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最先是谁提出来的
,最先由提出,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依靠谁来创造政绩，用什么检验政绩
一、科学认识政绩，促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辩证认识政绩。
树立科学的政绩观，首先要对中央提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再认识、再思考。
笔者理解，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源，是因为当前干部队伍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特别是部分干部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怎样评判政绩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出现了所谓“政绩观异化”的现象。
主要有以下八种：一是重个人轻集体，把政绩私有化。
就是以谋取个人名利地位作为工作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个人主义政绩观；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个人政绩与集体政绩的关系，推过揽功，往往出了问题推卸责任，有了成绩排斥他人，将集体的政绩归功于自己个人名下。
二是重升迁轻事业，把政绩官本化。
就是只要能给本单位带来实际利益就是创了政绩的本位主义政绩观；主要是为追求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绩”，对执行全局战略有所保留，以种种理由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性，搞地方保护主义。
三是重形式轻实效，把政绩虚假化。
就是心浮气躁，喜好做表面文章，只贪图表面好看、不讲求实际的形式主义政绩观；主要是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图虚名，务虚功，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四是重对上轻对下，把政绩功利化。
奉行一切惟上是从的为官之道，事事做给上级领导看，不考虑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也不考虑群众的需要和意见的惟上是从政绩观；主要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是从群众利益和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谋做事、只图“做秀”，不求实绩、只求“造势”，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五是重眼前轻长远，把政绩快餐化。
就是仅追求眼前实惠、忽视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喜欢搞那些费力小、见效快、眼前收益明显的急功近利政绩观；主要是重当前轻长远，无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大搞“速效”工程、“快餐”工程、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
六是重一点轻其余，把政绩片面化。
就是作决策、创政绩不追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而是追求在某一方面出彩的片面主义政绩观；主要是急功近利，新官上任三把火，有很高的创业热情，但往往“一手硬、一手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七是重表象轻实质，把政绩泡沫化。
就是一味地追风潮、赶时髦、盲目决策的追风赶潮政绩观；主要是搞“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寅吃卯粮，竭泽而渔，靠高负债、高消耗“突击”出政绩，导致“泡沫政绩”。
八是重守摊轻创新，把政绩无为化。
就是思想僵硬、墨守成规，不敢大胆开拓，在观望和徘徊中贻误发展大好时机的消极无为政绩观；主要是不愿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捡“松土挖”，不啃“硬骨头”，只做保险事，不探新路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当“太平官”。
鉴于上述现象，中央深刻提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非常必要，非常有针对性。
准确把握政绩。
应从“五个根本”上把握：一是形成政绩的根本前提是履行职责。
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都有自己的职责所在，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千方百计地按职责完成工作任务，做好份内的事，这是最基本的政绩。
领导干部不履行职责，就是失职，就是不作为。
二是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是推进发展。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负有重要职责、起着重要作用，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想方设法把科学发展作为追求政绩的出发点，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建功立业。
三是实现政绩的根本途径是求真务实。
作风决定作为。
只有坚持求真务实，养成重实干、务实效、求实绩的作风，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四是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
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五是看待政绩的根本态度是辩证观点。
看待政绩的试金石，就看是否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这三把尺子检验。
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政绩，以这样的尺度检验政绩，以这样的精神追求政绩，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政绩。
二、科学创造政绩，促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创政绩。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要解决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就要坚持“两个始终”:一始终践行人民宗旨。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着力增加宗旨观念，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增多的情况下，领导干部更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认真解决各项民生问题，努力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始终坚持人民满意。
领导干部创造的政绩是大是小、是实是虚，群众自有公正的评价。
实践证明，“金杯银杯比不上群众的口碑，这奖那奖顶不上群众的夸奖”。
看领导干部的政绩，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试金石。
只有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才能在工作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科学发展创政绩。
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才有社会的科学发展。
要解决创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落实“四个好”：一要处理好“唯上与唯实”的关系。
对上与对下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但由于上级指导工作的普遍性和概括性与下级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在不同的时空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
怎么办
这就要遵循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既要脚踏实地、遵循规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更要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只争朝夕、把握机遇、加快发展；既要防止不顾民力铺摊子，更要防止不思进取守摊子；尤其要注意防止竭泽而渔式地挥霍资源，杀鸡取蛋式地糟蹋环境，超负荷式地举债经营，外科手术式地解决矛盾的做法。
二要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都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抓好当前，着眼长远。
既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损害群众的长远利益，又不能借口抓长远发展而忽视解决群众眼前的困难。
那种只顾“显绩”，忽视“潜绩”的做法，只求眼前政绩，追求短期效益的做法，不是造福，而是造孽；不是政绩，而是包袱。
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显绩”，一手抓“潜绩”。
要在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同时，注重长久持续发展，乐于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
三是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整体利益中体现局部利益；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协调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单腿跳得再快，不如双腿匀迈”。
这一简单的现象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作风务实创政绩。
有什么样的作风，就有什么样的政绩。
要解决靠什么创政绩的问题，就要做到“三要”：一要弘扬务实精神踏实创业。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领导干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要深入基层和群众中调查研究，认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尊重事实，抓住本质，为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要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二要强化公仆意识廉洁从政。
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艰苦奋斗，居安思危，克服浮夸之风、奢侈之风，坚持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尤其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谋利益。
