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 移动 电信，正式员工的话选择哪个单位最好
部门呢
求过来人从收入待遇工作量压力解明
我来给你解答一下疑惑，首先说下三个通信公司，联通不推荐，业内的都知道原因，虽然联通收入和电信差不多，而且联通3G的终端和技术也很好很成熟。
但是联通的体制还有手段和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都快烂到骨子里了。
除非有特别魄力的领导上台进行大改革，否则联通前景很不看好。
当然不排除有关系或者是恰好进去职位比较好发展比较好的情况，我说的是大体的这个情况。
就像银行系统里的工行，表面上看存款多平台好，实际上里面也很烂，远远比不上建行和中行。
电信的话才重组2年，当年也是信誓旦旦要重新回归，2年过去了，不好不坏吧，感觉发展比联通要快，因为都是新的机关和部门包括领导，所以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有发展前途，虽然市场份额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在3G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另外虽然份额不多，同时它员工也没联通移动那么多。
所以分钱的人也少很多。
说起来还是联通最没优势，移动15万正式员工，联通11万，创收的话移动是联通+电信的4倍，单独是联通的至少6,7倍。
所以联通怎么看都没优势，不太推荐。
移动的话3G方面非常弱势，它的3G技术很不成熟很不好用。
但是它的2G用户网太大了，短时间根本无法撼动他的根基，而且很多人用电话也不会去视频通话或下载东西，所以2G已经够用了，也没想过去用3G。
加上移动现在直接跳过3G开始4G，已经在中国5个城市建基站了。
而且移动的4G现在也是国际上的4G标准，总的来说，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通信主流。
另外4G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下载速度可以超过有线网络数倍。
当然前提得很稳定。
总的来说，现在进移动有一定的风险，同时也有一定的机遇，因为移动的3G是死定了，现在就是看4G有没有希望了，4G一旦成了，移动不仅依然是龙头老大，而且还会进一步蚕食其他运营商，如果没成的话，移动就会衰退下去，真正地和其他两家通信集团三足鼎立了，而且移动还只能立足低端市场。
总的来说，我觉得机遇大概占50%，风险占30%，还有20%的格局不变的结果。
最后我介绍下通信公司的主要大的职能，通信公司的部门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完，大体分为3类。
技术类：这个是通信公司立足的根本，在公司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有一定量的体力活，虽然比不上IT公司的强度，但是也绝对不是什么公务员或文职那么轻松的。
另外技术类里面还能细分，比如有运行维护，有开发，有科研，有技术类的管理人员等等。
其中运行维护是最基层的，开发的人员对开发能力要求比较高，很多是直接从华为等公司挖过来或者是直接外包。
科研类的员工地位比较高，多半都在总部或者是研究院（不是设计院），这类员工多半都是终身有编制的，而且不愁吃穿，因为这类员工多半都是有职称在身的，即使不在通信公司干，也可以进入其他的研究机构或者是高校。
至于技术类的管理人员的话也是地位很高，很多是从技术类基层升上来的，少数是从综合管理或其他部门调动过来。
这类员工基本是中层了，自然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定位和收入水平。
市场类：这个和银行的业务人员差不多，负责拉业务和业务相关类的工作。
相对应技术类基层有体力劳动，市场类的基层也同样有业务压力。
市场类的话也和技术类差不多可以细分，但是多半都是层次和业务上的一些区别了，不像技术类的开发和维护基本都是不同的职能。
还有就是综合管理类：这类现在好像比较吃香，但是这类又是最滋生官僚和锻炼不了技术的地方，综合管理类其实更像是机关行政机构，而且和技术和市场类都有重合，比如技术类和市场类里面一样的有管理机构。
这类员工压力和体力方面都应该是最小损耗。
但是怎么说呢，这类员工也有致命伤，不说和技术类以及市场类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很多管理人员都是从基层上来的，还是比较懂行），就说不重叠的部分，可能既锻炼不了业务能力，又完全不了解通信行业的一些专业知识。
虽然轻松，但是自身可能很难得到锻炼。
女性朋友的话这类岗位比较好。
最后总结下，上述全都是手打，至少打了1个多小时了。
我想说的是三大运营商的话，我推荐移动，不仅因为它最大，而且因为它的4G也是一个机会，比起前几年进移动个人发展缓慢，4G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论是技术类还是市场类，4G推出之后都有得忙，也都有机会干出成绩，技术类就是建基站和做维护或开发，工作量大但是同时有了新的东西容易干出点成绩。
而市场类的话负责做4G的推销已经宣传等工作，一旦发展起来，势不可挡。
当然4G要是失败，在移动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缓冲期还是有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除了移动建议电信，最后是考虑联通。
收入方面的话普遍情况是移动>联通=电信。
不排除个别地方比如联通特别吃香或电信特别吃香的城市，我只是说普遍情况。
另外部门的话，你觉得自己去不了技术，但是我同时还是把技术部门给你介绍了，主要是想告诉你在通信集团里面，是一个很平衡的存在。
技术有技术类的好和不好，市场有市场的好和不好。
两者相辅相成，也不存在特别的高低贵贱，两者走上去之后都有不错的发展。
实话说的我比较偏向技术，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类首先好升一点，其次技术类基本都是从运维做起，也就是身体上累一点，比起业务压力那种无形的心理压力，还是要舒服得多。
在银行工作过的朋友就知道，他们是宁愿干点体力活，也不想被业务压力压得睡不着觉。
当然你可能觉得你进不了技术类，说这些也没用。
不过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技术类也是有主管那些的，很多也是从综合部门提上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还有个综合管理的，一般不太可能一进去就当管理人员，一般学管理或金融什么的进去也是从市场做起。
当然关系特别硬或者是确实很优秀的，还是有希望直接进综合管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硬的关系，即使进了管理系统，多半也是不太好的机关，可能还不如直接从市场做起走积累点经验。
差不多就这些了，我当年也是收到2家通信公司和3家银行，以及2所985高校的在编行政人员的OFFER，还有类似华为等IT公司。
最后选择去了通信集团。
不说后不后悔吧，毕竟各个工作都有自己的弊端，比如我进银行的朋友就抱怨业务压力大，进高校的生活质量最高，但是收入低于上面提到的其他职业（但是整体来说985高校的行政在编人员的收入还可以，算上福利的话和当地中等公务员差不多），而且收入的提升空间比较有限。
进公司的就是我说的身体比较累，经常加班熬夜，生活质量和银行差不多。
恰好收入也差不多。
进通信公司的呢，感觉界于他们之间，身体和心理不如IT公司和银行累，但是比公务员和高校要累不少，收入的话也是恰好界于高校和银行IT公司之间。
另外发展的话，我觉得公务员和高校应该是最快的，很多人不懂，觉得公务员是慢慢混的，其实不然，公务员很容易就出头，我的熟人基本上5,6年就提副处（研究生出身，还是比较能干，有5个师兄师姐都是），但是在银行或移动这种地方，副处级的恐怕不是5,6年混得到的，银行业务突出还有可能。
移动5,6年，除非是博士毕业有可能，否则可能性很小，有关系也可能。
但是同样的，移动和银行混入中层，收入方面的提升是远远超过公务员和高校行政的。
银行举例，银行正处就是支行行长级别，支行行长的年收入恐怕是一般的公务员处长的好些倍吧。
当然地位是有差的，银行支行行长还是得看机关处长的脸色，特别是有联系的，比如财政局，比如银监局。
所以各有利弊。
所以我建议工作选择自己适合的和自己需要的特别重要，比如一些人特别能吃苦，也有拼劲，而家境却比较一般甚至是贫寒，那就别去安逸的地方了，选择有挑战的，多挣点钱，锻炼自己的能力。
而家境特别好不差钱的，虽然能力也还行但是不太能吃得了苦受得了委屈的，那就去尽量安逸和舒服的地方。
军工企业保密二级与三级的差别是什么
保密管理的主体内容是一样的。
核心是审查方、可以承接的项目密级等有区别。
地铁AFC检修工是干什么的，有没资料或网站学习下
AFC系统是基于计算机、通信、网络、自动控制等技术，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统计、清分、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售检票系统。
希望采纳
卡友地带是什么
卡友地带一个卡车司机之间交流、互助、资源的平台，也是全心全意为广大卡车司机谋福利的正能量线上线下社区，是中国最大的卡车司机的专属社区，提供真实互助覆盖全国。
我要大国崛起第七集的解说词
免费在线观看《大国崛起》和下载《大国崛起》的全部解说词 第七集：百新（日本） 大约在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
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从渴望主宰自身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命运呢
历史的巨变常常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
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
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
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
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
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
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
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 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
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
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
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当时幕府对于开国还是相当积极的，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自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
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
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
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
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
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
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
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周见 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幅惟利是图的形象。
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
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年，日本历史上第 124 位天皇——明治天皇，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在日本神话中，据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在实际历史上，从12世纪开始，大权一直旁落，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600年，直到1868年，也就是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第15年。
美国黑船压境的傲慢和强势，凸现出幕府的软弱无能，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
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
14岁的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国的最高领袖。
年轻的天皇所要领导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日本。
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
