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戏剧界提出的爱美的口号，爱美的意为
A爱情喜剧b是唯美喜剧C是职业喜剧D是非职业喜剧
D.非职业喜剧（不以盈利为目的）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戏剧界提出的爱美的口号，爱美的意为
A爱情喜剧b是唯美喜剧C是职业喜剧D是非职业喜剧
D.非职业喜剧（不以盈利为目的）
文革后戏剧方面提出“爱美的”口号，“爱美的”是不是指非职业戏剧
是五四后提出的，不是文革后提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出现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在”戏剧“方面为了摒弃旧戏剧的职业化标准而提出的非职业化的以”爱美“为目的的”新的戏剧“，所以“爱美的”是指非职业戏剧
五四时期迄今中国戏剧家共同追求
五四运动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话剧为主体的戏剧文学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统。
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1907年春，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
其后，上海组织“春阳社”,再次上演《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的萌芽。
辛亥革命后，春柳社社员欧阳予倩、陆镜若等陆续回国，于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大力开展新剧（即文明新戏）演出活动。
从此，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新剧逐渐流行。
袁世凯篡权后，新剧团体多被解散，新剧运动也走向衰落。
但“五四”以后话剧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与新剧的先驱作用分不开的，欧阳予倩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现代戏剧文学 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之后。
60余年来，话剧在中国非但历久不衰，而且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
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
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两个时期有联系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民主革命时期的话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始创阶段（1917～1927）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
1917年3 月<新青年>杂志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首先发难。
尔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
《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同年10月又出版了“戏剧改良专号”。
钱玄同攻击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主张“全数扫除，尽情推翻”，建立“西洋派的戏”。
周作人、傅斯年也力主排斥旧戏。
胡适更坚决赞成从西方引进戏剧。
他推崇易卜生，发表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当时萌生期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欧阳予倩虽较持平，但也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
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
他指出话剧革新应从文学剧本入手。
这场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不无偏颇，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与引进西方戏剧创作和理论。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曾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等世界名家的剧作和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
这些都对现代话剧的创作和话剧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
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
1921年，陈大悲、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与陈大悲提倡不受资本家的操纵和“座资”的支配的“爱美剧”的同时，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
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汪仲贤、徐半梅、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
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
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现代戏剧文学 这个时期的剧作同样浸润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剧作是胡适于1919年 3月发表的《终身大事》（独幕剧）,虽明显留有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痕迹,但它写的反对父母干涉青年婚姻的主题，是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
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以闹剧的形式写社会问题，但过分追求用离奇的故事情节刺激观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揭穿社会现实的黑幕，立意与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相仿。
汪仲贤的《好儿子》完全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写了上海“经纪小百姓”家破人亡的悲剧，被称为“是那一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两部作品,也由于尖锐批判了腐朽的封建道德、歌颂对于封建礼教和家庭的叛逆精神，鞭挞在资本主义“文明”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洪深的代表剧作《赵阎王》，把笔触伸进了封建军阀统治对于农民精神和性格的扭曲摧残的领域，在更深的层次上剖示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郑伯奇发表于1927年的《抗争》，由于较早“显露出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识”而为人们所注视。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
田汉于1920年就在《三叶集》通信里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
郭沫若反抗精神的烈火由于翻译歌德<浮士德>一剧受到启示而开始在诗剧形式中迸发出来。
1921年以后，田汉、郭沫若等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使浪漫主义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建立。
田汉的出世作《咖啡店之一夜》,在浪漫主义的抒情中流露较重的感伤色彩。
独幕剧《午饭之前》，较早描写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为中国话剧史作了新的开拓。
他的《获虎之夜》，在一场哀婉美丽的悲剧中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美好形象。
诗意葱茏的场景描写、人物对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奠定了田汉在中国剧坛的地位。
郭沫若<女神>中<湘累>等诗剧已带有诗人自我表现的强烈个性色彩。
此后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才能主要朝历史剧的方向发展。
他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
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
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深入的心理描写。
作者袭用奥尼尔《琼斯皇》的手法,进行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过分地渲染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份。
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开辟了独创的风格。
