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提出什么口号期望更好拥有全球化
“ 1958年大炼钢的是：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期间，为了相应中产党提出的“赶美”的号召。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全民炼钢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运动开始。
同月，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
11月18日毛发言中说：我国今年又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
就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2月，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会议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
后来热情不断高涨，对完成这个目标的时间不断缩短。
作为内部要求7年赶上英国，8年或10年赶上美国；外面分开提法就是争取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赶英超美，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与实际国情。
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
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
指出1959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
认为实现此计划，我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外，都将超过英国。
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
但截至58年8月底，全国钢产量仅450万吨，只剩四个月要完成650万吨。
9月1日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
”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提出“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于是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10月经如高潮，成千上万群众不分行业，男女老幼一齐上前线，劳动力由7月底的几十万增至6000万。
土高炉由3万座增至数百万座。
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大多数是废钢，而且来源多为从各家各户搜集锅等铁器。
这是无法想象的历史壮观：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1百多天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全部投入到炼钢运动之中。
主要做法是：1、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 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2、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3、对原有企 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致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战线越拉越长；4、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 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
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
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
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虎门硝烟，然后开始了打战，失败，签合约，赔款，期间有义和团等进行反抗，清政府不得已开始打理经济，于是开始有了一批留学的人，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接下来就是洋务运动，铁路建设，然后有了保路运动，然后开始国内打架，保路运动的处理不当导致了武昌起义，接下来就是袁世凯出现，然后是称帝，然后推翻，然后复辟，然后继续打架，军阀割据，孙中山到处跑号召民国，接下来是共产党，中间一战二战，和各国也战，日本进攻东三省，然后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很大一部分在正面战场中死掉了，然后共产党在后院开始慢慢长大，然后八年抗日，中间两党偶尔好了偶尔吵了，勾心斗角，之后八年胜了，开始窝里斗，然后国民党靠美，共产党亲苏，共产党赢了，蒙古被划了一块，出现了内蒙古和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后大跃进什么的然后文化X命，然后就是周毛去世，四人帮倒台，然后开始了邓的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然后现在是满地的白猫黑猫。
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大全
太长了，未能引完 （英文找不到咯~~~） 最后的祈祷—圣雄甘地之死 时至1947年8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
参加甘地祈祷会的人以空前规模在扩大，1万、10万、继而50万，甚至高达100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
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迹，曾引起举世瞩目。
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
”蒙巴顿从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1个，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
” 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
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话。
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
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
”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才解了围。
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这些都是国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感。
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
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
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
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
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
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
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
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
然而，还没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
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
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
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
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
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
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
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
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
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
当天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
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
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