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纷纷仿效，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
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港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 100 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
年轻的新政府怎样才能带领日本走出濒临亡国的困境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
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
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
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
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
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就在政绩显著的涩泽荣一接连高升的时候，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涩泽荣一的个人命运。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
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
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
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
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
正是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寻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
德国是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后发国家。
几千年来，一直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老师。
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久保家族依然珍藏着大久保利通当年出访时从巴黎带回来的西式红皮椅子，还有他使用过的砚台和珍爱的中国紫砂茶壶。
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曾是大久保利通随身携带之物，诸多影响日本历史的政令都是用它来签发的。
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
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
缫丝场是日本最早建立的官办工厂之一，政府从法国购置了缫丝设备，还重金聘请了法国技师。
工厂就要开工了，却招不来工人。
因为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认为，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会吸走人的精髓。
为了打消百姓的恐惧，明治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劝说士族高官的女儿进厂当女工。
这些技术成熟的女工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地，缫丝也成为日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
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
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
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
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
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
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久保利通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
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标之一。
今天的日本国内有一百多家三菱企业，海外还有数百家三菱的分支机构。
而在1870年，三菱还只是一个拥有三艘小船的默默无名的小公司。
但是，它很快获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轮船和海上军事运输业务；一年后，政府干脆将这13艘轮船送给了三菱，每年还拨给经营补偿费；此后，政府又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
采访：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成田诚一 日本政府把这些事业交给民间企业去发展，就是说最初由政府实施，然后卖给逐渐培育成熟的民营企业来继续发展。
日本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的。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都是相继从政府买下官营企业来发展的。
在政府的扶植下，三菱很快羽翼丰满，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刚刚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开辟日本到上海的航线。
结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海公司就被逐出了这条航线，三菱公司独家垄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运业务。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
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很高，涩泽荣一他弃官从商，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
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
到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成为日本工商业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
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
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
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
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东京清水谷，幽静中显出几分荒凉。
1878 年5 月 14 日早晨8点，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
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
就在遇刺当天的凌晨，大久保利通还在和一位前来拜访的地方县令谈起他对日本未来改革的设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束了大久保利通对这场变革的主导权，为什么明治维新在推进到第11个年头的时候，会突然给整个社会甩出这个巨大的惊叹号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决的人，总是拥有毅然决然的态度，是个不妥协的人物。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全国对大久保利通的反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特别是在最后把大久保，士族把他刺杀以后，他的政权很快就过去了。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
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
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使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低价，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
这一事件使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
直到天皇出面罢免一批高官，才制止了事态的恶化。
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把改革的难题留给了继任者伊藤博文。
作为大久保利通一直以来的得力助手，伊藤博文将如何面对眼前的社会矛盾
他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明治维新的事业呢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伊藤博文，大概在众多的（日本）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思想最宏伟的吧，视野宽广，性格开放。
伊藤博文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近乎裸体的相扑手丑陋而愚昧。
但是，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开始挑战政府禁令，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
支持高砂的民众和前来干涉的警察相持不下。
为了避免对抗升级，天皇不得不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恢复了这项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式。
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
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首先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
正是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使明治政府意识到必须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否则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推翻。
惯于顺应大势的伊藤博文也意识到，日本国立宪，已是大势所趋。
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
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他：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此时，伊藤博文的朋友涩泽荣一已经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对本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
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进了本国的传统。
于是，一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在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权事实上也确实写上了民权的《宪法》中，伊藤博文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
这是为什么呢
采访：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奥平康弘 不知什么原因，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有些近似宗教性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如果这个宗教没有了的话，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包括当时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伊藤博文也当然会利用这种思想潮流。
