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和金门的标志性标语
鲁迅 [鲁迅先平简介 鲁迅（1881-1936） 中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
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
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
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
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
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
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
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
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
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
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
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
”“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
”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
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
”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
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
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
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
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
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
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
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
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
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
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 20多家。
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
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
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
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
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
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
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
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
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
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
”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
”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
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
”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
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
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
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
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
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
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
”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
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
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
”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
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
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
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鲁迅的幼时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1881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初三）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
母亲鲁瑞（1857一1943）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
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
周家门上那一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
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
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quot;祖 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 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 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 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
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
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
鲁迅的运气如何呢
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
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
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 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
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
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
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
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
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
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
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
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
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鲁迅的中文藏书 王稼句 鲁迅先生读些什么书，又买些什么书，向为读书人所关心，孙犁老人说，他当年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去找读，去采买，以丰富自己的庋藏。
我除了鲁迅的“书账”之外，经常读读的，是《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这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57年7月编印的内部资料，共三册，第一册是手迹目录，第二册是中文藏书目录，第三册是外文藏书目录。
我读的，当然是第二册与第三册。
第三册，不过是看看鲁迅在于美术方面的兴趣。
日本印的画册非常精美，鲁迅是着意收罗的，如颇为著名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玩具丛书》、《乡土玩具集》等，但由于我不识日文，只能是揣摸着读读而已。
于第二册的中文藏书目录，倒是认真去读的。
这份目录分三个部分，即线装、平装、期刊。
据编者统计，线装书有930种，7579册，又未订之散页490页；平装书有797种，965册；期刊有218种。
我未将它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对照过，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鲁迅中文藏书的大部。
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比例，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有《汉魏丛书》、《儒学警悟》、《顾氏文房小说》、《说郛》、《津逮丛书》、《稗海》、《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纪录汇编》等杂丛类丛书60余部；有《石林遗著》、《少室山房笔丛》、《巾箱小品》、《张南山先生全集》、《观古堂所著书》等自著类丛书20余部；又有《绍兴先正遗书》、《台州丛书》等郡邑类丛书。
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藏书以实用为目的，大都是当时流行的版本，没有什么宋版元椠。
景宋女士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写道：“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
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
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
”然而在他感兴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题目，版本则搜罗得较多，比如阮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溥评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鲁迅曾做过《嵇康集》的校点，藏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其中一部有鲁迅用石朱笔做的校勘，另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台静农过录的石朱笔校勘批注。
鲁迅于自藏线装书，十分爱惜，有的在第一册加盖一印外，一般没有其他藏书印记，鲁迅的用印有“鲁迅”、“会稽周氏”、“会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题跋眉批。
凡有缺本的，他还补抄成全帙，如《罗氏群书》共有十册，其中缺了两册，鲁迅便手抄两册补全，并手抄全书目录一页，置于卷首。
至于平装本的中文书，鲁迅花钱买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译者的赠送。
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
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顾颉刚、章衣萍等人，也都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送给鲁迅，如今浏览，确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时文坛气候的冷暖。
在那次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其实“中国书”，特别是古典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这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
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
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
鲁迅婉言谢绝了。
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
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
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
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
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
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
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
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
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
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
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
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是什么时候的
广州火车站主楼顶端标语的由来 前些日子，一个朋友从厦门旅游回来，在谈论旅行中的趣事时，听他说到：在厦门对岸的台湾金门岛上有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这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广州火车站主楼上的一条标语“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
1986年7月间，我受单位（原广州铁路分局广州水电段）的指派，到法政路中共广州市委大院旁边的一座小楼上(当时市委台办的办公地点)参加了一个会议。
会议的议题就是按照市委的要求，研究部署在广州火车站主楼的顶端建造一条霓虹灯标语，标语内容为“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
在会上，我了解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里，不少侨胞、台胞向有关部门提出，祖国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国家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会议确定：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祖国大陆的城市，广州火车站又是祖国南方最大和最重要的门户，把“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这一标语设立于此，实为各侯选地点中的最佳位置；并要求工程于当年国庆节前完工。
我的任务是为标语的电器部分进行设计安装及协调施工中的有关问题，霓虹灯管的制作是由广州市广告公司负责。
当时，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精工表”、“卡西欧”等霓虹灯广告一个比一个光亮，为了与周边氛围协调，“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的字体，在若干样式中，大家统一了意见，定位红色，黑体，每个字高五米，宽五点五米。
广州火车站是五十年代的设计，六十年代的施工，一九七四年投入使用，客流量一直不断上升。
而在当时，电力还是一种十分紧缺的商品，由于标语建造，其用电量需增加三十多千瓦，我在向广州市供电部门申请办理增容时，是特事特办，广州市民航、城管等部门对标语牌的建设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尤其是广州火车站的职工，在经济利益上做出了巨大付出，因为如果是作为商业广告来使用，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
使用初期，为了节省电能，每晚亮灯开启时间仅要求不少于三至四小时，所以，最初我是设计使用时控继电开关控制，后来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改为了光控继电开关控制。
施工期间，代表广州市委协调此项工作的顾丹宁先生做了许多细致的协调工作，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谢非同志一直关心着此项工作的进展。
工程在1986年国庆前夜按期完工，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当我合上电闸的那一刻起，在美丽的广州市夜空中又增添了一个亮点。
二十二年来，不少广告牌已消失或者更换了，而这八个大字一直见证着改革开放给祖国发展带来的腾飞，见证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也见证着祖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
有时我在想：这条标语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届时，祖国统一中华振兴，这将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福祉。
从广州火车站的“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到金门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反映出两岸人民对国家统一的共同心愿，衷心祝愿两岸人民携起手来，早日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
三明主义指什么，具体内容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
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
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
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
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
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
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
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
“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
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
“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
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
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
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
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
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
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
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
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
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 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