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物流管理专业的社会调查报告。
2000~3000字左右
企业是一个老话题，但管理如何细制度如何，手段如何强化期以来却没有解决好。
烟台汽车制造厂几年来通过运用计算机网络和统一的财务软件，积极探索企业内部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一体化管理，活化了资金，加强了监控，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深化、细化和硬化，其经验值得借鉴。
一、一个困难的企业为什么花钱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来加强管理 烟台汽车制造厂是一个拥有2600名职工、3．2亿元资产的中型企业，主要生产轻型汽车、农用运输车和拖拉机。
1993年以来，该厂产品销售收入虽然逐年增加，但经济效益却大幅下滑，生产经营日趋困难。
面对日益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感到原有经验式的管理模式、落后的管理手段和不透明的信息反馈机制已非常不适应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应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和统一的财务软件进行管理创新。
一是成本的核算与控制迫切要求企业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
由于汽车产品结构复杂、零部件繁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以往靠会计人员手工劳动，连续几天几夜工作也只能算出大概的综合成本，难以及时准确地制定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
企业曾多次出现新产品投产后，才发现新产品的设计成本过高，价格无法为市场接受而被迫停产的情况。
二是资金的核算与管理迫切要求企业利用计算机进行控制。
该厂销售环节占用的资金余额上亿元，大多以发出商品的形态存放在全国各地的430多个经销商处，企业难以及时、准确掌握各销售点上的存货变动情况，账物不符、账账不符的问题时有发生，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坏账风险难以防范。
1995年该厂曾组织十多名会计人员历时一年，与各经销商核对发出商品和应收账款，发现企业本身的账簿记录差错1100多笔，仅发出商品的潜亏损失即达数百万元之多。
在储备资金的管理中，传统的手工操作只能提供库存材料、备件的账面价值总量，但具体材料、备件的存放时间、库存数量却不掌握，致使存货超储、积压、损坏等情况非常严重。
企业盘点时曾发现仓库中的三角带可满足企业10余年的生产需要。
三是薄弱的基础管理迫切要求企业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强化。
从企业内部看，基础数据缺乏，材料消耗定额、工时消耗定额不准，谈不上实施精细生产，挖潜降耗，也无法对生产车间、销售部门、采购部门和仓储部门实施科学的考核。
特别是财务信息滞后于物流信息和市场变化信息，再加上数据常常失真，决策者难以及时了解掌握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和内部各种资源的配置情况迅速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四是企业各项规章制度迫切需要利用计算机手段进行硬化。
过去规章制度只是挂在墙上，写在本中，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来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有章不循、有章难循的弊端难以克服，道德风险无法控制，科学规范的管理程序难以硬化。
二、如何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软件对企业管理进行深化、细化 1996年以来，该厂针对采购、仓储、生产、销售等环节信息不明、账目不清等突出问题，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以成本控制为重点，联合山东浪潮国强软件公司，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后投资两百余万元开发了“烟台汽车制造厂现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基于一台主服务器，在各个车间、仓库及生产、供应、销售、财务等各有关处室设立了46个工作站，将各子系统通过财务管理子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做到了“信息集成、过程集成、功能集成”，实现了财务系统与销售、供应、生产等系统的数据共享，为企业提高财务资金管理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财务管理子系统建立了统一的计算机平台，变多级核算为一级核算，一张原始凭证（销货发票、购货发票、入库单、领料单等）一次录入，仓库、车间、厂部的业务核算、统计核算、会计核算、凭证的制作、打印、各明细账、总账的登记全部由计算机一次自动完成，可以灵活地查询、统计和打印账表。
销售管理子系统与金税系统连接，利用金税系统录入和打印销售发票后，自动转入销售管理子系统，自动编制销售凭证，自动登记财务的产品销售、发出商品、应收账款、应交税金等账簿。
同时可进行账龄分析和坏账估计，实现了销售业务管理与核算一体化。
采购管理子系统对采购订单、采购到货以及入库状况进行全过程管理，为采购部门和财务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自动完成对各种应付账款的登记、冲销以及应付账款动态变化状况。
另外，该子系统还可以进行材料采购成本的考核与监督，非合同供应商、超过合同的采购价，软件系统可以自动警告，要求审核。
仓储管理子系统通过对各种存货的收、发、存业务进行核算，及时准确地掌握每件存货的耗用情况，把各类存货成本归集到各成本项目和成本对象上，为企业的成本核算提供基础数据，并动态反映存货资金的增减变动情况。
生产计划子系统根据生产计划和上月末实际库存情况，软件系统能按照装配物料清单计算物料的毛需求和净需求，自动运算出零部件采购计划、自制件的生产计划，将设计、工艺、生产制造并行交叉进行管理，实现了各种物流、业务流自始至终连贯起来的全过程管理。
成本核算子系统能够完成产品或零部件标准成本的制定，计算入库产成品或自制半成品的标准成本和标准成本差异，能够从价格成本差异和用量成本差异方面进行控制，为企业分析生产成本变动的原因提供了详细资料，为实施标准成本法和责任成本法提供了可能。
基础数据子系统可为生产计划系统提供工艺过程信息、产品结构信息，为成本控制提供工时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标准信息，并能够通过装配物料清单自动读取采购发票的最新单价，瞬间计算出产品的材料成本，为产品投产决策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
产品开发人员能够随时计算出新产品的设计成本，为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手段。
三、取得的成效 1．提高了对薄弱环节的监控管理能力 从采购环节看，现在能够准确地掌握某一时段的采购品种、总量、该品种的上年采购单价、采购成本、当期采购单价等，从而能及时准确地计算出采购成本的降低额和降低率，计算出各部门的材料采购节约情况，并依此进行奖惩。
这就使采购管理得到强化，仅1999年就节约采购成本900多万元。
从仓储环节看，系统可对各种库存零部件进行层层分解，一个汽车总成所包含的零部件可分解到7级直至螺钉。
材料的编码、型号、规格、名称也都能在系统中得到明细的反映，不但可以从总额上反映储备资金占用情况，而且可以分品种统计每一种物料的超储备占用时间和超储备占用金额，并对原材料超储备占用实行自动报警，从而为控制存货成本、提高存货周转率、减少不合理的资金占用提供了可能。
从销售环节看，通过该系统可随时查询存于各经销商处发出商品的型号、数量、时间、去向等详细资料，避免了发出商品长期被人占用或存放带来的损失。
还可准确反映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有效地控制了应收账款的规模，减少了呆坏账损失。
同时，通过计算机直接处理原始凭证，使应收账款的错账率几乎为零，解决了长期以来令财务人员头痛的往来账串户错账问题。
从成本控制环节看，系统方便快捷地提供了产品成本构成的详细数据，将标准成本控制与责任成本考核相结合，用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差异进行比较，作为对车间考核的依据，把成本控制真正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使经济责任制考核有所依据，实现了由成本核算向成本控制的转变。
2．减少了资金占用 现在该厂可以全面掌握库存产品和发出商品的型号、数量存放时间，这就为及时盘活存量资产，避免库存商品长期存放的损失创造了条件。
几年来，仓储部门适时处理积压商品车1245辆，回收货款2900万元；销售部门通过账龄分析，对应收账款的情况了如指掌，催收货款有理有据，使全国430个经销商的应收账款账龄基本控制在3个月之内，极大地降低了坏账风险；采购部门根据计算机自动报警系统的适时提示，积极清退生产上不需要的发动机、前后桥等十几种零部件存货，减少资金占用达553．2万元。
3．提高了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通过使用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管理软件，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部门与财务、仓库与财务、仓库与车间、车间与财务信息沟通不畅、账账不符、账证不符、账物不符的信息孤岛问题，架起了财务信息与物流信息的桥梁。