1889年2 月 11 日，东京都降下漫天大雪，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
《帝国宪法》在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同时，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
《帝国宪法》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表面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的天皇制，由此决定了日本在崛起初期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走向。
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藤博文执政时期，在相扑这样的民族传统得到恢复的同时，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军国主义也随之被召回和强化了。
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却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
于是，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 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它日本文化非常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
与此同时，日本也像德国那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
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 95%以上的男子，90% 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
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
日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但是和西方工业强国相比，它显然还有相当的差距。
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的目标
日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条捷径。
早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那是（明治维新的）目标。
19世纪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 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
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
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蒋立峰 明治维新应该说到1889年，1890年前后维新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它整个的国家战略就发生了改变，怎么改变呢，原来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就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1904年 日俄战争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
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
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5年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
从明治维新开始近八十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
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原声）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
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
从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
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
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人们都无法忽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金熙德 （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和平宪法》的护航。
这部从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火车站。
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由英国人建成，明治天皇亲自前来参加通车典礼。
七年之后，日本人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
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它的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日本人把它叫做“新干线”。
与新干线一起延伸的，还有一大批在战后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正是它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新干线诞生四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
就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而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
日本一百年的大国之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
但无论怎样去总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
上海三北轮船 荷兰 诉讼 虞洽卿孙子
虞洽卿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行业借到更多,发展三北轮船公司。
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慈溪镇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家里。
7岁父亲病故，他与母亲方氏和3岁弟弟相依为命。
家境贫寒，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村内同族的私塾老师虞世民，见虞洽卿聪明睿智，待人平和，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就免费收为学生，授传诵书习字，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基础。
虞洽卿发迹后，知恩图报，敬虞世民老师为上宾，使之安度晚年。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经祖叔虞庆尧的帮助，告别家乡，坐船来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
他去报到的那天，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虞洽卿马上脱下母亲缝制的新布鞋，手捧两只鞋子赤着脚走进瑞康染料商店。
店主奚老板见了哈哈大笑，双手拉住了虞洽卿的手，连声说：“好
好
”说起来也奇怪，奚老板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财神爷手捧两只元宝走进家里来。
今日见到虞洽卿的模样，正好与梦兆印证，乐得奚老板哈哈大笑。
虞洽卿“赤脚财神”的故事，广传为佳话。
瑞康颜料商店的奚老板经过多次观察和考核，见虞洽卿头脑灵活，做事精明，决定加以重用，让他跟大伙计外出“跑街”（接洽业务）长长见识。
有一次，虞洽卿来到一家洋行，看到一批生锈的颜料箱正要低价抛售，他细心地察看箱子，发现铁箱是海运中碰到水而生锈的，颜料质量没有受影响，他向奚老板汇报后，全部低价“吃进”，使瑞康颜料商店发了大财。
虞洽卿做学徒，年底按惯例发给鞋袜费12元，可奚老板另外追加40元，破格提升他为“跑街”先生。
虞洽卿经常跑洋行，见洋人，虽然在工作生活中学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但他看不懂英文，更不会书写英文。
他利用晚上去英国人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在夜校里交结了许多外国朋友。
通过刻苦认真的学习，虞洽卿能讲一口流利的伦敦口音的英语，并能读写英文，同时又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虞洽卿学习外语可说是天赋奇才。
虞洽卿在瑞康颜料商店工作12年，为瑞康店尽心尽力，使颜料店在剧烈竞争中站稳了地位。
商店事业有了进展，奚老板为拉拢虞洽卿，送他股份成为股东，虞洽卿承蒙老板栽培，出资200两银子，做了瑞康店的股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宝岛台湾被日本割占。
那时候的上海，洋人气焰十分嚣张，越界扩展租界，清政府对洋人屈膝妥协，对百姓加重欺压。
虞洽卿要想出人头地做一番大事业，还是要借助洋人，他跳出“瑞康”，请人推荐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做“跑楼”（副买办）。
虞洽卿在上海滩“人头熟”、“吃得开”，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洋行总裁的赏识。
不久，被提拔为买办。
中国人做买办除了高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是在为洋行买入卖出货物中收取Commission（佣金）。
佣金是外国洋行对中国人做买办的一种奖励。
虞洽卿在德商鲁麟洋行做了九年买办，集聚一大笔财富，开始投资闸北房地产业。
虞洽卿牢记阿姆（母亲）的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在宁波同乡中，他乐于助人，帮人排愁解难，尤其宁波籍的店主，经常在贸易中受到洋人欺诈，自己不懂英文，有理亦说不清楚。
他们请“阿德哥帮忙”，阿德哥乐于帮助店主与外国人交涉，争取权利。
虞洽卿名和德，宁波人叫他“阿德哥”。
“阿德哥”名声大扬。
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马路，强制宁波同乡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四明公所的殡仪馆和义冢墓地拆迁。
法租界当局的做法使亡灵不得安宁，触怒了宁波人的愤怒。
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尤其大批在上海的宁波人，团结起来抗议法租界当局的拆迁决定。
具有民族正义感的阿德哥虞洽卿当仁不让，协同四明公所，发动抗议示威，组织中国劳工，进行罢工斗争。
在强大的人民群众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下，法国租界当局收回拆迁决定，法国领事馆立下石碑划定地产，保证不再侵犯，四明公所取得胜利。
虞洽卿的大名在上海家喻户晓，成为商界的大亨。
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聘虞洽卿出任中国买办，首次进入金融业银行界，与高层洋人社会交往。
在与外国驻华银行金融业务的交易中，虞洽卿精明干练，办事效率高，这使得银行界高级洋人对他有很好评语。
1905年荷兰银行急需聘用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买办，在洋人的推荐下，荷兰银行重金聘任虞洽卿为中国买办，管理银行业务。
虞洽卿尽心尽职为银行拓展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深受荷兰总行的信任，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职22年，直至60多岁退休。
虞洽卿任银行买办时期，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四亿五千万两银子。
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筹措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
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予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1906年慈禧太后颁布“预备立宪”，派端方、载泽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虞洽卿被钦点随团出访。
