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中医药事业是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你好，我也在研究政策，感觉与你不同啊。
① 自学的文凭很硬的，普遍都很佩服自学人才；②自学文凭也是有发证学校的，至少与普通文凭同样啊；③估计你还是有误解，想学和考有很多机会，只要你学得值，有用武之地。
估计你还没有得到中医的实惠吧，还有问题也可以问我。
求文章 浅谈对中医的认识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在中国的医学界，对于中医学的讨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想，为了要说清楚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进行。
一个是直接讨论中医问题，另一个是要讨论现代科学问题。
因为，所谓中医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在出现了现代科学以后，并以现代科学的标准进行对照以后产生的。
所以，我下面的讨论分两方面进行： 第一部分：直接讨论中医问题。
第二部分：讨论现代科学问题。
第一部分：直接讨论中医问题。
一 中医学是否科学 关于经验医学第一个重要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科学
就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中医是否科学
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在现代西医产生并传入我国之后才产生的。
在我国几千年、数万年历史中，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的中医学的科学性吗
经验医学是认识论中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的成果。
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给予否定。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不明白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产生的正确过程。
我们前面曾提到，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不可能由经验医学直接上升为现代实验医学。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经验医学在认识史上的感性认识的地位及与现代实验医学的内在联系。
只不过，它是古代自然哲学的部分的身份，与自然哲学一起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化，并成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基础的。
这种情况可以用基因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作比喻：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以为是父母的身体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的身体是由上一代基因增殖分化而来，这个机体一旦形成，只能走向死亡，只不过在父母的身体死亡之前，基因离开他们的身体，又发育成了我们。
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和父母都是基因的产物，是基因的依据，是基因的房子。
这个观点，出自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
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相联系，产生了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流行的说法，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种说法企图以中医与西医无关系来避免对中医的否定。
既然无关，既然无可比性，可就无所谓谁科学，谁不科学。
然而，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结构的物质只能有一种与该结构相对应的运动规律。
不可能有两个。
这在哲学上也形成一个规律，就叫做结构与运动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说明同一个生命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那就等于实际上承认，这两种医学中一定有一种是不科学的。
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增加了否定中医的可能性。
为此，我认为，还是将中医学视为认识史上的一个阶段，以此来保证它的科学地位更好些。
二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这个命题是说，中医学作为一种经验医学，有数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因而它所积累的经验，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
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解决眼前疾病治疗的需要，（即使尚不能给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甚至可以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启示，提供课题。
具体来讲，与西医相比，在有些方面，中医所积累的经验是西医尚未触及的领域。
与“宝库”的命题相对应的是中医学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这个口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西医学传入我国之前，是不可能有这个口号的。
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中医的一统天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会有这个口号，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主要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的前提是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承认中医的存在。
中西医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中医的保护政策。
既然已经在保护之中，中医没有在“存在”方面受到威胁，因此，也用不着提什么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是医学界进入市场之后的产物。
医疗市场的逐渐形成，促使患者在就诊时又有了中医、西医的选择，这种选择，又将中医放在西医对立的情况下。
事实上，由于这种人为的选择，中医界又受到巨大的压力。
特别是中、下层医疗市场上，特别明显。
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或西医科室。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口号被重点提出，并成为中医界办院、行医的主要方针。
这个方针在保持中医学的学术地位和中医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是肯定有实际效果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是医学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这些感性认识还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保持和发扬现在的中医学，使中医学停滞的目前的感性认识阶段，那就有些不合理了。
我们对于宝库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它已经具有的眼前效益，更应当看到它的战略的长远效应。
就是说中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起点。
中医学这个大宝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本身，而是为了未来医学的出现。
这正如一个受精卵的价值，受精卵就是一个宝库，它包含着一个未来生命的全部信息。
可是，如果永远保留着一个受精卵又有什么价值呢
只有促使它生长、发育成一个婴儿，再长成一个能创造生活的人才，那才真正体现出这枚受精卵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按着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中医学只有在向着后现代医学发展时，才有意义，有生命力。
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将更能使中医学的宝库作用得以体现。
离开了前进和发展，静态地死守宝库不改变，只能使中医学失去活力，最后宝库变成历史博物馆，失去了实用价值。
三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政府在卫生工作方面的一个基本政策。
它除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想外，更主要地是体现了国家对中医学的保护政策。
几十年来，医学界，中、西医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其中最大的成绩是不论在医学界内部，还是在一般的社会领域中，中医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
