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魔教口号

时间：2013-11-28 16:26

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口号的大乘起义有谁领导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西方文字意义上的文明主要强调的是?

文化现状，科技实力。

关于东方不败的口号。
有吗

日出东方唯我不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倚天屠龙记》里面明教教义是啥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

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

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

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

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

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

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

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

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

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

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

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

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

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

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

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

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

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

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

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

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

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

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

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

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

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

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

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

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

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

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

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

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

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

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

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

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人权”观念。

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

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

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

”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

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

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

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专制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

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

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

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人权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

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

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专制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

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人权”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

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

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

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

“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人权”的许诺，得到“幸福”。

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

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

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

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

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

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

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

关于政治领域，我觉得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

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