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子在我国哪个朝代开始出现
中国白银的货币历史在我国，白银作为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
《史记·平淮书》里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
”黄是指黄金，白是指白银，赤就是铜。
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用白银了。
先秦银质贝币与春秋楚国的银布币等出土已经被考古学界所认同。
中国货币史上正式以白银作为交易货币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前119年），武帝为抑制豪门大族的巧取豪夺和求得文景盛世再现，于是改革币制，采用了“白金三品”币作为国货。
“白金”的面值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
而我们所讲的这种“白金”其实就是银锡合金，其中白银的含量比锡少，这种白金货币的流通前后只有二年就被废除。
尽管如此，“白金三品”是中国见之于史书的最早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铸出图案的银币。
嗣后，新朝王莽颁行“宝货制”，也铸过“银货三品”，但只是昙花一现。
五代时，白银已被使用在进献、输入货物、纳款、行贿等领域，每次用银的数量也相当巨大，但只随便铸成银铤、银锭、银饼等形式，以其自身的重量参与流通。
到了宋代，除“交子”纸钞和铜钱、铁钱外，白银也被作为货币使用，当时的白银货币有碎散的，也有五两、十两、二十五两、五十两，甚至千两，其中比较多的是束腰形长条银块，个别也有方形、圆形。
到了金、元时期，白银被更为广泛地使用。
金代的“承安宝货”银铤，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这是我国用法定计数银铸币的开始。
元代更进一步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开始铸一批每枚重五十两的银元宝。
元宝的名称虽在铜钱上用过，但白银铸的元宝，却是“元朝宝货”的意思，银锭称元宝即从元代开始，以后“元宝”成为固定的代名词。
白银的广泛流通明初，为了推行大明宝钞，明政府曾明令禁止用金银交易。
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八年（1375）“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斩。
”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明政府逐渐解除了禁银规定。
开放银禁后，部分官库贮藏白银便随着支付官俸和军饷而被投入商品流通，从而使官库存银变成活银。
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当年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由于受条件限制，北京官员的俸禄仍要在南京支付，负责经办的人员“将各官俸米贸易货物，卖贵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废米禄，各官部得实惠。
”到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户部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决定将江南租赋改成白银、布帛等物品运往北京发放官俸，次年又将苏州、松江、常州存留的近73万石粮食也折换成白银给官员发放俸禄。
明朝政府的这些决定，使白银成为当时中国官方认定的合法货币，从此以后，中国各朝代的财政收支也逐渐转向以白银为主的货币支付方式。
随着经济贸易的扩大和发展，国内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因为世界各国的金银比较不同，外国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更使得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广泛流通。
万历年间全世界兴起开矿热潮。
明政府因自身白银需求量增加，便在国内大兴开矿，从而使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
明朝中叶以后，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也使外国白银不断流入我国。
其中由西班牙人经菲律宾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仅隆庆五年(1572)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就达4OO0多万库平两。
嘉靖年间，我国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到一比七之间，而日本由于白银增产，金银比价是一比十。
受利益驱使，日本白银从不同渠道被大量运往中国，因为从日本运银到中国可兑换更多黄金。
葡萄牙人为了能够从日本与中国的白银差价中谋利，曾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售取白银，然后折回澳门购买中国丝绢，以便去日本换取更多的白银。
另外，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商人对华贸易、菲律宾华侨对祖国的贸易，以及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等也有许多白银输入中国。
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国际市场的白银在明朝后期被大量地运往中国。
外国白银的大量输人，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制度的演进，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白银货币之间无固定比价，并且各自计价流通，各种形状和重量的银块出现在货币市场上，因此使中国本就繁杂的货币体制更加无序和混乱。
从银两到银元清朝初期，白银成为中国当时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在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内外工商贸易的交往中，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民众以拥有白银作为财富，金融机构以白银为库存，银行间结算也以白银为标准。
在当时，中国的茶叶、生丝和陶器等商品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而当时中国货币市场上习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很多外国商人都用满船的银元到中国购买满船的中国商品回去。
因为中国当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很少购买国外的商品，所以白银一直都是净流入到中国的。
当时流人中国的外国银元种类很多，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英属地银元、日本龙洋等，其中西班牙本洋是流人中国最早的外国银元。