这使他对国外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
回国后，他上疏慈禧太后，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
虞洽卿邀集宁波籍的大资本家周金箴、朱葆三等人发起创办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在1908年9月11日，英租界江西路上正式开始营业，虞洽卿被推为理事。
20世纪初，上海至宁波的水上运输被洋人太古轮船公司、东方轮船公司以及官僚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所控制，船票价高使宁波人非常不满意。
虞洽卿见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他邀集严筱舫等人筹建一个股份制公司，每股5元，许多宁波人购买股票入股，共集资40万元，于1909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担任总经理。
为了与外国轮船竞争，宁绍轮票价比其他三家轮船公司便宜，船员服务好，所以客运货运都很兴旺。
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为打垮宁绍公司，把统舱票从一元降到三角，并送毛巾、肥皂，进行“亏本竞争”，使宁绍轮业务直线下降，无法维持。
在危机时刻宁波同乡会组织船票维持会，筹集资金贴补支持，宁绍公司以低价票价和外商竞争，这种竞争“两败俱伤”。
最后外国轮船公司与宁绍公司协议平衡船票价格，竞争中宁绍公司在航运业站稳脚跟。
三年后，虞洽卿与公司大股东因购买“甬兴轮”产生矛盾，退出宁绍公司。
1913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资本20万元，总部迁到上海。
虞洽卿的理财投资有独到之处，买船只要首付30%，航行后逐年付清船款，以船养船。
买船以船作抵押，可以向银行贷款70%船款价，只要首付30%买船的现金，40%的钱可以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买船越多，公司越有钱。
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在银行业借到更多钱，发展三北轮船公司。
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以及上海至镇江，所以称“三北轮船公司”。
不久又以100万元买进荷兰造1320吨的钢壳轮船，航行于南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和南洋各岛。
1917年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买了3439吨的“宁兴”轮，专营天津、大连至上海的航营业务。
1918年12月虞洽卿出资盘进英商注册的华英合资鸿安商轮公司，购回英人的股份。
盘进了“长安”“德兴”二艘船舶，以及仓库、码头，总资金45万元，改组为华商轮船公司。
增加资本为100万元，新购“武林”、“之江”、“华威”三艘轮船，共计5604吨，继续营运长江、沿海及远洋航行。
虞洽卿认识到“航业之兴替，码头栈房为重要”。
在1916年就建造鸿升码头堆栈公司。
为了修理本集团公司的船舶，又建立了三北轮船公司机器厂，设有修船的船坞，还能制造小型轮驳、趸船及其附属设备。
从1914到1921年，三北集团已形成了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成为拥有18艘大轮船和行驶浙江沿海的45艘小轮船，以及码头栈房、船舶修造的联合企业，资本320万元，轮船码头堆栈、工厂资产700万元。
三北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行集团。
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莫测。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孙中山领导第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了，北京出现北洋军阀政府。
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三派为了争夺北京政府权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混战，永无宁日，人民朝不保夕，国土四分五裂。
在这样的政局动乱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创立的工商业，为了应付军阀、官僚和地方黑势力，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具有基本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要求国家统一、富强。
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借洋人势力，与军阀、官僚拉关系。
他们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道理，又要借洋人势力压军阀，借老百姓的力量压制洋人侵略扩张。
虞洽卿从小接受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十里洋场租界里成长，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经历过戊戌变法思潮，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
在与洋人长期交往过程中，他了解了洋人租界当局如何统治租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说虞洽卿有了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世的人生哲学。
1911年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提供房屋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提供活动经费8000银元，动员商团武装参加上海起义。
辛亥革命胜利，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募捐百万多元以资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
孙中山先生非常感谢上海财团虞洽卿等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支持直系军阀段祺瑞北洋政府。
段祺瑞北京政府1924年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
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
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
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
上海成立反帝运动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激于义愤，尤其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参加反帝斗争。
20万工人罢工，重要的是解决工人和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
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
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
虞洽卿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
仅10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7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威逼利诱民族资产阶层，对虞洽卿施压。
虞洽卿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设法改善局势”，商会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提出的13条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分庭抗礼。
修改后的13条删去了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军等4条，这是帝国主义难以接受的条款，商会作出暂时妥协，但保留了维护中国人的民权，抚恤死伤工友；惩办肇事的英国警官与枪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罢工工人给予生活费补助等。
条款送租界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
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认为为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可以在民权上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上海总商会的条件。
为了保存力量，满足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复工。
五卅运动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5年3月，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成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两湖战场歼灭吴佩孚军队主力，攻克武汉。
江西战场歼灭孙传芳军队主力，攻占南昌。
东路北伐军攻克福建，占领杭州，前锋直逼上海。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使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与国民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的见面，商议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夺取政权。
虞洽卿主要为了报复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所以极力联络共产党，发动民众暴动，夺取上海政权。
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工人武装起义。
陈独秀讲：“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
”“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
”陈独秀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的领袖。
”虞洽卿等筹集起义的经费，支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2日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28小时战斗，取得了胜利。
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
”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19人，共产党人有9人，占多数，无产阶级掌握了上海市政权。
钮永建、虞洽卿是执行委员。
不久，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与无产阶级分道。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到达上海。
上海财团虞洽卿、钱新之等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的战车上。
虞洽卿于1920年2月1日创办了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
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组成的“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
蒋介石等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进行各种证券及棉纱的投机买卖。
蒋介石赚到了大钱。
1921年夏秋时，交易所突然崩盘，股票大跌，1922年2月蒋介石变成穷光蛋并负债累累。
当时蒋介石参与策划大闹上海证券交易所，妄想侵吞日商100万元汇款。
虞洽卿为此请“大亨”李征五帮忙，最后由金融界大亨叶琢堂出面调停，虞洽卿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给蒋了事。
蒋介石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赴广东投奔孙中山。
蒋介石衣锦荣归上海，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不是官府，而是大商人和黑道青洪两帮的老大。
