。
无论人生沉浮与贫贱富贵怎样变化，我们 的同学情谊，就像一杯淳厚的陈酿，越品味越浓，越品味越 香，越品味越醇。
亲爱的同学们，但愿今天的聚会能更深的凝聚我们的学友 深情，愿那分纯真美好的同学情谊，会随着这次聚会更深、更 远、更久的延续、延续…… 最后，祝所有辛勤培育过我们的老师，身体健康，心情愉 快，阖家幸福，安度晚年
祝所有的同学，心宽体健，事业顺 利，家庭和睦，平安快乐
最后，让我以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吧： 时光飞逝三十载，昔日童颜鬓发灰。
旧梦依稀醉眸处，深情感慨举杯时。
漫嗟岁月催人老，长叹同窗聚首迟。
频念师恩学友谊，今朝别后更相思。
童年趣事片段(80字)
童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它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在我的童年里，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那是今年十月放假期间的事。
十月三日我们到了老家安基山。
说来也怪，那里的风景有山有水，多么美丽，为什么不成为一个景点呢
早上，我在两个姐姐和一个大人的带领下，一同结伴去捉螃蟹。
我们在一条小溪边，找到了螃蟹走过时留下的足迹。
我们顺着留下的足迹一直往前走，“瞧
螃蟹
”我朝前方指去。
他们向我指的方向望去，真的是螃蟹呀
我们跑了过去，姑爹费尽了周折，螃蟹左爬爬，右爬爬，“我终于捉住啦
”姑爹大叫起来。
我们几个拿出一个塑料袋，将螃蟹放了进去。
回到了家，我们找来了一个小罐子，在里面倒了一点水，然后将螃蟹放了进去。
太好玩了，我们对它爱不释手，螃蟹似乎不觉得我们对它有好感，只觉得我们在折磨它。
姐姐还试着摸摸它，我也去摸了摸它，“哎呀
疼死我了，死螃蟹
”我哭着说。
我从那以后，对螃蟹没有了一点好感，爱理不理他。
这就是我童年的一件有趣的事。
关于邓稼先的演讲稿
邓是中国核武器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导者，被称为“两弹元。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上小学的女儿作文获奖家长在朋友圈里怎么表示，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
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
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
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
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
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
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
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
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
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
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
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
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
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
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
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
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赤城报国 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
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
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
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
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
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
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劳模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
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
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
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和的决定。
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
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
”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
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
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
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
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
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
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
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
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
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
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
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
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
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
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
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
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
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
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
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
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
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
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
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
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
他到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
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
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
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
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
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
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
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
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
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
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
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
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
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
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
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
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
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
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在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
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
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
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
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
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
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
后经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
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
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
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
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
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
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
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
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
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
1972年1月27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
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
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铁人诗话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好大油田。
干
干
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安徽邓氏家族杰出代表：邓石如、邓艺孙、邓季宣、邓以蛰、邓稼先等）,清朝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书法家与篆刻家邓石如的第六世孙，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于1945年自昆明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读理论物理!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
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
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