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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士兵培训开学典礼口号

时间:2014-01-05 02:42

退伍军人技能培训毕业典礼学员代表发言稿

的确是雨露计划的一部分。

对退伍军人进行培训,培训后主要安排到各楼盘担任物业管理员,也就是保安员。

当然,如果自身能力比较强,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主要还是看自己。

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

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

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

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

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

”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

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

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

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

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

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

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

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

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

”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

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

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

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

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

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

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

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

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

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

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

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

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

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

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

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

我忙什么

忙的是我的趣味。

“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

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

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失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

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

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

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

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

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

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

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

”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

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

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

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2016年方城县小史店镇一中八二班下学期期末成绩

期末考试一般是由县统一组织考试,试卷试题考试时间是统一的,但批阅试卷的时间和方式是由乡中心校或者学区自己组织批阅,不做统一要求。

考试成绩一般在学生考试后一个星期,会发到学生班主任的手中,所以在班主任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要:所有关于孙元良的评价

孙元良籍贯四川成都。

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

叔父孙震,川军将领,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

子孙祥钟,是台湾电影明星,艺名秦汉;孙为偶像剧演员孙国豪。

周镇寰是他的机要秘书。

1904年3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华阳县(今属双流县)。

早年在私塾就学。

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

1924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经李大钊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

在南昌与孙传芳军作战时,望风而逃。

后又在奉新抗命撤退。

差点被蒋介石枪毙,因薛岳、刘峙等说情得免。

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野战炮兵科。

不久辍学回国,任教导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

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4年,参与国共内战初期之将乐战斗等战斗。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伤亡惨重到补充过五次,每次补充几个后备团,打到最后的补充兵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

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踞守。

上午他回复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88师全军死守上海的指令牺牲无意义,争取到顾祝同上将仅留下一团死守的命令,孙元良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亲手交给国军524团团附谢晋元。

即为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防守光华门一带。

12月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

唐对前线情况不明,而孙竟然也未加详查就遵照执行,这下子在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12月12日,日军就从这里突破雨花台防线,直攻中华门。

这个攻击彻底动摇了唐生智的信心,当天下令南京弃守,各军措手不及,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自行向下关撤退,在挹江门内被督战队所阻。

当日下午,部队打散,遂放弃指挥脱队藏匿。

是役,其辖下88师的三个旅长阵亡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士兵伤亡难计其数。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

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944年冬,日军集中主力攻陷贵州独山(今独山县),准备直捣陪都重庆。

孙元良率廿九军援救,在欠缺车辆运输下,多以徒步行军,最后一段还得穿越相反方向的溃军和难民。

他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先后任首都南京附近常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

内战爆发后,任第16兵团总司令。

1948年11月,率兵团参加徐蚌会战。

在遭到华东野战军包围后,率领16兵团以300余辆战车为先导孤军突围,突围后到达萧县时,经过一夜狂奔,凌晨时认为已经远离了战场,结果拂晓又遭到部分解放军部队的围攻,结果部队士气崩溃,该部最终大部被歼,孙元良孤身化装逃脱。

1949年任16兵团司令驻守四川,因下属军官通电投向共产党,孙元良遂飞往台湾。

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

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所以孙元良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

1970年代初,一度在日本开面馆,名为“天福园”。

1975年,定居高雄,任一家针织品公司董事长。

2007年5月25日,因器官衰竭,在台湾逝世,享寿一百零三岁,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过世的黄埔一期学生。

因北伐期间临阵脱逃,且屡次有擅离部队独自逃跑的经历,获绰号“孙飞将”,讽刺他不以逃跑为耻。

曾被赠言: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

宋希濂对孙的评价:“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脱离部队,躲在妓院里(一说躲到了外国使馆),成为屠杀目击者,1985年曾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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