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夙兴夜寐，勤奋工作；要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创业的精神，坚决反对浮躁浮夸、急功近利；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三要发扬优良传统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领导干部要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练艰苦奋斗的意志，要弘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三、科学评判政绩，促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建立科学考核标准。
解决考评什么的问题，一是指标体系要突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当前，尤其要调整GDP所占的比重，注重考核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对社会保障率、就业率、家庭财产增长率、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率、环境指标达标率、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的考核。
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加大考核力度。
二是政绩评估要突出分析成本看“得”与“失”。
评判政绩要看绩效，必须讲成本、重质量、求效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尽可能降低行政成本，减少施政代价，提高施政绩效。
应考虑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上增设行政效率这一新的指标，对机关运作效能进行客观评价。
三是参数设置要突出环境条件及原有基础的影响。
一个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几届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离不开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同样，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也可能是过去所发生问题的延续或积累。
注重前任对现任领导者的政绩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考虑外部因素对政绩的影响，也是客观评价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前提。
这样，既看结果，又看过程；既看显绩，又看潜绩。
建立科学评价机制。
解决怎么考评的问题，一要建立考评队伍。
政绩考评人员应逐步实行资格认证制，走专业化道路。
强化业务培训，建立政绩考核工作责任制，确保考核工作质量。
二要加强日常考评。
平时考评可以采取记载重大工作事项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采取定期考察的方式进行，还可以及时收集新闻媒介、纪检监察、审计、信访、安监等部门的信息和反映，有效地掌握领导干部的平时表现，为干部政绩考核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要交给人民评价。
一方面是领导干部要转换视角，将工作的重心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作为创造自己政绩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建立一种让人民群众评价的有效机制，使人民群众掌握有对于政府及其为政者之评价和任用的最终决定权。
四要体现群众认同。
科学的政绩观必然体现群众认同标准，现阶段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公民利益，它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矢量合成，既有大小也有方向，按其方向规范执政力矢量的方向。
执政党要按照群众认同度标准科学执政，有效整合不同阶层群体利益。
五要把握操作标准。
第一要创新评价主体。
要转变职能部门评价主体单一的模式，代之以评价主体多元化、社会化。
不仅要上级评价，也要群众评议，还要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参与。
从而不断增强考核评价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第二要调整考评指标。
综合考察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情况；考核干部个体，应综合考核其德、能、勤、绩、廉的情况。
尽量细化，合理权重。
通过科学的量化的考评，得出定性的结论。
第三要完善考评程序。
要改进考评方法，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专项调查、同考评对象面谈等方法，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
建立科学运用机制。
解决考用脱节的问题，要坚持“三个作为”：一要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干部的升、降、去、留首先要看考核结果，优秀的按照要求，该提拔重用的提拔重用，一时不能提拔的适当提高级别待遇，并予以重点关注；不称职或基本称职的，要视情况降、免职或转任非领导职务；对失职、渎职的干部则要依照有关法规进行处罚。
对那些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尤其对长期默默工作，不事张扬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打基础的干部绝不能亏待。
坚持做到“三个不吃亏”。
二要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身建设的重要依据。
通过干部政绩考评，一方面，要帮助班子和成员认真分析考评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另一方面，考评结果反馈后，领导班子和成员自身也要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和落实整改措施。
三要作为进行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的重要依据。
要把政绩考核评价工作贯穿于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之中。
要注重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培训工作相结合，依据考核结果，科学分析干部队伍的素质构成，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教育活动，提高干部的领导素质和执政能力。
总之，考核评价是“指挥棒”、“风向标”。
建立完善适应地方实际、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部政绩考评机制，把干部的政绩考准、考真、考实，形成“凭实绩论英雄、以实绩用干部”导向，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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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是三民主义思想的发端，同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将它阐发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思想。
意思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封建统治。
推翻满人统治，实现汉民族的独立。
这是三民主义的前提。
这一思想是有局限的：一则没有体现民族平等（孙中山认为中国经由满人统治，就是变色的江山，而且称满洲人为“鞑虏”，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以汉族正统自居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二则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就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如果不明确提出来革命的一大目标（反帝），很显然是没有给民众指明革命的对象。
“创立民国”，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
就是要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对此也有阐释：他认为推翻了满人统治的江山，并不是籍此恢复汉人的江山就可以了，而是要进一步取消帝制。
政治革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推翻满人统治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来说说是政治革命，两者同步完成，并不是说要分开来做的。
因此就算让汉人来做皇帝，也不能不革命，原因就是这时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潮流就是顺应世界形势的民主共和浪潮。
民权主义解决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的中心问题。
所以在三民主义体系中，它居于核心地位。
不过，毋庸讳言，这一思想有它的实践上的局限。
反对满清统治者无疑是对的，不过满清虽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可是满人入关两百多年了，多少汉族地主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者是沆瀣一气，太过侧重于对满洲贵族的阶级斗争，就会忽视与汉族官僚地主的阶级斗争，人为的把整个地主阶级分成了两部分。
这在以后的表现就是放松对汉族地主的警惕，以致后来一部分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在革命浪潮中，有的省仅仅挑落了官僚衙门上的几个瓦片，取革命需要破坏之意，摇身一变却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督府。
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推翻满清，籍此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这是孙中山心中的政治革命的内容。
但是孙中山在他欧美游历后，使得他觉得这还不够的。
他看到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名为发达，但人民生活实为贫困，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孙中山意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
能不能预防呢
这是缠绕在他心间的一个问题。
他百般思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平均地权，用平均地权来防止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对立。