因此，中西医结合方针，在保护中医这方面来讲，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但是，在学术方面，这个方针却未取得同样的成功。
最突出的标志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西医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宣布：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这种说法，在学术上再一次肯定中医学的地位。
然而，一个非常深层的信息表露出来：既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那么怎么会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呢
这一共识宣布了中西医结合思想在学术上的终结。
现在，我们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属早期为感性认识阶段，西医学属第二个阶段，即分析研究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都是暂时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两个阶段，使认识产生飞跃，最终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将两个认识阶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混乱，在实践中是缺乏可操作性。
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我们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到了老年。
请设想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将童年和中年结合起来呢
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它们都将上升到后现代理论医学阶段。
一旦到了这个认识阶段，中医和西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类将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一医学。
但那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后现代理论医学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产物。
通过对后现代医学的学习，我们知道，后现代医学的直接来源是后现代自然科学，后现代医学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
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同对医学的否定，也是对现代西医学的否定。
当然，这种否定是科学和哲学意义的否定，不是生活中感情意义的否定。
四 后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而现代医学是机械论、还原论。
目前，我们所讲的后现代医学又提出了整体思维方法，即系统论。
这样，医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朴素辩证法——机械唯物论——辩证法（系统论、整体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学与后现代医学的思维方法更接近，所以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转化更方便些。
后现代医学的诞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00年10月4日《健康报》报道，周光召考察中医研究院时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中医整体论符合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
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中医药科技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人民卫生保健不可或缺的。
目前，科学正处于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的趋势中，中医注意整体、系统的观点，符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中医药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中医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尤其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以上观点不仅发自中医之外的研究人员，在中医界内部一些敏感的研究者也触及到这个问题。
如现任天津市精粹国医研究所所长，南开区红十字会博爱门诊部主任张维耀，津门一代中医宗师邢锡波的传人，1994年出版了《中医的现代与未来》一书。
在这部医著中，张维耀认为必须用自然辩证法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的合理观点剖析中医经典著作，才能看清中医理论体系的真髓所在。
正确地认识中医，首先要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古代哲学已转化成为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核心，在古代自然哲学发展初期有功可叙，而当今已成为中医升华的桎梏。
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评价中医理论体系和要素构成，探讨中医学基本原理的合理内涵，确定严格的定义和原理核心。
该淘汰的不能勉强固守，该保留的也要翻新。
如对阴阳学说，要限定其外延，才能明确它的合理内涵；对五行，去除单一循环的生克关系，保留制度化原理，为引进系统论思想创造条件。
张维耀鲜明地指出：探讨现代中医的方向，首要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
加强实验技术研究是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突破基础理论，是战略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本”。
他倡导以现代哲学作为发展中医的指导思想。
五 中医后现代化 中医保持经验医学本色不变，只能说是保持历史，不再前进。
虽然有“落后”的批评，但仍能存在并与西医争衡。
现在，后现代医学的诞生，它在更高层次上的整体理论，势必淹没中医学的低层次的整体论。
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医学再不前地是不行了。
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前进，是中医学最好的出路。
过去曾有过中医现代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实践操作后，只能是西医化。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
自从后现代医学诞生以后，现代医学也面临着自己的消亡。
这样一来，中医现代化也自然不存在了。
后现代医学是医学的理性思维阶段。
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都将前进一步，达到后现代医学。
届时，中医学也许仍将保存下去，但它的现实意义会越来越小，历史意义会越来越大。
这对中医界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大多数中医工作者将在后现代医学的队伍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现在可以预料，中医界向后现代医学的转化，也许会比现代西医学更早些，更快些。
这也许就是周光召所说“中医药科技界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的内在含义。
所谓“突破”，就不是“保持”而是变化，而且要大变化，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归根结底，就是后现代化。
中医的“阴阳自和”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医的自组织理论。
中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组织”这个名词概念，但是实际上中医已经把人体理解为一种自组织系统。
把人体的发病和愈病都看作是机体自主性反应过程，强调人的自组织机制是健康，疾病，愈病的枢机。
中医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疾病有标，本之分。
中医治病重在治本。
中医的治本主要是运用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艺术。
主要内容是扶正祛邪，五藏生克，阴阳自和。
而这些是用后现代科学的混沌论和协同论才能认识到的科学道理。
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后现代医学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中医之门，同时也为中医在未来后现代社会的更大发展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门。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医不能理解中医。
通过对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对比分析，我们就可知道现代西医为什幺不能理解中医。
