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祥是以前的商号名吗
是清朝的吗
我也有一个，是不是写了达川大典祥造
清朝皇子的名字
爱新觉罗家族，经四百余年的演变，逐步汉化。
首先体现在名字的汉化上。
清康熙朝前，爱新觉罗家族字均用满语。
为了标明直系与远支的区别，康熙帝在给诸皇子命名时一律用胤字，给皇孙命名一律用弘字(个别幼亡者除外)。
这是爱新觉罗氏行辈用字之始。
不过，当时康熙帝未必想用汉字排列一个行辈顺序，因为他没有要求皇子皇孙以外的人也用这个字命名。
但《玉牒》中载，康熙帝诸子名字除胤祯外都用允字，因此有的人以为胤字不对。
其实，康熙帝诸佣际怯?胤字命名的，胤祯继帝位后，为避圣讳才将其兄弟的胤字改为允字。
乾隆帝弘历不讲忌讳，其兄弟之名都保留了弘字。
乾隆帝以永字给皇子们命名。
有一次皇六子永瑢画了一幅《岁朝图》献给祖母孝圣皇太后。
乾隆帝在上面题了永绵奕载奉慈娱几个字，意思是让老太后为儿孙繁衍和成长而高兴。
此后，永、绵、奕、载四个字就作为后代命名用字了。
乾隆帝晚年将皇位让给了皇十五子永琰。
为免众兄弟改名，而将永琰一人改为颙琰。
此后道光帝绵宁继位，也将其名改为旻宁。
咸丰以后，皇帝也不改名了。
从这以后，皇帝与其兄弟都按辈份顺序命名了。
道光时，上述六个字已不足用，故于丁亥年补了溥毓恒启四个字；咸丰丁巳年又续焘闿增祺四字，前后共十四个字。
民国以后，爱新觉罗氏已成平民。
为恐后世不辨宗亲，难明辈次，乃于1938年由宗人发起重修谱书。
这次修谱由光绪帝七弟载涛牵头，由本枝宗人金松乔、庆厚等人组成修谱委员会。
书名改为《爱新觉罗宗谱》。
逊帝溥仪又增补行辈用字十二个，即：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加上过去所定十四字共为二十六个字。
从此，爱新觉罗氏按行辈用字命名的人才多起来。
故爱新觉罗氏字辈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自己补充一下：胤字辈以礻为偏旁；弘字辈以日为偏旁；永字辈以王为偏旁；绵字辈以竖心旁为偏旁；奕字辈以言为偏旁；载字辈以氵为偏旁；溥字辈以亻为偏旁；毓字辈以山为偏旁 后面就不清楚了
古代有名大商号以明代清代为主好听顺耳名气大的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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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冀州古代有哪些名人名事?