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
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
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
”“打死甘地
”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
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
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他表示祝贺。
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
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
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
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
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
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
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
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
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
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
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
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
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
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
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
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
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
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
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
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
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
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
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
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
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
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
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
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
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
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
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
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
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
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
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
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
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
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
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
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
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
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
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
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
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
”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
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
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
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
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
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
“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
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
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
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
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
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
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
”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
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
”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
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
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
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
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
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
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
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
”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
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
”“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
”“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
那将是宁静的住处。
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
”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
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
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
”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
”随后徐徐倒地。
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
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
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
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
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
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
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
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巴以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巴以冲突的历史由来：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
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
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地区，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
公元前13世纪未，希伯莱各部落迁入巴勒斯坦，并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
此后巴勒斯坦又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后不断迁入，并被当地土著人同化，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英国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此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
在犹太人纷纷涌入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犹太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
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以之间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
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
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犹太移民政策，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力求通过改变其占领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
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
多年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消灭谁，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开始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
在阿以和谈中，巴以和谈是构成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
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来，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由于以历届政府的有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
尽管根据有关协议，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却因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棘手问题上分歧太大，巴以双方至今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以流血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沙龙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人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致使以色列采取了强烈打击报复，巴以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中东和平进程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宣告成立，开始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
此后，巴解组织改变谋求建国的斗争方式，开始以和平谈判来实现建国的漫长历程。
1988年11月15日，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此后有130多个国家先后承认巴勒斯坦国。
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
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第一次坐到一起试图解决长达40多年的冲突。
这次会议构筑了中东和谈的基本框架——和谈分成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两个层次，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在华盛顿签署。
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临时过度期为5年。
根据1994年5月，巴以双方签署的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5月4日巴勒斯坦开始自治。
1995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塔巴协议，以色列军队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由巴方自治。
1996年5月4日，巴以开始就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进行了首轮会谈。
但以色列在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执政后，背弃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强调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取而代之，使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尽管巴以先后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和《怀伊协议》，但终因以政府的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
1999年5月，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
为落实怀伊协议，巴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1999年9月13日开始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
由于以方蓄意拖延，协议条款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2000年7月巴以美三方首脑会晤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
因涉及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前途、巴难民回归以及水资源分配等棘手问题，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同年9月28日，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
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巴以关系更加恶化。
阿拉伯与以色列矛盾概况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的实质是领土问题，双方的领土争端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陆续形成的。
194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把总面积为2·6万多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14477平方公里划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11655平方公里划给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并将耶路撒冷暂定为“国际城市”，即归属未定。
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5日爆发的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吞并了划归给巴勒斯坦的6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强行占领了西耶路撒冷。