熊佛西的《洋状元》、《蟋蟀》，过分追求剧作中生活趣味而冲淡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他的另一个现实主义多幕剧《一片爱国心》，寓象征的意义于写实的描写中，通过家庭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思潮。
中国现代话剧的萌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
十年之间，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照搬外国到自行改编、创作；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标志着中国话剧向成长期前进。
特别是“五卅”以后，在革命形势激励下，戏剧创作逐渐出现反帝斗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水平。
这个时期的话剧作品，也自然存在着萌生阶段的技术幼稚和缺乏生活深度的毛病。
发展阶段（1927～1937）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
更密切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反动压迫日趋严酷的形势下，进步戏剧家们坚持了反帝反封建传统。
1929年,在剧运中心地上海,话剧团体迅速发展，比较活跃的有南国社（田汉）、复旦剧社(洪深)、上海戏剧协社(应云卫)、辛酉剧社（朱穰丞）、摩登剧社(陈白尘)等影响较大的社团。
为适应革命形势,满足广大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人联合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于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由夏衍等主办专门性戏剧杂志《艺术》、《沙仑》，出版《戏剧论文集》，发表了一批中国话剧史上最初的革命戏剧理论文章,促进了上海各剧团的向进步方向发展,对于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先后被查禁。
左翼戏剧家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将主要力量转向移动演剧，面向工、农、学，开展大众化剧运。
“九·一八”事变后，大众化剧运又推向新的高潮，在爱国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自动解散；不久，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戏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有蓬勃的发展。
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
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
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现代戏剧文学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影有了更具深度的多侧面的反映。
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
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夏衍无论写历史剧《赛金花》、《自由魂》，还是写上海小市民生活命运的著名话剧《上海屋檐下》，都贯注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
田汉的《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回春之曲》，力图探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青年男女精神世界的变化，洋溢着时代的战斗气氛。
洪深以敏锐的笔触，创作了较早反映农村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系列剧作《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为话剧题材的范围进行了新的开拓。
此外如田汉的《名优之死》、欧阳予倩的《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和《同住的三家人》，则在各类人物命运的悲苦中揭露了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侧面。
许多剧作家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工人农民反抗者的形象，一些代表进步社会力量的新的人物开始进入话剧舞台。
曹禺的《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幕后唱着劳动号子的工人，《原野》中的仇虎和<五奎桥>中的李全生等青年农民反抗者形象，给话剧舞台和观众带来了新的光亮。
田汉的《回春之曲》中的华侨青年高雄汉，也是抗日救国熔炉造就的新人。
革命的进步的话剧正把视野伸向社会更深的领域。
他们在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人身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和希望。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
30年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在许多剧本中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展开和完成，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独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许多作家逐渐探索把握了自己的戏剧风格。
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
成熟阶段（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
“七·七”事变发生,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芦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
“八·一三”上海战事紧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中骨干力量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由沪杭宁沿线奔往前方、敌后，宣传动员民众，配合武装斗争。
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
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
1944年 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
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亦进入生命力旺盛的时期。
抗战之初的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虽较粗糙，但及时配合了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
直至武汉沦陷前,戏剧工作者与人民同处激奋的情绪中，加以话剧开始深入前线、后方、乡村、集镇，因而此时剧作多为就地取材、集体编写的小型独幕剧。
据统计，抗战第一年创作和演出的剧本达160余种。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陈鲤庭、崔嵬在抗战前夕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东北沦亡流落关内卖唱的父女，控诉日寇侵略暴行，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演出，对抗战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现代戏剧文学 现代戏剧文学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
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
夏衍的《心防》、《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
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或写逃难的艰辛，或写文化人与敌伪的搏斗，于犀利泼辣的文笔和精致新颖的结构中传达了抗日救国的主题。
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袁俊的《万世师表》，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等，或落笔幽默，或情节曲折，或穿插风趣，或对话机智，均成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作品。
无论30年代已著名的剧作家，还是抗战时期出现的新人，他们为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矛盾所推动，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沉的思索。
新生和腐朽，善良和罪恶，美和丑，交织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矛盾的描绘中，使这些剧本对社会黑暗的鞭挞和对个人命运的探求，有了富于启示意义的深度与广度。
曹禺的《北京人》“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刘西渭《〈清明前后〉──茅盾先生作》），以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曾府的内部矛盾及其最后的崩溃，暗示了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剧作以完整的戏剧结构，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舞台对话，以及葱茏的气氛情境、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作家更加熟稔的艺术创造。
