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吕祖谦为首的浙东学派都有那些人
主要思想分别是什么
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
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宋时“两浙东路”（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钱塘江以东各地市）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
其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庞杂，著作繁多，其重要学术取向是“经世致用”。
狭义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故名。
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注：古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地区） 狭义的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
因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今宁波绍兴）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注：古以钱塘江为界），故名。
阳明学派及浙东史学或包含其中。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
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
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
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支流，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相对。
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
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
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
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
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
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
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棕西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
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宋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经世致用派等。
陆九渊本人则提出“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
宋学吸纳儒、释、道三派，形成了所谓的理学与心学，凌廷堪认为“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
方东树则认为“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
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
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
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
吕祖谦字伯恭，寿州人，因吕姓郡望东莱，世称东莱先生。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官宦世家，八世从祖吕蒙正（圣功），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第一。
祖谦自幼随父在福建任所，师从林之奇，至临安，师从汪应辰和胡宪。
吕祖谦以祖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改为迪功郎，孝宗隆兴元年四月，中博学鸿词科，特授左从政郎。
乾道二年十一月，其母逝，归葬婺州。
乾道六年，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乾道八年二月，其父去世，久居明招山守墓服丧。
淳熙三年，因李焘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
吕祖谦与朱熹、张栻过从甚密，时称“东南三贤”。
曾与朱熹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的月泉书院，论学主“明理居敬”，认为“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
祖谦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创“吕学”（“婺学”），为金华学派的代表，开“浙东学派”先河。
吕祖谦极力主张抗金，恢复失土。
重视史学， 仿司马光《资治通鉴》撰《大事纪》12卷与《大事纪解题》12卷，还有《通释》3卷，内容较《通鉴》精简，史称“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以自附于述而不作之义”。
可惜祖谦40岁左右健康转坏，患“萎痹”，自言“非药石所能料理”，43岁以后，右肢瘫痪，行动不便，未竟其书。
南宋淳熙二年，由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名之为“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双方“相与讲其所闻之学”，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即可，致使“朱熹不慊”，不欢而散。
陈亮尊奉吕祖谦为“道德一世师表”。
淳熙四年奉宋孝宗之命编辑《宋文鉴》。
鹅湖之会，是中国宋朝时的一场程朱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辩论，由吕祖谦主持。
辩论方为：程朱派朱熹，对抗心学派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
地点在鹅湖山（今江西省铅山县），邻近郡县官吏、学者百人列席观会。
双方连三日激辩，陆九渊略占上风，但最后未明定胜败结果，陆朱两方各自萧然离去。
鹅湖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上饶市铅山县。
鹅湖山上建有鹅湖寺，鹅湖之会即在此举行。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哲学理论分歧，使两人的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
六月，由吕祖谦主办，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参加，此一次“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是一场中国哲学大辩论，列席旁听者有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江西、浙江、福建官员及学者百人以上。
朱、陆双方的朋友和门生弟子都参加了。
在这场大辩论中，双方“相与讲其所闻之学”，朱熹侧重“道问学”，他认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和穷理，二者相互把持运用。