因为现代西医所依据的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整体负反馈调节理论。
而中医则是依据促进子系统正反馈调解从而达到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的自组织理论。
只不过中医的这个自组织理论是扑素的原始的，而后现代医学则可使中医进入科学的理性的新阶段而已。
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医学的语言。
通过这个语言的桥梁，中医学才可能走向世界。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学懂后现代科学理论并把它作为我们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
与“阴阳自和”、“自主调理”的中医理论相配合，中药的作用靶点也不是机体的临床症状，而是按中医所理解的这些症状后面的机体深层的变化。
也就是后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胞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完全苻合系统理论的。
与此相比，现代医学用简单机械的思想来理解中要的作用，将中药的作用与临床症状直接相联。
而以现代西医理论为根据的对中药的研究，是希望在中药众多成分中找到一种与临床症状直接对应的成分。
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医理论和中药药理的歪曲。
中医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半个世纪来，我国在中医方面走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未真正解决中医发展前途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医结合正是出于保护中医的目的提出来的。
而目前医疗市场的重新建立，中医面对医疗市场的竞争，又处于不利状态。
后现代医学的出现，为中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出路，中医的前途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中医将跳过现代西医一步到位进入后现代医学阶段，成为后现代医学的组成部分。
六 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中医学在医学发展史上的位置 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理论的产生有三个阶段。
第一是感性阶段，第二是分析研究阶段，第三是理论研究阶段。
医学是人类对生命规律的认识，这个认识也离不开哲学所揭示的这三个阶段。
与认识过程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医学也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感性认识阶段对应的是古代经验医学，与分析研究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实验医学，与理性认识阶段相对应的应当是后现代理论医学。
1．古代经验医学 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
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
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
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
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
2．现代实验医学 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在医学中的应用，“黑箱”逐渐被打开，人们看到了人体内各种精细的构造和各种复杂精密的功能。
这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实验医学开始了。
这时期的代表有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巴期德的微生物学等等。
这期间发明了听诊器、体温表、X光、心电图，以及临床化验的出现，使诊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由于消毒、应用全身麻醉和输血及吸氧技术的出现，外科学迅速发展起来。
20世纪初，抗疟药、磺胺药，以及后来青霉素药出现，大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和大部分细菌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类感到空前的解放。
人类平均寿命和全世界人口数也空前延长和增长了。
这时，人们借助于现代科技技术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对疾病的症状和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和临床经验。
通过这些，人们认识到一个完整的机体是由不同功能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等组成的。
细胞是组成机体的共同的基本结构物质。
所谓疾病是细胞结构、功能改变的结果。
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整个的机体，而是细胞。
因此，现代医学又称“细胞医学”。
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的方法，从大体解剖到细胞显微镜观察，以及进一步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实验，或者再包括化学、生物学的实验。
因此，现代医学又称“实验医学”。
而正如本文前面分析指出的，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是由现代自然科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机械论和还原论。
3．后现代理论医学 正象现代科学产生现代医学一样，后现代科学向医学的渗透将使医学也发生阶段性的新变化。
这个新医学因为是在现代医学之后，故可称“后现代医学”。
后现代医学不仅在思维方法上进入了辩证法阶段，而且研究的物质层次也进入分子或超分子层次。
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
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
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次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
总之，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综合，思维方法是系统理论或称辩证法。
偏见一：西医治病见效快，中医太慢 这可能是大部分人有病不看中医看西医的原因。
诚然，一些病种适合看西医，但并非中医治病效果就一定慢于西医，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单从一次病程看，有时中医治疗效果似乎比西医慢，但如果从长远来看，并不如此。
有时一种病西医很快治好了，病人很高兴，但却经常复发。
中医则强调对人体功能的调节。
人体功能正常了，病自然而然就好了，且不容易复发。
即使是急性病，只要真正辨病辨证准确，中医治疗效果也是很快的。
偏见二：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 对一般病人而言，只要能真正治好病，又花费比较少，这是最实在的。
难道一定要花费一笔钱，经过现代仪器检查的才算科学
一般性的头痛，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查出来，难道也要否认它的存在
心情忧郁的胸闷，也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检出，没有什么可以对症治疗的西药，但中医却可以用舒肝解郁理气的中药调节。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中医理论自成一体，用它的理论指导处方用药，就可以防病治病。
只要它的理论能自圆其说，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不断创新，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我们就不应该苛求它，更不能用所谓的现代科学去“发展”它，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
当然，这不是说中医就不能同现代科学相结合。
问题在于，这种结合应当是在保持中医本质前提下的结合，而不是把中医搞得面目全非。
比如说，在诊断和疗效判断方面，可以参考西医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在治疗方面，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手段可以适当地结合，以利于病人的早日康复；还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尝试解释中医病机等方面的理论，解释中药进入人体后，是如何作用于机体（不仅仅停留在离体中药的药理分析），机体又是怎样从患病状况到康复的，等等。
对一时解释不了的如经络现象，可留待以后科学发展了再解释，但不要因一时解释不了就否定中医。
宇宙如此奥妙，人体如此复杂，我们今天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难道还少吗