现在上至厂长、下至一般管理人员都可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根据自己的权限随时调阅所需的信息，以往的重要信息集中于少数关键岗位与个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
计算机管理软件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会计工作的效率，而且延伸了会计工作的领域，使核算会计向管理会计迈出了一大步。
4．促进了管理制度的硬化 通过使用统一的软件，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硬化到计算机程序中，使生产经营行为得到了规范。
现在不按制度规定的程序办，计算机就无法运行，即便是企业领导人，也必须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以往那种有章不循的情况在计算机铁面无私的程序前基本得到杜绝，大大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四、几点启示 1．企业管理细化、深化要有新手段 企业管理工作做深、做细，必须有大量的基础数据作支撑。
成本核算不准、消耗定额不清，规章制度就难落实，考核就无依据。
但靠手工来加工、整理、传递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不仅速度慢、效率低，而且也不准确。
因此，要解决管理上“手短”的问题，只有借助于计算机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落后的管理方式，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成熟、微机的普及、操作技能的简单化以及企业管理人员观念的转变，企业运用计算机网络和统一的财务软件全面加强和改善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2．管理的创新与提高决不仅仅是买新的计算机与软件 引入计算机技术改善企业管理，不仅仅是买几台新的计算机、联上网、装上新的软件，而是企业管理理念、内部财务管理体制、资金运作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革。
因此，上到企业领导班子、下到全体员工都要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勇于接受、采用新的管理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计算机和管理软件的作用，实现管理创新。
3．通过应用计算机程序可以提高资金监管的规范化水平 目前企业现有的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不可谓不全，规章条例也不少，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打了不少折扣。
烟台汽车厂的做法表明，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财务软件，可从两方面提高监管水平。
一是把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尽量变成计算机的应用管理程序，从而把规章制度硬化。
二是适时掌握企业经营中的资金与物流信息，从而可把事后的监管变为事中的监管。
4．加强企业管理要以财务管理为主线 财务信息是企业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也是支撑经营决策的基础。
企业运用计算机网络和管理软件要遵循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国内许多企业的经验看，以财务管理为主线，从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生产管理由低到高的次序逐步推进计算机和软件的应用是可行的途径。
企业要从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以财务信息为主线，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的原则，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成，逐步建立起以财务成本管理为核心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为企业全面的科学管理打下基础。
巍巍中山陵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
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
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 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
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
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
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孙中山的税收思想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
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
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
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
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
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
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
”他指出“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
“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孙中山是佘族后裔，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
“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
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
“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
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粤东东江流域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
年－1910年）。
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 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 妾陈粹芬。
妻宋庆龄（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 。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
评价 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
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
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
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
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
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
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
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
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
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
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负面 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
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
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
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
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
当时宋案未有证据证明是袁世凯指使，袁黄也力主有司法途径解决。
惟孙文一口咬定袁为元凶，指非用武力不可，从此开展了民国多次内战的先河；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
“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诸如此类的规定，充斥著整个党章。
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
