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七律长征分（）联，颔联，（）联，尾联。
《七律长征》是一首古诗词，分为首联俄联，颈联，尾联四联。
全诗生动地概出了什么
为什么要北伐战争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宣言中说：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
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
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
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
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
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
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
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探索星空奥秘的年轻人》原文
的夜空，星汉灿烂。
人们仰望那满天的繁总会无边无际的遐想。
科学打开了奥秘的大门，无限广阔的宇宙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用肉眼发现在天鹅星座出现一颗新星。
这个人，就是江西省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
从那时以来，两年多过去了。
段元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封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福建前线某守岛部队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写给他的。
他们怀着向段元星学习的强烈愿望，恳切地问道:“段元星同志，你是怎样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这颗新星的?你在业余天文科研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程呢?” 小天文迷 江南的夏夜，蛙声如潮，月色似银。
吃过晚饭的孩子们，有的追逐着捉迷藏，有的奔跑着捕萤火虫。
小元星却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坐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听隔壁的王伯伯讲天上的故事。
王伯伯讲了一个又一个，小元星听得可人迷了。
他用小手托着腮帮遐想着:月亮里住着能歌善舞的嫦娥姐姐吧?天上那条又长又宽的银河，是不是也像宁都的梅江一样哗哗地流淌着呢?火星上真的燃烧着熊熊大火吗?金星上尽是金子吗?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勾起小元星探索苍穹奥秘的强烈愿望。
段元里上初中了。
有一天，他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天文爱好者》，坐在窗前，贪婪地读呀，读呀，完全被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谈月亮的文章吸引住了。
原来，月亮是靠反射太阳光而发亮的。
月亮上的阴影，并不是什么桂花树，而是一片辽阔的没有水的“海洋”。
这些地方地势低，反射阳光差，所以显得比较阴暗。
月亮上没有空气，没有生物，更没有嫦娥姐姐和吴刚爷爷。
那里的温度变化可大了，中午高达一百一十多度，半夜却下降到零下一百五十多度…… 嗬!月亮的本来面目原来是这样呀!那么，月亮为什么会发生圆缺呢?日食、月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段元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科学地解答这些天上的自然现象，对于人们破除鬼神思想，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段元星在学校图书室里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
他读着读着，眉毛几乎蹙成了一个团。
为啥呢?原来他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祖国的天文事业反倒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段元星捧着报纸，呆呆地沉思了好久好久。
他想: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发出了伟大号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这是党和领袖交给青年一代的历史重任啊! 此刻，一个美好的理想，在段元星的心中萌生起来。
他兴冲冲地跑回教室，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铮铮的誓言:“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的光辉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从这以后，十四岁的段元星变成一个“天文迷”了。
盛夏的一个晚上，学校里组织同学们观看电影。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段元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满天的繁星，分辨哪是凤凰星座，哪是孔雀星座，哪是仙女星座，结果忘了看路，身子撞到了电线杆上。
他换了摸碰痛的额头，继续仰望星空，没走多远，又双脚踏空，“咕咚”一声，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
一年秋天，宁都县城连续五天五夜狂风呼啸，暴雨倾盆。
坐落在梅江畔的段元星的家，被洪水淹了。
第六天晚上，雨霁云散，明净的夜空露出了晶亮的星星。
段元星多想到屋外去观测呀!可是，洪水还没有退去，他只得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巡视而后的星空。
就在这天夜里，他观测到了很少见的小马星座方向出现的两颗流星。
霜冷风寒的冬夜，妈妈是不让他外出看天的。
机灵的段元星便等爸爸妈妈睡着了以后，悄悄地打开床边的窗户，静卧在床上看星星，然后将观测的结果用圆珠笔写在手掌心上…… 这样，六年过去了。
