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大学里面都有逸夫楼
楼就是香港电影大王、邵氏影业的创始人夫先生捐款建造的建筑物，就被命名为逸夫楼。
迄今为止，邵逸夫向内地捐赠的款项17多亿港元，用这些捐款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等项目已达1800多个，受惠的高等院校遍于内地大江南北，逸夫楼、逸夫图书馆、逸夫会议中心等已经如繁星般点缀了内地的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名校。
另外，值得一提有，在去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之后，邵逸夫先生出资帮助灾区重建起118所小学，受益的灾区儿童数以万计。
希望采纳
霸州益津书院的第二次易地重建
时期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学最大，影响最深。
那时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
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原来西周的官吏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需要士为他们服务，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
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
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家有长短。
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王朝的统治服务。
这四家均有私学。
到了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增无已，私学更加盛行。
“从师”之风盛极一时，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朝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
私学内多传授古文经学。
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
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
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
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
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
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
两晋私学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
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
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盛。
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众卿相多出其门下。
唐代 唐代，佛教极盛，每一个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
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 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势大，其日久，影响很大。
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为聚徒讲学的书院开始于五代，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
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
南宋书院尤多。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交替历史轨迹 中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如下兴衰交替的过程。
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
当时，日渐衰微的官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于是私人养士之风盛行；及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加剧，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发展而至勃兴。
秦废百家而独重法，私学受挫。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府倡导私学，私学开始复兴，蒙学也已出现。
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私学规模巨大，堪称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荣。
唐宋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也日臻完善，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却获得发展。
南宋的蒙学已开始分化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
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蓬勃发展，社学、庙学等特殊私学呈现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的私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
但清初的高级私学，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从晚清至1949年，具有民主色彩和自由精神的新式私学开始出现并获较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的私学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编辑本段私学兴衰规律 1．私学的兴盛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且其生存与发展，与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
从战国、汉魏晋和宋代私学的繁盛来看，私学所涌动的每一次浪潮，均与文化开放、学术争鸣和宗教昌炽相关。
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会同民间财力的积聚，西方文化联袂而来，思想的相对活跃，是近代新式私学炽盛的背景。
而秦及前清私学不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
2．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偏狭、腐败之时，则私学较盛。
例如科举制度，它把读书、应考、做官联构一起，刺激了广大士人求学的积极性，因而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但后来却发展成畸形，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追求学问的相对独立性。
官学失去了活力，私学却焕发了生机。
如宋南渡之后，科举日趋腐败，官学一蹶不振，于是精庐、精舍等高级私学重又复现，稍后更有六大书院的崛起。
编辑本段私学特点 私学既是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的学校，从而表现出许多与官学迥然而异的特点。
经费和师资 1．私立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但也不排斥官方资助。
早期开办私学的代表人物孔丘，招收学生的条件很简单，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私学有的要求学生兑资入学，有的酌收束修，有的接收帝王的资给或馈赠。
元代庙学多为民间捐资或集资兴建、维持。
历代书院经费来源有的是政府拨给的，有的是私人筹措、捐献的，有的则是通过学田自给自足。
到近代，新式私学的开创者多为地方绅士或文化名人，其办学经费多与工商业有关。
如张謇创办通州师专，马相伯兴办复旦公学，张伯苓、严修开办南开学校，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和一个规模恢宏的学校网等。
现代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也主要是通过募捐、集资等形式来解决办学经费。
2．师资。
早期私学师资来源于平民学者。
私学的宗师，有入仕做官兼领官职或短期为官者，但是，为师的资格不以入仕与否为先决条件。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强化和读书人的增加，许多科举落第者选择教书谋生，这是私学特别是蒙学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私学大多有自己的学术追求，急功近利情绪相对淡漠，这一特征显示了私学教师的品格。
如孔丘，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矣。
又如墨子，为培养急公好义、济世利民和勇于献身的兼士或贤士，主张贵义兴利、食力节用、耻过谤非。
现代的陶行知，为造就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革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创办晓庄学校、育才学校。
