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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家军的口号

时间:2015-01-12 15:55

mc(佑家口号)是什么

知我佑家人 还你佑家情动我佑 就是磕战为天佑

为什么,为什么,佑家军永远是一

你这是喜欢天佑啊

Mc天佑,Yy4864,佑家军马甲格式

❤iR﹎某 某゛❹❽❻❹『护卫天佑』

秦朝的军歌,还有它的大意是什么

我自从看完《英雄》之后,就对里面秦军的口号很好奇后在网上查了一下,但找不到,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军歌古今谈》里面写了秦王召集人马抗击西戎入侵的一首《无衣》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军歌.顺便显摆一下墨水,在写几首吧.嘿嘿.三国时,曹操命缪袭作鼓吹曲,于是有《魏鼓吹曲》组歌十二首《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等.南北朝时,与西魏对峙的柔然汗国有一首颇为大气的军歌:“茫茫瀚海,亲亲我家。

滚滚尘土,悠悠我穴

朗朗乾坤,男儿热血,浩浩苍穹,佑我柔然

唐代边塞诗最能鼓舞军心士气可作军歌的,当数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和杜甫的“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作《凯歌》:“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据说,当时戚家军“一唱三和,声震林木,兴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

”但它只是一时的奏凯之歌。

有时间你去看一看《中国军歌古今谈》挺有意识的

关于红军的故事

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进入湘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

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

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

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

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

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

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

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

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

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

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

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

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

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

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

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

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

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

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

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

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激战腊子口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

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

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

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

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人数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有8万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红2,6军团长征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红25军长征时有2981人,1935年到延安3400人.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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