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生抗议标语
据理力争，还我青岛
谁有民国时期和日军占领时期的横幅标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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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共荣”和“武运长久”“效忠天皇”“平和”、“幸福”是日军在占领区的宣传口号，意思是日军给日占区带来的将是和平、幸福；“健康”、“卫生”，指的是日军的随军慰安妇、军妓，意思是……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奴化宣传教育办法日本进行宣传工作有一系列方法，最为典型者如下：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颁布严格的治安维持法和警察治安出版法。
这些法律将任何有抗日思想或“足以引起抗日思想”的言论、出版和行动都列在绝对禁止之列。
一切报章杂志书籍的出版都受特务机关最严格的审查，所有情报消息电讯都由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司统一供给，任何丝毫的违反都会受到最残酷的极刑。
在日本的严密监督下，华北沦陷区的新闻论调做到了名副其实的“清一色”，侵略理论、汉奸理论、日本优越论、反共舆论是各种新闻媒体的基本承载内容。
改组学校，将教育改造成宣传日本侵略政策方针的得力工具。
日寇占领北平后便即刻“改组”各级学校，将北大、平大、师大合并为“北京大学”，任命汉奸汤尔和为校长。
随着军事占领范围的扩大，铁蹄所到之处立即组织新民中学、新民小学，并创办新民学院作为高等汉奸培养所。
这些学校的教师都曾受严格审查，并在特务机关监视下工作，稍有不遂立刻大祸临头。
与此配套的教科书相继出台。
以日文部省编修科科长藤本万治任主编的编委会对中国沦陷区的教科书进行了全面删改和重纂，并陆续编辑出版了侵略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和配套参考书。
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年夏，已编辑、审定并出版二百五十余种中小学教科书，在沦陷区强行推广。
教科书的编审方针据伪《新民报》载，是“扫除一切抗日思想，排除三民主义”，并“从历史来证明日满支共存共荣的连环关系”。
教科书完全失去了传播知识的基本功能，成了日本精神上灭亡中国的宣传品。
对民众大肆恫吓，威逼其屈服。
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宣传纲要”第一条明文规定：宣传要“使人民信服皇军的威力。
”显然，侵略军军事威力的显现，惟一的办法是疯狂显示其杀人放火方面的野蛮，故不惜为达到其宣传目的而恣意纵火焚烧，奸淫掳掠；特别在抗战初期大力推进占领地区和抗战中期的“扫荡”战中，对抗日根据地的“武力宣传”更为残酷，企图以其野蛮行为印证日本不可战胜的宣传口号之“真实”。
如日军为保护铁路，在“爱护村”所张贴的石印大宣传布告中就有这样的公开恫吓：“……其各凛遵……以免祸及全村。
”这就是说：要你“护路”，如不“护路”，就烧杀你一村。
事实上敌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而且绝不只限于护路方面，其囚笼政策和蚕食鲸吞中，都以此为必用工具。
重视“行动宣传”，诱引中国人拥护伪政权，做敌寇忠实的奴隶。
特别是抗战进入中期阶段、日寇确定“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后，其对政治手段的应用更形积极。
除利用喉舌机关拼命宣传皇军及各地伪政权“德政”、造谣诬蔑抗日势力外，还煞费苦心采取攻心伎俩的“行动宣传”，如在沦陷区曾组织“敬老会”，见老人就敬礼，表示尊重；见了小孩就抱一下，还给糖果表示亲热；碰见老百姓婚丧大事也参加送贺礼、吊孝，表示关切；还将以前用大炮轰开的坟墓动手修好，表示“尊重”中国人的习惯。
另外，敌寇还组织各种“新民合作社”专门廉价出卖掳掠物品，销售汉奸的新民生主义，意图树立口碑，使中国人民不自觉地沦为其宣传工具。
敌伪在华北的宣传活动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它为无耻的汉奸文人和部分卖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自己投敌叛国的理论，散布了其对中国的奴化思想;帮助了它的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中国的欺骗宣传活动、侵略理论直到现在仍阴魂不散，对其的注意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警戒意义。
为了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当时有一句宣传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民国初年的学制与现今比较
你要的应该是是民国初年的，那应该是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把1922的壬戌学制也放上来了。
民国时代，正式颁布过两次学制，即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
一、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元年（壬子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革了清末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次年又作了部分修改，合称壬子癸丑学制。
这个学制批判了清政府的“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
它既有资产阶级教育对道德的要求，又反映了儒家之美、恕、仁的道德意识。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提出的许多改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进步要求。
主要有：(1)废止小学读经，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给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2)缩短了普通教育的学习年限，把原来壬寅学制中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改成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即缩短了3年；(3)开始承认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提出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
除直系教育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师范教育有中、高两级，均是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教育分甲、乙两种，均3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等类，所居地位为初等和中等两段。
实业教育与师范教育比较起来，实业教育的要求较低，仅相当于三年制的高小和四年制的中学。
另外还有补习班与专修科和小学教员讲习所等，是上述各校附设或特设的。
在推行壬子癸丑学制的同时，教育部又于1912年九十月间颁布了《大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中学校令》提出中学教育的宗旨为：中学校以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
规定学习的科目有生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
这样，课程的门类比过去合为一门就增多了，而中小学学习的年限却缩短，就使学生同时学习的课时增加。
另一方面，中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全部升学，这时学生年龄尚小，缺乏参加工作的能力。
这样的学制，对中学毕业后的出路带来了问题，就需要设法解决。
在《大学校令》和《专门学校令》中提出，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以应国家需要。
这是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又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它重要的教育问题。
这清楚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和高等学校里以教学为主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对清末学制中在大学以上的通儒院改称为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
大学分为壬子癸丑学制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并以文、理两科为主。
凡只设法、商而不设文科者，不得称大学；只设医、农、工科而不设理科者，也不得称大学。
各省已办的高等学校程度不齐，教学上有困难者可改为预科，附设于大学。
这些改革和规定，确实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也有利于物理教育的发展。
另外，在《大学校令》中又提出，除高等师范学校外，其它各级各类学校，均可允许私人或团体开办。
这项措施，一方面为此后的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学校提供了依据，而且日益扩张，造成了丧失教育自主权的后果。
二、壬戌学制 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主要精神是废止读经尊孔，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
但是这个学制所采用的学校系统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
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在执行中又出现了几次复辟倒退。
有些已经废除的内容又卷土重来。
从民国元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年中，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三次复古活动，总是含有恢复读经尊孔的内容，而削弱自然科学的教育。
他们的反动措施，不断地受到革命人民的批判和抵制。
此时，留美学者回国的日渐增多，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相继来华，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逐渐引入我国。
