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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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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11字新春对联：大圣辞年 万里河山留瑞霭；雄鸡报晓 九州天地映朝晖。
大业方兴 五星旗展金鸡唱；小康在望 四化图开彩凤飞。
大圣班师 一路凯歌笳鼓竞；雄鸡振翅 几声雅唱瑞云生。
点点梅花 笑迎雄鸡朝天唱；声声爆竹 欢送大圣载誉归。
有哪些和何应钦一样籍贯是贵州的著名人物
历史人物 多 同 (西汉时人)，西南夷夜郎人，世居夜郎，有精兵十万人，治诸小邑。
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唐蒙上书请开发西南夷，武帝任唐为郎中将，领士卒千人及辎重部队万余人从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
谕以威德并厚赐之，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
设犍为郡，修筑西南夷道，夜郎侯与汉使者言：“汉孰与我大?”夜郎侯始倚南越，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夜郎侯遂入朝，汉封以夜郎王，赐印绶。
杨 粲 (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南宋中期)，字文卿，小字伯强，播州杨端第十二代孙，杨轼子。
幼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
杨轸掌播州，将治所由白锦堡迁穆家川(今遵义老城)，委托杨轼主持政务，轼招来蜀中文士教授族中子弟，播州始兴习文之风。
故自幼而熟习儒家经典，尤精《大学》。
嘉泰初年(1201～1204)袭任播州安抚使职。
开禧二年(1206)四月，四川制置使吴曦叛宋降金，次年一月，自称“蜀王”。
二月杨粲拟出师四川，援助宋将杨巨然、李好义讨吴，兵未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遂献战马三百匹、黄金白银上万两，以助边防之用。
并向宋帝进言“大举北伐，以雪先耻”。
是时，南平夷目穆永忠，乘国事动乱，大量侵占“公家田”，遂率兵“斩永忠，归其田”。
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亦兴师问罪，“败其父于滇池(今四川会理一带)，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使播州领地扩展到赤水河畔。
播州下州首领杨焕(粲族弟)违背“摒弃干戈”盟约，抄掠界上，粲遣兵诛杀杨焕，并将其掠夺的土地和赋税归还珍州(今桐梓以东地)。
其施政宽和简要，不苛求于民；武备则寓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又崇尚儒佛道三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多处，“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
晚年作《家训》十条刻于石，即“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
身体力行，为子孙楷模。
故主政播州30余年，社会稳定，财富增多，文化教育发展，史称“播州盛世”。
后官至武翼大夫，累赠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卒于绍定年间(1228～1233)，赐庙号忠烈，追封威毅。
葬今遵义县永康乡之皇坟咀，其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 勉 (1334～1385)，侗族，又名吴面儿，黎平潘乡人。
幼家贫，给人放牛为生。
洪武十一年(1378)，聚众起义。
6月占领靖州。
在零陵、九里岗等地多次击败明军。
洪武十八年(1385)以反对土官、流官圈占土地为号召，义军扩大到20万人。
以今黎平、榕江为中心，控制黔、湘、桂交界广大地区，建立农民政权，被公推为“铲平王”。
同年八月，明王朝调集30万大军镇压起义。
十一月，及其子吴禄在上黄战役中被俘，壮烈牺牲于南京。
韦同烈 (?～1451)，贵州兴隆(今黄平南)苗民，明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领导苗民起义，围攻兴隆、平越、新添(贵定)、清平(凯里西北)诸卫。