他进一步指出，与其等我们国家发展到那个程度，逼迫自身不得不进行社会变革，还不如趁现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就进行社会革命，“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
如前分析，“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主张核定全国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
孙中山认为这样做是有理论依据的，是正确的。
为此他举了一个醉汉竞拍土地的事例：有个醉汉喝醉了随口答应用300元竞下了一块地，醒来后也不敢赖帐，不得已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地。
后来也无钱经营，只得荒在那里。
不过后来那块地却值好几千万了，因为社会上拿那块地方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所以那块地增值了。
我们能够一眼看出，这肯定不是醉汉的功劳，而是大家的功劳。
所以孙中山的想法通过地价的国有来逐步实现土地的国有。
至于具体如何定地价呢
可先由各户自己报价，为了避免各户漫天报价，规定各户应按照他的报价交纳百分之一的税，如此多报就会多交税；那各户会不会少报呢
也不会。
因为政府规定可以随时按照各户的报价收购他的土地。
综合来看，各户既不敢多报，也不敢少报，全国的地价就可以核定下来。
孙中山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理想主义的蓝图，他憧憬道：“以后单是征收地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孙中山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实际上孙中山只是为了扫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防止地主坐收地价增长的渔人之利，本质上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
而且这一思想最大的局限就是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没有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国有办不到。
所以这一思想难免过于主观。
但是孙中山的忧国忧民是我们要肯定的。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发展和补充。
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对于三民主义的局限，孙中山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所以他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旧三民主义发展新三民主义，有实质的飞跃。
表现为一：明确提出反帝和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思想；二：将资产阶级专政下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民主扩大为民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三：对于民生主义，孙中山也作了重新解释，提出了扶助农工、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定劳工法”的政策，并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内容。
但是孙中山先生一场革命解决两个问题的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现，实际上，对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地位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的，革命的领导权只能交给无产阶级。
这是由两条理由决定的。
第一条：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性，但是同样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其革命的意志不坚决，戴着镣铐跳舞，跪着造反；第二条，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彻底，并经由有先进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识得更深刻：他认为要完成本阶级的革命任务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应当分两步来完成：在民主革命时期，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资产阶级也在其列；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带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事业。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他本人或许还没有清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忽必烈和朱元璋是同一个朝代的人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忽必烈和朱元璋不是是同一个朝代的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如果一定要扯点关系的话，只能说朱元璋推 翻 了忽必烈子 孙统 治的元 王 朝，建立起了朱氏统 治的大明王朝。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蒙古族。
监 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
大蒙古国的末 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蒙古尊号薛禅 汗。
1251年，长兄蒙哥继大汗位，忽必烈受封为王。
1252年忽必烈即奉 命征 讨大理。
1260年长兄去世，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 统，开始按 中 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
1271年，改大蒙古国号为元，1272年迁都元大都(今北 京)。
随后即举 兵南下，直至1279年灭南宋。
1294年正月，在大都病逝，谥号圣德 神 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 民 起 义 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元末农民 起 义 军首领，明朝开国皇帝(1368—1398在位)，史称明太祖，卓越的军 事家、战略家。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
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 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
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 路 农 民 起 义军后，在应天府称 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后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 一 中 国。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于应天，享年71岁，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葬南京明孝陵。
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指的“社会”，应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来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把握好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运行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社会学不是别的，在我看来，就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从这一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这是从正向说的。
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意味着多元社会主体——个人、集体（群体、组织、阶层、阶级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国家，经由行动意义效应的互构过程，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
换言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也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它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那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
这是因为，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挣脱了自然生长、缓慢进化的缰绳，在跌绊震荡之中向未来疾驰。
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不复存在。
现代社会世界面对着种种悖谬：困境与希望同在、风险与机遇共生、毁灭与创造相互轮回。
显然，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和谐的意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域。
应该说，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思想上树立几个深层理念第一，双赢互利的理念为什么要树立双赢互利的理念，因为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
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
具体说来，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例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参与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
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如果更深入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2]。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
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3]。