当段元星从宁都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进行了六百四十二个星夜的天象观测，记录了十五颗变星和三百九十一颗流星的有关数据，写下了十万字的天象资料。
他能算出太阳每天升落的时刻和日夜的长短;他能根据天体力学的轨道方程式，计算出行星、彗星等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及移动的路线;他能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时刻，误差仅几分钟;白天，他能根据太阳距离当地子午线的角度，用拇指比划法测定时间;晚上，他能根据恒星在天空移动的位置来推算时间。
土气象站 一九六八年深冬，正是山野的红梅含苞待放的季节，段元星来到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
进村那天，社员们敲锣打鼓地迎接他。
几位大娘，乐颤颤地送来了几篮鲜嫩的青莱。
当天夜里，大队温书记特地来到他的住处，亲热地和他唠到半夜。
临走时，温书记握着他的手说:“小段啊，你爱好天文，坚持搞业余天文科研，这很好，党支部支持你。
同时，我们也希望你的科研活动，能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结合起来。
” 这天夜里，段元星躺在床上，久久地睡不着。
社员们对他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大队温书记的殷切期望，深深地激动着他年轻的心。
他爬起来，点亮煤油灯，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党呵!是您哺育我成长，给了我文化科学知识。
现在来到农村了，我一定听您的话，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几个月后，春播开始了。
当鹅黄色的秧苗刚刚露出水面的时候，一场寒潮突然袭击宁都，气温骤然降到零度。
队里的秧苗全都冻死了。
段元星和社员们一样，多心痛啊!他蹲在秧田边，望着烂掉的秧苗久久沉思着:要是能事先预测到天气的变化，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 从这以后，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业余天文科研同气象观测紧密结合起来。
他从稻田里捉来一些蚂蟥，放人一只装着清水的小玻璃瓶中。
天气正常，蚂蟥便安静地伏在水底不太动;如果它们感觉很憋闷，频频地浮到水面上来呼吸，那就标志着天气要发生变化了。
后来，他又去砍来几根松树枝，剥去鳞片状的外皮，把它钉在土砖墙上，名曰“松枝晴雨计”。
他便根据每天松枝伸缩移动的幅度大小来预测晴天或雨天。
段元星的这个“土气象站”，到底灵不灵呢?这里只说说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一个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当地好久没下一滴雨了，山城里的梯田早得开了裂，需要抽水灌溉，方能把晚稻栽种下去。
但是，如果生产队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去抗旱抢种，已经熟透倒伏的早稻，就会由于延迟收割而遭受损失。
这真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啊!社员们在田头议论纷纷，队长的心里更是焦急得如同烧着一团火。
这时，正在割禾的段元星抬头看了看天，走到队长跟前，高兴地说:“队长啊，把劳动力都调来抢收早稻吧!你看，天上不是出现了钩钩云吗?俗话说:‘天上钩钩云，地下雨淋淋’。
根据我这几天的气象观测，明天就会下大雨。
到时候，队里再集中劳动力去抢种晚稻。
” 队长半信半疑地问:“真的会落雨呀?” 段元星满有把握地回答:“真的会落雨!” 队长转忧为喜，当即集中劳力突击抢收倒伏的早稻。
第二天傍晚，果然雷声隆隆，大雨滂沱。
队长望着山野间的茫茫烟雨，乐呵呵地说:“有元星这孩子管天啊，夺丰收就更有把握了!” 年纪轻轻的段元星，为着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着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他以自己火样的热情、旺盛的精力，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地忙碌着。
一九七三年冬天，大队党支部要他绘制一张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
在要绘制的规划图中，有块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两里的地段，是这次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
那里山岭逶迤，沟壑纵横，地形异常复杂。
党支部要求段元星将这一带二十四条山垅的五百八十六块水田，八百块旱地，四十八个山头，九十一口水塘，以及六个生产队的位置，都画在一厘米等于地面二十米的规划图上，并要求标明每丘田的面积和高度。
可想而知，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从未搞过测绘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困难确实是大呀! 在困难面前，段元星没有皱眉头。
测量规划图没有经纬仪，他用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代替;没有标杆，他向社员借来三根晒衣竹篙代替;没有指南针，他便白天利用太阳、晚上依靠北极星来测量地域所处的方位角度。
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铺满寒露的山路上，留下他两行清晰的脚印;暮霭笼罩了山村，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了，他才摸着黑回到住处。
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他的行程:四十八个山头，他登攀了一千多次;二十四条山垅和一千三百八十六块梯田，处处嵌满了他的足迹…… 一个多月后，一张彩色的“大布大队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送到了温书记的手中。
温书记看罢规划图，用慈爱的目光打量着段元星，发现他瘦了，两只眼睛布满血丝，脸颊和双手被霜风吹得开了裂。
他心疼地说:“元星啊，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吧!” 段元星却回答道:“等到把规划图上的设想变成了美好现实的时候，再考虑休息吧!” 后来，规划图上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那块重点地段的三百多亩低产田，过去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多斤，现在经过改造，一季就达到四百斤。