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
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
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
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
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
（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
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
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
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
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
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
但许多学者同意，当其时之中国落后，几不具备对外进行平等互利外交的谈判资本，许多权宜之计实为不得已的作为。
历史上例如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皆为类似案例。
轶事 据唐德刚表示：武昌起义成功后，当时接到电报的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今译丹佛）友人卢瑞连开的餐馆中当“企台”，端盘子。
（《晚清七十年（5）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孙文喜欢下象棋，但棋艺不精：“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
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 过去国民党宣传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并且在学成绩满分，第一名毕业，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颁发毕业证书。
但事实上当年的毕业生只有二位，孙氏及江英华。
香港西医书院在当时是一个未获立案的学校，未能获得香港当局的承认，必然无法取得香港的行医执照。
纪念场所 中山陵简介 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它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东峰小茅山的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傍山而筑，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层层上升，气势宏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安葬在钟山的遗愿，灵柩暂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并决定在南京钟山修建他的陵墓。
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
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其中祭堂为仿宫殿式的建筑，建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
祭堂内放置孙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壁上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建国大纲》全文。
中山陵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
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筹备处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
结果，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式图案荣获首奖。
吕彦直还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
这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都取得很好的效果，色调和谐，从而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
牌坊这类建筑在功能上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的。
“博爱”两字正点出了孙中山先生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
石坊后是长达375米、宽40米的墓道。
前行为陵门，它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这里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征苍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为公之意，以此来显示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
再进为碑亭，一块高8.1米、宽4米的巨碑上刻着由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党内四大书法家之一谭延闿手书的“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24个鎏金大字。
字为颜体，遒劲有力。
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
攀登如此多的石阶极为艰难，但当大家走完这段长距离陡峻的石阶以后，一定会悟出《总理遗嘱》中有关的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含义。
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
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
华表乃为柱状标识物，标志祭堂即在此。
祭堂有三个拱门，分书“民族”、“民权”、“民生”门额。
这里是仿宫殿式的祭堂。
祭堂的门楣上刻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四字，表达了孙中山先生奋斗的理想。
堂中有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高4.6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保罗兰窦斯基的杰作。
像座东西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的浮雕。
祭堂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和胡汉民等人书写的《总理遗嘱》在这里，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先生为推翻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的不朽勋业和艰苦斗争的历程，而且也看到了孙中山先生为我中华独立、富强、大展宏图的建国思想。
堂后有墓门二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
上有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横额。
二重门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
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18米，高11米。
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中山先生汉白玉卧像，瞻仰者可围绕汉白玉栏杆俯视灵柩上的卧像，此像系捷克雕刻家高棋按遗体形象塑造，十分逼真。
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墓穴直径4米深5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
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任市长时，特地从湖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这里。
30多年来，中山陵园不断整修拓新，整个园林面积达3000多公顷。
陵墓景色优美，建筑壮丽雄伟。
孙中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浩气长存，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中山陵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钟山的雄伟形势与各个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通过大片绿地和宽广的通天台阶，连成一个大的整体，显得十分庄严雄伟，所以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
