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信息化条件下部队防间保密工作
浅谈信息化条件下部队防间保密工作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安全保密问题越来越突出，计算机网络已成为泄密的主要渠道，但少数官兵对信息网络安全隐患认识不足，一些单位保密技术防范还相对薄弱，保密管理制度不健全，涉密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和漏洞。
如何做好信息化条件下防间保密工作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而又现实的课题。
关键词：信息化；防间保密一、信息化条件下部队防间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一)互联网覆盖面广，信息传播速度快，窃密与反窃密的网络斗争日趋激烈一是公开收集情报。
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成立了“公开信息中心”，每天在全球各个网站、论坛里搜集各种各样的军事信息。
依靠这些信息，美国不仅能发现别国最新的军事动向，而且连该国某些机密的武器发展计划，也可能由于网友的无意识透露而被美国情报机构掌握。
二是暗中进行窃密。
境外及台湾间谍情报机关，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加紧研发各种网络间谍技术，以便侵入联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终端等信息设备，秘密窃取信息。
另一方面，加强与民间企业的合作，通过削弱保安密码系统、设置遥控指令等技术手段，来窃取产品用户的情报。
三是开展网上策反。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际关系互动环境，网上聊天、网上招聘、电子论坛(BBS)、虚拟社区、电子邮件等等，如果防间保密观念不强，就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泄露军人身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策反目标，或不经意中泄露军事科研机密。
(二)信息网络技术在官兵日
井岗山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由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
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反AB团和富田事变，是两个互相关联至今仍未彻底平反昭雪的历史大冤案。
一、AB团的产生和灭亡 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
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把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
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国民党右派组织--反共反人民的AB团。
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
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17名执行委员中竟占了14名。
一些AB团分子吵吵闹闹，说共产党包办选举不算数。
段锡朋借机玩弄阴谋诡计，提出把选出来的17名执委再加一倍上报，由蒋介石转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圈定谁，谁就当执行委员。
蒋介石圈定的结果，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被圈进了省党部，于是AB团从此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
AB团篡夺了省党部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
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月中旬，南昌市的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公开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同时宣布被封闭的市党部恢复办公，它的机关报--《贯彻日报》继续出版。
3月17日，共产党员邓鹤鸣率10余人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和揭露江西AB团把持的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
汉口《民国日报》于3月19日至25日，连续把AB团的罪行公诸于众。
这给AB团分子以极大打击，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
消息传来，江西人民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趁势于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
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3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批斗后被进行了处置。
从此，AB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其寿命仅三个月。
二、AB团既未恢复也未重建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
段锡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没有恢复之必要。
AB团被冲垮之后不久，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接着进行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全面清党活动。
蒋介石的反赤比段锡朋AB团的反赤更坚决更彻底，所以AB团没有再恢复之必要。
第二，蒋介石为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在其上台清党之后，立即宣布不许任何人在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否则予以党纪制裁。
按照蒋介石整党的要求，也不允许重新恢复AB团。
第三，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AB团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AB团在四二暴动中被摧垮，当时支持武汉政府的朱培德，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求，把被捉的30余名AB团分子禁闭起来，准备处理，没有被捉到的AB团分子不敢留赣，逃之夭夭。
5月，以方志敏为首的共产党人，又重新召开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组建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各县、市也随之变化。
