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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济南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目前这一时期的遗址全省发现约七八处，其中仅济南章丘就有4处。
距今7300～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在境内发现8处，是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
此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各地先民在济南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因而遗留下来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遗址，其中章丘的王官、焦家，长清的大柳杭，平阴的周河等，内涵丰富，面积广大。
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
龙山文化于1928年在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被命名。
通过对城子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该处已有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城址，其规模居全国已发现的8处同时期城址之首。
1961年国务院将城子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是山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夷人文化。
目前，济南地区已发现该时期遗址达数十处，其中尤以章丘县境内数量最多，城子崖遗址仍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
遗址上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内，存在一个面积17万平方米左右的岳石文化城址，这是国内发现和确定的第一座夏代城址。
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商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在城子崖一带，建立了谭国。
西周建国后，行分封制，济南地区属齐国。
此时，谭国仍继续存在。
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谭国一位大夫所作的讽剌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有关济南的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此时的济南，仍地属齐国。
春秋时期著名的齐晋“ ”之战，即发生在今济南市北郊马鞍山一带；战国时期的齐国大思想家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为稷下学派著名学者，其墓即在章丘；卢人（今长清人）扁鹊，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创立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郡县制。
今济南市区地属济北郡，称历下邑。
汉初，设立济南郡，此为“济南”一名出现之始。
济南郡治设于东平陵（今章丘县平陵城）。
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济南人、秦博士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使之得以流传后世。
汉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济南人终军，先后出使匈奴和南越，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
东汉，为济南国。
灵帝时，曹操任济南相，政绩颇著。
位于长清县孝里镇的古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建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室内的画像及题字，被列为全国书法艺术名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多处于战乱之中。
晋永嘉（307～312年）年间，济南郡治由东平陵移至历城。
自此，历城便成为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进入隋唐，社会趋于稳定。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治所仍在历城。
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十分兴盛，留下众多的佛教胜迹。
主要遗存有历城柳埠四门塔、千佛崖石窟造像、龙虎塔、九顶塔，以及千佛山、青铜山、玉函山、龙洞等地的石窟造像等。
四门塔为全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与其附近的千佛崖石窟造像（含龙虎塔、九顶塔），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北魏的长清灵岩寺，唐代极为辉崇，今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高僧、长清人义净，继玄大壮之后赴印度取经，译佛经百余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宋开国后，济南沿称齐州。
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升州为府，齐州遂为济南府。
社会的长时期相对稳定，使济南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以“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赞美济南的湖光山色。
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勤政之余，饱览胜迹，每至一地，总赋诗撰文，为济南山水锦上添彩。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在济南建立了金地方政权，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1161年，爆发了耿京、辛弃疾领导的农民起义。
随后，红袄军、杨妙真领导的起义军均在济南地区活动过。
北、南宋之交，济南“二安”相继蜚声文坛：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词作情真、意深、语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字幼安），不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高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词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金代，济南仍为府，属山东东路。
此时，在城北开凿了小清河，直通至海，使济南成为重要的盐运集散地，对后世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济南为路，属元王朝的“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
金元之际，济南仍是文化繁荣之乡。
著名散曲家、济南人杜仁杰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他曾多次同文学家元好问共游济南。
元好问在遍游济南山水后，写下“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颂扬之词。
元代，济南文风日盛。
著名者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起岩，戏曲作家武汉臣、康进之，散曲作家刘敏中、张养浩等。
张养浩，济南人，他的散曲造诣极高，元代的散曲，至他达到高峰。
书画家、湖南人赵孟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任职3年间留下许多诗画，最著名者当推《鹊华秋色》图，成为传世之作。
地理学家、益都人于钦，亦曾在济南做官，他游览山川，走访故老，考察齐地风土人情，完成了著名地方志书《齐乘》。
明初，曾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是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
从此，济南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
清代，济南仍为山东省治。
明清两代，济南经济发展较快，清康熙以后，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一批著名学者应运而生。
明代文坛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历城人边贡，诗作以清新婉转、平淡和粹、兴象飘逸见长；“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则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对明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戏剧作家、章丘人李开先，有《宝剑记》等传世；清代著名学者、历城人周永年，是《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马国翰则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成为中国辑佚学的煌煌巨著。
余如许邦才、殷士儋、于慎行等，均在文坛享有盛名。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宰割掠夺，济南亦未幸免。