蒋介石的势力要在上海和全国站住脚跟，就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得到庞大军费和政治活动资金。
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3月26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上海商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蒋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
”“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
”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自动捐助”500万元，支持蒋介石“4·12”政变。
“阿德哥”虞洽卿身兼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航业公会主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工部局华董、万国商团中华队公会会长。
“在商言商”，不涉及政界，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工商业家，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利益，势必同外国资本有经济上的矛盾。
他处于旧中国的社会里，担任多年买办，“则因职务关系，与外人日益接近，对于外人性情习惯，莫不了然于胸，由是，有事交涉，辄能不卑不亢，洞中窥要，以自维其大国人民之气概。
”社会是培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学校，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良知与气质。
民族资本家有软弱妥协的一面，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能参加斗争，积极募捐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但在关键时刻考虑有资者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妥协，平息斗争。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虞洽卿从资本家立场出发，为了推翻直鲁军阀孙传芳与中共谋划上海民众暴动。
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他就辞去市政府委员，投靠蒋介石，谋求在国民党政权的扶助下发展企业。
1927年以后虞洽卿从荷兰银行买办退休，集中精力经营航行事业，成为上海的大闻人。
1936年虞洽卿的70大寿，由上海市第一特区（公共租界）市民联合会主动发起。
经过工部局董事会开会讨论，虞洽卿为“维系和推动中外关系”做出贡献，会议一致通过以虞洽卿之名来重新命名“西藏路”的决议，改西藏路为虞洽卿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顶住日本特务机关和汪伪政府的威胁。
抗战时期，租界人口激增，粮食短缺发生恐慌，为了平稳粮价，稳定社会，工部局决定让虞洽卿筹措粮食。
虞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轮船挂意大利国旗，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所以往西贡、仰光等地运米到上海的轮船，不受日本海军干涉。
解决了租界缺粮的危机。
实际上虞洽卿每次运粮都私留出一定吨位给自己装米，返沪后米高价流入黑市，他从中赚了500万元。
1941年春，战争局势紧迫，虞洽卿告别上海乘船赴香港，1942年转到重庆。
76岁的虞洽卿，在重庆与王晓籁等组织了三民运输公司，购买了300辆道奇卡车，从缅甸、仰光等运送五金配件和机器，供抗日战争军需民用。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在重庆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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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二月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其意义又是什么
二月革命 1917年3月(俄历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时，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
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但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战爆发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革命转入低潮。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从日程上取消。
190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决定俄国革命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极不适应、农民的破产、无产阶级贫困的加深以及失业现象仍然存在，因而，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还没有解决，而同时革命力量也没有被彻底破坏。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群众性革命斗争的规模已经接近1905年，其组织性和觉悟性已经大大提高了。
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发生，规模很大。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912年参加罢工的有72万 5千人，而在1913年有88万 7千人。
实际罢工的人数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这种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斗争，直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革命运动的发展才暂时被中断。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沙皇俄国是参与发动这场掠夺性战争。
战争加速了革命时机的成熟。
战争期间，俄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俄国的工业基础本来就不够发达。
1913年，全国钢的产量只有 420万吨。
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薄弱。
没有汽车制造业。
许多机器、武器仰赖外国。
战前，俄国进口的机器占37%，重要的设备、车床的自给率不到 1\\\/3。
战争削弱了俄国同国外的商业联系，机器的进口大幅度下降。
1914—1916年，俄国机器工业虽有所增长，但其产品绝大部分都被战争消耗掉。
据统计，这期间 123个大机器制造业的产品从20030万卢布增加到95460万卢布。
平均军工生产每年增长13倍多，而民用生产只增长 40%。
1916年，农业机器产品只有战前的1\\\/5，机车、车厢的生产明显减少，机车减少16%，车厢减少14%。
机器、车床严重不足，又影响矿石、煤炭、石油开采量的下降。
由于缺乏燃料、原料，高炉停火，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
战前靠进口棉花生产的纺织厂停产。
1916年，彼得格勒有20%的织机不能开工。
在前线，武器、弹药严重不足。
每月需要6万支步枪，而1914年8—12月只造出13万4千支步枪。
每月需要机枪800支，而1914年下半年总共才制造机枪860支。
交通、运输严重阻塞。
铁路承担不了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
1916年最后5个月，铁路为军队运送的粮食只能满足需要量的61%。
到1917年，粮食运输量又下降，1月为50%，2月为 42%。
有的伤兵几天领不到食物和纱布。
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粮食匮缺，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里海、伏尔加河、顿河一带却有大量粮食、肉、鱼烂掉。
1916年，储存变质的粮食达15万车厢。
海运也不妙。
波罗的海、黑海早被德国、奥匈所封锁。
俄国和盟国的联系主要通过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海参崴。
但是，内地和摩尔曼斯克之间没有铁路。
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沃洛格达之间的铁路是窄轨(1916年改为宽轨)，运输不便。
海参崴离俄国腹地又太远。
结果，大批货物被堆积在港口，无法运入内地。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煤堆得像一座座山，沿码头堆着一箱箱供兵工厂使用的车床。
在摩尔曼斯克，船只等待卸货要等几星期、几个月。
大战爆发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应征入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达1,500万，主要来自农村。
据1917年调查，在欧俄50个省份内，农村男劳动力减少 47.4%。
耕地面积减少 1千万俄亩。
耕畜从1914年的1800万头减少到1917年的1300万头。
粮食收获量减少 1\\\/4。
运输的困难又使城乡联系实际中断。
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
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 14%。
地主、富农、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
粮食往往从商店消失，却又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
1916年夏，彼得格勒粮食价格比战前提高1.5—3倍，肉和糖尤其昂贵。
广大人民处在饥饿线上，怨声载道，不得不起来斗争。
1915年在欧俄因饥饿引起的农民暴动达684起。
1916年头5个月，农民起义达510次。
在各交战国中，俄国的战线最长。
战争在5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上进行。
300万难民无家可归，缺衣少食。
很多人在战争中断送生命、受伤致残和死于瘟疫。
到1917年3月30日止，俄国共损失840万人。
许多士兵的家庭无人抚养，生活非常痛苦。
为了维持战争，沙皇政府的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到1917年3月，达300亿卢布以上。
其中 1\\\/3靠借外债支付，其余靠借内债和滥发纸币支付。
1917年，卢布的官方牌价降到55戈比，购买力降到27戈比。
国债从1914年的88亿卢布增加到1917年1月的336亿卢布。
沙皇政府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
沙皇政府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在1915年成立了国防、粮食、燃料和运输4个专门会议，来调节国内的经济生活。
但并没有能够挽救经济的破产，却对劳动人民实行无比残酷的掠夺。
大多数工厂为完成军事定货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剥削妇女、少年的劳动。
据345个企业的统计材料，平均纯利润在1913年为8.84%，1915年增加到16.49%，1916年又增加到17.58%。
经济混乱，加上军事失利，促使全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1915年5月，发生了伊凡诺沃-沃慈涅先斯克工人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
接着，科斯特罗马工人罢工。
1916年初，为纪念“流血星期日”，彼得格勒10万工人罢工。
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
抗捐、反对征调粮食和马匹的运动遍及各地。
士兵也受到革命的影响。
1915年，爆发了波罗的海“汉古特”号主力舰水兵的起义。
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也进行了维护民族利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916年 6月，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起义，是这一年的重大事件。
其中哈萨克斯坦土耳盖的起义一直坚持到二月革命后，还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展开斗争。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权危机趋于表面化。