在这一段时间里AB团没有活动的余地，更没有重建和恢复之可能。
6月，形势朝着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急剧变化。
武汉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汉合作、蒋汪合流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望风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蒋介石。
他在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立即公开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他虽然释放了AB团分子，但一手操纵了党务、政务、民运大权，使AB团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复的条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份时间为1928年9月6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等致国民政府的呈文》，并《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原文。
有的同志据此认为AB团在四二暴动后因蒋介石得势又恢复了组织活动，这完全是误解。
详细研究一下两个材料，可以看出，所谓AB团的决议案，纯是朱培德呈文给强加的。
其理由是： 第一，根本不是AB团的议决案。
呈文中所说搜获AB团重要决议案印刷品多张是朱培德的话，此次呈送AB团第四次会议议决案也是朱培德的话，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还是朱培德的话。
两个材料所有AB团字样，无一例外都是朱培德强加的。
老奸巨猾的朱培德，从1927年9月以后就支持以汪精卫为后台的改组派，但又不敢得罪蒋介石。
因此，他明明知道议决案是蒋介石派来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所为，可他惹不起蒋介石，就硬给那些党务指导委员加上AB团的罪名，这样就把党务委员的合法地位，变成了AB团的非法地位。
有的党务指导委员，也就这样被赶出了江西。
第二，清楚地说明是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议决案。
朱培德的呈文中说：惟查该会主席刘抱一暨曾华英邹曾侯三人均系本省党务指导委员。
议决案开头即说：本会于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是AB团的议决案，怎么开始不称本团而称本会呢
本会显然是指党务指导委员会。
议决案中说：主席刘抱一记录邹曾侯，AB团根本没有主席的称号，刘、曾二人均是党务指导委员，无疑主席也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席。
议决案中第一项议案说：省府屡次摧残党务侮辱同志应如何反抗案--决议向中央控告。
摧残党务表明了改组派与指导委员会的对立和矛盾，证明所谓AB团的议决案，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三，不能把党务指导委员中的AB团分子说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
蒋介石派到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中的确有AB团分子，如周利生、王礼锡、刘抱一、曾华英等都有老AB团的印记，但他们都是以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被派到江西的。
不仅党务指导委员中有AB团分子，在朱培德呈文中签名的杨赓生、熊育锡也是老AB团分子。
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明AB团组织的存在，相反说明了AB团组织垮台后AB团分子各投其主的情况。
如果把AB团分子各投其主后参与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看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那是历史的误会。
三、内部肃出的AB团纯是逼供信的产物 在寿命仅三个月的AB团解体3年之后，赣西南苏区却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
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
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
当时刑讯逼供不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违法乱纪的行为，而是领导机关提倡而普遍采用的手段。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在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一题中说：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这里叙述了逼供信的经过，也是逼供信的历史证据。
紧急通告还在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一题中强调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注:以上引文均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46－6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残酷的拷打、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不招行吗
事实上AB团就是这样肃出来的。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
还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
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
仅胜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78页。
】。
不仅要招认自己是AB团，而且还要招出AB团的组织系统；不仅要招认谁发展了他，而且要招认他发展了谁；不仅要招认谁领导他，而且要招认他领导谁；不仅要招认准备杀谁，而且要招认派谁去杀；不仅要招认何时暴动，而且要招认谁组织和谁指挥。
就这样，不仅觉得AB团到处皆是，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凶恶敌人，于是捕杀AB团之风，越刮越烈。
四、富田事变的起因和定性处理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
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
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10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
