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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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时期几次文艺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及各次斗争的特点
一、两个口号1、“两个口号”论争的概况和焦点发生于1936年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内部关于文艺界如何更好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一场争论。
论争的主要内容是：①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论争的双方都强调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国防文学”论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②作家参加抗日联合战线的条件问题。
“国防文学”论者坚持以“国防文学”为旗帜进行联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认为应当说作家在“国防”或“抗日”的旗帜下联合，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文学”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③两个口号的关系问题。
两个口号各自的一些支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宗派情绪，排斥不同意见。
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等等，是无碍的。
2．“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和收获“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
通过这场论争，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左翼作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克服了“左”的思想束缚，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悔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形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新月派”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兴起，1928年3月，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陈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标志着“新月派”的形成。
“新月派”属资产阶级右翼文化派别，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33年6月，“新月派”因《新月》停刊而销声匿迹。
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1930午6月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适应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需要，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直接筹划组织的一个反动的文化团体。
他们鼓吹超阶级的“民族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在创作上推出《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作品，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剿杀革命人民的“武功”。
瞿秋白、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他们给予了揭露和痛击。
鲁迅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流尸文学”，属于“宠犬文学”的一种。
到1931年底，“民族主义文学”就偃旗息鼓了。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独裁专制的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
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从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起，到1933年7月鲁迅发表《又论“第三种人”》止，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论争。
“自由人”、“第三种人”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否定文艺的阶级性，歪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文艺自由”为名，挑拨非左翼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反对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由于他们的文章援引马列的辞句，又对“民族主义文学”有所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在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错误的同时，鲁迅也提出要团结“同路人”乃至“路旁的看客”一同前进。
四条汉子是哪四个人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并关于抗日统一问题》一文，指阳翰田汉、夏衍、周扬四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
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
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
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
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
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
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徐樊庸的文才
徐樊庸（1910-1977） 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
1936年就“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之事，致信鲁迅，鲁迅发表《答徐樊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