当时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占领了划归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共5268平方公里。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时还占领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埃及西奈半岛、1600平方公里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带，又从约旦手中夺走了东耶路撒冷，并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一条10－15公里宽的狭长地带。
根据1978年埃以达成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了埃及。
1974年，以色列曾把戈兰高地的一部分退还给叙利亚，但继续占领戈兰高地其余的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于1981年宣布将其并吞。
近几年来，以色列在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已建立200个定居点，犹太移民达10·4万。
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政策是谋求通过改变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从约旦河直至地中海的大以色列国。
多年来，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遵照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在被占领土上停止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撤出1967年其占领的领土，以“土地换和平”。
以色列却认为，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后，它已完成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要求，现在只需要以“和平换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在被占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却只顾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代表讨论“有限自治”问题。
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黎巴嫩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以色列却一再表示坚持“寸土不让”。
以巴分治和以色列建国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
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
从被逐出故土那天起，犹太人就没有忘记过重返故园。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由此相应兴起。
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
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
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又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
针对当时欧洲到处可以听到的“犹太人滚出去”的口号，他这样写道：“我现在要以最简单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出去’吗
到哪里去呢
”“应该把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授予我们，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其余的事情将由我们自己来做。
”赫茨尔的著作在犹太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个民族家园究竟建在何处，犹太人内部也有过分歧。
他们设想过在南非和阿根廷，还认真考虑过乌干达，并为之进行过投票。
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才将其最终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
这次大会提出，犹太人应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并开始活动。
他们组织犹太人向许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移民，并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
这次大会召开的1897年，被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的家园梦想开始付诸实践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巴以争端的开始之年。
从《贝尔福宣言》到《巴勒斯坦白皮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被英军占领，战后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信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查尔德，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此信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犹太人据此开始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
但是，此举遭到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暴动和罢工的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
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
与此同时，在纳粹迫害下生计无着的犹太人继续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至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已增加到44.5万人。
1936至1939年期间，英国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面积远比后来联合国划定的小）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但被阿拉伯人拒绝。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害怕进一步激起阿拉伯各国的反抗，遂主动向阿拉伯各国示好，提出了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
白皮书提出：在今后5年中，每年只限移入1.5万名犹太人；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
阿拉伯人的动乱是平息了，但是，在对立情绪强烈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信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勒斯坦白皮书》公布之时，恰是欧洲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绿洲之日。
在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害，遇难者总数达600万，欧洲犹太人所剩无几。
英国在向德国宣战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让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使得当地犹太人和托管当局处在了战争边缘。
只是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共同仇恨，才使暴力活动有所限制。
但是，在战时，犹太突击队从未停止过对拦截非法移民的英军设施的破坏。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和以色列立国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之人。
他们不能返回故园，因为此时在波兰各地相继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北欧国家之外，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无力收容他们；连素以移民国家著称的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
此时，惟一张开臂膀欢迎他们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
由于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犹太突击队同英国托管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
犹太人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
对英国而言，这将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
