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航海日口号是什么
2006年航海日活动宣传口 航海日网站 :航海日组委会办公室 发期：2006-06-12 1、热爱祖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2、爱我蓝色国土，发展航海事业。
3、庆祝中国航海日，迎接世界海事日。
4、郑和精神，民族之光。
5、自主创新壮大造船实力，技术合作实现科学航海。
6、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海洋和谐。
7、保卫海洋国土，保护海洋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8、增强海洋意识，传承海洋文明。
9、安全发展，国泰民安。
10、提升全民航海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届全运会会徽、主题口号征集
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
200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既是所有涉及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业、航海科研教育等有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海军官兵的共同节日,也是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增强海防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全民族文化活动。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林嘉騋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建议将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节的法定日“航海日”。
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7月11日为“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
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以后每逢7月11日，从政府到民间，都要予以庆祝。
今年是第四个希望采纳
邮票上有哪些名人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编号J58，获得了1980年最佳雕刻奖。
徐光启，上海人，明代科学家。
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
科学研究范围广泛，跟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专业知识，以农学和天文学最突出。
他是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译著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历法方面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年历法基础。
军事学方面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平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
著有《屯盐疏》、《种竹图说》、《宜垦令》、《农政全书》等，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
李冰，是战国水利家，领导百姓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今天的都江堰成为旅游胜地，每当春和景明、秋高气爽的时节，游人如织，无不惊叹李冰的神思构想和中华民族古代科技的先进伟绩。
贾思勰，东魏农学家，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他的专著《齐民要术》是中国北魏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
近代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译本出版，并有不少研究此书的著作。
黄道婆，又称黄婆，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
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
1957年4月，上海市为纪念这位古代技术革新家，为她重新修整了墓园，并在墓前树起石碑，碑上记载了她的业绩。
郑和，1371年生于明朝。
本姓马，小名三宝，云南昆明人。
1382年因为家乡发生战乱，被掳进明军阉割，后进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
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又担任内宫大太监，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从江苏太仓出发，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远渡重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致力于中华民族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郑和下西洋，比其他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24日举行的庆祝设立中国“航海日”座谈会上说，设立“航海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航海事业的高度重视，凸现了航海及海洋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必将推动我国航海及海洋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2005年首届“航海日”的主题是“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徐霞客（1586－1641）原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
1586年1月5日，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地主家庭。
他自幼饱读家中藏书，尤其爱看地理、方志、历史、游记一类的书籍。
他发现古代地理书籍对各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介绍很少，而且大多为讹传附会之辞。
为了寻求科学真实的地理知识，徐霞客萌发了遍游祖国山河的愿望，亲自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就这样，在三十多年中，徐霞客几乎年年外出，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个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学研究事业。
根据徐霞客的日记，后人季会明等整理成一部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对中国地理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确记载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 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初步论述。
另外，徐霞客还辨明了长江和南北盘江的水源， 有重要著作《江源考》和《盘江考》，对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本世纪中，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气揭开了宇宙的秘密，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
哥白尼以毕生的精力去进行天文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的理论的提出给人类的宇宙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
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
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
马蒂，古巴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
他写的大量政论、书信、日记、报道、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笔优美、质朴而坦率。
他在文学上的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西班牙。
作为沟通后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一组图案均采用了我国著名人物画画家蒋兆和创作的原画。
蒋兆和的人物画采用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以线为主要手段，同时巧妙地把中国山水画的手法引入人物画中，在此基础上又吸取了西画素描的技法以及对体面、空间、光线的处理，进而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使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神情的表现，更为生动准确，表现出画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衡是中国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文学家。
他改进了浑天仪（即现代的天球仪），利用齿轮系统把浑象与计时漏壶联系起来，能在室内观测到恒星的位置。
他还设计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地震仪。
张衡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所作《四愁诗》、《二京赋》等诗赋均为世所称道。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父祖皆谙熟天文、算学。
祖冲之少传家业，青年时代入华林省，从事学术研究。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最重要的成就是计算机圆周率。
他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这个结果领先于西方国家约一千年，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才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
他还采用了391年有144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沿袭很久的19年7闰的传统方法。
僧一行是中国唐朝著名天文学家、高僧。
21岁出家为僧，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一行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法。
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还组织了全国十二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根据南宫说等人的测量，算出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度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
李时珍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医学与药物学家。
22岁开始行医，他发现当时有关本草的著述缺乏系统，并且有许多谬误之处，便决心进行整理。
李时珍通过实物考察和深入民间采访，并参考历代医药文献800余种，经过了27年的努力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
还著有《五脏图论》、《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及小型张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评为最佳邮票。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二组，全套8枚，全部采用四位古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和反映他们科学实践活动的图画作为图案，古朴典雅，令人起敬，让人自豪。
蔡伦，东汉桂阳人。
他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
造纸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
少时因病学医， 对医学有较深研究，并博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
曾总结唐以前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书首列妇女、幼儿疾病，并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
沈括，浙江钱塘人。
他博学多才，在天文、地学、数理、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一生著作颇多，共计35种以上，其中晚年为后人留下的一部26卷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料库。
像活字印刷、磁针装置四法、水法炼钢等重要成果，就是由这本书记录留传下来的。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八大科学家一。
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备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制造了一整套天文仪器，共13年，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有3件：高表及其辅助仪器，简仪和仰仪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
其中第一枚“蔡伦像”的生年难以考证，故在邮票上写为“蔡伦（公元
— 一二一）汉”，而邮票设计家却在设计邮票图稿上写成了“蔡伦（公元前
— 一二一）汉”，这个错误直到印刷打样时才被发现。
印刷工人只好在印版上将“前”字一个一个改掉。
因一时疏忽，有一个“前”字漏改，从而使每个邮局全张第16号票位形成错体。
詹天佑，广东南海县人，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17岁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取得了学士学位。
回国后，于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1905年他主持的京张铁路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找、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京张铁路提前2年完成，这是中国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银子。
京张铁路也使詹天佑名声大震，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侧，还特别为他树立塑像以示纪念。
1987年11月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开放。
鲁迅(1881—1936)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为纪念鲁迅，我国邮电部曾先后于1951年、1962年、1966年、1976年和1981年发行五套共十一枚邮票。
1962年2月26日发行的“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1枚，以鲁迅头部塑像作为图案。
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