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恶霸是什么意思
1、解释 依靠或组织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的地主。
他们勾结官府，甚至私设公堂、牢狱，经常用权势和暴力欺压、掠夺人民，有的还拥有武装，或豢养流氓打手。
2、特点 恶霸地主是地主阶级中最凶恶残暴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支柱。
中国中，不仅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而且根据他们的罪行，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3、相关介绍 地主是指在社会处于封建特征的时期，具备土地作为的一个阶级的人的简称。
在东方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概念。
西方学指的是农场主Farmer (注：Farmer在中文翻译为农民，在英文中其实是指具备土地作为的人，因为西方实行的是农场化管理，故农场主即为地主）。
东方学说中古代未有这个称呼，近代引进这个称呼后，泛指具备相对多的土地作为资本的人。
相对的概念十分宽泛，但多数地方以聚集地为概念。
关于〈林海雪原〉中的一段经典对白...
包衣人:满语“booi”，意即“家的”，指某人的私属。
内务府三旗（booi ilan gusa,ilan是三的意思， gusa是旗的意思）是包衣三旗，由原来上三旗的包衣组成，已经跟八旗脱离了关系。
包衣是满文booi 的音译，boo 是满语“家”的意思，i是虚词“的”的意思，合起来即为“家的”。
包衣本身是一个形容词，但在满洲与清朝的文献中，包衣代表的是一个身份。
在满族的社会中，包衣除了可视作家人的一部份外，同时亦可视作奴仆，但满文另有一个名词也是有奴仆的含意－阿哈（aha），包衣阿哈中男的叫做包衣捏儿麻（booi niyalm a），女的叫作包衣赫赫（booi hehe）。
在清朝入关前满文的档案中有写作包衣（booi）、包衣人(booi niyalma) 与包衣阿哈(booi aha)几种，而在八旗制度与清代的皇室机构内务府里也分别可见到包衣牛录（booi niru）、包衣按班（booi amban）等字样。
由此可推知，满洲人在使用包衣这个名词时，有分笼统性的使用与专指性使用两个层面。
而在实际意义上，一方面，包衣是满族氏族社会里的家奴，另一方面，包衣是清朝统治阶层里的臣子。
满洲圈占以后,起初分给八旗贵族、军官及兵丁。
贵族、军官用包衣耕种,包衣是俘虏、买卖、投充来的家内奴隶,因此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倒退的现象。
引起了包衣的反抗,使之不能维持。
于是清朝政府改变它的经营方式,组织农庄。
庄分大庄(地420-720亩)、半庄(地240-360亩),近情况拨给八旗王、公、宗室,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将所收地租分给王公宗室。
官庄采用租佃出租给农民,改变过去以包衣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办法。
官庄设庄头,直接管理农民,征收地租。
庄头是二地主,是恶霸,《红楼梦》里写乌庄头,就是这种二地主的艺术形象,它写的乌庄头交租,基本上反映了官庄的经营方式。
官庄上的农民承受了严重的剥削,进行反抗斗争。
不许庄主、庄头“增租夺佃”,并最终迫使庄主承认了这一要求。
内务府的组织渊源于满族社会的包衣（奴仆）制度，其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
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由皇帝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特简，或从满洲侍卫、本府郎中、三院卿中升补。
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承办。
以皇室家奴--上三旗里的包衣人--来代替了太监的各项执事，故而清朝太监的数量仅二千人，不足明朝的十分之一，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
中央机构的职务即“缺分”，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
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占有。
汉军和汉人的额缺325个，仅占15.6％。
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政治家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文学家曹雪芹、建筑大师“样式雷”世家等。
内三旗的构成与八旗也有所不同，内参领下设有内府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
内府佐领，即皇家所有的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平民；旗鼓佐领即皇帝所有的汉人佐领。
宗室奕赓《寄楮备谈》中说得明白：“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
”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五三中，又把“旗鼓佐领”，直接写为“（内务府）汉军佐领”。
旗鼓佐领均由关外入旗的辽沈旧汉人编成。
内管领（满语为“珲托和”，意即“半个佐领”），又称“辛者库牛录”，意思是“内管领下食口粮人”。
编入内管领的最初是满、蒙、汉族奴仆，以后内部成分渐有分化。
《寄楮备谈》说：“辛者库，乃半个佐领下食口粮人也，起初原系家奴，向例不许为官，内府俱贱视之。
”在内三旗中地位最低下。
内府三旗初设满洲佐领9，旗鼓佐领12，高丽（朝鲜）佐领1，以及内管领20。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增至满洲佐领15，旗鼓佐领18，朝鲜佐领2，管领30。
内三旗包衣人，除担任内廷供奉亲近差使，专供驱使外，有按丁披甲的义务。
其中，满洲、朝鲜佐领，披甲人各89名（或90名）；旗鼓佐领，披甲人各59名：管领，披甲人各89名。
兵种为前锋、护军、骁骑，均分别编营。
乾隆年间，内三旗护军营额兵1065人，前锋营额兵1114人，骁骑营额兵5250人。
均布列皇城内，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卫皇宫，是直接役属皇室的亲兵。
内府旗人的身份地位较低，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奴仆和私属，一旦为其宠信也可能外任肥差、执掌重权，成为诗礼簪缨的世家望族。
内府旗人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抬旗或改旗。
1632后（顺治九年）议准：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有军功劳绩，奉特旨令其开出内府佐领、内管领者，各归上三旗旗下佐领。
顺治年间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籍，以后世祖认为定罪过重，又将他开出包衣；王辅臣初为八王阿济格儿子的“虾”（侍卫），八王得罪死，王辅臣被没入“辛者库”为奴。
世祖闻其勇冠三军，特旨拔出辛者库，授御前侍卫。
在人数众多的内府旗人中，能膺此殊荣的，只是凤毛麟角。
内务府三旗的形成，是满族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起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同时，又保留着满族早期奴隶制的明显残余。
内三旗与八旗并行不悖的存在，构成清代满族社会组织的一大特色。
内务府三旗设立护军、骁骑、前锋三营。
护军营设立护军统领三人，兵丁共1065人，雍正时期增设圆明园内务府三旗护军，设参领三人，士卒共120人。
圆明园护军营包括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圆明园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以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为主。
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主要承担内廷和景山的宿卫、后妃、皇子居住的宫殿守卫、出行扈从，顺贞门是值守重点，雍正时，改由内务府护军营掌管，还设有救火的防范兵100人。
骁骑营无统领，设参领15人，每旗5人，士卒5250人，主要配合护军营守卫西华门以北。
前锋营的最高职务是前锋校委署前锋参领，每旗2人，士卒114人，都从护军营抽调，主要负责表演骑射。
内务府护军、骁骑平日训练都由内务府都虞司掌管。
尽管清初将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称为秀女，但挑选的方法和她们在宫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
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由户部主持，可备皇后妃嫔之选，或者赐婚近支(即三代以内、血缘关系比较密切的)宗室；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人最终被逐渐升为妃嫔，但承担后宫杂役的，都是内务府包衣之女。
到了清代后期，包衣三旗的应选女子就不再称为秀女，而在挑选宫女时，就明确地说“引见包衣三旗使女”了。
所以说，能够成为清廷后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至于亲王贝勒另有使唤的下五旗包衣，清朝入关后，有大量汉人投充和被掳掠到各王公八旗下，成为他们的奴仆。
描写社会风气好的成语有
太平盛世 、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童叟无欺、夜不闭户等。
1、太平盛世 【解释】：安定、兴盛的时代。
【出自】：鲁迅·现代《坟·灯下漫笔》：“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出自】：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与不贤，似乎都已经意识到在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2、拾金不昧【解释】：金：原指钱财，现泛指各种贵重物品；昧：隐藏。