不过，段元星并没有休息。
但愿活着多有为 就在段元星来到农村的第二年，即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实现了! 喜讯传来，段元星手握自做的天文望远镜，遥望邀游太空的卫星，聆听着广播中播送的从卫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激情满腔。
当夜，他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豪迈的诗篇: 寒暑尽心观天象， 不惜多年时光。
但愿活着多有为， 誓为祖国争光! 接着，他给自己制订了四项业余天文科研计划:一是继续进行气象观测，为生产队搞好天气预报;二是观测不规则的变星;三是寻找新星;四是发现彗星。
为了实现自己的业余科研计划，段元星真是呕心沥血、不惜时光啊! 春夏秋冬的每个晴天的黎明，总见他站在高高的牛牯垛峰巅，如痴如呆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
待东方露出了晨曦，星星隐去了，他才踏着黄泥小路，轻快地走下山来。
春插和“双抢”的大忙季节，生产队往往要打夜班拔秧。
他在往返秧田的日睦小路上，两只眼睛总是不停地巡视着天幕上的星星。
同时手持一根探路的长棍子，以防失脚跌到水田里。
新婚之夜。
村子里的人们猜想他该不会出来看天了吧?可是，早起拾粪的大爷，依然在野外看见了他那熟悉的身影。
有一次，段元星生病了。
黎明时分，他支撑着又要起来看天。
妻子劝他说:“你有病，今天就不要去了吧!” 段元星回答:“我从资料上查阅到这几天猎户星座将有流星群出现，为了证实和研究它，我必须去。
”说着，便开门走了。
他刚刚走出几步，村子里那条凶猛的大黄狗就“汪汪汪”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呼”的一下蹿到他的跟前，朝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
顿时，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小腿往下淌。
段元星没有哼一声，依旧一瘸一拐地朝观测地点走去。
回到家里，妻子见他的裤子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腿上流着血，心疼地说:“你呀，一点也不晓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 段元星笑了笑，便在桌子边坐下来。
他要将自己记录下来的猎户星座流星群出现的时刻、位置和亮度，写成一份观测报告，寄给首都的天文科研机关。
正如段元星每天都走着坎坎坷坷的乡野小路一样，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矢志奋斗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的。
就在他朝着业余天文科研的峰巅艰难攀登的时候，“四人帮”刮起了一股否定科学、否定知识的妖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似乎成了时髦的口号。
一些不理解他的人，在背地里议论说:“段元星恐怕有神经病吧?谁像他呀，天天三更半夜爬起来看星星。
”有人甚至当面讥笑他:“地上的事你都管不了，还想管天上的事?你能迷出啥名堂来哟!” 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段元星妈妈的耳朵里。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本来就压根儿不同意儿子搞天文科研，如今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不由气得暴跳如雷。
心想:真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这天，妈妈来到大布大队，开门见山地问儿子:“听到那些话，你不会害臊呀?” 儿子平静地答道:“让他们去说吧!我搞我的天文。
” “天文天文，天文能当饭吃呀!要是你有这种精神去学医，早就是个人人求拜的医生了!” “祖国建设需要天文，农业生产需要天文。
当医生是为人民服务，搞天文也是为人民服务!” 妈妈见说服不了儿子，气得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本天文书籍，“嗤嗤”几下撕烂了，丢进了灶膛里。
接着，她又抓起几本天文杂志，“呼啦”一声扔到了屋顶上。
她感到还不消气，又举起柴刀，把儿子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一劈两半! 妈妈的暴怒，儿子是谅解的。
可是，那些冷言冷语的压力确实大呀! 这天晚上，段元星独自坐在灯前，就像他平日里痴情地仰望北斗星那样，久久地凝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
他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发出的伟大号召……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头伏在桌子上，轻轻翻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要坚持搞天文科研，不是为了要搞点什么‘名堂’来猎取名利，也不是为了给个人争口气来反驳这些议论和讥笑。
我只是想到要为祖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多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新星 报春的大雁，又飞过江南美丽的田野。
山青了，树绿了，花开了，梅江水哗哗的响声也变得格外清脆了。
这是段元星在农村插队落户第七个年头的春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发出的要在本世纪内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如和煦的春风一般吹进段元星的心里。
他多年用心血孕育着的理想的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段元星因事从大布大队回到宁都县城的老家。
吃罢晚饭，他来到梅江游泳。
清澈的梅江，倒映着满天的繁星。
段元星轻轻地划着水，仿佛遨游在星海银河之间。
游了好一会儿，他觉得有些累了，便走上岸来，掏出手表看了看，正是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
段元星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又习惯地仰起头巡视辽阔的星空。
当他的目光移到天鹅星座时，突然发现这个星座的天津四星东北方多了一颗明亮的星星!这个星座，平常看上去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多了这个“不速之客”，整个形象就改变了。