他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艺术构思有新的开拓，使得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立意，表现得含蓄深隽而又充满诗意的气氛。
青年剧作家吴祖光1937年以其处女作《凤凰城》显露创作才华。
他1942年发表的代表剧作《风雪夜归人》，通过京剧名旦与豪门爱妾的恋爱悲剧，展示了作者渴求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人”的人生理想。
全剧情节紧凑，叙述手法简洁，人物形象质朴真挚，地方色彩鲜明浓烈，突出地表现了吴祖光的艺术风格特色。
同样思索现实和人生哲理的李健吾则以轻松喜剧见长。
他的《这不过是春天》、《黄花》等，对话俏皮流利，情节富有戏剧性，具有较浓的民族色彩与地方风味。
这一时期不少戏剧家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过分乐观到抗战深入之后的失望与愤懑。
对丑恶与黑暗的憎恨使作家在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探索戏剧为现实服务的新路。
讽刺喜剧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大规模历史剧运动的勃起，就是中国话剧与现实生活撞击之后的必然历史现象。
丁西林、李健吾已显露了这方面的才能和特色。
新起的剧作家陈白尘和宋之的以他们的力作获得了艺术探求的丰收。
陈白尘这时期写有十多部多幕剧及独幕剧。
他的著名剧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等。
影响最著的讽刺剧《升官图》描绘了两个强盗为避追捕潜入荒宅，在阴沉昏暗气氛中所作的升官美梦。
剧本在荒诞中见真实，于夸张中露本相，使观众在笑声中由沉思而进入愤怒。
它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在当时起了很大战斗作用。
宋之的于4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五幕话剧《鞭》（《雾重庆》）和《祖国在呼唤》，寓揭露讽刺于人物性格面貌的描写中。
他在抗战后发表的讽刺剧作《群猴》，通过竞选“国大代表”的各种丑态，揭露官场黑暗，泼辣尖锐，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
抗战爆发前后，夏衍发表了<赛金花>和《自由魂》（又名《秋瑾传》），陈白尘发表了大型历史剧《太平天国》，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发表了《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等多部历史剧，都以历史的精神与教训来印证现实斗争，鞭挞腐朽与黑暗的现实，呼唤团结赴敌的民族意识。
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
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
“五四”以来产生的历史剧的潮流到这时达到了成熟的高峰，郭沫若是这一创作高潮最为杰出的代表。
他这时期创作的 6部史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
它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以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构成戏剧冲突，表现了为祖国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此剧在重庆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发挥了极显著的政治作用。
郭氏史剧构思大胆，结构奇特，诗意浓厚，感情炽烈，个性鲜明，色彩斑斓，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此外，如阳翰笙的代表作《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大型历史剧《忠王李秀成》，都能在太平天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选择一个侧面，挖掘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
后者还采用了戏曲及电影手法，以补充话剧受到的时空限制所带来的不足，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斗争紧张，剧作较少。
较重要的有田汉的《丽人行》、茅盾的《清明前后》、于伶等的《清流万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
《清明前后》是茅盾唯一剧作。
作家抓住抗战胜利前夕轰动重庆的“黄金案”这一题材，深沉地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是当时一部力作，被称为“《子夜》的续篇”。
现代戏剧文学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
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
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已经逐渐创造出来新的风格,形成了新中国新戏剧的雏形”(张庚：《解放区的戏剧》)。
在民族抗战和获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普通人民群众在改造历史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艰苦历程，涌进了戏剧表现的中心。
许多作品努力吸收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艺术方法，运用经过加工洗炼的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刻划人物性格，对于新歌剧和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作了新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培养出一支坚强有力的戏剧队伍，始终积极地发挥戏剧艺术功能，在各个时期配合了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同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艺术、技术上的提高，因而为新中国的话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戏剧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对新中国话剧创作有贡献的作家，大体上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五四运动以来坚持话剧创作的老作家;一部分是在各解放区经过战争锻炼、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作家；还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作家。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创造，30多年来尽管话剧的发展也有过曲折，但剧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相当大的进展。
五四时期迄今中国戏剧家共同追求
五四运动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话剧为主体的戏剧文学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统。
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1907年春，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
其后，上海组织“春阳社”,再次上演《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的萌芽。
辛亥革命后，春柳社社员欧阳予倩、陆镜若等陆续回国，于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大力开展新剧（即文明新戏）演出活动。
从此，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新剧逐渐流行。
袁世凯篡权后，新剧团体多被解散，新剧运动也走向衰落。
但“五四”以后话剧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与新剧的先驱作用分不开的，欧阳予倩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现代戏剧文学 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之后。
60余年来，话剧在中国非但历久不衰，而且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
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
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两个时期有联系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民主革命时期的话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始创阶段（1917～1927）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