此时，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
让那些被解放的波兰犹太人继续住集中营，实在是说不过去。
随着轴心国秘密文件的曝光，英国当年拒绝意大利的提议、不同意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经意大利转送巴勒斯坦的决定，也大白于天下，舆论视英国为残杀犹太人的帮凶。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脱身。
1947年2月15日，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这块烫手山芋转交联合国。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国土可达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
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
苏联出于争取以色列执政的工党的考虑，一改从帝俄时期就固有的反犹态度，为以色列建国出了大力，并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给予了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大一番感人的演讲，对181号决议的顺利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而曾在《贝尔福宣言》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支持犹太人复国的英国，却在此时投了弃权票。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
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
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
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
1948年5月14日下午，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犹太人。
下午4时，身高1.6米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独立宣言》。
本—古里安就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本—古里安宣布建国17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
承认以色列的文告是美国人在还不知道这个新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拟好的。
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用笔将文告上的“犹太国”字样划去，改为“以色列”。
5月17日，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
建国次日即爆发战争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这次战争史称“巴勒斯坦战争”。
与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不同，英美两国出于在阿拉伯世界的长远战略考虑，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
倒是苏联为争取这个新生的国家，对以色列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当时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火，而且为以色列提供专用机场、建立空中走廊，为以色列训练空军和伞兵部队。
战争进行之时，几名驻欧美国空军犹太裔士兵冒着军法审判的危险，偷了3架重型轰炸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场装满炸弹后，起飞轰炸开罗和大马士革。
由于参战的阿拉伯各国彼此之间心存疑忌、内部不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埃及国王法鲁克各打算盘，使得只有游击队实力的以色列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7月中旬，在英、美的催促下，以色列宣布停火，但零星战斗持续到1949年。
这次战争后，巴勒斯坦被分为三部分：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超过“分治决议”规定面积5700多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归约旦管辖；加沙地带归埃及管辖。
近百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成为难民。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周围阿拉伯国家备感耻辱，到处弥漫着革命的气息。
1949年3月、8月和12月，叙利亚先后3次发生政变。
1951年7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父子被巴勒斯坦难民刺杀。
阿卜杜拉国王18岁的孙子侯赛因由于子弹击中了祖父亲手别在他胸口上的一枚勋章而幸免于难，于1953年继位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
1952年7月，埃及军人推翻法鲁克王朝，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纳赛尔于1956年6月成为总统。
五次中东战争简介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又称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称“独立战争”。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次日凌晨，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兵进攻以色列。
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1957）：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色列称“西奈战役”。
1956年10月，英、法、以色列借口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和禁止以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联合向埃及发动进攻。
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又称“六五战争”，阿拉伯国家称“六月战争”，以色列称“六天战争”。
1967年，以色列借口埃及封锁亚喀巴湾，于6月5日晨，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发动突然袭击。
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6月—9月）：又称黎巴嫩战争。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出兵占领黎巴嫩14的领土，袭击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并与在黎的叙利亚军队交战。
说出世界上十个著名的特种部队名称
世界十大特种部队 1：美国海豹突击队（SEAL） 世界十大特种部队之一,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最具震慑力的特种作战部队之一。
至今外界也很少有人知道海豹突击队会在什么地方执行任务、什么地方作为训练基地等等，然而这支神秘的力量总是在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刻出现。
对外披露的消息是，全美军只有200多名现役海豹突击队战士，他们个个文武双全，体魄强健，因为主要是夜间执行任务，对视力要求不亚于战斗机飞行员。
进入海豹突击队，学员要通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苦最严格的特别军事训练，而且有时训练完全是真枪交火，学员们在超常的困境中培养锻炼毅力和团队作战的能力，最后70%的学员要被淘汰出局。
因此成为海豹突击队的战士是一名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自1962年肯尼迪总统亲自组建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以来，无论是执行任务还是训练，海豹突击队都凭借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特种部队的传奇。
他们几乎参与了每一次重大的现代战争和军事反恐事件。
在最近一次深入的反恐战斗中，他们消灭了上百名躲藏在山洞里、黑暗处的恐怖分子，海豹突击队队员仅有4人遇难。
2：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 在美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北卡罗来纳州布雷登堡。
这就是美国于7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专门用来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的三角洲部队的总部。