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阿历山德拉在政治上、军事上走投无路，在精神上便寄托于迷信。
格·叶·拉斯普廷（1872—1916年）曾冒充“仙长”、“先知”，被引进宫廷。
他以迷信填补沙皇和皇后心灵上的空虚，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宫廷日渐得势，终于操纵了皇室部分的权力。
1914—1916年，在拉斯普廷的策划下，更换了4个内阁总理、6个内务大臣、4个陆军大臣、3个外交大臣、4个农业大臣、4个司法大臣。
1916年，统治集团又分裂为以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斯提尤尔美尔为首的亲德派和以外交大臣萨松诺夫为代表的亲英派，互相攻讦。
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和防止革命的发生表示愤懑。
阿历山德拉甚至被怀疑是德国的间谍，因为她出生在德国，重用亲德派。
在贵族中间，对沙皇的昏聩无道亦痛心疾首。
1916年12月，拉斯普廷在彼得格勒被尤苏波夫公爵等保皇派集团刺杀。
保皇派妄图以此来拯救罗曼诺夫王朝，阻止革命的爆发。
但在拉斯普廷被杀后，在资产阶级中间便传出一种政变的风声，说一小撮阴谋分子正准备集结于彼得格勒，企图在皇村和彼得格勒之间潜入沙皇的列车，逮捕沙皇并立即把他送到国外去。
所有这些，说明沙皇制度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二月革命的胜利 到了1917年初，革命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917年1月22(9)日，彼得格勒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举行罢工。
参加罢工的达14万 5千人。
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巴库等城市也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当时彼得格勒警察局局长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说：“总罢工的思想一天一天地获得新的支持者，并像1905年一样流行。
”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感到恐慌。
资产阶级向沙皇呼吁，希望沙皇让他们参加政权。
但是，沙皇根本不予理睬，并以解散国家杜马进行威胁。
孟什维克为着给资产阶级撑腰，邀请工人在 2月27(14)日国家杜马开会那天到杜马所在地塔夫里达宫附近举行和平示威，要求杜马建立一个使“人民有生路”的政府。
这样可以提高杜马的声望，对沙皇施加压力。
布尔什维克坚持反对孟什维克追随资产阶级的路线。
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处在国外，称中央国外局，党在国内的工作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
1917年初，参加俄罗斯局工作的领导人是维·米·莫洛托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彼·安·扎鲁茨基。
党中央俄罗斯局通过决议，指出到杜马去示威游行必然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
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
结果，在2月27日，有9万人参加罢工，大部分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在涅瓦大街示威游行，去塔夫里达宫的寥寥无几。
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的领导下，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3月3日 (2月18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厂冲压车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和召回被解雇的工人。
厂方无理拒绝，且以高压手段进行威胁，宣布不定期歇业。
在这个厂的工人中已有重大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同厂方针锋相对地斗争。
罢工扩大到整个普梯洛夫厂。
3月7日 (2月22日)，按军管当局命令，普梯洛夫厂大门紧闭。
工人无法入内，便成立罢工委员会，并决定请求其他工人支援。
冲突进一步发展为全市性的斗争。
3月8日(2月23日)，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决定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并进行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宣传鼓动。
散会后，女工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男工也跟着走了出来。
这一天参加罢工的达9万人。
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讨论了一天来斗争的形势，主张继续开展斗争，推进革命。
3月9日，彼得格勒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
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涅瓦大街集合。
警察企图把群众分开，但无济于事。
工人们时而在这里集合，时而在那里出现，继续示威游行。
在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发展起来后，布尔什维克把争取军队转到革命方面作为重大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人深入营房、哨所、巡逻队，说服士兵不向人民开枪。
3月10日，彼得格勒罢工转变为总罢工。
各种企业、商店、餐厅、咖啡馆都停止工作。
在市中心挤满了人群。
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寥夫，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关于首都局势的报告后，下令对彼得格勒罢工运动实行恐怖手段。
3月10日晚，他签署了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着令于明日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
沙皇军队连夜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5人，在彼得格勒市中心和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军警，在屋顶和角楼里架起了机关枪。
但是，革命烈火并没有被扑灭下去。
根据党中央局的决定，由维堡委员会代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职权，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3月11日是星期天。
彼得格勒工人仍涌向街道、广场。
禁卫军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士兵起义，拒绝向人民开枪。
这次起义标志着士兵已经开始转到人民方面。
晚上，布尔什维克维堡委员会开会。
会议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并计划与士兵联欢，夺取武器库。
俄国人民同沙皇制度最后决斗的时刻到来了。
3月1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向彼得格勒市中心行进。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组织工作，军队中的大批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早晨 6时，沃伦禁卫团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队长，然后上街，开往附近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和立托夫斯基团，把这两个团的士兵联合起来。
整理好队伍后，起义兵团开往维堡，同工人会合。
驻在维堡区的莫斯科禁卫团教导队进行反抗，阻止士兵参加起义。
起义士兵和工人冲进营房，击毙教导队长，夺取了武器，武装了工人。
工人和起义士兵夺取了兵工总厂和炮兵总部，缴获4万支步枪、3万支手枪和大量子弹。
布尔什维克带领群众向监狱冲击，释放了政治犯，获得释放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奔向工人区，参加战斗。
军队参加起义越来越多。
据统计，军队参加起义的在3月11日晚还只有600人，12日早晨增加到10200人，中午增加到25700人，晚上达66700人。
3月12日晚，沙皇的大臣们在玛丽亚宫开了最后一次会，但很快就被逮捕了。
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前线调回军队来彼得格勒镇压起义。
但是，彼得格勒附近的军队已经起义。
沙皇的讨伐队被阻拦在半路。
整个首都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
3月12日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经党中央俄罗斯局讨论后)以传单形式发表了《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告沙皇制度垮台，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指出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 8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
这份宣言曾在彼得格勒广为传播，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宣读，以后又重印。
它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最低纲领，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性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见证。
革命在首都彼得格勒取得胜利后，接着在各地迅速展开。
3 月12日，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和士兵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支持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3日晨，莫斯科开始总罢工。
游行队伍向红场、市杜马行进。
武装的工人把警卫撵走，解除他们的武装。
在市杜马对面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
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走进营房，同士兵联欢。
士兵很快转到革命方面。
3月1日，工人和起义士兵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火车站、市政府、警察局、电报局等，从监狱里放出政治犯。
彼得格勒附近的驻军和舰队热烈响应首都武装起义。
3 月14日，整个喀琅施塔得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
赫尔森福斯(赫尔辛基)的水兵、士兵也举行起义。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广大士兵立即行动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实行监督。
农民也欢迎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已经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解放。
他们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争取经济上的解放。
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广泛地开展起来。
这样，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 在罢工和武装起义过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
还在3 月12日早晨，在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和工人的会议上，依照维·米·莫洛托夫的建议，就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起小组，并以这个小组的名义于当天向全市散发告工人、士兵书，号召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并指定以芬兰车站为代表的集合点。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劳动派，地方自治局、城市自治机关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律师，新闻记者，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小组的成员等，3月12日(2月27日)下午2—3点，到达塔夫里达宫。