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 简介 2003年3月21日《山西青年报》阳光副刊刊出了原载《天有霓裳》由刘小烽撰写的“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一文，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
该文全篇1866字，正好与孙中山先生生年1866年暗合，堪称一绝。
文章立意独到，气势磅礴。
篇幅短小，而孙中山生平大事却无一遗漏。
而且文中佳句极多，有许多经典性的佳句。
譬如：文章开头先追本溯源，介绍孙中山革命所处国度的历史人文背景，作者写道：“嗟呼
天地之间，物各有本，百川汇海，流各有源，华夏兴起于炎黄，礼仪鼎盛自孔孟，此为邦国万代之统绪也。
昔在夏商，汤武革命，所以穷宇宙通变之理，顺造化日新之德，此为吾族革命之所宗也。
”如此写法，上下天地，前后古今，使人顿时肃然起敬，于无形中烘托提高了孙中山革命的历史地位。
譬如：在讲列强瓜分的危险时，作者写道：“四万万同胞遭劫于人寰，五千年列祖同哭于天上”；在讲孙中山逝世时，作者写道：“先生之死，使国家顿失脊梁，使革命顿失指导，万姓失怙，从此飘摇，草木挟悲风以哀号，天地共凄雨而涕下，举国伤痛，山河失色，四海内外，普天之下，凡我华人，无一不掩泪而泣者也。
”如此气韵，堪称神来之笔，使读者顿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遐想和感慨。
中山纪念堂简介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全国及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筹资兴建的纪念性建筑物，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设计，1929年动工，1931完成。
这座富丽堂皇的八角形建筑，外形庄严宏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钢架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跨度达71米的建筑空间内不设一柱，气势恢宏。
纪念堂及庭园用地面积为6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6600平房米，高52米，舞台口宽15米，深20米，座位3238个。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最具标性的建筑物之一，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所。
它见证了广州的许多历史大事：1936年，广州市各界人士在此举行禁烟大游行；1945年9月，驻广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解放后，每年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省市的重要集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
解放前夕，纪念堂因年久失修，已严重损坏。
解放后，人民政府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至1988年曾七次拨出专款对各项设施进行修葺和完善。
1998年再次拨款6000万元，对纪念堂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性大维修，堂前中山塑像改用铜材铸造，对广场、环境亦作了进一步的美化，从80年代初向游人开放以来，它更是成了广州主要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外人士喜爱的参观游览胜地。
上海宋庆龄故居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长期生活的地方和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
主楼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1948年国民政府将此宅院拨归宋庆龄居住。
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建国的大政方针，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她曾在这里进行各种国务活动，经常会晤和宴请来访的各国贵宾，积极促进中外交往，维护国际正义。
她所创建的新中国妇幼文化福利事业和对外宣传刊物也是在这里酝酿、筹划的。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去世后，这里作为她在上海的故居对外开放，供后人瞻仰。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行馆 张自忠路23号，旧时的门牌据分析可能是铁狮子胡同5号，后曾改为地安门东大街23号。
孙中山行馆原为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
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扶病进京，共商国是。
段祺瑞执政府将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行馆。
孰料，中山先生在行馆中住了不足一个月便撒手人寰。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在铁狮子胡同孙中山居室门口悬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
该室为内外套间，室内陈设简朴。
外间西墙上镶着一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方悬挂孙中山遗像，遗像右边镜框里为《总理遗嘱》，左边镜框里为《致苏联书》，靠墙的条案上放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
孙中山行馆于1984年5月24日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先生年表革命1883年 与陆皓东捣毁神像1884年 “始有志于革命” 鼓动“勿敬朝廷”，被视为“大逆不道”，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为“四大寇” 《致郑藻如书》1894年 《上李鸿章书》 兴中会成立1895年 香港密谋起义失败，陆皓东等就义1896年 伦敦蒙难1898年 拜会康、梁1899年 两党合作失败1900年 惠州起义失败1904年 加入致公会1905年 同盟会成立 《民报》创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1906年 提出“五权宪法”1907年 潮州黄冈起义 惠州七女湖起义 钦州、廉州、防城起义 镇南关起义1908年 钦州、廉州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 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 武昌首义 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 宣誓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发表《孙大总统对外宣言》 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辞临时大总统职 受任全国铁路督办1913年 宋教仁被刺 发动二次革命 1914年 成立中华革命党，任总理 1915年 发表《讨袁声明》，发动“护国运动” 1916年 发动护法运动 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17年 被迫辞去大元帅职， 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 列宁复函孙中山，向“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共同进行斗争” 1918年 《建国方略 心理建设》付梓 发表《护法宣言》 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 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建国方略 物质建设》付梓 会见李大钊 1922年 以大元帅名义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 与陈炯明失和，北伐失败 李大钊由京到沪会见交谈，并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1923年 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 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复命廖仲恺与越飞商谈中苏联合细节 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发表《关于粤海关关余问题宣言》，抗议美、英干涉中国内政 李大钊抵广州，协助完成国民党改组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24年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阐释三民主义 筹办黄埔军校 发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通过《国共合作草案》、《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草案》 发布《北伐宣言》，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应冯玉祥之邀，同意北上 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和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发表《入京宣言》 1925年 病危，口授遗嘱、《致苏联遗书》 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 病逝，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家1866年 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幼名帝象。