1917年3 月<新青年>杂志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首先发难。
尔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
《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同年10月又出版了“戏剧改良专号”。
钱玄同攻击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主张“全数扫除，尽情推翻”，建立“西洋派的戏”。
周作人、傅斯年也力主排斥旧戏。
胡适更坚决赞成从西方引进戏剧。
他推崇易卜生，发表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当时萌生期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欧阳予倩虽较持平，但也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
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
他指出话剧革新应从文学剧本入手。
这场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不无偏颇，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与引进西方戏剧创作和理论。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曾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等世界名家的剧作和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
这些都对现代话剧的创作和话剧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
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
1921年，陈大悲、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与陈大悲提倡不受资本家的操纵和“座资”的支配的“爱美剧”的同时，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
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汪仲贤、徐半梅、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
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
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现代戏剧文学 这个时期的剧作同样浸润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剧作是胡适于1919年 3月发表的《终身大事》（独幕剧）,虽明显留有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痕迹,但它写的反对父母干涉青年婚姻的主题，是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
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以闹剧的形式写社会问题，但过分追求用离奇的故事情节刺激观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揭穿社会现实的黑幕，立意与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相仿。
汪仲贤的《好儿子》完全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写了上海“经纪小百姓”家破人亡的悲剧，被称为“是那一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两部作品,也由于尖锐批判了腐朽的封建道德、歌颂对于封建礼教和家庭的叛逆精神，鞭挞在资本主义“文明”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洪深的代表剧作《赵阎王》，把笔触伸进了封建军阀统治对于农民精神和性格的扭曲摧残的领域，在更深的层次上剖示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郑伯奇发表于1927年的《抗争》，由于较早“显露出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识”而为人们所注视。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
田汉于1920年就在《三叶集》通信里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
郭沫若反抗精神的烈火由于翻译歌德<浮士德>一剧受到启示而开始在诗剧形式中迸发出来。
1921年以后，田汉、郭沫若等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使浪漫主义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建立。
田汉的出世作《咖啡店之一夜》,在浪漫主义的抒情中流露较重的感伤色彩。
独幕剧《午饭之前》，较早描写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为中国话剧史作了新的开拓。
他的《获虎之夜》，在一场哀婉美丽的悲剧中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美好形象。
诗意葱茏的场景描写、人物对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奠定了田汉在中国剧坛的地位。
郭沫若<女神>中<湘累>等诗剧已带有诗人自我表现的强烈个性色彩。
此后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才能主要朝历史剧的方向发展。
他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
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
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深入的心理描写。
作者袭用奥尼尔《琼斯皇》的手法,进行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过分地渲染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份。
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开辟了独创的风格。
熊佛西的《洋状元》、《蟋蟀》，过分追求剧作中生活趣味而冲淡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他的另一个现实主义多幕剧《一片爱国心》，寓象征的意义于写实的描写中，通过家庭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思潮。
中国现代话剧的萌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
十年之间，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照搬外国到自行改编、创作；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标志着中国话剧向成长期前进。
特别是“五卅”以后，在革命形势激励下，戏剧创作逐渐出现反帝斗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水平。
这个时期的话剧作品，也自然存在着萌生阶段的技术幼稚和缺乏生活深度的毛病。
发展阶段（1927～1937）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
更密切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反动压迫日趋严酷的形势下，进步戏剧家们坚持了反帝反封建传统。
1929年,在剧运中心地上海,话剧团体迅速发展，比较活跃的有南国社（田汉）、复旦剧社(洪深)、上海戏剧协社(应云卫)、辛酉剧社（朱穰丞）、摩登剧社(陈白尘)等影响较大的社团。
为适应革命形势,满足广大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人联合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于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由夏衍等主办专门性戏剧杂志《艺术》、《沙仑》，出版《戏剧论文集》，发表了一批中国话剧史上最初的革命戏剧理论文章,促进了上海各剧团的向进步方向发展,对于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先后被查禁。
左翼戏剧家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将主要力量转向移动演剧，面向工、农、学，开展大众化剧运。
“九·一八”事变后，大众化剧运又推向新的高潮，在爱国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自动解散；不久，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戏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有蓬勃的发展。
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
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
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现代戏剧文学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影有了更具深度的多侧面的反映。