他们当中一些同工人保持着联系并进行合法活动的代表人物，如国家杜马代表尼·齐赫泽、马·斯柯别列夫、亚·克伦斯基、波·波格丹诺夫、库·格沃兹杰夫、尼·索柯洛夫、伊·沃尔柯夫等，自称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首都公众发表通告。
通告立即被印成传单，并在当天的《彼得格勒新闻工作者消息报》上公布。
通告说：在国家杜马开会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居民的代表宣布，他们的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定于今晚 7点在国家杜马所在地召开。
所有转到人民方面的军队每1连选1名代表，工厂每1千人选1名代表，不足1千人的工厂选1名代表。
从通告发表到开会只有几小时，许多工人正在街头参加战斗，不能参加选举。
孟什维克在沙皇统治时代已经能够从事合法活动，拥有方便的条件（如通过军事工作委员会“工人小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来通知自己的支持者出席会议。
结果，大多数苏维埃代表不是工人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合法工人组织指派的。
布尔什维克只有少数代表。
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尼·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
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也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只是到会议即将结束时，莫洛托夫才赶到塔夫里达宫。
经过他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才有3名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他们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彼·安·扎鲁茨基、彼·阿·克拉西柯夫。
由于群众的压力，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得不采取一些革命措施。
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进一步领导军队的革命运动；成立工人民警（赤卫队的前身），以维持首都的革命秩序；成立粮食委员会，以保证首都军民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供应；委派10名专员到彼得格勒各区，建立革命政权；在银行和造币厂设立岗哨，剥夺旧政权对财政金融的控制权；查封反动报纸，出版苏维埃的机关报。
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士兵大多数来自农民)的战斗联盟，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苏维埃。
3 月13日，士兵代表开始到塔夫里达宫参加苏维埃会议。
14日，举行了统一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10名士兵、水兵代表（其中两名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同时，发布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号命令，规定在所有部队中通过选举成立士兵委员会、水兵委员会，各部队的一切活动只能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
其中第五条规定武器必须归士兵委员会掌握，废除旧军衔，禁止军官虐待士兵。
第一号命令保证了军队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对巩固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立同样的权力机关。
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它的职权。
但是，当时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外，还有另一个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俄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害怕无产阶级更甚于害怕反动派，是一个反革命阶级。
他们很多人都是保皇派，只要求立宪，同沙皇瓜分政权，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沙皇制度。
但在革命高潮中，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
3月12日夜，他们急忙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企图抢先夺取政权。
他们还派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和国家杜马代表瓦·维·叔尔根前往普斯科夫同沙皇谈判，妄图保存君主制度。
叔尔根和古契柯夫竟向沙皇献策，说挽救皇朝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最高管理权转到其他人手中。
尼古拉二世最后决定退位，而让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
3月15日午夜，沙皇签署了退位宣言，并按照古契柯夫和叔尔根的请求签署了任命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诏书。
由于人民的强烈抗议，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当古契柯夫返回途中，在彼得格勒车站，举杯表示对米哈伊尔的祝愿时，工人们愤怒地要把古契柯夫逮捕，并把他枪毙。
米哈伊尔也没有力量登上皇位，而在1918年被枪决。
当时的实际力量在苏维埃一边。
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连印一张声明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苏维埃的同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
因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
窃取苏维埃领导岗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了资产阶级的要求。
孟什维克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
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后合法的主人只能是资产阶级，苏维埃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促使它向左前进。
布尔什维克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3 月15日，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批判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杜马代表达成协议的计划，建议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孟什维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攻击无产阶级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鼓吹利用资产阶级来巩固对沙皇制度的胜利，蒙骗一些苏维埃代表。
结果，苏维埃以多数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
大地主格·叶·李沃夫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首领巴·尼·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十月党首领亚·伊·古契柯夫为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为司法部长。
这样，形成了既有苏维埃又有临时政府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为什么掌握了实际政权的苏维埃竟然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窃取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
大批小资产阶级直接卷入革命浪潮中，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和不稳定性。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的成份发生了变化。
大批有觉悟的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
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业主。
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
第三，二月革命期间，革命领袖列宁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侨居在国外。
在国内，许多布尔什维克尚被关在监狱或在远离革命中心的流放地。
革命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
第四，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
这些，使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优势。
当沙皇制度在革命的打击下一倾覆，资产阶级便接着上台。
从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大罢工开始到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止，在8天内，沙皇制度彻底崩溃了。
二月革命进展之迅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月革命这样快地取得胜利不是偶然的。
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促使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激起人民极大的反抗力，是二月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列宁说：“俄国革命之所以如此容易发生，只是因为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极其野蛮的压榨，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那样严重地受到战争的磨难和痛苦”。
二月革命所以胜利还在于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
这次革命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获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么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
在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同农民结成了亲密联盟，而且资产阶级看到人民即将战胜专制制度也投机革命。
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人民力量占优势。
革命遇到的阻力比较小。
所以列宁说：“二月革命获得最初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
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1905年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 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尽管处境很困难，人数又少，但他们没有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领导革命运动。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是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