取名文，号日新，字德明 父孙达成，母杨氏，兄孙眉1877年 兄孙眉回乡完婚，9月，再返夏威夷创业1884年 与卢慕贞夫人结婚1888年 父孙达成逝世1891年 初识陈粹芬夫人 子孙科生于翠亨村1894年 长女孙娫（瑗）出生1896年 次女孙婉（琬）出生1902年 与大月薰结婚（存疑）1906年 宫川富美子出生(存疑)1910年 母亲杨氏逝世1912年 陈粹芬夫人离开1913年 长女孙娫（瑗）病逝于澳门1914年 陈粹芬收养孙容1915年 兄孙眉逝世 与卢慕贞夫人协议离婚 与宋庆龄夫人结婚1925年 中山先生逝世1952年 卢慕贞夫人逝世1958年 孙容病逝1960年 陈粹芬夫人逝世1973年 子孙科逝世1979年 次女孙婉逝世1981年 宋庆龄夫人逝世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名文，字逸仙，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孙文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后人惯以中山先生相称。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
名字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
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此外，孙氏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氏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的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台湾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却不实在。
1、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倒数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
最终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于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2、革命期间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3、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4、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
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
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
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
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
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
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5、联俄联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
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
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
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6、革命尚未成功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
不能进食。
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
呼吸十八次。
极危险。
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
终夜不离。
戴天仇为孙草遗嘱。
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
腹胀加增。
克礼为之打针放水。
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
当弥留时。
戴天仇代草遗嘱。
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 遗书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
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
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
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
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
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 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
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
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
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孙中山的税收思想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
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
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
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
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
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
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
”他指出“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
“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孙中山是佘族后裔，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
“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
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
“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
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粤东东江流域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
年－1910年）， 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 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 妾陈粹芬。
妻宋庆龄（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
评价 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
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
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
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
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
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
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
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
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
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
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