三角洲特种部队的番号是美国陆军第1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这支部队是由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派生出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世界范围内威胁美国利益的各种恐怖活动，现编有两个中队，中队下辖若干小队，每个小队16人。
虽然自成立至今这支部队尚无骄人的战绩，但它却是美国的一支反恐怖拳头力量。
美国陆军上校贝克卫斯曾在1962年至1963年于英国空降特勤队中服役，当他回到美国陆军后一直企求成立一个单位，其组织、构想和功能要与空降特勤队同样。
在长达数年的无数次尝试后，他终于成功了，这个新部队一一名为第一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缩写为Delta）一一在1997年11月19日获正式认可。
三角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影响到美国利益的恐怖活动，按照当时随处发生的这些意外而言是非常适时的需求，诸如人质事件。
在其正式成立后，三角洲部队开始着手挑选与训练其人员，并顺利地完成数个其它不同单位的任务。
随后在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学生”们闯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挟持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人质，从那时起三角洲部队逐渐地深入参与计划——人质救援行动，最终以1980年4月24至25日的实际行动达到最高潮。
3：美国SWAT反恐部队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简称S.W.A.T.，意为“特殊武器与战术”。
拥有先进技术战术手段的反暴力、反恐怖特别执法单位。
说到SWAT．就不能不提L.A.P.D. S.W.A.T. 因为它是现代所有SWAT的始祖. L.A.P.D. 的S.W.A.T.（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洛杉矶市普利司门局特种装备与战术小队）是一支传奇的警队，组建于1969年，可以说是现代普利司门特种行动小队的开山鼻祖。
L.A.P.D. S.W.A.T.也因为出色的行动和训练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警方特勤部队的标竿和典范。
L.A.P.D. S.W.A.T.的前身是1965年组建的一支反狙击小队，采用的是4人小组的编制，到1968年正式演变成今天的5人战斗小组（Element），这种编制模式经过多次的实战检验，最终成为最有效的作战组合，成为目前各个警方特警小队效仿的经典编制。
当然,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现在我们说的SWAT.不一定是指洛杉矶市的那个小队,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SWAT.作为SWAT始祖的洛杉矶5人小组为了区分其他的SWAT,不得不在SWAT前加上LAPD用于与其他国家的SWAT区分.所以现在有人说SWAT仅仅为洛杉矶SWAT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连的飞虎队实际上也是SWAT（虽然他们并不这么称呼自己，但是仅仅从SWAT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他们已经属于SWAT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了） 4：德国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GSG-9） 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是特种普利司门部队，在组织上隶属内务部，归内务部长指挥。
目前，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由司令部、4个突面部队和一个专家技术组组成，编制为200人，而目前实际拥有队员300人。
其任务主要是在非常时期担任重要人物的保卫、与恐怖分子作战等。
成员大多是具有冷静、沉着性格的中年人。
大约每30人为一个战斗组，全队可分为6至10个战斗组。
他们驻扎在波恩附近桑克-奥古丁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里。
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队员都是从志愿参加者中招收，择优录取。
人员主要来自联邦边防部队或正规普利司门部队服设一年以上的军人。
GSG-9的总部与边防警卫队总部一同设在波恩附近的汉戈拉小镇，它分3个小队，第一小队负责陆上反恐,第二小队负责海岸反恐，第三小队为小规模的空降部队，行动时以5人为一组。
其主要任务是应对国内发生的恐怖事件、营救人质，不允许参与普利司门职责范围之外的军事行动。
在国内的行动通常要向德意志联邦检察局申请，并须得到德意志联邦犯罪事务局的许可,换句话说,必须在得到指示的情况下才可以行动。
对于像劫机那样的发生在国外的恐怖事件,出动GSG-9必须要有联合国的邀请或外交部长收到事件发生国政府的邀请，由主管GSG-9的内政部长提请总理做出决定。
行动中他们尽量逮捕而不是轻易地将犯罪嫌疑人击毙。
但为了排除对GSG-9队员的威胁，他们可以使用武器，在必要时将罪犯击倒或者击毙。
他们使用的武器有MP5系列冲锋枪，HK P7、P9系列9毫米手枪，史密斯·韦森357式手枪，马格努姆.44左轮手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等，在狙击时使用PSG-1狙击步枪。
德国政府总是把最好的装备配备给他们。
GSG-9的队员仅从边防警卫队的志愿者中选拔,参选人员必须具备3年以上边防警卫队普利司门的经验。
此后，被选拔的队员要接受6个月(也有资料说是22周)的训练，这个训练时间与一般军队新兵接受训练的时间一样长。
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空降”、“登陆” 、“山岳” 几项训练。
此后,他们还要进入北约的远距离侦察训练学校接受更进一步的训练。
5：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GIGN) 法国反恐怖突击队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狂潮下应运而生的。
70年代的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频频高涨，1972年的奥运会的恐怖屠杀，都使西欧各国说什么感震惊。
1973年，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使法国说什么感到大失体面。
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分子，法国说什么在1974年正式成立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的部队：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GIGN）。
作为宪兵部队的一部分，直接受法国国防部领导。
由于突击队在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时，总是身着一身黑衣黑腰带，故称黑衣人。
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在的大力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恐怖新生力量。
目前GIGN有队员共80余名，军官4名，编为4个突击分队。
自成立之日起，它就像一把神奇的达摹克利斯宝剑，时刻悬挂在恐怖分子的头顶。
作为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特种突击队，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
这支部队总共执行了各种任务600余次，解救人质450名，逮捕了550名恐怖危险分子，从而以其赫战果成为世界精锐部队中的佼佼者。
6：英国特别空勤团（） 英国皇家陆军“特别空勤团”（简称），是由戴维.斯特林上校于一九四二年在利比亚建立的一支特种部队报纸部队。
报纸这样介绍他们：“特别空勤团是英国军队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口号是保密
” 目前，特别空勤团大约有九百名队员，平均年龄约在二十六岁。
这皮特种部队于一九五二年改编为英国本土防卫部队－“特别空勤团”。
他们的司令部和训练基地设在西面一百三十的赫里福德，靠近布雷肯比肯思山。
该团由三个部分编成：一个正规（常备）部队，两个由非职业士兵组成的非专业部队。
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们的戴哔叽的贝雷帽，佩戴着带翼短剑的臂章。
他们个个都是爬山、游泳、潜水、爆破开锁急救无线电通讯等技术的行家，并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
这支部队刚成立时的任务是在纳粹德国非洲军团的后方进行暗杀，破袭和营救盟军战俘的行动。
他们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地炸毁了德国空军的二百五十架飞机和数十个弹药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空勤团曾被用于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惧活动。
一九七七年五月，特别空勤团曾协助荷兰海军陆战队和“骑警队”解救了一辆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荷兰列车。