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
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
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
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
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
你很危险嘚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刘问：供什么
李答：AB团哪。
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
李说：是呀
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
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
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
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刘知道李韶九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
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
】。
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
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
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
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逃走。
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二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
】，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
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
】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
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
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
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
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五、富田事变是历史错案 在敌人10万大军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关头，对领导机关肃AB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
尤其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更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给以适当处理，无可非议。
但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
刘敌、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和骨干。
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
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进来的。
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2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开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1930年5至9月，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
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AB团毫无关系，AB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
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
省行委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1931年1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
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这是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历史已充分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第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
在富田事变后第一次行委扩大会议上，他们就决定派丛允中随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段良弼去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
他们听易尔士说共产国际从1930年8月起，不再给我党经济上的接济，中央活动经费困难，扩大会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
在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可证明有这件事。
段良弼于1930年12月下旬即给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书面报告，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讲述富田事变的经过，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请求中央给以处分，表示要始终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
当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的反毛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苏区中央局通知双方都到中央局开会，用会议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时，他们服从决定，按期到达。
这一切都不仅说明他们同AB团、反革命格格不入，而且证明他们始终心向着党，一切听从中央和中央局的安排。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
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
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且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
现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世界著名的反恐部队有哪些
CS里警的角色都是王牌特种部队的，世界著名的反恐部队有两条评价标准：1。
是否经历实战。
2。
是否成功完成过反恐任务并扬名世界。
没有TOP10，只有这几个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部队。
我来告诉你个有权威的： 1。
英国皇家陆军特别空勤团（SAS） 英国皇家陆军“特别空勤团（简称SAS），是由戴维.斯特林上校于一九四二年在利比亚建立的一支特种部队报纸部队。
报纸这样介绍他们：“特别空勤团是英国军队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口号是保密
” 目前，特别空勤团大约有九百名队员，平均年龄约在二十六岁。
这批特种部队于一九五二年改编为英国本土防卫部队－“特别空勤团”。
他们的司令部和训练基地设在伦敦西面一百三十英里的赫里福德，靠近布雷肯比肯思山。
该团由三个部分编成：一个正规（常备）部队，两个由非职业士兵组成的非专业部队。
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们的戴哔叽的贝雷帽，佩戴着带翼短剑的臂章。
他们个个都是爬山、游泳、潜水、爆破开锁急救无线电通讯等技术的行家，并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
这支部队刚成立时的任务是在纳粹德国非洲军团的后方进行暗杀，破袭和营救盟军战俘的行动。
他们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地炸毁了德国空军的二百五十架飞机和数十个弹药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空勤团曾被用于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
一九七七年五月，特别空勤团曾协助荷兰海军陆战队和“骑警队”解救了一辆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荷兰列车。
同年十月，该团曾派两名专家协助西德边防警察第九大队（GSG－9）成功地救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的德国汉萨航空公司的喷气客机及机中的八十七名人质。
一九八0年四月三日，五名伊朗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朗驻英国使馆，劫持了二十六名的质。
两天后，特别空勤团便出动了二十四名队员，使用“昏眩”手榴弹，在四十秒钟闪电般地袭击了恐怖分子，成功地解救了十九人质。
英国的特别空勤队(Special Air Service)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英军为了保证在马岛顺利实施登陆，特混舰队司令官伍德沃德将军派出了一支精干的突击小分队，趁夜对阿根廷军队在马岛上修建的夜战机场实施奇袭，一举摧毁了机场上停放的11架阿军作战飞机和机场设施，拔除了阻挡英军登陆的一颗大钉子。
战争结束后，一名阿指挥官指责英军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进行前所未有的冒险，而这一切都是违反海战基本常规的。
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特种部队确实难以对付。
这支奇袭阿军机场的突击小分队就是来自英国著名的精锐部队--第22特别空勤团。
第22特别空勤团是一支专门从事特种作战的英军精锐部队，从二次大战到马岛战争，他们神出鬼没，身经百战，立下了无数战功，被称之为红色魔鬼，是英国人心目中的一支神兵奇旅。
2。
美国三角洲 美国陆军上校贝克卫斯(Charles Beckwith)曾在1962年至1963年于英国空降特勤队中服役，当他回到美国陆军后一直企求成立一个单位，其组织、构想和功能要与空降特勤队同样。
在长达数年的无数次尝试后，他终于成功了，这个新部队——名为第一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缩写为Delta)——在1977年11月19日获正式认可。
这个单位不可与三角洲计划(Delta Project：B—52分遣队)相混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概念。
三角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影响到美国利益的恐怖活动，按照当时随处发生的这些意外而言是非常适时的需求。
在其正式成立后，三角洲部队开始着手挑选与训练其人员，并顺利地完成数个其它不同单位的任务。
随后在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学生”们闯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挟持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人质，从那时起三角洲部队逐渐地深入参与计划——人质救援行动，最终以1980年4月24至25日的实际行动达到最高潮。
按照空降特勤队的模式，三角洲部队又被划分为数个中队，依次再划分出小队(troop)。
每小队人数为16人，可以一队16人来行动，亦可分二组8人，或四组4人，或八组2人。
在其早期的阶段只有一个中队(A中队)但很快就一分为二，于1979年初成立了B中队。
在伊朗的溃败导致美国特种部队内部相当深刻的反省。
虽然这次失败的主因并非是贝克卫斯上校和三角洲部队的缘故。
但在技术层面来说，决定使用美国海军的塞考斯基RH-53直升机来取代惯用的HH-53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前苏联方面的威胁。
RH-53的尾柱可以折叠，使该直升机可收藏至甲板下；HH-53并无此种能力。
前苏联正从空中及使用卫星监视尼米兹(Nimitz)号——8架大型直升机位于飞行甲板上的图像已足够让机灵的前苏联观察家猜出正在进行的事情——而且他们可能会警告伊朗人。
这个长途行动的其它技术困难，则因卡特政府从华盛顿断然决定取消整个任务，而变得更复杂。
三角洲部队在十年之后又返回沙漠，为美国特种部队突击伊拉克内部作先锋。
萨达姆·候塞因所拥有的SS-1“飞毛腿”导弹远较西方情报机构所了解的多，而且以色列境内如下雨般的导弹也不容许再继续下去。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Shamir)威胁将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以色列甚至秘密地发射一枚核子弹头(不反应的)洲际弹道导弹至地中海以为最后警告。
特种作战指挥部的总司令史汀纳将军(C.eneralCarlStiner)和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少将唐吟(Wayne A.Downing)，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们的精锐小组能较卫星找到更多的“飞毛腿”导弹。
三角洲部队作为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人伊拉克境内，其一同的伙伴还有英国的空降特勤队。