景泰二年(1451)四月，义军攻占兴隆，被推为苗王。
后因明军两路夹击而败退香炉山。
明军分三路围攻香炉山时，义军据险激战50余天，终因官军赶制土炮轰击6天，义军伤亡惨重，房屋被毁万余间，遂有人动摇叛变，将韦同烈等缚送明军。
香炉山陷落，义军战死3480余人，被俘2200人。
韦翁同 (?一1451)，苗族，都匀卫合江州化从人。
宣德九年(1434)，领导苗民抗粮，并杀死催粮之副长官张勉，后举义。
拦袭官军，鼓动附近53寨苗民一起抗税，获得广西韦万良等声援。
正统十三年(1448)10月，明王朝调贵州兵征战云南麓川时，他趁机联合镇远苗民进攻新添、清平、平越等卫。
次年攻焚靖州、五开、铜鼓诸卫屯堡，并逼近贵阳。
朝廷遂令征麓川大军回师围剿。
义军败退香炉山。
景泰二年(1451)官军攻破香炉山，被俘后押送北京杀害。
杨应龙 (1551～1600)，播州杨端第28代孙，杨烈子。
明万历元年(1573)二月承袭播州宣慰使，因征调有功，加封骠骑将军。
万历十四年(1586)因献贡赐飞鱼服，授都指挥使。
因其用诛罚立威，多有怨声。
万历十八年(1590)贵州巡抚叶梦熊、巡按御史陈放上奏力主查办，因四川巡抚李化龙为调播州兵防守松潘(明松潘卫，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暂免勘问”。
嗣因其妾田雌风谗其妻奸淫，杀妻张氏及其母，妻叔张时照等上告其谋反，诏命川黔两省会审。
万历二十年(1592)赴重庆受勘，主审议斩，乞以20万两银赎罪，未允。
适因倭寇侵朝，遂请领播州兵抗倭援朝，诏准，师已启行，复又作罢。
次年，新任四川巡抚王继光欲提他究办，不赴，王派参将郭成、总兵刘承嗣领兵来逮捕他，至娄山关，被其部据关苗兵击败。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兵部侍郎邢蚧总督川贵军务，又令其出播听审，许保其性命，经水西宣慰使安疆臣劝说，始愿至松坎听审，并愿交出肇事者、献罚金。
万历二十三年(1595)五月，重庆知府王士琦主审，判其交出冲杀官军主犯黄元等12人，验明并处斩于重庆；处赎金四万两银，将次子杨可栋作人质，羁押重庆府，追缴赎金；仍革其职，由长子、杨朝栋代理播州宣慰使。
后可栋死于重庆狱中，府衙令纳金领尸，他抗言：“吾子活，银即至矣!”并一面遣千僧去重庆为子招魂；一面置关据险以拒官兵。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出兵焚草塘、余庆，掠兴隆(今黄平)、都匀，围黄平(今旧州)，袭偏桥(今施秉)，屠杀仇家宋世臣、罗承恩等。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领兵三千讨伐，被其诱歼，江东之被罢官。
六月出兵陷四川綦江，歼守城官兵三千，杀明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等。
十月，明神宗赐兵部右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兵马，集兵十四万，于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分八路围攻播州，六月六日，攻破其大本营海龙囤，杨应龙在囤中自焚身死，年49岁。
杨氏领播州凡29代，长达725年的历史遂告结束。
李世杰 (1716～1794)，字汉三，一字云岩，黔西县人。
出身官宦家庭。
20余岁捐赀人仕，官江苏常熟黄泗浦巡检，为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赏识，升为金匮主簿，寻报捐泰州知州。
越五年迁镇江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迁安徽芜湖道。
三十六年(1771)擢四川按察使。
后历官湖北布政使、广西巡抚、湖南巡抚、河南巡抚、四川总督。
乾隆五十年(1785)赴京受奖赐，次年调任两江总督。
嗣后又调四川，后离川赴京，授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五十五年(1790)因病告老回黔西。
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79～1782)回黔西服母丧时，曾创文峰书院，捐田50余亩作学田。
又修开元寺，立东山石屏，培葺王公(阳明)祠，重修魁阁和文峰塔。
为官50余年，勤政爱民，备受乾隆器重，先后赐《御制诗》、《时晴斋法帖》及福字如意、寿杖、朝珠、珍珠手串等。
乾隆五十九年(1790)病逝于黔西，乾隆皇帝亲撰《御祭碑》文，赐谥“恭勤”。
墓葬于今黔西县城15公里的平坝乡扯泥坝村。
著作有《世杰秦议》、《家山记事诗》、《南征草》等。
石柳邓 (1737～1796)，苗族，松桃厅大塘人。
出身贫苦，佣工为生。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与湘西苗民石三保、吴八月等密谋反清。