在二月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指出实行这个纲领的道路。
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任何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不敢公开触及这些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
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发展，“使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仿佛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
这就为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月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次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欧洲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本国反动政府，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的高涨。
大家好，我急需一篇关于“工人是最可爱的人”的文章，要描写化纤工人的，因为我们是化纤厂，万分感谢。
廉价的中国工人最可爱一切似乎都没有悬念，2005年中国592万辆的汽车销量，让我们在销售数字上狠狠地过了把瘾。
中国人的汽车消费终于超越了日本，仅位列美国之后。
与此同时，日本丰田在大洋彼岸与美国通用打得不可开交，力图抢夺通用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中国这个在汽车销量上勇夺世界第二的大市场，却没有一个本土企业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我们只看到全球从一流到三流的企业陆陆续续都来这里安家，个个生龙活虎，霸气十足。
多少在“老家”经营不善、赤字连连的企业，到了中国却是张灯结彩满堂红。
那些跨国企业，尽管赚得盆满钵满，却总是慨叹对中国市场的“油水”含量估计不足，并为此懊悔不已。
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而“壮烈牺牲”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的劳动者们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提供劳动产品，也让发达国家的企业充分获取了剩余价值。
他们严重的体力透支，换来的是贷款利率高得吓人的房子和价格不菲的汽车。
但为了提前享受到有房有车的“小康生活”，他们却心甘情愿受苦。
据了解，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将近50％，我国却一直维持在12％～14％，GDP的高速增长与全民收入的增长并不成正比。
而不法煤矿主、转轨富豪及某些特权阶层的普遍存在，也让人们对这个世界第二大汽车消费市场信心不足。
尽管市场上的车琳琅满目，但第一次买车的中国老百姓却谨小慎微，考虑到维修费用和耐用性，很多人还是选择了那些过时的产品。
造型新颖的小车为什么落选，是中国人没有审美观吗
在4S店销售的新车为什么卖不过路边就能换零件的老车，是中国人无法接受专业服务吗
很多人的回答往往是无奈的。
因为不精打细算，这车就养不起。
有的家庭买了车，车就成了生活的全部，一家人为一辆车忙活，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负担。
当美国工人成为全球工人阶级艳羡的对象时，人们也惊诧于美国政府对陷入泥沼的企业没有丝毫怜惜。
政府冷酷、工人绝情，资本家痛哭流涕，受困的企业反而成为众矢之的。
在美国，人们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企业的“陨落”是不留情面的。
而在中国，多少经营不善的企业是依靠政府的救济苟活
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由政府组织重组，拨巨款为其填补财政赤字，一些无能的企业就这样重生、垮台、再重生，消耗着国家的财政资金，吞噬着纳税人的钱。
当通用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主动将其220万美元年薪削减一半的时候，他的善举并没有得到工人们的同情，因为在他自我救赎的同时，虽然没敢动工人工资一个子儿，却减少了退休工人的福利。
这在企业危机重重、却仍要求加薪的工人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无独有偶，为了让被裁减的员工离开企业，福特不仅为所有员工推出一项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的待遇，离开企业的员工还可一次性领取10万美元的离职金，但应者寥寥。
由于美国工会的强势，即使员工被企业解雇，他们仍享有全额工资和退休福利。
10万美元充其量就是工人们一年的薪水，而免费上大学显然也没有高福利有诱惑力。
有人认为，美国政府最大的顾虑可能不是一两家大公司的破产，而是成千上万工人的破产。
即便这些公司有多么伟大，都比不上那些小经济群体的利益，因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让T型车进入了千家万户。
其重点不仅仅在于T型车有多么廉价，还在于工人们是否能够消费得起。
1914年，老福特首次向工人支付每日5美元的工资，让工厂的每一位工人都有钱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从而培养出大批美国中产阶级。
“降低工资是最容易也是最粗劣的解决方法，它其实是把管理者的糟糕管理全推到工人身上的一种做法。
”老福特100多年前的名言至今仍是汽车工会与资本家抗争的理论依据。
他们认为，庞大的福利体系使得更大规模的汽车消费成为可能，这其实是帮了资本家的忙。
但今时不如往日，在当前日韩企业大举进攻美国市场，汽车消费又趋向饱和的情况下，高福利早已成为美国本土企业的负担。
当然，那些在欧美市场穷困潦倒的汽车企业在亚洲还有一线生机，而中国市场无疑是他们最容易抓到的救命稻草。
这根稻草到底有何魔力呢
欧美企业热爱中国市场，因为这里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他们不仅充满了敬业精神，而且任劳任怨。
在这里创办合资企业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只要你定的薪水比国企稍高，就会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奔过来。
美国汽车工会会员平均工资约为每小时62美元，而中国工人约为每小时1．5美元。
尽管与外国同行相比有近41倍的差距，但中国工人还是以进入外资或合资企业为荣，毕竟这里的待遇要比国企的“铁饭碗”强很多。
“还我养老金，还我医疗保险，还我一切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当欧美企业忐忑不安地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些不安分的欧美工人的叫骂声还萦绕在老总们耳际。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劳资冲突，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工人的强势。
但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通常会以工资最低、工人最安分、管理最严格等条件来吸引外资，只要能搭上合资这班车就行了。
通过这么多年没有技术含量的合资，我们的收获甚微。
整车企业50∶50的股比限制，让我们得到了一部分利润，却磨灭了自主的意志。
而在本国市场陷入困境的跨国企业，却在靠中国市场为其输血。
当外方在合资企业中掌握充分的话语权后，企业的命运也被铐上了镣铐。
一旦跨国企业在其他市场出现问题，就会进一步榨取合资企业，中国工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有人说，为什么不让汽车业先行，培养一批能买得起车的中国蓝领呢
中国工人素质的低水平、低层次，是不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过于廉价而造成的
那些为合资企业打工的中国工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美国同行的养老金。
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评出了2009年度人物。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除了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这样的“权势人物”之外，平民味儿十足的“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亚军。
曾几何时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风光无限。
中国工人阶级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废墟上，挑起了建设中国大梁；在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三线建设”中背井离乡；在国企改革风云中，舍小家顾大家顾全大局；在市场大潮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盖起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更是让世纪的中国挺起了脊梁
中国工人获得了《时代》的认可，却并没有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尊重和认同，有调查显示，中国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
想当年国内各个行业开办的技术工人技校，招生时和大学一样火热，如今却是关停并转门可罗雀。
我们的高考制度以及被誉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从制度上鼓励了社会精英投身于脑力劳动，不屑于体力劳动，客观上造成了只有被社会遗弃的落榜者和青年农民，不得已投入工人的行列。
虽然我们年年都过“五一劳动节”，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可是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者概念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到社会成员的各个层面，已经体现不出对体力劳动者，尤其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的敬意。
要知道真正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第一生产力，除了工人也就是农民，他们的工作最辛苦收益却最少。
他们是人类生存发展这场持久战中，最前沿的战士，死伤最多，军功最大，在分配制度上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
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更多的是隐含于社会文化中恒久的偏见。
我们的传统文化虽然有其优秀的一面，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的观念，可以说是世世代代阴魂不散。
以至于五四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良莠一锅端，后来又经过更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但是也仅仅伤了其一点皮毛。
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是一砖一瓦、一个螺丝、一个焊点搭建起来的。
我们讲公平正义，我们应该由衷地尊敬那些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我们创造真实财富的工人和农民。
至于其它的各个行业的人们，尤其是领军的成功人士，社会已给予了丰厚的物质回报，就把这一点精神的慰藉奖励给我们的工人吧
《时代》评价说：中国经济“保八”，在世界重要经济体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酒足饭饱，尔虞我诈之余，愿意为中国工人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发展和建设寄托在空穴来风的股市、楼市、车市上，把我们的后代都培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爷、小姐，把我们的优秀青年都培养成白领的社会精英。
我们就不会有足够的、优秀的、忠于职守的工人，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一个底部残缺的基础之上，要想得到持续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经济建设战斗中，重新审视，擦亮双眼，把最高的荣誉授予，当代最可爱的人-----中国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