从第20特战中队的MH-53J“低铺三型”直升机上下机后，他们查出海珊瑚导弹，并将之标示出来以待空袭。
在1991年2月27日，地面战争的最后一天，三角洲部队发现了一整排的26枚“飞毛腿”已准备好作为最后的弹幕射向以色列。
它们立刻就被摧毁。
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寄了一封个人的恭贺函，感谢他们致力于维持以色列于战局之外，整个任务完成了，其代价是3名三角洲部队工兵：贺雷(PalhckHudey)、克拉克(Otto Clark)和罗吉古斯(EloyRodriguez Jr.)，他们是因塞考斯基的UH—60黑鹰式运输直升机载着他们撞上一个沙丘而机毁人亡。
三角洲部队仍将回归于反恐怖分子的本分，而非海湾战争的工作。
位于北卡罗来那州布拉格堡的广大训练地区中包括一架波音727飞机以供练习突击救援人质。
这里也有著名的内搏战斗之屋(Close Quarter BaffleHouse)——其另一称呼“鬼屋”(Haunted House)更为出名。
三角洲部队仍维持两支100人的中队随时准备行动，但却有更多的人员贡献于训练其它特种战斗单位，从事反恐怖分子或反暴动的任务。
3。
俄罗斯“阿尔法”特种反恐怖部队 经过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阿尔法小组”首次执行任务。
1979年7月28日，一名恐怖分子身藏爆炸装置，潜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要求美方外交人员护送他离境，否则就要引爆炸弹同归于尽。
“阿尔法小组”奉命出击，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伤亡。
“阿尔法小组”首次行动就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任务，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支专门为反恐建立的特种部队后来却一次次卷入政治斗争和战争，成为政权颠覆和政治镇压的“利刃”。
1979年12月27日，前苏联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调用“阿尔法小组”参加强攻阿明总理府的战斗，第一次真正地经受了“战斗的洗礼”。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反恐任务的加重，“阿尔法”小组的队伍逐步扩大。
1981——1986年间，前苏联发生了3起重大恐怖主义事件。
但由于“阿尔法小组”的果断行动，恐怖分子无一次得逞。
1981年，在萨拉普尔市，“阿尔法小组”制服了3名携带冲锋枪将25名中学生扣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整个战斗中，孩子们没有一人受到伤害。
1983年，在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恐怖分子扣押了一架图-154客机上，将57名旅客扣为人质，“阿尔法小组”适时采取行动，再次在毫无伤亡的情况下解救了全部人质。
3年后，在西伯利亚的乌法市，“阿尔法小组”又采取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将2名恐怖分子一个击毙、一个击伤，而自己毫发未损。
1988年，在矿水城，几名武装歹徒劫持了一辆大轿车，绑架了车上32名乘客(31个小学生和1位女教师)。
“阿尔法小组”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他们与匪徒们通过无线电台进行了一天一夜的艰苦谈判，最终使匪徒们自动放下武器，释放了全部人质。
在谈判中，“阿尔法小组”的许多成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和顽强，这是因为“阿尔法小组”经常需要耐心细致地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以降低恐怖分子的进攻性，防止他们对人质施加暴力。
“阿尔法小组”的成员具备一套独特的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战术，他们具有的丰富的战阿尔法特种部队斗经验和生活阅历，使之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犯罪分子的内心活动。
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将“阿尔法小组”编入联邦安全局。
1993年10月，以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反对派聚集在议会大厦，与叶利钦分庭抗争。
“阿尔法小组”再次被指派进攻议会大厦，但他们这次仍未发动攻击，而是力尽自己所长与白宫保卫者们展开了谈判，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安全保障，促使几百名议员和普通公民主动撤出了白宫，避免了事态恶化和进一步流血。
车臣战争爆发后，“阿尔法小组”重又担起了反恐的重任。
1995年6月14日，车臣反政府武装首领巴萨耶夫率领200余名武装分子，乘卡车潜入俄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绑架了100多名市政府工作人员及医院的800余名医护人员和病人。
“阿尔法小组”奉命解决这起人质事件，任务异常艰巨，但俄政府最后采取了退让政策，才使“阿尔法小组”摆脱了巨大牺牲的困境。
时过半年，1996年1月9日，拉杜耶夫率600余名车臣战斗队员冲入基兹利亚尔市，扣押了2所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及普通市民共计3000余名人质，随后挟持百余名人质撤退到“五一”镇。
阿尔法小组奉命担任强攻突击群的第二梯队，负责最后解救楼内人质。
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阿尔法小组”再一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
4。
德国GSG9特种部队（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 德国GSG9特种部队系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简称。
1972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从慕尼黑奥运村劫持并杀害了11名参加第20届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其间巴伐利亚警方的解救行动完全失败，这一事件迫使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这届奥运会，它留给德国政府难以忍受的耻辱感。
因此，德国政府决定组建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就是GSG9特种部队，其总部设在波恩以东3公里的奥古斯特，共有队员约350名，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战斗力极强，是一支界闻名世界的老牌特种部队，代表作是1977年在索马里参加摩加迪沙机场反劫机战。
联邦德国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经济复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与此同时，恐怖集团也在形成，暴力活动日见猖獗。