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后又强修胶济路，从胶澳（今青岛）直达济南。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
城市区域随之扩大，工商各业有长足发展。
1911年末，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
在此前后，德、日、英等国先后在济南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商店、教会、学校、医院等，济南进而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立足点之一。
然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始终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朱红灯曾在长清一带活动，在“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口号鼓动下，济南城乡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府为道，济南初属岱北道，1914年改称济南道。
1929年设立济南市。
民国以后，济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会，并在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国内建立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
7月，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次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正式成立，王尽美任组长，有9名党员。
到1927年5月，济南已建立津浦大厂、一中、一师等20个中共支部，党员发展到50人。
中共济南党组织成立后，不但领导了济南工人运动，而且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
1928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中共济南党组织立即号召民众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组织开展对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市委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分赴山东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济南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南部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济南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济南解放。
济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人民政府、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机关均设驻于济南，济南继续保持着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地位。
二汽为什么选择襄阳
襄樊选址的幕后故事1983年9月1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重要建设项目—汽襄樊基地破土动工，饶斌同志亲笔题写了“奠基纪念”四个大字；1984年10月5日，二汽襄樊基地正式举行开工典礼。
二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汽襄樊基地的创建有两个原因国家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这是我国要大力加快汽车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二汽要建成大型汽车集团的前提条件。
此为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则是“自筹资金，续建二汽”计划的顺利实施，使得二汽基本具备了进行全方位发展的条件。
二汽要大发展，但当时二汽的铸造能力不足，成了明显的瓶颈。
要扩大铸造能力，就必须兴建更大的、更具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新厂区。
于是，第二基地的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设计革命”带来的铸造三厂所谓“设计革命”，指在“文革，中不遵循基本经济规律，为了适应极左思潮和不顾实际的“节约闹革命”的口号，凭着想当然对科学设计乱改乱动的做法。
按照原来的设计，二汽的铸造能力可达20万吨以上，本来是完全够二汽自身产车之用的。
像二汽这样的特大型企业的工程设计，都是严格按照生产和设备所需的工程环境，经专家反复论证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
这是历经几级检查验证，最后由中央批准定案的。
但在实施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竟毫无道理地认为二汽的设计“贪大求洋”，不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要求，是“修正主义”的设计方案，不问青红皂白，推翻了原来的许多正确设计方案：．本来国家计划要投资20多亿建设二汽．也被压缩成了9个多亿；很多工艺设备、水、电、路、桥、涵洞、防洪设施、动力设施、后方研发基地等被强行砍掉；特别严重的是．工厂的铸造能力被大幅削减，使二汽的铸件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汽车生产的要求。
由于铸造设备被砍，铸造能力严重不足，二汽实现大规模正式生产后，铸造就成了影响生产能力提高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二汽领导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建设新的铸造厂以满足需求。
1978年1月10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二汽时，了解到二汽的实际困难后，一次批给了二汽5300万美元外汇，作为引进铸造及其他关键设备的经费。
有了计划，有了钱，这事情就好办了。
副厂长李子政专程赴日本、欧洲进行考察，经多方对比，最后引进了三条分别来自日本和瑞士的“高压造型线”。
1980年3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二汽的“铸造扩建工程”，当年10月29日，二汽成立了铸造三厂筹备组，开始选择厂址。
你们先去看看吧铸造一厂、二厂都在十堰，那么铸造三厂《以下简称“铸三”）应该选址哪里
建设铸三，厂址究竟是选在十堰还是外地，意见很不统一。
有人认为还是十堰好，离其他工厂近，也便于运输和调度，但十堰便于建设工业化大厂的平地已经不多了。
所以，就算铸造三厂能建在十堰，二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设的新厂房还是要迁出去，到时候仍然存在运输和调度问题，不如未雨绸缪，先把铸三建在一个适合二汽更大发展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也是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在京郊的廊坊一带，有人提出应建在镇江，还有人说山东的发展条件好，应该去山东。
就在各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国家机械委的一位领导提出，江西九江有一个军工企业要下马，可以利用他们现成的厂房，九江附近还产铸造所需的造型砂，如果建在那里，还可以节省投资和造型砂的运输费用。
这时，二汽许多职工发表了意见：二汽在十堰，新建的铸造三厂应该和二汽在一起，不说建在十堰吧，起码也不应该很远，这应该是基本常识。
比如九江的那个方案就是典型，距离十堰太远，组织生产困难，长期运输费用高，地块也太小，没有发展余地，根本不适合建设大型工厂。
综合考虑后，以黄正夏为首的二汽领导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和压力，坚决要求把铸造三厂建设在二汽周边。
为了给新建的铸造三厂选一个合适的厂址，二汽专门成立了选址小组。
选址小组开始决定在十堰白浪地区建设，可是当时主管基建的副总工程师马志诚据理力争，认为建在十堰，交通运输、地块、防洪都存在问题，只能离开十堰，向外寻找。
选址小组首先来到丹江，选了几处都不理想，更重要的是，如果铸三建在丹江大坝的下游，一旦大坝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厂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世界各国建设大的工程项目，一般都会回避紧挨着大坝下游的地方。
这个方案被否定了。
1982年，选址小组又去谷城一带察看，经勘察选定了黄康、胡家井等几个厂址方案。
可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地方太小
仅仅一个“铸三”是可以的，可当时二汽已经有了生产8吨民用载重车和把整体生产能力提升到20万辆的计划。
如果想在谷城建设一个大基地，这地方就不够用了，这样的话还不如就建在十堰。
马志诚认为，如果顺汉江而下，从丹江口向东，不过几十公里，就进入了一马平川的襄樊地区，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宽一点呢
到襄阳一带建厂，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可受国家三线建设战略思想的影响，一时不敢贸然向总厂领导提出。
思前想后，马志诚终于下定决心约了原铸造二厂党委书记段兴钊等几个人跑到了黄正夏厂长的家里，当面进行汇报：我们在十堰地区和谷城一带的选址都不理想，可否过江去襄樊
黄正夏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方案有前途
襄樊有可能会是二汽的未来
他略加思索，说道：“你们先去看看吧。
”就这样，二汽的命运从此就和襄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定址油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