据东印度公司记录，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153年中，输人中国的银元和生银块有7000多万两，其中大部分是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
本洋是由世界上产银最丰富的墨西哥铸造的。
由于墨西哥是西班牙的属地，而且币面上刻有双柱形和西班牙皇帝像(查理第三、第四)，所以人们把墨西哥本洋误认为西班牙银元。
墨西哥鹰洋是墨西哥独立以后铸造的银币。
因币面花纹刻有鹰，俗称鹰洋，世面上误作英洋，我国北方又名正英。
这种洋钱的质量比其他外国银元纯，银色为90．3‰ ，一般按九成四计算。
英属银元在中国流通的有两种：一种是1866年至1868年间由香港造币厂铸造的，另一种是1895以后由印度造币厂制造的。
龙洋是日本明治时代通用的银元，定名为“圆”，因币面刻有龙纹，俗称龙洋或龙番。
外国的银元制作精美、分量标准，且便于计枚核值，非常收中国民众的欢迎，外国银元在中国的货币市场不断扩大。
为了减少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清政府最终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式设置钱币制造局，决定自己铸造计量标准、受国民欢迎的中国银元。
清政府清朝在铸造银元时，基本沿用明朝的铸钱习惯，并对本朝所铸的铜钱通称为“制钱”，以区别于早先使用的“古钱”。
当时中国铸造的银元都是白银含量很高的，这又让外国商人发现其中的暴利空间，他们用银元与中国进行交易时，用含纯银九成左右的洋元兑换中国铸造的“十足”纹银，然后运往外国投机取利。
外国资本主义者以浮价掠夺的纯货币交易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侵略。
加上当时的外国银元与中国自铸银币都有自己的计价标准和流通范围，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和汇率，这就使得我国当时的货币流通市场及其混乱繁杂。
清朝后期，由于鸦片贸易、条约赔款以及关税和盐税主权丧失等因素，我国白银开始持续地外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使得国内的白银少而昂贵，以白银表示的物价下降，以制钱表示的物价上升。
白银外流造成的银贵钱贱，加重了国内民众的负担，使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由于赋税减少和国家岁人下降，清政府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便大量增收关税和厘金。
由于过度增发无法兑换的流通货币，结果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为巨额赔款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货币机制的运行更加混乱无序。
为了挽救颓败的经济状况，我国的士大夫和经济学者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倡议改革现行币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
他们建议在北京设立铸造银钱的总造币厂，统一发行新式银钱；国内所有上缴款项，均用所发行的新式银币；部库省库的岁人收支，必须遵守国家统一规制，不许巧立名目擅自征收；设置中央财政处，专门监督新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并负责整顿国家财政及币制。
在这些有识之士整顿中国混乱币制的努力和倡议下，清政府多次下令统一货币流通单位，尤其是两、元并用的货币计价单位，以解决严重阻碍中国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易的货币体制。
为了统一币值，清政府一度在用‘两’还是用‘元’之间来回变更换计价单位。
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由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家货币统一采用‘元’单位制度，才暂时结束了中国货币史上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
银本位制度确立与废除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货币市场。
到1910年，在中国市场流通的外国银元已达l1亿元左右，其中墨西哥鹰洋大约有4万元，占三分之一左右。
当时在中国流通的货币除了白银、制钱、银元、铜元等金属货币外，还有清政府户部、官银号、各地钱庄、票号发行的信用货币，以及外商银行和中国自办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
加上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和频繁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货币机制由于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长期不统一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14年，北洋政府为了整顿货币体制，加强国家财政能力，实行了货币体制改革，并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条例同时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贸易等商品交易活动时，必须以新铸造的银元为交易手段。
随后，为了便于收兑各种龙洋改铸新币，又将一元银币的成色改为八九。
白银成为我国的本位货币，暂时结束了中国混杂的货币流通局面，使中国近代币制暂时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1914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铸新版银币，其正面刻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刻有嘉禾纹饰与币制值，俗称“袁大头”，铸有一圆、二元、二角、一角、五分等币值。
因为新银币的币型统一花样全新，重量成色比较准确，又易于识别，很快在全国推行。
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这种新币种曾多次铸造。
由于新币种流通数量非常可观，成为当时中国流通货币中最重要的币种。
1914年的国币条例虽然确立了我国的银本位制度，但当时国内外的经济贸易还是以银两、银元同时并用，本次币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混乱的货币流通局面。
到了19世纪末，西方各国工业国家纷纷放弃白银的货币作用，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以银为本位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萧条。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发展国家经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纸币流通。
当时，西方列强为了转嫁国内危机，便把本国过剩的资本和商品以黄金为计价单位大量输入中国，这对使用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由于国内货币市场由于银、铜、金的同时流通的局面更加混乱，国内强烈要求“废两改元”，统一币制。