次年(1795)正月十三日，在大塘大寨营起义，石三保等响应后，二月初率义军围攻松桃厅城，苦战3昼夜，一度攻人城内。
铜仁、镇远等地苗民纷纷响应，义军控制黔、川、湘交界广大地区。
清廷令福康安等调集黔、滇、川、湘四省10倍于义军的兵力，分进合围。
义军殊死反击，终寡不敌众，先后放弃盘塘坳、柳皮寨、臭脑，主力向湘西边境转移。
嘉庆元年(1796)冬，与湘西义军退守平陇。
平陇失陷后，率部突围至贵鱼坡，在阻击追兵的战斗中受重伤而阵亡。
韦朝元 (1768～1797)，布依族，又名德明。
南笼府(今安龙县)人。
嘉庆二年(1797)与王囊仙等人利用宗教发动、组织群众，在南笼发动起义，以王囊仙为“皇仙娘娘”，自为天王玉帝仙官，其他人为丞相，总兵元帅、军师等，以洞洒寨为京师，当丈寨为仙城。
声势扩至黔西南、黔西北广大苗族、布依族地区，并影响到云南、广西两省边地。
后清廷调大军围剿义军。
8月，义军大本营洞洒寨等失守，不幸被俘，同年十月，在北京就义。
王囊仙 (1778～1797)，女，布依族，又名阿崇、阿秀、阿从。
南笼(今安龙县)洞洒寨人。
出身贫苦，幼丧父母，因行巫治病，人称“囊仙”(布依语仙姑)。
嘉庆二年(1797)，与当丈寨韦朝元(又名阿信，外号七绺须)等，以宗教组织群众，于南笼发动布依族群众起义。
义军设总兵、将军等首领。
先取南笼普坪，进围府城，后转攻册亨、普安、新城(今兴仁)、永丰(今贞丰)等县城，围归化厅，定番、长寨告急，省城戒严。
清廷遂飞檄云贵总督勒保率官军“进剿”，先后夺回关岭、归化坝阳，解新城、南笼之围。
八月，官军解捧蚱之围后，分八路进攻义军根据地。
义军虽力战，但因敌偷袭而不支，纵火自焚营寨，王囊仙、韦朝元等2000余人被俘，后押送京城杀害。
起义遭受失败。
杨 芳 (1770～1846)，苗族，字诚村，松桃厅城关人。
幼家贫，好读书、习武。
16岁应试不售，遂入伍充书识。
乾隆六十年(1795)，因侦察湘黔苗民起义提升为台拱营守备。
嘉庆二至四年(1797～1799)，随军清剿鄂、川、陕白莲教义军，有功，升下江营游击。
五年(1800)，截击义军杨开甲等部，升广西新泰协副将。
六年至七年(1801～1802)，在甘肃追剿“黄号”等义军，升陕西宁陕镇总兵。
、十一年(1806)初，调任固原提督。
因宁陕镇兵变坐驭兵不严之罪，谪戍伊犁。
不久赐还。
十五年(1810)，任广东右翼镇总兵。
十八年(1813)镇压林清、李文成起义，攻司寨，破滑县；杀义军2万余人，加提督衔赏云骑尉，授西安镇总兵。
后调汉中：镇总兵；升甘肃提督，调直隶、湖南、固原提督。
道光六年(1826)，奉令随长龄、杨遇春进疆讨伐张格尔，领兵首战告捷，攻下柯尔坪，又收复沙布都尔、阿瓦巴特、喀什噶尔、和阗。
九月，杨遇春奉召入关，代理参赞。
十二月，用计生擒张格尔，歼敌殆尽，诏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
九年(1829)应召进京，道光帝召见二十余次。
道光十三年(1833)调任四川提督，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一等果勇侯，亦因彝民起事而被撤职。
十六年(1836)为平定湖南镇筸兵变，起用为总兵。
十八年(1838)提升为广西提督、湖南提督。
二十一年(1841)清对英宣战，任参赞大臣，在广州积极筹划抗英战事，亲自在凤凰岗督战。
因接受英方停战通商的要求，受到斥责和处分。
奕山到任后，建议“以守为攻”、“持重勿浪战”。
《广州和约》签订后仍留守广州，后因伤病回湖南提督任。
二十三年(1843)，告老退职还乡。
二十六年(1846)病逝于松桃土屯家中。
著有《平平录》等书十余种，撰有《果勇侯自编年谱》。
喜书画，其字笔力劲健；其画有墨竹图传世。
张日晸 (1791～1850)，又名日暄，字东升，号晓瞻，清镇县人。
幼丧父，家贫却能苦读。
嘉庆十年(1805)考取秀才，又以榜首肄业于贵山书院。
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御试第一，人翰林院，散馆一等，授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纂修。
道光元年(1821)至三十年(1851)，先后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湖南、河南乡试正考官；叙州知府，成都知府，建昌兵备道，浙江盐运使，湖北、四川按察使，四川、河南布政使，云南巡抚。
为官清廉，体恤民情。
任叙州知府时捐银千两办励节堂。
任河南布政使时，捐钱3万贯以救灾民；捐银7000两修建城阁、书院等。
诗文书画均佳，著《庶常集》2卷，《编修集》1卷。
好书画，绘有《篝灯课子图》等多幅；手书有《训子锁言》一帙。
马河图 (1802～1864)，回族，又名小双，盘县大坡铺人。
1858年11月，与张凌翔率回民起义于普安厅大坡，组建白旗军，进占亦资孔城，提出打富济贫口号，义军扩大至2万多人。