当时，有人建议效仿英、美国家，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
但因国人普遍对特种部队持反对态度，此建议因而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德国政府为避复活纳粹之赚，迟迟未正式组建特种作战部队。
1972军发生在慕尼黑菲尔斯滕菲尔德布鲁克机场上的血腥屠杀，为孕育已久的特种部队注入了一剂催产素。
1972年9目，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恐怖为子劫持了9名以色列入质驾机逃跑，巴伐利亚州的警察试图拦截劫持者及人质乘坐的波音飞机，结果发生了惨痛的悲剧，9名人质和4名恐怖分子全部在弹雨中丧生。
为吸取教训，有效打击恐怖活动，联邦德国决定采纳一位与以以列特种部队关系密切的反恐怖专家的建议，于1972年到1974年便创建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主义的特制干预部队，于是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终于降生了。
它的孪生兄弟——各州属机动特种大队也同时问世。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
根据分工，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
因此，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和保护国宾以及德国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
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1977年10月13日，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往德国途中被4名恐怖分子劫持，机上共有87名乘客。
被劫航班最后被迫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途中，恐怖分子枪杀了一名人质。
德国政府急调30名GSG9队员实施营救行动，他们追踪被劫持的波音737抵达摩加迪沙。
这次行动由尤里斯·华格纳指挥，在英国空降特勤队和索马里部队的配合下，17日深夜，GSG9成员开始秘密接近被劫飞机。
次日凌晨2点，为了吸引劫机犯的注意，先是索马里部队在飞机前方点燃大火，将恐怖分子头目阿卡其和另外的一名恐怖分子吸引到驾驶员座舱，GSG9行动小组趁机沿机翼爬到紧急出口旁边。
2点07分他们强制打开紧急出口，并向里面投掷了闪光弹和烟雾弹，使舱内的劫机犯一时睁不开眼。
这时，静候在前后机舱出入口的20名GSG9队员们立即冲进机舱。
就在劫机犯还在揉眼睛时，GSG9手中MP5的子弹就让3名劫机犯脑袋开了花，另1名劫机犯则在重伤后被擒。
整个行动前后只用了5分钟，所有的人质和机组人员均获救，德国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行动组的英雄们载誉凯旋回国。
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对此曾称，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劫机事件中波音737客舱狭小，目标混杂在人质和坐椅中间。
这种环境对枪械的尺寸和精度要求非常严格。
GSG9配备的MP-5冲锋枪枪长仅660毫米、重2.45公斤，能够较好地满足狭小空间作战的要求。
这次行动使得MP-5的精确性能和威力得到了有力证明，该枪也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此后，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都对此枪大为青睐，纷纷选用该枪为反恐专用枪支。
德国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这一行动，受到了西欧各国的一致称赞，并一举名扬世界。
此外，边防第9大队还有摧毁巴勒斯坦赤军派和救出被索马里解放阵线扣留的人质等一系列成功的行动。
由于这类出色的行动，现在恐怖分子都尽力避开第9边防队。
5。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是一支专门从事于反恐怖活动的特种突击队，诞生于世界恐怖活动猖獗的70年代初，号称“凯旋门前的利剑”。
创始人是布鲁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托中尉。
刚组建时只有布鲁托和15名军士，编为3个行动小组，每组5人，年龄在25-40岁之间，而且都有家庭和孩子。
1976年，这支部队的编制扩大到两名军官和40名军士，编成3个突击小分队和1个本部，每个小分队编有2个5人行动小组、一名小分队指挥员和1名军犬员。
1984年扩编到54人，其中军官4人，军士50人，编为4个突击小分队和1个本部。
今天的GIGN大约编制120成员，其中12名左右为指挥官。
由于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总是穿着一身黑衣，所以人们称他们是“黑衣人”突击队。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1973年11月3日成立。
197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了许多大案，在法国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也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袭击、爆炸、绑架等恐怖事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使法国政府颜面尽失。
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分子，1973年1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成立了国家宪兵干预队，其行动宗旨是：凭借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的耐心闪电般地行动。
作为宪兵部队的一部分，它直接隶属于法国国防部，但具有很大的行动独立性。
其创始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布鲁托中尉，他不但对犯罪心理学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一名东方功夫高手，精通各种械具和徒手格斗。
在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GIGN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支反恐劲旅。
它就像一把神奇的“达摹克利斯”剑，时刻悬挂在恐怖分子的头顶。
6。
意大利空军特别行动勤务组 猛烈的爆炸，冲锋枪间歇性突射的声音，几声叫喊及刺鼻的催泪瓦斯味，整个事件不过几分钟，震惊意大利全国的Train监狱暴动事件即被平息。
突击队员娴熟的动作技巧和精确无比的时序控制，使事件结束后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记者，象傻子般还没回过神来。
l980年11月29日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上，意大利空降部队枪骑兵团中的特别行动勤务组(GIS，Special Interventions Group)，首次在新闻媒体曝光。
