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对联
扶贫攻坚对联——2017是鸡年，2018是狗年，原创一副应景的春联，含有扶贫内容，供参考：干群互动，齐施精准扶贫策；鸡犬相闻，共话祥和开泰年。
关于隋唐
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 年。
文帝年号：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大业(605～618)恭帝 年号义宁(617～618)。
大业五年(609)时的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以西京长安、东 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
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 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傥迨???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杨氏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
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 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
杨坚袭爵，坚女为 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 (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贇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 静帝，宇文贇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
次年五月宇文贇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 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显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藉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 父的地位得掌大权。
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 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
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
三方叛军都和北齐旧臣有关。
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挐就是 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
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
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
杨坚平定三 方进一步削弱了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
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 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 帝。
隋朝初年，突厥势力强盛。
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的突厥军。
三年，突厥 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五年(585)，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 迁白道川，北方获得安定。
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588)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
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 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
次年(589)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 康。
贺若弼激战于锺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 宫城，俘后主陈叔宝。
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
岭南方面，在高凉太守冯宝妻冼夫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
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 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
以 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
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仍保有实力。
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 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
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
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 人，小股数千人。
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 平定，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 权的改革。
开皇元年(581)，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 制，即所谓“六官制”。
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 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
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 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或郡无属县。
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
开皇三年(583)，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馀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
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将州府和军府合一。
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 州的军事。
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扬、荆、益四大总管，所 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
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 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 “辟举”。
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
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 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
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 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
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郡正、 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 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 代选举中仍居优势。
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
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在南北朝 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
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
秀才除试策以外往 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馀人。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
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 经常科目。
进士科是炀帝所创。
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
这两种新科目 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 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
府兵创立时只限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 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
北周后期，大量汉人已被募充府兵。
大象二年(580)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令 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
西魏赐姓，带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 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
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 府统领。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订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
开皇元年和开皇 三年，又制订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
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 了完整的体系。
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 律》的继承和发展。
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颁行，即 《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开皇二年(582)，隋朝重颁均田令。
受田的主要规定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 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 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人露田四十亩，限额内的奴婢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
北齐还规 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废除。
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 口身分的部曲和客女。
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受田并承担轻小劳役的中男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
力役从每年一 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五十岁者， 纳庸后免除防戍之役。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
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熲建议，制订了具有赋役定额、 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 州。
赋役轻减与“输籍定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 中多数原是豪强廕庇的私属。
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
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 旧境之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 的问题。
当时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 有实行。
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
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 “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额的五分之一。
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主与贵族广占土地。
长安是 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
这两个地区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 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 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
京辅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 出的地区，受田不足并不限于这一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奴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 少有一部分是参加农业劳动的。
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分也是贱口，但高于奴 婢。
应当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从 事生产劳动。
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
佃家要 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也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 (604)，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曲之课。
按照“未受地者皆 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一年已不受田。
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
大业五年(609)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出的隐丁匿 口以数十万计。
同年，再次下诏均田。
直到大业五年，政府仍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朝可从民间徵得更多的实物。
大量谷物和绢帛从 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为便于徵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在今 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常平、河阳、黎阳、含嘉、洛口、回洛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 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
由于这是社办的仓，所以又称 为“社仓”。
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州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理劝募的形式也改 为按户等定额徵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其他诸州的义仓大 概以后也照此办理。
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 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
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隋朝 仓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 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
成都和魏郡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着称。
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
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督造大批战船，最 大的有五层，高百馀尺，可容战士八百人。
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 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
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承袭前代，除了家庭手工业以外，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 城市。
他们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
这些工匠虽然允许开业，但受官府控制。
手工业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 限于郡、县治所。
他们隶属管理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 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租调是否减免不详。
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 些长期在官府作坊服役。
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
少 府监有左尚、右尚、内尚、织染、掌冶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
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 将作监，下有左校、右校、甄官三署。
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 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徵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
早在隋初，地处南北 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
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 多商贾、工匠。
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业繁盛着称。
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
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 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
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以至下游诸郡治所 在的城市，商业都较发达。
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
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国内西北各 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
南海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 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
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 人。
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
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 名大同，北市名通远。
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馀 肆，四壁有四百馀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 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
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 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
文帝有五子。
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 参决军政大事。
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信任。
次子杨广善于矫 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
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
文帝 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
开皇二十年(600)十 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
传 说文帝被杨广暗害，似不可靠。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 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
他早就觊觎皇位。
七月，炀帝即位。
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 名，起兵反叛。
杨谅虽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 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 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
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 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达馀杭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的永济 渠，相衔接为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馀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
它不仅加强了隋王 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 了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584)，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