拾到东西并不隐瞒下来据为己有。
指良好的仆人道德和社会风尚。
【出自】：清·吴炽昌《客窗闲话·义丐》：“乃呼里长，为之谋宅于市廛，置货立业且表之以额曰‘拾金不昧’。
”【出自】：于是呼里长大，为他谋划住宅在市场，在货站业而且表的用名为‘捡金不昧’。
3、助人为乐【解释】：帮助人就是快乐。
【出自】：冰心·当代《咱们的五个孩子》：“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
”【出自】：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快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到处都在发生。
4、童叟无欺【解释】：童：未成年的孩子；叟：年老的男人；欺：蒙骗。
既不欺骗小孩也不欺骗老人。
指买卖公平。
【出自】：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
”【出自】：只是不知道可以有‘货真价实，儿童老人没有欺骗’的字样没有
5、夜不闭户【解释】：户：门。
夜里睡觉不用闩上门。
形容社会治安情况良好。
【出自】：《礼记·礼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出自】：是故谋就不会发生，盗窃、捣乱、破坏的行为就不会出现，所以门户向外开着而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
水浒传中的王庆的性格特点
《水》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故事。
据《东都事略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
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
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
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
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
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
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
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
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思想内容】《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
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
《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
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
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艺术成就】《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
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版本】《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版本有简本、繁本两个系统。
明清以来流传的版本较多，各本差异较明显，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种繁本。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
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
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
《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
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
“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
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
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
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
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
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
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
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
“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
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
”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
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
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
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
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
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
“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
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
”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
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
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
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
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
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
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
这个看法尚有争论。
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
”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
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
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
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
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
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
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
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
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
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
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
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
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
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
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
’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这样便脱身而去了。
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
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
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
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
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
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
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
《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