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
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夏衍无论写历史剧《赛金花》、《自由魂》，还是写上海小市民生活命运的著名话剧《上海屋檐下》，都贯注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
田汉的《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回春之曲》，力图探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青年男女精神世界的变化，洋溢着时代的战斗气氛。
洪深以敏锐的笔触，创作了较早反映农村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系列剧作《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为话剧题材的范围进行了新的开拓。
此外如田汉的《名优之死》、欧阳予倩的《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和《同住的三家人》，则在各类人物命运的悲苦中揭露了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侧面。
许多剧作家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工人农民反抗者的形象，一些代表进步社会力量的新的人物开始进入话剧舞台。
曹禺的《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幕后唱着劳动号子的工人，《原野》中的仇虎和<五奎桥>中的李全生等青年农民反抗者形象，给话剧舞台和观众带来了新的光亮。
田汉的《回春之曲》中的华侨青年高雄汉，也是抗日救国熔炉造就的新人。
革命的进步的话剧正把视野伸向社会更深的领域。
他们在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人身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和希望。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
30年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在许多剧本中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展开和完成，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独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许多作家逐渐探索把握了自己的戏剧风格。
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
成熟阶段（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
“七·七”事变发生,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芦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
“八·一三”上海战事紧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中骨干力量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由沪杭宁沿线奔往前方、敌后，宣传动员民众，配合武装斗争。
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
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
1944年 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
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亦进入生命力旺盛的时期。
抗战之初的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虽较粗糙，但及时配合了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
直至武汉沦陷前,戏剧工作者与人民同处激奋的情绪中，加以话剧开始深入前线、后方、乡村、集镇，因而此时剧作多为就地取材、集体编写的小型独幕剧。
据统计，抗战第一年创作和演出的剧本达160余种。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陈鲤庭、崔嵬在抗战前夕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东北沦亡流落关内卖唱的父女，控诉日寇侵略暴行，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演出，对抗战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现代戏剧文学 现代戏剧文学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
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
夏衍的《心防》、《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
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或写逃难的艰辛，或写文化人与敌伪的搏斗，于犀利泼辣的文笔和精致新颖的结构中传达了抗日救国的主题。
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袁俊的《万世师表》，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等，或落笔幽默，或情节曲折，或穿插风趣，或对话机智，均成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作品。
无论30年代已著名的剧作家，还是抗战时期出现的新人，他们为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矛盾所推动，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沉的思索。
新生和腐朽，善良和罪恶，美和丑，交织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矛盾的描绘中，使这些剧本对社会黑暗的鞭挞和对个人命运的探求，有了富于启示意义的深度与广度。
曹禺的《北京人》“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刘西渭《〈清明前后〉──茅盾先生作》），以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曾府的内部矛盾及其最后的崩溃，暗示了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剧作以完整的戏剧结构，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舞台对话，以及葱茏的气氛情境、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作家更加熟稔的艺术创造。
他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艺术构思有新的开拓，使得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立意，表现得含蓄深隽而又充满诗意的气氛。
青年剧作家吴祖光1937年以其处女作《凤凰城》显露创作才华。
他1942年发表的代表剧作《风雪夜归人》，通过京剧名旦与豪门爱妾的恋爱悲剧，展示了作者渴求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人”的人生理想。
全剧情节紧凑，叙述手法简洁，人物形象质朴真挚，地方色彩鲜明浓烈，突出地表现了吴祖光的艺术风格特色。
同样思索现实和人生哲理的李健吾则以轻松喜剧见长。
他的《这不过是春天》、《黄花》等，对话俏皮流利，情节富有戏剧性，具有较浓的民族色彩与地方风味。
这一时期不少戏剧家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过分乐观到抗战深入之后的失望与愤懑。
对丑恶与黑暗的憎恨使作家在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探索戏剧为现实服务的新路。
讽刺喜剧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大规模历史剧运动的勃起，就是中国话剧与现实生活撞击之后的必然历史现象。
丁西林、李健吾已显露了这方面的才能和特色。
新起的剧作家陈白尘和宋之的以他们的力作获得了艺术探求的丰收。
陈白尘这时期写有十多部多幕剧及独幕剧。
他的著名剧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等。
影响最著的讽刺剧《升官图》描绘了两个强盗为避追捕潜入荒宅，在阴沉昏暗气氛中所作的升官美梦。
剧本在荒诞中见真实，于夸张中露本相，使观众在笑声中由沉思而进入愤怒。
它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在当时起了很大战斗作用。
宋之的于4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五幕话剧《鞭》（《雾重庆》）和《祖国在呼唤》，寓揭露讽刺于人物性格面貌的描写中。
他在抗战后发表的讽刺剧作《群猴》，通过竞选“国大代表”的各种丑态，揭露官场黑暗，泼辣尖锐，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
抗战爆发前后，夏衍发表了<赛金花>和《自由魂》（又名《秋瑾传》），陈白尘发表了大型历史剧《太平天国》，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发表了《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等多部历史剧，都以历史的精神与教训来印证现实斗争，鞭挞腐朽与黑暗的现实，呼唤团结赴敌的民族意识。
