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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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徐樊庸的文才
徐樊庸（1910-1977） 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
1936年就“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之事，致信鲁迅，鲁迅发表《答徐樊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左联”时期几次文艺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及各次斗争的特点
一、两个口号1、“两个口号”论争的概况和焦点发生于1936年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内部关于文艺界如何更好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一场争论。
论争的主要内容是：①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论争的双方都强调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国防文学”论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②作家参加抗日联合战线的条件问题。
“国防文学”论者坚持以“国防文学”为旗帜进行联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认为应当说作家在“国防”或“抗日”的旗帜下联合，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文学”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③两个口号的关系问题。
两个口号各自的一些支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宗派情绪，排斥不同意见。
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等等，是无碍的。
2．“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和收获“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
通过这场论争，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左翼作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克服了“左”的思想束缚，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悔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形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新月派”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兴起，1928年3月，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陈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标志着“新月派”的形成。
“新月派”属资产阶级右翼文化派别，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33年6月，“新月派”因《新月》停刊而销声匿迹。
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1930午6月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适应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需要，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直接筹划组织的一个反动的文化团体。
他们鼓吹超阶级的“民族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在创作上推出《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作品，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剿杀革命人民的“武功”。
瞿秋白、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他们给予了揭露和痛击。
鲁迅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流尸文学”，属于“宠犬文学”的一种。
到1931年底，“民族主义文学”就偃旗息鼓了。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独裁专制的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
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从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起，到1933年7月鲁迅发表《又论“第三种人”》止，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论争。
“自由人”、“第三种人”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否定文艺的阶级性，歪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文艺自由”为名，挑拨非左翼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反对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由于他们的文章援引马列的辞句，又对“民族主义文学”有所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在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错误的同时，鲁迅也提出要团结“同路人”乃至“路旁的看客”一同前进。
如何评价郭沫若
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第一段落是“五四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