陆九渊、陆九龄侧重“尊德学”，力主发人之本心。
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致使“朱熹不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
双方争议了三天，辩论非常热烈。
陆九渊逼问朱熹“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
”，认为明心见性，何必死读书，陆九渊兄弟略占上风。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最后未曾明定结果，也谈不到消除歧见。
象山门下朱亨道有一段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
会后，张栻写信给朱熹问到：“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朱熹回书说：“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
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
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后来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说道，鹅湖之会以后，“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
四年之后，又爆发了“皇极之辨”。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鹅湖之会”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
”后代的理学家为纪念朱、陆二方的辩论，便建立“鹅湖书院”。
后人为纪念鹅湖之会，于此立四贤堂，设有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等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三任妻子芮氏去世。
晚年喜阅读医书。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病故。
葬于浙东武义武阳镇明招寺南300米。
岳父韩元吉在吕祖谦死后有诗：“青云涂路本青毡，圣学相期四十年。
台阁久嗟君卧疾，山林今叹我华颠。
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
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西望涕潸然。
”。
著有《左传说》、《东莱博议》、《历代制度详说》、《宋文鉴》等书，及与朱熹合编《近思录》。
清初四库馆臣评其成就“祖谦于史学最长”。
吕祖谦有三妻，南宋著名儒官韩元吉的二位女儿韩复、韩螺，淳熙四年十一月初二继娶国子祭酒芮烨之女芮氏。
三妻皆早亡，二子一女夭亡。
绍兴三十一年，元配韩复生长子岳孙，20天后夭折。
绍兴三十二年韩复病亡，葬于明招山。
是年次子齐孙又于九月夭亡。
另有一女吕华年，生于1159年，长大后嫁给潘景良。
乾道五年，再娶韩螺（原配韩复之妹），乾道七年，四月韩螺生一女，五月，产后不久，母女皆病卒，葬于明招山。
淳熙四年，又娶芮氏为妻。
第三任妻子芮氏生有一子吕延年，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芮氏又病亡。
吕祖谦撰墓志铭：“某病废，夫人获视，劬瘁得羸疾以卒”。
吕延年官至寺丞。
梁红玉的50字左右英雄事迹
1927～1937年间 蒋介石领导的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称为“”。
包括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因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战争，所以又称为或。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的军政大权。
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7日，下达总攻击令。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4月7日至5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鲁南和鲁西，参战部队为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诸部。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战，沿津浦铁路北进的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韩庄、滕县、界河、邹县、兖州、金乡、曲阜，27日进抵泰安；由鲁西北进的孙良诚诸部先后攻占郓城、巨野、嘉祥、汶上，21日攻克济宁。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直鲁军残部北逃。
②5月上旬至6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参战部队包括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于5月6日命令第一集团军绕道北进，并于19日抵达郑州，与冯玉祥议定三路进攻京津的计划：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铁路之间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分别由京绥、正太铁路转赴京汉铁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进。
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先后占领沧州、安国、博野、饶阳、张家口、保定等地。
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宣布退出北京，并于6月4日在返奉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
8日，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12日和平接收天津。
③9月初至下旬为第三阶段，主要战场在冀东，参战部队主力为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
9月4日，白命令各部攻击前进，经过八天作战，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今滦县)。
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4日，白再命各部渡河会攻昌黎。
23日，在奉军张学良的夹击下，直鲁军被迫接受改编，历时二十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以后，为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讨伐其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战争。
主要有：蒋桂战争1928年，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奉系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被南京国民政府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
其导火线是主席鲁涤平免职事件。
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但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与桂系貌合神离。