五年(585)，南迁塞 内。
十九年(599)，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
他对隋非常尊重。
大业三年(607)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 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
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 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
大业七年(611)，处罗可汗入朝 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
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馀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 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
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
吐谷 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原来受突厥控制的 伊吾吐屯设内附，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
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
通往西域 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全被隋朝掌握。
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
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 “观风行殿”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 人。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 抚当地俚僚诸族。
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600)亦获安定。
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
隋代称之为流求。
大业三年(607)炀帝 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 遣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出海到流求。
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 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
文帝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 远略。
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 少。
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
大业三年 (607)，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 宾、石国、天竺的王舍城、波斯。
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
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 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
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 鼎立。
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
伐陈时， 隋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
炀帝统治 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
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 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
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几次遣使来隋。
炀 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
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礼制、政令，多 数到唐初才返国。
通过他们，隋唐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改新起 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
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日籍汉人后裔，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 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南朝交往。
和隋通使的有林 邑、赤土、真腊、婆利、丹丹、盘盘等十馀国。
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 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
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 隋。
炀帝统治幅员广大的国家。
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 前所末有的富裕国库。
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
大业五年(609)冬，他徵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 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馀万人。
大会期间，三市 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
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 待。
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
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明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又增二州六县。
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州县数殆同贞观，然羁縻州郡，不在此数。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为十五道采访使。
复于边地置十道节度使、经略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五府。
其盛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治今蒙古哈拉和林)。
安史乱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847－860)、咸通(860－874)始复。
乾符(874－879)以后，天下大乱，至为衰败。
天佑元年(904)，朱全忠迁唐都于洛阳。
至四年，哀帝李逊位于梁，唐传二十帝，历二百九十年(其间有武则天革唐为周十六年)而亡。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
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论者以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
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
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
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教授)
《捕蛇者说》全诗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捕蛇者说的译文
永州的郊野有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皮肤，上有白色的斑纹，它碰过的草木全得枯死；（若）咬了人，没有（能够）抵挡他的。
但把它捉了来，风干以后制成药饵，却可以治好大风、挛踠、瘘、疠等（恶疾）；还可以消除烂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
起初，太医用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它的人，（准许）他们用蛇抵应缴的租税。
永州的老百姓都争着去干这件差事。
有个姓蒋的人家，独自享受这种好处有三代了。
我想他打听，他却说：“我祖父死在捕蛇抵赋这件差事上，我父亲也死在这件事情上。
现在我接受这件差事十二年了，有好几次差点死掉。
”他说这些话时，脸色好像很悲哀。
我怜悯他，并且说：“你怨恨干这差事吗
我打算去告诉主管官，让他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租赋，你看怎么样
” 他大为悲伤，眼泪汪汪，说道：“您想哀怜我，让我能够活下去吗
那么我告诉您，我干这差事遭受的不幸，是远不如恢复租赋遭受的不幸的。
要是先前我不干这差事，那我早已困苦不堪了。
自从我家住在这个地方，三代人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
这六十年间，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
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
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
联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
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四外狂喊乱叫，到处骚扰毁环，气势汹汹，惊骇乡里，就连鸡狗都不得安宁啊。
我心中惦记，起身看看那瓦罐，蛇还在里面，我又放心躺下了。
我小心喂养蛇，到时候把蛇送上去交了差。
回家后我有滋有味地吃着田地里长出的东西，来过完我的岁月。
一年当中冒死的情况只是两次；其余时间我就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
哪像我的乡邻们天天都有死亡临头呢
现在我即使死在这差事上，比起那些死去的乡邻已经是要晚了，我怎么敢怨恨这差事呢
” 我听了他的话更加痛心。
孔子说：“残酷的政令比猛虎还凶暴。
”我曾经怀疑过这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孔子的这句话仍然是可信的。
唉
谁知道租赋的祸害大大超过这种毒蛇之害的呢
因此，我为这事写了这篇“说”，以等待那些考察民情的人看到它 此文章反应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制度. 每个人为了逃亡 忍受饥饿 ， 都不愿意在忍受苛政的残暴统治 。
此道理验证了“苛政猛于虎”这句话
可想而知当时社会的恐怖 .。
2019年征兵时间及体检时间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2013年开始征兵时间由冬季征兵改为夏秋季征兵。
今年征兵时间从8月1日开始，9月1日批准新兵入伍，9月30日征兵结束。
大学生征集体检和政治考核的时间适当提前，具体由高校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确定。
征集的男青年，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
同等条件下，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入伍，优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伍。
尽量多征集高中以上青年入伍。
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未完全批准入伍前，不得批准高中生入伍;符合条件的高中学历青年未完全批准入伍前，不得批准初中学历青年入伍。
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2018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高校就学的学生应征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入伍。
“扬一益二”这一说法出现的原因
“”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
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
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
这和长安、洛阳不同。
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
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
“”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
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
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
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
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
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
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
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
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
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
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
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
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
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就由此过岭。
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
前面所说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
这是江南河的终点。
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
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
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
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
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
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
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
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
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
原来还是有道路的。
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
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
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
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
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
”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
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
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
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
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
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
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
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
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
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
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
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
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
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
”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
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
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
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
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
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
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
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
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
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
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
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
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
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
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
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
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
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
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
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
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
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
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
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
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
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
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
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
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
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
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
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
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
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
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
州境有故桃关。
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
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
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
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
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
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
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
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
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
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
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
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
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
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
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
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
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
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
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
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
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
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
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
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
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