冀州市之名渊源于古冀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冀为“九州之首”。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于此置信都县和信都郡，隶冀州。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今冀州市开始联系起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属真定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冀州为冀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县改属冀南区五专区。
1946年2月，正式命名“冀县人民政府”。
1993年9月22日，冀县撤县建市，定名为冀州市。
冀州历史名人1、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云台二十八将”，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曲阳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 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太学”，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太学，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丽（今朝鲜），两年后被高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拓跋弘（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冯太后再度临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革。
如:提倡汉化，修孔子庙，提倡儒家思想；建立学校，大兴教育；严禁鲜卑族同姓结婚；革除鲜卑族信奉巫术的风习；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荒芜了土地分给有力耕耘的丁壮，收缴租税以利国家；建立户籍制与俸禄制等。
经过冯太后所主持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王朝摆脱混乱局面，抑制了豪强的掠夺行为，使国家日趋安定，北魏逐渐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为孝文帝亲政后更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严于执法，有两个亲王因贪赃枉法受到检举，许多王公大臣为之说情，冯太后依据朝规，将这两名亲王削去封爵，终身监禁。
冯太后生活朴素，穿的衣服都是素色绸帛，吃饭用的桌子仅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也比其他皇帝和皇后少得多。
她生前还写下遗嘱，规定坟墓长三十步，葬室长宽一丈，用普通棺椁，不用殉葬器物。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年仅49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对推动北魏封建化和汉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5、刘焯刘焯（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6、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7、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8、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清代票号
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
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
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
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
”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
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
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
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
（《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
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
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
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
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
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
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
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
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
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
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
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
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
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
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
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
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
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
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
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
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
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
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
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
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
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
（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
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
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文革前潮阳”公益”商号
皇名字的由来沈阳市皇姑区的名字源于皇姑屯，而皇姑屯的名字又源于哪里，皇姑屯与黄桂屯为什么在《沈阳县志》和《奉天省城区街道图》中同时出现，这里还有一段传说呐
清朝初期，有一个很小的村子。
相传在老汗王努尔哈赤占领沈阳后，打猎来到此村，村女黄桂被老汗王收认为干女儿，死后葬在村子里。
于是，此村便叫黄桂屯，一直到清朝末年，黄桂屯属于沈阳县的一个自然村屯。
清朝末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日俄战争”，建立了一条窄轨铁路。
从新民车站到日本站（现在的沈阳南站）运输军用物资。
铁道将黄桂屯一分为二。
铁道南叫大黄桂屯，铁道北叫小黄姑屯。
公元1906年，清政府将这段铁路权买回。
1907年，京奉铁路从新民通到现在的皇姑屯，当时名字叫京奉铁路终点，后来又将终点站向城里延伸，京奉终点更名为奉天总站。
皇姑屯车站当时改叫皇姑坟车站，后又恢复为皇姑屯车站。
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当时的沈阳市除沈河、和平两区有建筑外，其余地方几乎都是菜园子、荒地、水泡、乱石岗，而皇姑屯由于铁路的开通，又是终点，所以经济比较发达。
皇姑屯商会坐落在现天山路三段，商会所属的商号、货栈、药房等有30多家。
饭庄、油坊表店、银匠铺、刻字社、照相馆、邮局等多处。
山竽（音）栈是张作霖的买卖，解放后改为“天山路第一小学”。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当时皇姑屯的小学，都是沈阳市皇姑地区较早的学校，规模也较大。
皇姑屯商会小学建于1904年，校董事长是皇姑屯商会会长、裕同货栈老板孟树增，此人录近了《满州名人词典》；皇姑屯扶轮小学建于1913年，是京奉铁路局为皇姑屯和皇姑屯修车厂的子女们创办的公办学校；皇姑屯普育小学，是一位姓王的老私塾先生办的学堂，影响较大，现在仍有以普育学校名字命名的胡同叫普育里。
皇姑屯还有“皇姑坟”、“积善寺”等，每年4月18日和逢五、逢十都有庙会。
由于皇姑屯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等多方面都和当时的奉天市区相近，因而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1913年皇姑屯地区划入奉天市第六特别区，设第六警察署。
当时的塔湾村、御花园村、柳条湖村都划归沈阳县第九区管辖。
1928年6月4日凌晨，一声巨响，爆发了“皇姑屯事件”。
东北军阀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分子炸死在“三洞桥”处，皇姑屯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1938年1月，伪奉天市公署实施《奉天市区条例》，开始正式建置，成立皇姑区、北陵区。
皇姑区公所设在皇姑区天山路二段站北街公所里51号，下辖三关街、大宝街、大成街、太平街、大元街、大享街，7个分公所占地十八平方公里。
北陵区公所设在辽河街，下辖11个分所1948年6月皇姑区又分皇姑区、北陵区，塔湾区公所。
1948年11月2日，沈阳市特别人民政府，将皇姑、北陵、塔湾三个区合并为一个区，命名为皇姑区人民政府。
1966年将皇姑区改名为红卫区，1973年又恢复“皇姑区”．称谓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