1862年先后攻占盘县、普安、晴隆、兴仁、贞丰等县城，控制黔西南大片地方，采取“保行商、禁残杀”，减民负担等措施，建立政权，被推为元帅。
1864年官军实行“剿抚兼施”，义军都督马忠叛变，其率部拒守兴义城月余，同年11月28日率众突围时牺牲。
包大度 (?～1873)，苗族，姓龙，名包桠，施秉县双井区新城镇平寨村人。
出身佃农家庭，幼好打抱不平。
咸丰四年(1854)秋，抗拒缴纳田赋，杀死官差。
咸丰五年(1855)三月参加张秀眉起义。
先后率队占据凉伞屯、新城、施秉县城。
提出“不杀一个好汉人”的口号。
在占领地区实行“分田而食”。
咸丰六年(1856)八月，与张秀眉攻下台拱。
又袭取黄平州城、攻占镇远府卫两城。
曾北出施秉，联合号军围石阡，攻余庆，东进铜仁，抵抗川、楚官军的联合进攻。
同治七年(1868)，清廷调集川、湘、楚几省军队镇压苗族义军。
次年初，诱敌深入，调集各路义军在黄飘大坳设伏，经三天两夜激战，全歼荣维善、李元度、黄润昌、邓子垣等部湘军，并乘胜反击，恢复失地。
同治十一年(1872)，在凯里西南牛角坡激战中被围，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
党史人物 邓止戈(1096年12月～1991年11月)，又名邓国忠，别名余泽平，出身于四川省筠连县手工业家庭，高小毕业。
1927年8月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曾任中共贵州省第一届省工委委员、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红军十八师新兵团参谋长、陕北公学大队长兼军事科主任、贵州省工委第二届书记、华南局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研究员、华东土改工作团委委员、华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策、西南革大教育长、西南局党校副校长、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副校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四川省社科院顾问、省政协常委，副省级干部离休。
? 王若飞【除了何应钦最著名的】 王若飞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08日）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说：“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还有意思
” 王若飞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
1903年迁居贵阳，随舅父黄齐声生活学习，1915年在舅父黄齐声的带领下，参加“反袁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17年在黄齐声的带领下留学日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月七日成为中国的国耻纪念日，看着日本人举行庆典，王若飞等义愤不已，愤然离日回国。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1923年4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至1925年，王若飞在河南开展工人运动中，深感缺乏领导女工的干部，特请示北方区委派位女干部，领导选派李培之到河南协助王若飞工作。
王若飞发现李培之思想敏捷，办事果断，并有实际工作经验；李培之也看到王若飞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在斗争实践中，双方由工作上关系升华为爱情关系，于1925年秋在郑州喜结良缘。
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
1927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
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
1937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8月与、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秦邦宪（博古）、邓发。
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