中医和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的，中医侧重于人体整体功能的把握和调整，而西医侧重于人的部份结构和功能，应该说各有长短，可以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表面上看来，西医这种以解剖人体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似乎更有优势，问题在于，人体部分组织机构功能的总和是不是就等于人体整体的功能
解剖时的离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是否同非离体时组织器官的功能完全一致?西医研究的人体功能能否包含中医研究的人体功能?中医的人体功能是客观存在，还是只是一种主观想象?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中医研究的人体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不然中医就没办法诊病治病，只不过它不是用现代西医的语言来表述，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一些复杂原因，它的表述有时显得牵强，显得随意，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认真分析的。
从根本上说，任何功能都必然有它的物质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应当努力阐明中医意义上人体功能的物质基础，阐明这个基础是实体的组织结构，还是本身也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运动状态。
中医在调节人体平衡中，特别注意因病而异、因证而异、因人而异，同一个人同一种病，今天用这些药，过二三天证候有变，用药就要做适当的调整。
不同人不同病，如果证候基本相同，就可以用基本相同的药物。
这种辨证施治的方法，真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髓。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病人，这些哲理在中医辨证施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这是中医的特色，也是成为一名好中医的困难所在。
西药的使用，则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是同一种病，大家就都可以用同一种药（仅有老人、小儿、孕妇的不同，禁忌、慎用等的规定）。
偏见三：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西医诊疗手段不断更新，中医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现代科学技术是西医存在的基础，西医的发展不可限量。
但不管西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对疾病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
抗生素问世后人们何等高兴，但随着病菌耐药性和新病菌的不断出现，用抗生素治疗这类疾病反而进入更困难的阶段。
若干年后，西医的基因疗法有可能普遍采用，但即使到那时，人类也不能说就取得了对疾病的决定性胜利。
旧的病种消失了，还会产生新的病种，何况人们对健康水平的要求永无止境，因此，人类不可能永远躺在西医某一阶段高科技成果的水平上高枕无忧。
西医不管如何发展，它以解剖为基础、以结构为基础的本色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决定了它的诊疗手段不管如何发展，都不可能替代中医。
中医要如何发展
最基本的是要认识中医的特点和中医发展的历史，抛弃那些不利于中医发展的做法。
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医方。
有的人凭着这些祖传秘方，世代行医，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做出了贡献，应加以肯定。
中医事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既需要医学大家，也需要仅仅身怀一技之长的中医；既需要中医院校正规培养的科班生，也需要手把手师承名家出来的学徒；既需要中西医知识都比较熟悉的人才，也需要只认中医之理的“铁杆”中医。
“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百花齐放，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才有希望。
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
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
打个比方，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
是往中医院，还是往西医院
我看100个人中有100个会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往医科大附院，而不送中医学院附院。
凭着这个，搞西医的个个挺胸抬头，搞中医的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入错了行。
如果这样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根本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
中医讲究治未病，张仲景再《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
像扁鹊望齐候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这时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治诊病，提前20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
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
等到晚期癌症了你才去发现它，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学，这就叫不自量力，就叫以己之短击人之长。
如何写旅游主题宣传口号
目前中药学专业的很好就业。
由于中医药是中国国粹，是受国家保护的行业，新版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明确规定，经营中药的企业必须配备中药学专业的技术人员。
21世纪发展中药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中药企业会壮大快速发展起来，为这个专业就业提供广阔的空间，除在各医院、社会药房等医药经营企业做药师、质量负责人，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可以在中药制药企业从事科研、制剂、产品开发等。
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
医学经历了传统医学、实验医学和现代系统医学发展时期，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的结合诞生了西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融合正在形成系统医学的模式。
近代 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 16世纪的医学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促进了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这些都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许多药物也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 中世纪的医学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陈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 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这反映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分奇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是由维萨里完成.维萨里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三或四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都由理发师进行.法国的帕雷就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国文字法文写成的. 14～16世纪,传染病非常流行,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弗拉卡斯托罗提出有关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还指出了三条传染途径. 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的医学 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学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于是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血液在心脏循环的过程.1553年,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时,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进行了“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意大利马尔皮吉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胡克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 17世纪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有了进步,医学家也开始不满意过去的医学学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这主要有三种派别.