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人的军队。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组织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
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自3月27日投入战斗，至4月2日，先后占领武穴、罗田、黄冈、青山等地。
4日，桂系将领胡宗铎等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投蒋的不利形势下，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日，蒋军进驻武汉。
21日，胡宗铎等人通电下野，武汉战事结束。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为根本铲除桂系，随即组织了进攻广西的第二期作战。
5月21日，蒋军陈济棠部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后组织的“护党讨贼军”主力。
25日，弃桂投蒋的何键部占领桂林、平乐。
6月2日，何、陈联军攻占梧州，进逼南宁。
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战争冯玉祥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且在蒋桂战争中扮演卞庄刺虎角色，欲收两虎之利，因此，蒋介石在取得讨桂战争基本胜利之后，立即增兵河南、山东，迫使冯玉祥收缩兵力，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至陕西潼关，并于1929年5月27日通电宣布下野。
同年10月9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等人再次发表反蒋通电，蒋冯战争又起。
从10月下旬至11月22日，蒋军在河南发动三次总攻，先后占领登封、洛阳、老河口、谷城、南漳，冯军再次失败，全部退回陕西。
蒋张桂战争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防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随即率部向湘西进军。
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宣布罢免张发奎、俞作柏等人一切职务，命刘峙、川军刘文辉等部追击、堵截张军，陈济棠、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俞作柏部。
9月26日，张发奎在湖南石门被何键湘军击败，退走辰州。
10月4日，吕焕炎引陈济棠粤军进入广西梧州，俞作柏逃往香港。
11月1日，张发奎部由湘西到达广西。
这时，汪精卫决心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任李宗仁、黄绍□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
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发表联名讨蒋通电，指挥桂军，配合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再度扩大。
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赴粤主持讨伐张桂军。
12月4日，何指挥谭道源等五路大军向张桂军反攻。
经半月激战，张桂军大败，退回广西。
蒋唐石战争1929年12月，正当蒋张桂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又爆发了蒋唐石战争。
12月2日，石友三在江苏浦口通电反蒋，隔江炮击南京城。
次日，唐生智等五十三人在河南郑州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一致反蒋。
蒋介石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政治诱降石友三，重点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12月中下旬，蒋军和阎锡山晋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唐军，先后攻占遂平、郾城、郑州等地，并在驻马店地区摧毁唐军供应站。
1930年1月初，唐生智化装潜逃，所遗各部接受蒋军改编，唐石反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蒋阎冯桂大战1930年春，阎锡山见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先后为蒋介石所败，自身地位朝不保夕，于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电约蒋介石同时下野。
阎的反蒋号召，得到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的响应和支持。
3月14、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宣誓就职。
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会攻济南；并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
5日，蒋介石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
12日，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河南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5月1日在南京誓师，11日下达总攻击令，讨伐阎冯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5月11日至6月下旬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蒋军虽一度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但总的形势对蒋不利。
归德很快被冯军收复，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不得不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
②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
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但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军的变化。
在湖南，蒋军三路反攻长沙，迫使张发奎和桂军于7月4日退回广西。
在山东，蒋介石调集重兵，自8月1日起，对兖州以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仲宫镇、邱庄、野老庄、肥城、界首等地，并在泰安激战五昼夜，歼灭阎军主力大部。
15日，蒋军重占济南。
在河南，蒋介石于挫败冯玉祥以攻取江苏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后，复厚集兵力于陇海、平汉两铁路，对冯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并于9月17日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迫使截断后路的冯军转向豫北撤退。
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均取得全面胜利。