这莫不是人造地球卫星吧?他目不转睛地观看了一分多钟，发现那颗星并没有移动位置，绝不是人造卫星。
而且，那个位置也没有明亮的变星。
那么，会不会是一颗新星呢? 这个想法，使他格外激动。
他急急地跑回家去，用自做的天文望远镜对那颗星星进行观测，查对它的位置，测定它的亮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断:果然是一颗新星! 此刻，段元星好比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的登山队员，终于攀登上了风光无限的险峰，心里是何等激动啊!他知道:新星是一种结构不稳定的恒星的巨大爆发现象。
研究新星的爆发，能启发人们去寻找新的能源，并且对于研究恒星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而又罕见的事情，必须赶快向国家天文科研机关报告! 于是，他迅速取出钢笔，铺开信笺，“唰唰唰”地写下了第一行字:“关于发现新星的报告”。
夜，已经很深了，近郊的村子里，传来了雄鸡的喔喔啼鸣。
段元星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都写好了。
他轻快地走出屋来，站在梅江畔，任清凉凉的夜风吹拂着。
他抬头仰望那颗新星，依然那么明亮。
他高兴地笑了。
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仿佛也在为他祝贺，朝着他笑呢! 八月三十一日，段元星早早地来到县邮电局，把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投进了邮箱。
同时，他又给北京天文台加拍了一份电报。
邮电局的同志发现，当他在拟写电报稿的时候，右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是啊!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坚持了十六年的业余天文科研活动，现在，他就要向亲爱的祖国汇报自己的成绩了，这怎能不叫段元星心情激动呢! 北京天文台于当天下午收到了段元星的电报，并立即报告了中国科学院。
九月一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给他挂来了长途电话，热烈祝贺他发现了新星! 九月二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北京天文台用光谱拍照手段研究新星和段元星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的消息。
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从全国各地飞到段元星的手中。
北京天文台也给段元星发来了贺信。
贺信说: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从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也先后来到大布大队，看望段元星，给他以关怀和鼓励。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个月。
这天，大队温书记来到段元星的住地，兴奋地告诉他:“县委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要你去北京参加全国天文历书改革工作会议，明天就动身。
” 第二天早晨，朝霞染红了为段元星送行的社员们的笑脸。
温书记拉着段元星的手，叮嘱说:“到了北京，别忘了在天安门广场照张相带回来，让我们也分享你进京的幸福。
” 段元星深情地向温书记和送行的社员们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迈开大步，出发了。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锦绣的山川，也照耀着段元星正在走的路……
江西理工大学
为了躲开老蒋的军队
为了队伍能幸存下去
如果不长征，那个时候的国军两百多W可以把红军全杀光
最终，到了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为了革命的成功
为了新中国才长征的
是为了北上抗日才长征的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为了生存在长征的
不过长征后确实让共产党强大起来了，抗战后，共军也有了两百W
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 -------------------------------------------------------------------------------- 2006-8-4 9:58:23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2日电 “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
”著名的长征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
”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以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
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
他们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再次陷于困境。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
运动战是红军的特长，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张打阵地战，在战斗连连失利时，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陷入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
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
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 第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而是继续坚持在内线寻求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尔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
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