同年十月，该团曾派两名专家协助西德边防普利司门第九大队（GSG－9）成功地救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的德国汉萨航空公司的喷气客机及机中的八十七名人质。
一九八0年四月三日，五名伊朗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朗驻英国使馆，劫持了二十六名的质。
两天后，特别空勤团便出动了二十四名队员，使用“昏眩”手榴弹，在四十秒钟闪电般地袭击了恐怖分子，成功地解救了十九人质。
7：俄罗斯阿尔法特种部队 俄罗斯特种部队（即阿尔法小组）是在前苏联时期，根据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建立的，它的最初名称是A小组，1991年以后又被为阿尔法小组。
组建该小组的直接起因是在奥运会期间发生了针对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主义行动。
特种部队的任务是在国内外打击恐怖主义，它组织严密、行动极为敏捷，曾一度是苏联的骄傲。
特种部队的队员不像普通的俄罗斯士兵，他们一般都身怀绝技，是、爆破手和通讯专家，擅长秘密作战和执行侦察任务，在强大的压力下能够保持冷静和清晰的思路。
他们的训练极其艰苦。
起初在A小组中服役的只能是通过考试的国家安全机关军官，现在入选特种部队的人员标准稍稍放宽：任何身体健康、年龄在22岁到27岁之间、服过紧急兵役的男子均可申请加入特种部队，如果候选人符合所有要求，他就有机会参加专门的考试。
1979年，A小组在参加了夺取阿明宫的战斗，经受了“战斗洗礼”，其人数随后增加，并提出了其间谍工作目标：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恐怖主义的环境中，A小组都要有“自己的人”。
这以后，特种部队在1981—1986年前苏联境内的三起重大恐怖活动中，战绩显著。
1981年，特种部队在萨拉普尔市制服了两名携带冲锋枪、将25名中学生扣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整个战斗中，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
1983年，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特种部队全部救出了被恐怖分子扣押在图－134飞机上的57人，没有人员伤亡。
1986年，曾发生在第比利斯的恐怖事件在乌法重新出现，两名恐怖分子中，一名被特种部队击伤，另一名被打死，但所有人质毫发未损。
1991年1月，苏联政府派遣A小组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占领，A小组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但一名战士在行动中牺牲。
当记者试图弄清死者的所属单位时，以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为首的莫斯科官方否认有伤亡者，神秘的光环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报界开始称这支特种部队为“阿尔法”小组，从那时起，A小组就变成了阿尔法小组。
维尔纽斯事件发生后，阿尔法战士对不该管的和管不了的家的信任大大降低，但上层领导人此后还不止一次地试图利用阿尔法小组干非反恐怖主义的事情。
1991年8月，阿尔法被命令去逮捕叶利钦，进攻克里姆林宫，阿尔法考虑到此举会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结果拒绝了。
1993年10月，阿尔法再次被要求进入克里姆林宫，但阿尔法没有发动攻击，而是与克里姆林宫保卫者进行了谈判，向他们提供了个人安全保障，结果从那里撤出了几百名议员和普通公民，避免了进一步流血。
阿尔法还参加了进攻布琼诺夫斯克医院和解放五一村的战斗。
阿尔法前指挥官、阿尔法老战士联合会主席贡恰罗夫自豪地说，阿尔法自组建以来，在开展战斗行动时从未失败过。
苏联解体后，阿尔法小组的主要任务仍是打击恐怖主义。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已经发布命令组建统一的反恐怖中心，负责协调各个反恐怖部队和机构的工作，由阿尔法小组和另一支特种部队韦加具体负责，韦加主要负责打击核恐怖主义。
阿尔法一些战士在退役后加入了私人保安机构，并成为其领导人。
1996年，仅在莫斯科市就有约30家这类保安公司。
此外，阿尔法老战士联合会还自己创办了几家保安机构，由于信誉显著，阿尔法老兵干保安得到的费用相当高。
他们搞慈善活动，赞助儿童比赛，帮助患重病的儿童，为他们支付昂贵的手术费。
每年在占领阿明宫这一天，活着的老战士总要聚在一起，悼念死去的战友，老兵们还为牺牲的战友的家人提供退休金。
8：以色列野小子特种部队 沙漠“野小子” 1957年正式成立。
这支部队直属于总参谋部领导，被誉为“总参谋部之子”，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
日常训练是在英国特种部队特别空勤团sas的训练科目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提高，具体内容被列为机密，秘而不宣，唯一知道的就是淘汰率高。
这支部队与众不同之处是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组织形式类似家族式，一旦加入就得终生为之服务。
这支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中骄子，其作战技巧、战斗力、士气均堪称军中典范。
特别是这支部队的军官升迁比较快，很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支部队，如1991年4月出任总参谋长、并于1999年5月作为工党领导人当选总理的巴拉克就来自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所执行的任务也是秘而不宣，外人只能通过一些引起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看出点蛛丝马迹。
1973年4月，沙漠“野小子”首次引起世人关注。
当时它针对“黑九月”组织重要成员发动了代号为“青春之泉”的全面刺杀行动，几乎瓦解了整个“黑九月”组织。
1976年，“野小子”千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突击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反恐怖作战史上的一个创举，它向世人展示了以色列特种部队高超的反恐怖作战艺术和能力。
9：意大利特种部队（应头套） “应头套”——意大利反恐怖部队。
意大利反恐怖部队主要是空军特别行动勤务组。
它成立之初，成员80名，都是从陆军空降旅第一空降骑兵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体能和智能非常突击，是名副其实的“超级枪骑兵”。
其直接受命于意大利政府总理、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基地设在意大利利沃尔诺市附近的阿尔登扎镇。
现有人员200人，下设两个突击队，每个中队各有一个狙击侦搜队，是特勤队中最精干的单位。
队员们都是擒拿格斗的高手，精通中国武术和日本柔道，个个又都是神枪手。
都能熟练使用轻武器，并精通驾驶技术、潜水、紧急着陆和跳伞作战技能等。
平时，有一个24小时警戒待命组。
一有任务，第一组接到命令后，可随时出发到任何地点执行任务；第二预备待命组即做好出发准备。
如情况紧急时，第三行动组可在3个小时内完成准备状态。
为保持机动能力，编制装备有运输车、直升机、运输机。
至此，出征1300多次。
1981年12月，美国驻北约负责南欧地面部队后勤和行政工作的副参谋长多齐尔陆军准将，在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城的家中被4名“红色旅”恐怖分子绑架到了帕多瓦小镇一家名为“迪亚”的超级市场上面的公寓大楼二层。
突击队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到出事地点，在不到2分钟时间内，一枪未放就生擒了4名恐怖分子，安全地解救出了多齐尔将军。
10：波兰机动反应作战部队(波兰雷鸣特种部队GROM) 波兰机动反应作战部队(GROM)是一支成立于1991年的新型特种作战部队。
由于波兰严格保密，该部队的人员数量、具体作战任务等都鲜为人知。
不过，据外界估计，GROM共有约270名队员，分成若干个4人小组，每个小组都是一支技术精湛而又极富团队精神的作战分队。
只有不足5％的志愿者能够加入GROM部队，这支部队在数年前已开始招收女性队员。
GROM部队海上行动分队的一名中尉队长说：“让女性加入我们的队伍可以使我们的作战能力更具多样性，对部队有一个积极的平衡作用。
部队承受的压力很大。
”GROM部队还有一个伞降分队。
GROM的成员都是从波兰特种作战部队---波兰陆军第一特种作战团和海军作战潜水部队挑选的。
尽管来自特种部队，本身就具备过硬的素质，但GROM的成员入选后还要经过严格、艰苦的训练。
每个队员都必须至少掌握两种语言，而且75％的队员还拥有医生或者护士资格。
平时队员主要进行营救人质训练及空降、水面及水下渗透方式突击技能训练。
在训练中该部队与波兰其他部队和部门进行密切协同。
如进行空降、水面及水下渗透训练时，由第6空降突击师及第7海上突击师负责保障；反劫机训练则由波兰国家航空公司提供有关设施，进行实际机体模型的突击训练。
由于波兰境内港湾、河道甚多，恐怖分子可能对水上目标进行破坏。
船只、油井及商船的反劫持渗透突击也是GROM的训练项目之一。
队员在演练中全部使用实弹。
他们还接受过争救和破坏方面的训练，其中许多人还是潜水专家。
除了狙击手之外，队员一般按4－6人攻击小组行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GROM的所有训练都采用实弹射击，这大大增加了训练的实战性，同时也使其所有成员都成为出色的神枪手。
GROM有一些战斗力极强的支援小分队，成员从技术人员、分析师到爆炸物处理专家应有尽有，其中许多人都是GROM 的前特种突击队员。
印度是怎样实现独立的,不抵抗运动是怎么回事?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