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外形设计
我所知道的是国内目前有一些大学汽车专业有设计方向，比如同济大学每年会从工业设计和车辆工程的新生中各选5名进行造型方面的联合培养，还有湖南大学也有这方面的方向。
技术方面首先肯定要懂汽车构造，还要学习美术方面的课程，当然少不了计算机软件的辅助设计罗。
像通用泛亚这样的设计中心很多找人都是工业设计专业的。
我觉得如果要比较系统性的学习的话还是大学好。
所以楼主要加油哦 希望你可以早日考上这些大学，实现你的梦想。
我要写论文，想知道《闯关东》在朱家峪的拍摄对章丘旅游的影响,数据资料。
２００８年伊始，由李幼斌主演的央视一套开年大戏《闯关东》火爆热播。
据报道，截至１月２０日，该剧前３８集平均收视率高达７．７８％。
同时，随着《闯关东》收视率的飙升，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山东省章丘市官庄乡的朱家峪村也成为旅游景点而异常“火爆”。
《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的一句台词“俺是章丘朱家峪的”，成为朱家峪旅游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自《闯关东》热播以来，每天不畏严寒前来踏访古村，到朱家峪寻找“朱开山”老家的游客络绎不绝，且日渐增多。
据统计，仅正月初三到初六４天，朱家峪的门票收入就超过了２万元，客流量首次超过了毗邻的百脉泉景区。
朱家峪，被誉为“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是我国北方地区典型的山村型古村落，也是山东省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朱家峪从明代开始兴盛，虽经６００余年沧桑，仍较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古桥、古道、古祠、古庙、古宅等建筑。
这里有大小古建筑近２００处，石桥９９座、井泉６６处，被誉为“中国北方山村的活百科全书”。
２００２年，朱家峪作为旅游景区项目由当地政府开始开发。
２００４年，鲁能集团接手该项目，并先于《闯关东》拍摄在朱家峪建造了“朱开山”的山东老家，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了《闯关东》剧组山东部分的外景拍摄地。
“今年我们打算投入１亿元资金，用于景区建设和一些古建筑的修复。
”鲁能朱家峪项目公司总经理刘克军表示。
目前，山东、黑龙江两地都有意把电视剧中主人公朱开山家的大院，打造成旅游景点，并进行相关开发。
１月２６日，山东省委宣传部曾专门召开《闯关东》与打造朱家峪旅游品牌座谈会，决定借《闯关东》热播的契机，打出“看《闯关东》，游朱家峪”的口号，从旅游线路、景点建设、山东菜系、旅游工艺品４个方面入手，将朱家峪打造成“中国北方的周庄”。
２月１４日，章丘市有关领导就如何打造朱家峪旅游品牌，推动全市项目招商引资、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等问题到朱家峪进行专题调研。
此外，黑龙江的黑河市也有打造“朱家大院”的想法。
黑河市有关方面表示，希望把“朱家大院”打造成一个新基地，由于《闯关东》拍摄外景地离市区较远，他们正计划把建起来用于拍摄的房屋、道具等移植到影视城附近，使它形成一个新旅游点和拍摄基地。
据悉，目前，朱家峪景区正与《闯关东》剧组就山东菜馆的商标权进行协商，景区拟注册该商标并建造山东菜馆，加快《闯关东》主题公园建设。
据刘克军介绍，“俺是章丘朱家峪的”台词是应山东省委宣传部的要求特意加上的。
为了达成与影视作品的统一，电视剧中的地名朱家庄也一度更名为朱家峪。
以往不乏借助影视作品发展当地旅游业的模式，《康熙帝国》火了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刘老根》火了铁岭的龙泉山庄、《乔家大院》火了山西晋中的乔家大院。
对此，有关人士表示，文学人物找到现实归属，借助影视作品与现实旅游景区的历史脉络，发展旅游经济的思路是可取的。
但在操作模式上，只有贴近实际，根据市场定位，对景区发展进行总体系统规划，才能保证一个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单靠修复一座民宅、建造一处拍摄外景地不可能带来持续的繁荣。
据悉，目前，朱家峪景区仍存在交通不便、旅游产品线过短、部分老宅破损严重等问题。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使旅游业同文化“结姻”，发挥景区的“文化”优势，让游客在游玩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使景区的人气“高温不减”，是古村朱家峪需要挑战的课题。
临淄区金山中学的30年回顾
河湟文化三题 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繁衍生息，至少从秦汉以来，众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
河湟文化是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历代先民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结晶，有其独特的内涵及其特征。
研究其内涵及其特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承继，相统一，显得十分重要。
一河湟文化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自古以来，我国从华夏到汉唐，乃至元明清时代，都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古人将黄河源头看作是圣洁而又遥远的，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人们探察河源乃至不断迁徙往返最频繁的地区，都莫过于今天青海东部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即上述“三河间”。
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将黄河流域分为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即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
河湟文化是上述黄河流域四大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三大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以河湟地区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当地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仅彩陶器近2万件，这是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的。
彩陶纹饰图案中的拟蛙纹亦作神人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
蛙同娃，女娲抟土造人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最早形象化图案。
笔者认为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早期文化内涵，至少在北宋以前这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过耀眼的光芒。
如果说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游牧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中原文化以农耕文化走廊即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齐鲁文化以海陆文化即蓬莱神话的文化内容为主，那么，河湟文化则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两大走廊的文化内容兼而有之。