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
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
“五四”以来产生的历史剧的潮流到这时达到了成熟的高峰，郭沫若是这一创作高潮最为杰出的代表。
他这时期创作的 6部史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
它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以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构成戏剧冲突，表现了为祖国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此剧在重庆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发挥了极显著的政治作用。
郭氏史剧构思大胆，结构奇特，诗意浓厚，感情炽烈，个性鲜明，色彩斑斓，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此外，如阳翰笙的代表作《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大型历史剧《忠王李秀成》，都能在太平天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选择一个侧面，挖掘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
后者还采用了戏曲及电影手法，以补充话剧受到的时空限制所带来的不足，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斗争紧张，剧作较少。
较重要的有田汉的《丽人行》、茅盾的《清明前后》、于伶等的《清流万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
《清明前后》是茅盾唯一剧作。
作家抓住抗战胜利前夕轰动重庆的“黄金案”这一题材，深沉地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是当时一部力作，被称为“《子夜》的续篇”。
现代戏剧文学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
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
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已经逐渐创造出来新的风格,形成了新中国新戏剧的雏形”(张庚：《解放区的戏剧》)。
在民族抗战和获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普通人民群众在改造历史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艰苦历程，涌进了戏剧表现的中心。
许多作品努力吸收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艺术方法，运用经过加工洗炼的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刻划人物性格，对于新歌剧和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作了新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培养出一支坚强有力的戏剧队伍，始终积极地发挥戏剧艺术功能，在各个时期配合了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同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艺术、技术上的提高，因而为新中国的话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戏剧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对新中国话剧创作有贡献的作家，大体上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五四运动以来坚持话剧创作的老作家;一部分是在各解放区经过战争锻炼、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作家；还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作家。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创造，30多年来尽管话剧的发展也有过曲折，但剧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相当大的进展。
什么是爱美剧
爱美剧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民间话剧，五四运动后出现，到辛亥革命时开始在上海等地流行，通常都是引进翻译的欧美话剧，跟当时主流的“文明戏”相对应，宣扬自由开放的思想，并提倡不以营利为目的、以艺术为核心的理念。
爱美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即业余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1、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戏(1899一1918) 中国戏剧概念的产生是学习西方戏剧理论的结果。
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较早地使用了戏剧概念，并与戏曲区分开来。
严格地说，中国戏剧发端于话剧。
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年间。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
在当时盛行日本的新派剧影响下，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留学生于一九○六年底，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
这是一个以戏剧为上的综合性艺术团体。
春柳社的发起人为李叔同和曾孝谷。
欧阳予倩、陆镜若也相继加入，并成为该社的主要领导者。
不久，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
接着在一九○七年六月初，经过扩充后的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戏院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由曾孝谷改编的大型剧本《黑奴吁天录》。
这是第一出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也标志着文明戏的正式开端。
一九○七年秋，上海出现了由著名的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以及第—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
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文明戏推向了高潮时期。
这种新生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特长，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
在文明戏高潮时期，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
一九一四年以后辛亥革命随着其果实被哀世凯之流窃取而归于失败，文明新戏也从鼎盛走向衰落。
对后期文明戏的转变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
2、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新兴话剧的发展（1918-1929） 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同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话剧剧本。
它们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式—文明戏。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在上海成立，五月，它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专门性的戏剧杂志—《戏剧》。
最初的成员除发起人和主持者汪仲贤外，尚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等，共十三人。
沈雁冰仿效法国罗曼·罗兰倡导“民众戏院”，给这个团体取名为“民众戏剧社”。
真正重视舞台实践而成为“爱美的”戏剧运动柱石的是前后奋斗十二年、举行过十六次公演的上海戏剧协社。
一九二三年洪深加入协社，建立严格的排演制和导演制，他废除了男扮女装这一旧戏和文明新戏的非现代化、非现实主义的演出方式，次年四月，协社举行第六次公演，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
从—九二○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浦伯英出资联合陈大悲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聘请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等担任校董。
学生除上课外，还进行舞台实践。
“人艺剧专”是我国第一所试用西方戏剧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
南国社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队戏剧团体。
九二七年，田汉主持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不久任校长，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活动范围扩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诸方面，正式定名为南国社。