③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
由于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
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战争结束。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
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我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原来自己的观念就会瓦解 ，这是为什么
这是韦奇定律，由美国洛杉矶的经济学家伊渥·韦奇提出。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做出各种决策，大到择业、婚恋，小到出行、购物等。
而借用马克思的话，人又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周围都有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等人际交往圈。
因此，在准备做出决策时，不可避免就会咨询他人的意见。
这时，就必然面临韦奇定律的困扰。
当一群远足的人走到一个岔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如果你想往左走，但其他人都想向右，那么你是一个人勇往直前，还是去跟随众人的脚步
对一件事情众说纷纭，大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这时，你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做报晓的雄鸡；还是人云亦云，做群鸣的青蛙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时，如果身边的人都不支持你，甚至怀疑、否定你，这时，你还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吗
你还会有勇气和决心来执行自己做出的决定吗
美国著名女演员·斯米茨童年的时候住在加拿大的一个农场里，她在农场附近的小学读书。
一天，她回来之后哭了起来，她的父亲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们班级的一个女生说她长得很丑，跑步的姿势也非常难看。
父亲听完后笑了起来，他并没有说“你长得很好看，跑步的姿势也很好看”之类的话，而是说：“我能够得着咱们家的天花板。
” 听了父亲的话，·斯米茨很是惊奇，她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把话题扯到天花板上，就再问了一句：“你在说什么
” 父亲回答说：“我是说我能够得着咱们家的天花板。
” 不再哭了，她看了看天花板，太高了，足有4米高，父亲怎么会够得着呢
虽然她这时候还小，但是她看看父亲的身高，再看看天花板离地面的距离，她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的话。
父亲问她：“你不信是吗
”索尼亚点了点头。
父亲接着说：“这就对了，那么，你也别相信那个女孩子的话，因为，不是每个人说的话都是事实。
” 别人的评论是能改变一个人的，很多人也很在乎别人的评价，这就导致很多人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了，他们是在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如果是这样，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体精神。
你要知道，你不可能被世界上所有的人喜欢，你也不会喜欢世界上所有的人，有人说你这不好你就去改变，等你改变之后，肯定会有人说你那样做是不对的，那么，你该听谁的呢
韦奇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主见，但如果受到大多数人的质疑，恐怕你就会动摇乃至放弃。
但许多伟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比别人看得更高、想得更远，更坚定地忠于自己所做出的选择。
所以，你最好是只听自己的，遵从内心的想法。
，群雄逐鹿，剑拔弩张。
北踞中原，试图吞并江南。
在南下征战之前，向修书表示，欲“与将军会猎于吴”，威胁之意溢于纸面。
东吴朝野顿时人心惶惶，大臣们分成两派，以三世老臣为首的一派认为势力极盛，难以与之抗衡；而以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力抗曹贼。
到底做何决策
降者易安，战恐难保。
就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了等人的意见，更坚定了与曹操战斗到底的信念，并当场拔出宝剑，砍下案头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孤意已决，再有言降者，如斯
”于是，在英主的领导下，东吴将士奋力抗战，于是有了赤壁的辉煌，打得百万曹军“樯橹灰飞烟灭”，不可一世的曹操败走华容。
在这个例子里，本身不愿做亡国之君，再就是对东吴的有相当了解，本意就想力战拒曹，由于有等一帮军方将领的支持，更坚定了他的信念，最后在朝廷上，虽然开始战、和两立，但最后却高度统一达成共识，所以才让曹操几近覆灭。
虽然历史不能推翻，但我们可以假设。
如果孙权是自己毫无主见，又对东吴的士气、军力不了解，在朝廷上，他肯定一头雾水。
或者盲目从众，献地求和；或者逞匹夫之勇，如果周瑜等人也反对力战，他却一意孤行，不顾实际
周瑜的性格特点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狭窄、妒贤忌能的典型，当他现诸葛亮的才智超过自己，便想方设害，必欲除掉孔明而后快，结果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气得吐血身亡，临到绝命之时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
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是相当成功的，但从历史的真实性讲，则全属子虚乌有，纯粹是小说家的文艺创造。
历史上的周瑜，当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也根本不存在“三气周瑜”的任何蛛丝马迹。
若从周瑜与孔明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俩在赤壁之战前后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看，真正的赢家倒是周瑜而不是孔明。
才华横溢、精明老到的周瑜，实际上远远盖过了初出茅芦的孔明。
周瑜助孙吴创业江东之时 孔明尚在流寓、隐居之中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人。
他长得高大健壮，容貌俊秀，一表人才。
他出生于公元175年，比诸葛亮要年长六岁，他步入政治生涯的时间也比诸葛亮早得多。
诸葛亮26岁才出山，周瑜20岁刚出头就踏入戎马行列了。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借故脱离表术归取江东之时，周瑜即由丹杨(今安徽宣城)其叔父处率兵迎策，帮助孙策渡江东下，击败当时的杨州刺史刘繇，为孙策平定江东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周瑜年方21岁。
周瑜跟孙策同年，早先孙策父亲孙坚起兵讨董卓迁家至舒县时，周瑜曾空出自家的一所大宅院让给孙策居住，两人交情十分深厚。
所以当孙策归取江东时周瑜前往相助，孙策对此非常高兴，对周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事业一定能成功了。
孙策击败刘繇后已有数万人马，认为平定吴郡、会稽郡已不成问题，让周瑜回去与叔父共同镇守丹杨，不久袁术派他的堂弟来代替周瑜叔父做丹杨太守，周瑜便和他叔父来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