其一是物理学派,医学机械论者、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对医学的见解就是代表.他主张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机械的反应；认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于松果体中. 化学派则以化学原理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荷兰人西尔维乌斯可为其代表.他曾致力于盐类的研究,认为身体的三要素是水银、盐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伦学说的信奉者,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酸性和碱性的平衡失调所致,所以其治疗方法也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主.这个学派是当时医学上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在唾液、胰液和胆汁方面的研究对生理学有一定的贡献.他们认为血液是中枢,一切病理过程都由血液产生.对所有疾病都用化学原理进行解释和治疗. 另一位英国的化学派代表,牛津大学的威利斯注重临床观察.在西方他第一个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称威利斯氏病,他记述过现在所称的重症肌无力,还描述并命名过产褥热和大脑基底动脉环. 还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认为生命现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学的支配,生命现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来维持的,这种生命力亦即活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尔,他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生命力的减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纪更为盛行. 这三个学派虽然开始于17世纪,但其影响都很大,直到20世纪各种学派中还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18世纪的医学 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宋,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 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布尔哈维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 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19世纪的医学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也随之诞生了.法国人巴斯德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 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提出了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19世纪初期,在药理学方面,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马让迪,德国人弥勒和法国人贝尔纳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纸制听诊器,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并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用来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赫尔姆霍茨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发明.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创伤手术后的化脓并发症是最麻烦的事,在巴斯德发现病原微生物以前,维也纳的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于1847年证明,产褥热的真正原因是手和产科器械带进了感染因素,主张用石灰水洗手. 根据巴斯德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荻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伤口的感染问题. 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标志着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进步,如止血钳、止血带以及血管结扎的方法的应用等. 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18世纪时预防医学有某些改进,但大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实施范围也很有限.到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英国于1848年设立卫生总务部,规定一些预防疾病的法令. 之后不久,英国发生霍乱大流行,死亡约六万人.统计资料显示疾病的传染媒介是饮用水,于是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方法,而逐渐遏止了疫情. 使卫生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人是德国的佩滕科弗,他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卫生学方面,研究了空气、水、土壤对人体的影响；测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呼吸的意义,并发明了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气和暖气设备.继他之后,研究职业病的劳动卫生学、研究食品工业的营养和食品卫生学相继产生. 护理工作历史悠久,但从事护理的人长期地位低下,19世纪之前工作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人员素质差,待遇低.英国的南丁格尔曾在德国学习护理知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护士进行战地救护,收效显著.1860年她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历史上有几次反中医的论战
三次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
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
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
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
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
”再答：“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
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
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
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
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
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
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
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
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
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
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
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
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
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
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
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