各报纸报道的重点完全放在了对这支部队的好奇与探究上，至于这场监狱暴动是如何被平息的，则没有人充分说明，因为连现场的记者都不知道事件的内情。
塔斯卡尼亚的精英 那些身着黑色连身战斗服的突击队员隶数于哪个单位
编制多少人?基地在哪儿
这是意大利新闻界在了解本国有如此一个精英特种部队后，最想得到解答的问题。
事件结束后数天，意大利终于应舆论的要求，公开了GIS的情况。
根据官方的说法，GIS特勤组于1978年成立，目的是对付当时逐渐在意大利横行的恐怖主义。
该单位成员是从意大利陆军FokO-rc空降旅下问第1空降军骑兵营中挑选出来的。
当时公有的人数大约有80名。
成员的体能及心智状况都可称得上是超级枪骑兵。
严格考验 据一名GIS教官说，目前，人员的甄选是每年举行2次，由意大利塔斯卡尼亚(Tuscanin)军团各部队指挥官推荐人选，由GIS负责甄选与训练。
初步甄选为期六周，期间严格的体能测试。
常常使得每一期筛选中，只有3、4名候选者能够通过。
从而进行正式的选训过程。
过程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期18周的基础川练。
课程包括射击、爆炸物的处理,房舍突击、伞、近战及徒手搏击等。
这期间如受训队员有任何轻微的过失与错误，都可能追受退训的命运。
第二阶段选训过程为期24周，准队员们在此阶段将进行未来执行任务时所必需的各种技能训在射击训练方面。
针对各种环境与全天候的实战状况，进行快速突射，精确射击及本能反应射击训练等;在镇暴训练方面，针对各种爆炸物及特殊有害气体的防制与处理进行实战演练;在反恐怖活动方面，则以各种交通工具和房舍进行训练。
由于反劫机为反恐怖话动任务的重点，意大利Alitalia航空以司甚至提供一些客机的实体模型，供GIS训练使用。
7。
以色列“野小子” 以色列“野小子”1957年正式成立，直属于总参谋部领导，被誉为“总参谋部之子”，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
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组织形式类似家族式，一旦加入就得终生为之服务。
这支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中骄子，其作战技巧、战斗力、士气均堪称军中典范。
这支部队所执行的任务也是秘而不宣，外人只能通过一些引起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看出些许蛛丝马迹来。
日常训练是在英国特种部队特别空勤团SAS的训练科目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提高，具体内容被列为机密，秘而不宣，唯一知道的就是淘汰率极高。
特别是这支部队的军官升迁比较快，很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支部队，如1991年4月出任总参谋长、并于1999年5月作为工党领导人当选总理的巴拉克就来自这支部队。
“青春之泉” 1973年4月，沙漠“野小子”首次引起世人关注。
当时它针对“黑九月”组织重要成员发动了代号为“青春之泉”的全面刺杀行动，几乎瓦解了整个“黑九月”组织。
“闪电行动”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雅典被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西德人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机上242名乘客中有105人为以色列人，他们被软禁在机场候机大楼内作为人质。
劫机者要求以色列在规定时限内将关押中的53名巴勒斯坦人送来乌干达进行交换，否则人质将被处死。
以色列为救出人质，成立了以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为首的行动指挥部，由步兵-伞兵司令肖姆隆拟制了代号为“闪电行动”的军事营救计划。
4架以色列空军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秘密起飞，并乘着夜色秘密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而在事先他们也并未通知那里的地面控制塔台。
以色列部队赶在午夜降临前一个小时悄悄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
随后以色列人便驾着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和护卫的几辆吉普驶出运输机，径直驶往旧航站楼。
乌干达人以为这是伊迪·阿明或是其他乌干达高官的车队。
3组突击队员按预定方案分别扑向各自的目标，整个行动像事先演练得那样流畅，10分钟攻占候机大楼，20分钟解救人质，10分钟检查，12分钟返回飞机。
“野小子”特种部队从第1架以色列飞机落地到返航的最后1架以色列飞机起飞，只有短短的53分钟
六名劫机者被击毙。
还有一名人质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而被打死。
在总共103名人质中有三人死亡。
在奇袭过程中，机场的乌干达部队也向以色列特种部队开火，并打死了以色列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上校，而他也是这次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唯一一名阵亡者。
“野小子”千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突击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反恐怖作战史上的一个创举，它向世人展示了以色列特种部队高超的反恐怖作战艺术和能力。
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阿南的少校。
这支部队刚成立不久，由于训练严格且自我要求高，很快成为以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阿南少校以英国SAS 特警队的训练方式训练其队员，甚至借用了SAS 的一句名言：“敢为者赢”作为自己的队训。
由于创建初期，阿南招募的队员大都来自阿拉伯占领区的后裔，这些人被认为有亲阿拉伯思想，因而不受以色列军方的信任，所以，他们的训练要求也比一般以军艰辛。
他们必须学习任何地面上的战斗技巧，学习任何可用的地面战斗武器及单兵或集体的作战方法等。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事前准备也必须详细周全，这也造成了后来 这支部队的特殊作风——如果有一万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事前必须演练一万零一种模拟状况。
这种谨慎和自我要求的态度，很快也成为其它以色列部队模仿的对象。
另外，特种部队还规定，万一行动失败，必须否认其行为 是以色列所策划的突击任务。
选拔训练 和其它特种部队一样，“野小子”特种部队的选拔训练要求是相当高的，其淘汰率将近 9 成。
许多青年都以加入“野小子”特种部队为荣。
在训练中， 受训队员必须向自己的极限挑战，表现不好的自然会被淘汰；表现好，但不能和其他队员团结协作的“过度自信者”也一样会被淘汰。
那些入伍前想加入特种部队而积极锻练的人，并不一定会顺利通过选训，选训过程中不但是个人体能的筛选，也是心智能力、极限耐力的挑战。
总之，选训过程是相当 “疯狂”的，只有获得一枚象征通过选训的翼形胸章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