国内各教育团体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推动下，提出了许多改革的要求。
对壬子癸丑学制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会上，讨论后指出两个问题，一是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中学学习年限为4年，而《中学校令》中规定的教育宗旨是要求给予“完足的普通教育”，这是难以达到的。
而且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者仅占十分之二三，又无法补足其缺失。
二是由于学习年限太短，学生在校时缺少谋求职业的训练，毕业后就缺少就业的本领，因此，中学毕业后在升学、就业两方面都感到困难。
为此建议教育部改变普通教育的宗旨，由“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改为“以完足的普通教育为主，而以职业教育、预备教育为输。
”教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17年3月通令全国普通中学增设第二部，招收志愿于中学毕业后就业的学生。
课程设置可以酌减而增加工业、农业或商业的课目。
这一增设第二部的办法，是对壬子癸丑学制关于课程过分划一所作的变通。
然而，执行这种变通办法的学校很少。
原因是，进入普通中学的学生，不愿选择这种职业性质的学科，而且学校又需要增添教师和设备，就是增设第二部的学校，也仅开商科，因为开设商科，不需要增加多少设备；有些已经进入第二部者，又请求转入普通科。
因此，这种变通办法，并不能解决普通中学存在的问题。
本来，国外的中等学校并不是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一般都分为初中、高中两级，各学习3年，美国的初中是普通中学，高中则采取分科制和选课制；德国的中等学校，分文科学校和实科学校。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中学学习年限只有4年，所以全国教育联合会认为中学学习年限必须改为6年，则上述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
因此于1922年（壬戌案）9月提出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称《壬戌学制》，这个改革案于同年11月经大总统批准后公布。
现今的还真的是很难说，大部分的如下吧： 小学的学制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学制四年（医学类为5年） 但是有的贫穷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弹性学制。
而且所谓的现今的学制范围也很宽泛，各地的具体实施也各不相同。
我也就只能凭着我的知识尽力而为了，胡言乱语之处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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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算是略尽绵薄之力吧
关于民国时的上海
中山大学校训中山先生于1924年1111日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
校训词为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书《礼•中庸》。
《中庸》第二十章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按《中庸》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透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君子”。
实际上以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为指导原则，使封建时代读书人不违背封建宗旨，成为封建主义的接班人。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传统《中庸》思想，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把做学问与立志结合起来，所以对“博学”做出新的阐发：“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顾炎武所指的“文”，已不是纯粹古代的经书文章，而是包括一切天下国家大事。
他所指的“耻”，不是指个人荣辱，而是指全体人民的荣辱。
博学的指导思想从个人自身修养扩大到“当务之事”的社会大事，所以他作出学、问、思与立志的统一。
顾炎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爱国主义者，故他对传统教育能按照新形势需要而做出新释。
孙中山则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为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
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
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首先，孙中山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释，他所指的“博学”是指学生要学习“古近中外的知识”，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乃至社会实践，更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的“博学”而识，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远大志向而又有广大文化知识的人才。
其次，孙中山反对死读书的方法，强调独立思考。
他告诫青年，学、问、思、辨的关键在于独立思考，学科学、发展科学，首要在于要明白任何科学的创造发明，不是靠书本知识，而是由于科学家长期考察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
可见孙中山的问、思、辨，是指人的学习认识方法，把“观察”和“判断”这两种近代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教学方法上，这显然也是创新的方法。
第三，孙中山把古代“笃行”发展为社会实践。
孙中山认为创办教育、是为了造就建设人才。
广东不只要有一个岭南大学，而且必须要有“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须要有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几百万大学生”，但是学生学业成就之后，要“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变成富强”。
这是学生的责任，到社会去发展聪明才智，这学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由此可见，孙中山把造就振兴中华置于自己肩上的人才学校，作为“好学校”：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为社会服务崇高理想的人，育的是合格人才，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第一，学校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学校教育的方向，孙中山强调为革命造就人才，我们今天应给予继承和发展。
第二，学校要培养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孙中山强调学生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不要把学生造就成新的欺负人民的新贵，这表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科学地发展学、问、思、辨和行的教育认识规律，孙中山强调在立大志的前提下发挥学、问、思、辨和行五者的辨证关系，表达了对教育认识规律的合理性，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是，在坚持教育基本路线前提下必须坚持广博的学识，独立的思考，分辨正确与谬误，批判抵制社会和国际的错误思潮，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
在社会主义开放与改革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教育遗训，是时代赋予我们新任务。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口号
中统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简称为“中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
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编辑本段]中统局的成立始末、职权范围与机构变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常见的电视剧中证件封皮上印“中统”二字并不符合史实，而且证件的大小尺寸也不同。
中统成立基础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分子掌控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
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党中央（亦即蒋系国民党中央），处长由徐恩曾担任。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仍是独立于军统局的一个系统，这时的军统亦是老军统系统，并非一般电视剧中的新军统系统。
1938年3月29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8月，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进行改组，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新军统系统）。
这样中统局就正式成立了。
中统局的人事组织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但实际负责工作的则是副局长。
民国三十八年败离大陆前担任局长的有陈立夫、朱家骅；担任副局长的有徐恩曾、叶秀峰。
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所以二组直接大搞特务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中统局组织设立依附于各级党部机关，在各省市设调查统计室，省以下设专员负责“统计调查”。