寿春是当时盘踞江淮的大军阀袁术的老巢，袁术看中了周瑜，想要任命周瑜为部将。
周瑜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借故离开寿春，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回到吴郡孙策身边。
孙策亲自前去迎接，并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官职。
当时孙策本身也只是个将军身份，这个中郎将是孙策私自署置的，其地位次于将军。
当时周瑜为24岁。
年纪轻轻的周瑜，一到东吴便被封为中郎将，吴郡的人都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因为周瑜是庐江郡人，在那里很有威望，于是派他到庐江郡驻守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牛渚(位于今安徽当涂县北，又名采石)，后又兼任春谷(今安徽繁昌县西南)县长。
不久，孙策想夺取荆州，任命周瑜为中护军(与中领军同为重要军事长官)，兼江夏太守(实际上此时的江夏郡为刘表所有，孙策任命周瑜此职意在进讨江夏取荆州)。
周瑜随孙策取荆州攻克皖县(今安徽潜山县)，得到汉末大臣桥公(桥玄，官至太尉)两个女儿。
桥公二女皆天姿国色，有倾城之貌。
孙策自己娶了大桥，周瑜娶了小桥。
接着又攻下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并进讨江夏郡，但未能得手。
在回兵之时向南平定了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孙策从豫章郡中分出，治所在今江西吉安西南)两郡，周瑜留下来镇守庐陵郡的巴丘(今吉安市北的峡江县)。
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之前，周瑜在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之初即崭露头角，成为帮助孙策奠定江东基业的第一功臣。
孙策其时已据有丹阳、吴、会稽、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其中只有征取吴郡、会稽郡时周瑜未参与，但也有他的功劳，因为若不是他协助孙策渡江，打败扬州刺史刘繇，吴郡、会稽就不可能为孙策所得。
当周瑜名震江东成为孙氏政权开国元勋之时，诸葛亮还远远没有出道。
孔明14岁那年(公元194年)，离家随其叔父去豫章任太守，逢变故又随叔父到荆州投靠刘表。
17岁时(公元197年)叔父病故，孔明转到襄阳以西20里的隆中(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定居，开始过起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涯。
所以当周瑜协助孙策开创江东(长江以南苏、浙、皖一带)基业之时，诸葛亮正在流寓和躬耕吟读之中。
此时的瑜、亮自然无法相比，也不好去比。
瑜、亮的真正相比要从公元207年冬诸葛亮出山之后才能谈起。
赤壁之战唱主角的是周瑜 孔明只是参与战事的配角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刺后不治身亡，孙权承父兄之业继为江东之主。
周瑜由巴丘率兵赴吴奔丧，遂留吴(今江苏苏州)，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一同执掌军政大事。
其时，孙权才19岁，周瑜尽心辅佐，为树立孙权威望和巩固六郡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击败了刘表江夏太守黄祖对柴桑(今江西九江)的进攻。
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再次讨伐黄祖，周瑜为前部大督(先队部队的统帅)，率诸将取得了击刺黄祖的重大胜利。
征讨黄祖后，周瑜受命镇守鄱阳(今江西波阳县，鄱阳湖东侧)。
其年农历七月，曹操南取荆州，曹、刘、孙三方围绕荆州归属展开全面争夺，随后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
在赤壁之战过程中，诸葛亮方与周瑜各展才能，但唱主角的是周瑜，孔明只是个配角，所起作用无法跟周瑜相比。
在促成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曹操方面，诸葛亮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属于赤壁之战前的外交斡旋，而且就是在外交斡旋上，东吴鲁肃所起的作用比孔明要更大一些。
是鲁肃促成了刘备东下联吴抗曹之后，才有孔明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事。
诸葛亮在曹操大军东下的紧要关头，赴吴劝说尚在犹豫之中的孙权联刘抗曹，首次实地展示了他的智慧才能，这是历史所充分肯定的。
但此时的诸葛亮毕竟刚出山，年纪又轻，名声不大，加之当时刘备方面力量薄弱，需要依靠东吴的帮助，孙、刘联合抗曹的主导方面是东吴，刘备集团处于从属地位，孔明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周瑜则不然，从决策到军事行动都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当时，曹操取得荆州后由江陵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声势浩大。
曹操致信孙权，扬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这是玩的外交辞令，意思是劝孙权早早归顺。
孙权得书让郡臣传阅，东吴群臣莫不震惊失色，张昭等都主张迎降，独鲁肃悄悄跟孙权说，主张迎降的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该听从，建议孙权迅即召回周瑜。
周瑜从鄱阳归还后，严辞驳斥投降派，力主抗曹，并向孙权分析曹军实际兵力和弊端，促使孙权最后作出了联刘抗曹的决定。
这就是说，在促成孙、刘联合抗曹方面，鲁肃、诸葛亮、周瑜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起关键作用的是周瑜。
也只有周瑜出来鲜明表态，才压得住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
周瑜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非一般人所比。
在军事行动方面，周瑜既是吴军都督，又是联军统帅，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而诸葛亮只是参与者。
孙刘联军所以能取胜，固然有多种原因，功劳不是哪一个人能独享的，但作为主帅的周瑜，无疑是赤壁破曹的第一功臣。
要说第二功臣，应是黄盖。
因为诈降、火攻是他提出的，并在周瑜指挥下，由他具体实施的。
诸葛亮在这次战役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史无所载。
诸葛亮本传只是记述他与吴军一起出发，到刘备处后与东吴方面“并力拒曹公”。
《演义》里，孔明在赤壁之战中非常活跃，神计妙算莫出其右，又是用奇谋草船借箭(其实是孙权后来在合肥与曹军对抗时所为)，又是七星坛祭天借东风，连用火攻也有了他的份，好象成了破曹的关键人物，只是所有这些描述仅是文学创造而已。
周瑜当时肩负统帅重任，治军严整，令刘备也肃然起敬。
当刘备从樊口往见周瑜，得知周瑜只率领了三万人马时，提出叫鲁肃等前来一起商议。
周瑜说他接受了军令，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如果你要见鲁肃，改日可以去拜访。
一番话说得刘备既惭愧又高兴，高兴者就因为看到周瑜治军的整肃。
曹操兵败后，曾致信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江表传》)。
这是曹操要面子的说法，也反衬出周瑜是赤壁之战的主要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