教育对象去贵族化 私学的有教无类冲破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界限，平民布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
有教无类来自孔子的教学实践。
孔子有形同乞丐者，甚至还有犯人和大盗。
孔门弟子三千，不分老少（颜路小孔子6岁，公孙龙小孔子47岁），不分智愚（柴也愚，参也曾）、不分勤惰（颜回者好学，宰予昼寝）。
魏晋南北朝时，寒门子弟入学率呈上升趋势。
如家贫早孤的邴原亦入学肆习，学生尚可根据自身情况择师。
元代的庙学，其招生对象包括平民百姓；而社学，从其教劝农桑的教学内容和只在农闲时开办的特征，可以看出其对象是农民及农家子弟。
至于近现代所涌现出来的新型私学，更是体现出了教育对象广泛性的特点：如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都是以普通劳动者为教育对象。
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学校，招收农民的子弟，为广大农村培养人才；育才学校则是为了培养人才幼苗而从难童救济院和孤儿院中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难童。
教学内容异彩纷呈 由于私学大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又由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私学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1．蒙养教学。
蒙学始于汉代，至宋日益完备，元、明、清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重视教材建设，蒙养教材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为有名。
二是诗文教学的课本，可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
三是历史知识教材，如晋人李瀚编纂的《蒙求》。
四是博特常识教材，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
五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此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
蒙养教育阶段，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习惯。
近现代私学教育更为丰富。
私学学堂 蒙养教学，概括起来是读、写、作三事。
读是阅读，包括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几个环节。
写是习写字，习字教学在蒙学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有切实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有持之以恒的训练。
作是写作的训练。
相对于近现代新型私学，古代蒙学教学更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方式的讲授法为主要手段。
2．高级私学。
早期高级私学内容，都是以诸子著作为依据的。
春秋战国之际，儒家重仁重礼，以《六经》为教材，以六艺为课程。
墨家在重武和重辩的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也是相当重视的。
道家若以老子论之，他反对一切人为教育，天地本原书可以作为老聃的经典。
其后的道家人物，大多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材。
法家除以法为教外，诉讼、兵法、耕战等一切实用知识也是兼摄并取的。
其余各家，均以所属诸子的思想和著作作为研习内容。
春秋战国之后，历代私学教育内容体现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东汉出现综合古、今的趋势；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并兴；唐宋重视诗文辞赋和经义、时务的传播；明代朱学、王学分庭抗礼，清代以考据为务。
及至近现代的新式私学，更是主张以对国家社会有用的知识为教学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育内容。
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学内容。
古代高级私学教学上值得一提的还有稷下学宫的期会与书院的讲会制度。
期会，是定期举行的论辩会，它是不同学术论点的坦诚交锋，不仅吸引了稷下师生的踊跃参加，而且吸引四方游士驻足聆听参加辩论。
所谓讲会，是书院与书院或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论辩会，它往往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宗旨、规约和论辩的主题，由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
此制始创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时由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邀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刘清之等前往辩驳，使之成为学术界的盛事，史?quot;鹅湖之会。
讲会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巩固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
私家蒙学和高级蒙学管理方法不同 蒙学的教育对象是不谙世事的蒙童。
管理方式多是封建家长式管理。
注重对学生进行体罚，这是私人蒙学管理的最大的特点。
私学 高级私学中的相当部分，弟子与先生，是一种类似朋友的同志关系；而教与学，也非一个严密、复杂的过程。
这类私学管理松散，基本上是以伦理和人情维系。
办学形式灵活多样 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私学，其开办不受时间、地点、人员、经费等的限制。
孔子周游列国，随时收徒，随地就业。
从其他诸家的周游来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行修学形式，似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校址和师资的选择、规模的大小、种类的多少等方面看，唐代私学的办理表现得灵活多样，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转轨的便利。
如私学仿科举考试采用贴经、诗赋等方法，使人对它刮目相看。
唐代私学有经学、文史、诗赋、道玄、科技等五种类型。
明代高级私学有结庐授徒讲学和官余教学三种形式。
近代新式私学有政治社团、有科技、女子、工矿、师范等性质的学校，学生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
仅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创办的私立学校，就有科普性质的儿童通讯学校，乡村教育性质的晓庄师范，国难教育时期的中华业余补习学校、育才学校，民主教育运动中的夜大性质的重庆社会大学等。
关系制度 私学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兴衰发展乃至具体的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制于当时政府的文教政策。
私学的兴衰与政府文教政策的宽容与否成反相关。
历代政府对于私学的态度不外乎两种：一是扶植利用，一是禁止压制。
私学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
其时私学与政府的关系，在稷下学宫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闲人的目的，因此齐国官方对其教学和学术活动并不多加干涉。
相反，齐国君主还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学者们以很高的待遇。
齐宣王承认士贵，并表示愿请为弟子；对邹衍、淳于髡等各派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士大夫，并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宠。
另一方面，稷下学宫的兴盛，也为齐国造就了大量的济世之才，当时齐能成为东方强国，稷下学宫应说是功不可没。
战国以后的历代政府（除秦、前清）都对私学采取了扶植、进而利用的政策，如汉代对著名学者的礼遇，宋代对书院的资助，民国对私立学校的改造等。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对人才的培养、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而秦和前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和软硬兼施的政策。
秦统一中国后，废百家而独重法，焚书坑儒、禁游宦、书同文、行同伦，强化吏师制度，秦所以速亡，与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不无因果关系。
清朝一方面通过开科取士、设制科、编纂书籍等措施来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又对私学采取了高压手段，如严禁立盟结礼（《卧碑文》）销毁异端书籍、大兴文字狱。
这种文教政策，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也加剧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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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