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
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
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
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趋向。
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不仅符合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东西的继承和弘扬。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
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4]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还出版专著，论述“和合学”。
总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说明执政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第二，“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
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
也许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是恶”的含义之一吧
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
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
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
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
特别是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
中国也不能例外，它们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
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
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
国外已有先例。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
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
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
《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
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
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
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
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
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
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
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
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上述两种前景、两种可能性。
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做出新的回应。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执政党对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的新的回应。
既然从客观上说，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第三，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5]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
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
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
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
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
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
（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
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
（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
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
（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
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
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
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6]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
”[7]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
这种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领域，便承担起另外一重角色。
它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离析出一种公共领域。
这种公共领域它可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道变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在市场与国家失灵的处所，都会潜伏一种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居、恶性运行。
若不出现一有效机制进行角色安排，建构和谐社会则是空中楼阁。
新型公共性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
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则充分体现在公共性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的治理包括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
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
”[8]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所下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9]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有三点：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
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
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
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新口号，业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
[10]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的说法是便于对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
[11]俞可平将善治界定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
[12]他将善治视作为治理的理想状态。
接着他又将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六点。
[13]总之，“善治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14]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从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而这种过程与模式本身就是谋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努力。
善治，它几乎就是当前所构划的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善治是和谐社会的治理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的最佳实施过程。
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具体说来，就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社会结构，也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
这里只说一些要点。
第一，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要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人化机制[15]，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从社会获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主要手段学习，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一个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第二，就资源配置方面看，这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的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
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