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
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
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
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
（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习惯上仍称为CC或中统。
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事实上仍属蒋系中央掌控。
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败退，中统局后来也迅速的在大陆消散了。
中统局的另一个衰落原因是，权高震主，尾大不掉。
蒋系中央不会允许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所以另外扶植了军统系统作为牵制。
一九二七年以CC派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科，这是“中统局”的最前身。
先后由陈立夫、 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
在各省、市、路中国国民党党部内设“调查股”，县党部内设调查干事。
一九三二年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
主任徐恩曾。
对外仍称调查科，后又改称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
在各省、市、路国民党党部内设特务室和管训中共被捕人员的反省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内部矛盾，提出了“合力对外”的反动口号，于一九三七年底，将特工总部与力行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由陈立夫、陈焯任正、副局长。
特工总部编为该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
合并后，矛盾剧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分开，将第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中统局)。
中统局，先后由朱家骅、叶秀峰任局长，徐恩曾、郭紫俊、顾建中任副局长。
在各大行政区设有办事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在直辖市或重要城市设立区室，在各省党部及铁路、公路等特别党部内设立调查统计室(简称省室，路室)。
在省室或路室下设若干分区、工作站、工作团等。
在分区、工作站、工作团下面还设有许多据点及调查员。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统局改头换面，历称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
由叶秀峰任局长，郭紫俊，季源溥任副局长。
各大行政区办事处改称直属通讯处，各省、市、路党部调统室改称党员通讯组。
这些都是公开性的情报组织。
同时还在各省、市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组织，叫做区，如沈阳区、旅大区等。
区下设分区、工作站(交通、联络站)、工作组(通讯组)。
一九四九年二月，国民政府党通局划归内政部领导，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
国民政府败退宝岛台湾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中统局人员分工 中统局的人员分工大致有四种： 一是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 二是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简称特情人员； 三是党员调查网(简称cc党网，又称党员通讯网)，是在中国国民党党内进行防共和监视其内部人员的监察人员； 四是通讯员，是中统局在各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发展的工作人员。
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主要情报安全部门沿革 1938年8月-1947年，中统局 （1938年8月-1946年6月，军统局） 1947年-1949年，中统局改为党员通讯社 1949年-?，党员通讯社改为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局 1946年6月-
保密局。
1946年6月，部分军统部门并入国防部二厅，二厅亦负责部分情报安全工作。
军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
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一说为1932年）。
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
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共产党人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
“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
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
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
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刺杀、颠覆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
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仪。
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BIS“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BIS“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BIS 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
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
在6处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
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
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
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6处。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答复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
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
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下面抄录的两则电报，就是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中当时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 其一：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1941年5月13日 电文： (一)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转 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 (二)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发报：东京 收报：檀香山 时间：1941年9月24日 等级：绝密 电文：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艇活动状况： (一)珍珠港分5个水域：甲水域(佛德岛与武器库之间)乙水域(佛德岛之南及西)丙水域(东流之江面)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面)戊水域(西流之江面及其通路) (二)军舰与航空母舰只须报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说明舰型、舰种。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军舰靠港时，盼照实登记。
12月3日，池步洲又于12月3日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激动不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 (一)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二)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霍实子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
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对于这个重要情报，霍实子也不敢怠慢，马上送交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
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
’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本。
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
”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所记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5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
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另外还有军部的,小蒋的(即蒋经国的),这些特务份子也是有点斤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