二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走廊与农耕文化走廊文化荟萃之地的瑰宝。
说河湟地区是农耕文化走廊的地区之一，人们容易理解。
但何以又是草原文化走廊之一呢
笔者以为我国北方各民族先民依托所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亦耕则耕，亦牧则牧，很多地区耕牧相间，农牧业生产相得益彰。
以鲜卑人为例，其部族在今东北辽宁地区就曾从事农牧业，后来人畜繁衍，鲜卑诸部从东北逐渐进入漠北高原，在阴山陇山脚下放牧，一部分游牧到祁连山北麓，有的翻越祁连山进入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青海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而南凉国属民则以农业为主，兼及牧业；青海东部地区的几个世居民族，从原先的畜牧业转入农业者，不乏其例，如土族、东部藏族都是这样。
所以河湟民间传播很广的山歌“少年”，就具备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文化的双重性。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
有许多文化现象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如自古以来的羊图腾崇拜，至今农牧业区多民族所共有，藏族仍有“长寿羊”CAI LOU ，汉族称“神羊”，即一群羊中留一只羯羊，终其生而不宰杀。
这种习俗与古“羌人事奉羱羝”即盘羊 的习俗一脉相承。
笔者曾闻“西宁的赋子，兰州的鼓子”民谚。
“西宁的赋子”是平弦坐唱艺术的主调，幽雅宛转而又悠远，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平弦坐唱艺术还有“十八杂腔”之说，唱调多以历史典故为主，是曲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
笔者曾在兰州有幸听到鼓子词的演唱，那音调苍凉而悲壮，深沉而高亢，显然有着北方大漠草原文化的风韵。
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
赋子词与鼓子词，就在时代的演进中保留了下来，岂不是河湟文化的代表作吗。
对草原文化走廊及其文化研究的疏忽，是我们文化学界的失误。
弥补之法，除了细加研究史籍之外，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更应行万里路实地考察才是。
特别是对重要的草原文化遗产应加以发掘、整理，借助今日的科技手段加以保护并发扬光大，如兰州的鼓子词，多年前笔者在兰州时所见艺人多年老体衰，若不抢救则有后继无人之虞。
青海的皮影戏音乐也少有人承继，要尽快录音。
河湟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舞蹈以及绘画等也应采取抢救性措施。
笔者曾著文指出，对中国西部历史上的两大文化走廊，要设法重振。
文化自强，是中华民族奔小康的重要内容，千万不可忽视。
三河湟文化又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河湟地区曾有过对文化作出创建的历史的民族，诸如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这些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
譬如一条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遗存，仅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条山沟围绕文成公主庙留下了历代先民数不清的石刻艺术遗产。
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庙塔窟，都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如瞿昙寺、隆务寺、塔尔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等等。
广而言之，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郭煌艺术，都是中国西部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元明清时期祖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一时期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空前发展，河湟地区随着手工业作坊的大量出现，民间坐唱艺术也得到空前发展。
笔者聆听过许多民间艺人的演唱，有些曲目并非民间艺人所创作包括音艺人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在湟中小南川洛玛村听过张姓老人已去世 演唱的民间曲艺节目《宫门挂带》、《孙膑上寿》等，从其遣词造句，喻古颂今的手法看，当是历史上河湟地区的落魄文人所为，只是借助民间艺人的口流传了下来。
多年前一位刘姓盲艺人在西宁小游园演唱的《方四娘》，与我国内地流传的《四姐宝卷》也存在着渊源关系。
由此可知，河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如此，我们对待河湟文化的态度只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在这方面虽然我们过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限于诸多制约因素，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青海曾有过许多诸如三个集成、618米彩绘大观、改编上演传统曲目等成功之举，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河湟文化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摆在河湟文化人面前的一大历史使命。
在这里想将我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即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作一比较来说明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
笔者也曾将长江流域分为四大传统文化，即：江源文化青海南部地区，玉树康巴文化为主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
其中，江苏无锡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创办吴文化公园，实现学术走向民间的方针，借助社会力量办文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们提出“以经济治穷，文化治愚”的口号，认为“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经济”这样的理念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青海省举办郁金香节、中国消夏之都文化旅游、昆仑文化艺术节，以及中国西部文艺博览会等，我想也出于这样的理念。
只是我们对河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方面的深入研究太少了，鉴于此，应《河湟》杂志社之约，以上面的拙见，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