第三，就社会认同来说，它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础，必须处理好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等认同类型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功能，在当前，还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社会认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必须说，一个社会认同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四，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16]。
它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与否。
社会结构还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能够达到的限度。
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
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也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
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例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影响着、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
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结构。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何者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社会发展来说，一般地讲，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
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
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就面临这样的形势，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的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
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比，相差也不少。
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国家，真正是创造了奇迹。
中国能够这样，主要要归功于实行了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
正是根据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两者良性循环。
三、构建和谐社会，在实践上从抓和谐社区入手是可行的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从大小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是大社会，整个社会，社区是小社会，部分社会。
整个和谐社会，是由众多的和谐小社会构成的。
就社会的部门看，整个社会由三大部门组成，第一部门，政府组织，第二部门，经济的盈利组织，第三部门非盈利的社会组织，社区，总的来说，属于第三部门。
整个和谐社会，要由这三大部门的每一部门的和谐以及这三大部门之间和谐来实现。
从发展趋势看，正如我上面在介绍公共性、治理和善治时所说，和谐社区将减轻政府的管理成本，并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从抽象程度看，社会是高度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看得见、摸的着的。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从构建和谐社区切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社区有不同的类型，情况各个不同。
例如农村社区是社区发展问题，而城镇社区则是社区建设问题。
所以和谐社区的建设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现在还出现了网络上的虚拟社区，情况就更加复杂。
这里着重谈谈城镇社区，特别是城市社区的问题。
我考虑，当前我国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涉及到一个目标的问题。
也就是社区布局的问题。
最近参加北京市社区调查的四个课题的结题评审，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例如，其中一个成果，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北京市城市的发展中，同时存在社区阶层化和社区混合化这两种趋势。
所谓社区阶层化，就是社区分化现象，出现了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
所谓社区混合化，就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杂居在一个小区中。
并由此进一步把社区分为地位同质，身份同质、地位异质，身份异质这四种理想类型。
根据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该成果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这个课题本身做得不错。
但是，这个课题和其他几个课题一样都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这种发展是自然的、合理的，因此也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社区发展的结果会怎样，依我看来，很快会形成社区的美国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弄不好会使印度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尖锐对比，这与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不一致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我们的社会政策引导的问题。
我们可以客观地想一想，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也就是强势群体社区和弱势群体社区这样尖锐的对比，一个城市能否有和谐的气氛，必须明白，当穷人阶层、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会扩散蔓延。
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
我们也应该想一想，这样的布局是能够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反而增加他们的压力
这方面应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和谐社会建构、和谐社区的建设与社区的和谐布局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这也涉及到我们中国特色的社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在体制上保证社区合理的布局，我看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参考资料：
如何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树立“鱼水相依”的感情观，真心实意热爱群众。
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直接检验党员干部人生境界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只有具备真挚而深厚的百姓情怀，才能形成为民利民的自觉自愿。
那么，对群众的感情从哪里来
一是心中有位置。
始终把群众当亲人，用心接纳群众、用情感化群众，而不能半心半意、虚情假意。
二是亲近零距离。
放下架子、迈开步子，多到车间班组、田间地头去，与群众交朋友、做知己、心贴心，真切体验群众的甘苦忧乐，与群众干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
三是融入敢担当。
把群众的事当作大事来办，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群众期盼的事情再难也要真抓实干，在关键处为民作主，于细微处彰显真情。
树立“以民为先”的公仆观，敬业尽责服务群众。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公仆，绝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恪尽职守、忘我奉献，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要谨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珍惜人民提供的舞台，顾念人民的疾苦，严防特权思想，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要牢记公仆须受监督。
把接受监督作为一种境界、一种觉悟、一种美德，虚心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评判，改进思想作风，严守纪律底线，提高工作成效，让群众贴得近、信得过、靠得住。
树立“功不在我”的政绩观，务实肯干造福群众。
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取得政绩，是领导干部必须思考的一个现实课题。
应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拜人民为师，向群众求教，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搞主观臆断和违背客观规律的“拍脑袋”决策，不追求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提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
始终为民谋利解难，多想想群众的事情办好了没有、群众的困难解决了没有、群众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急民之需、解民之忧、纾民之难，使群众最大程度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把领导力量与群众力量聚合起来，把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统一起来，在为民务实的工作中团结群众、赢得群众。
树立“豁达淡然”的名利观，克己奉公利及群众。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追求什么样的名、什么样的利。
领导干部如果心里只有自己的小算盘而没有群众的大利益，甚至贪图一己之虚名浮利而与民争利，工作上弄虚作假、损公肥私，生活上奢靡浪费、追求享乐，作风上庸懒散奢、虚度光阴，必然遭到群众唾弃，甚至受到法律制裁。
应在思想上保持清醒、在行动上恪守本分，兢兢业业、清廉自守，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时刻为百姓谋、不为个人计，追求更多为群众认可的名，争取更多对群众有益的利。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才能真正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