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思潮的开放，形成了“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戏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丰富多样性。
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有模仿也有突破和创新。
话剧的各种体裁、样式如现实剧、历史剧、悲剧、喜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其是独幕话剧的创作，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出现了《获虎之夜》、《一只马蜂》、《泼妇》、《醉了》等一系列优秀之作。
诗剧的创作在二十年代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郭沫若的诗剧外，白薇、杨骚等人的诗剧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3、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1930-1937)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参加者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孟超、叶沉、许幸之、刘保罗、司徒慧敏、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洁、唐睛初、吴印成、侯鲁史，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
艺术剧社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戏剧运动的发展促成了联合。
—九三○年三月十九月，戏剧协社、南国社、摩登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剧艺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
同年八月—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简称“剧联”。
田汉、刘保罗、赵铭彝等为负责人。
这一时期，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 ，创作、演出、理论研究等各个领域逐步专业化与正规化，终于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洪深的《五奎桥》（一九三○）、曹禺的《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五）、《原野》(一九三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三四)、田汉的《回春之曲》 (一九三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一九三七)等艺术上一批成熟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期。
4、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1937-1949）。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现代戏剧的中心上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是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成立大会土，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宋之的、陈白尘、阿英、张庚、郑伯奇、孙师毅等参加创作，在沪的戏剧、电影界近百人参加演出。
剧作气势滂沱、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拉开了整个抗战戏剧的序幕。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到武汉。
从全国各地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
戏剧界为援助前方将士举行过多次联合公演。
为了加强团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戏剧运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成立。
它会合数十个戏剧团体，包括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剧种、流派的千百戏剧工作者。
新兴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平剧、汉剧、楚剧、川剧、粤剧、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等剧种，以及各种民间曲艺(如大鼓、相声等)和杂技、武术团体，都汇集在一起了。
之后，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剧协”分会。
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提供了条件。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中国戏剧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改为十一月十日，次年又下令改为二月十五日)。
抗战初期，各种通俗、小型的戏剧演出(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傀儡剧等)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好一计鞭子” (即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千百万观众的爱国热情。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沦和论争促进了戏剧观念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新发展。
抗日时期的产生了大量重要剧作，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有着比二十和三十年代初剧作更强烈、鲜明的民族风格。
一些具有戏剧新观念的剧作家，在向旧剧学习的同时，也力图给它输入新的生命。
国统区田汉和解放区延安平剧院进行的京剧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歌剧是“五四”以来新剧中的一支，它也一直探索民族化的道路。
抗日时期的《红梅阁》 (沙梅)、《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尝试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
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开一新途。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的产生，在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可以说是在戏剧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上的成功之作。
5、现代戏剧的多元化发展（1949-2000） 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新旧两种戏剧形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展了对《武训传》、《新天河配》讨论，促进了戏剧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
产生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优秀作品。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主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次形成高潮。
刘穿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张仲朋的《青松岭》、江文等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王树元的《杜鹃山》、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成为这一时期的名作。
戏曲的创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深受群众欢迎。
文革中，《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同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被称作“八大样板戏”，家喻户晓。
歌剧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红霞》、《江姐》、《刘三姐》等优秀作品。
一九七八年以后戏剧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数量、质量、深度和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曹禺的《王昭君》、丁毅的《傲雷·一兰》、陈白尘的《大风歌》、魏明伦的《四姑娘》、马中俊等的《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考研问题
去学校的贴吧问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