而当时国民政府尝试引入的金本位制度在国内行不通，不得不放弃。
1933年3月，在国内经济专家、学者反复争论与商讨之后，国民政府下令施行“废两改元”货币改革。
法令中规定所有用银两征收的税款及关金，一律改为银本位币，其他各项以银两实行的收支，也都改用银币。
此次改革虽然结束了中国两、元并用的货币制度，使银本位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的货币单位。
1934年起，在西方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币制、美国人为抬高白银价格后，国际银价急剧上涨。
国际市场银价的持续上升，给使用银本位货币体制的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为了彻底摆脱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挽救濒临破产的货币金融体制，国民政府最终于1935年11月3日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但流通领域禁而未绝。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按一定比价收兑银元，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宣布银元不再流通，以银元作为货币的历史从此结束。
历史上知名的门阀大族
门阀，是门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等。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
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为“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家”。
至于“世族”一词，兼指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较广。
直至现代，门阀等词汇，仍被用作对有名、有钱、有权有势之家族的别称。
典故 “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
门第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
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
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
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世族和贵族的定义和标准有分别的，虽然有重复之处，但贵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头衔固定，由国家政权所册立的，可以因为政权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势而被褫夺，而且有些贵族的定义，只限于受勋者本人（如终身贵族），所以不能以某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动成为贵族。
而世族是社会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认，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败亡后，旧有的王室和贵族只要没有被屠杀殆尽，并未被新政权册封，但受到民众的尊敬且不须隐姓埋名的话，便可以视为非贵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体中连续超过一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家族也常被视为世族。
所以世族的繁盛与否，有时会被视为一个地方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指标。
虽然世界史上各国各地都有世族，为免本条目过分复杂，以下专指中国历史上的世族发展，外国的世族则涉及该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可参见各国本身的历史。
门阀的发展 先秦时已有所谓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随周武王或周公东征的贵胄，王室世袭，子孙继承余荫，世世接替，“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1]。
汉代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
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
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
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
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
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
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论述：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
门第愈高，官职愈高。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东晋司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国时，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
永嘉之乱后的世族阶级 南方世族 侨姓世族：永嘉之乱后的江南，从华北南迁的士族，多居朝廷要职，势力庞大，他们自视甚高，仍以中原望族自相标榜，号称侨姓。
侨姓当中最显赫者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等。
吴姓世族：自孙吴以来，原先在江南当地的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顾姓、陆姓、朱姓、张姓等门阀（号称“吴四姓”）为首。
一开始，江南最具权威的是，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号称江东二豪，甚至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
但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涉入了政治风波，逐渐被朱姓、张姓、顾姓、陆姓等门阀超过。
大体来说，吴姓地位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
即使同为侨姓世族又有渡江早晚之分。
例如：东晋之初，吴郡的人以上国自居，常称南下的北方人为“荒伧”、“伧父”等，意为出于边鄙地区的粗野之人。
而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华北人反而以“荒伧”来称呼晚到的华北人。
梁武帝末年，侯景曾请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遭辱而生怨隙，当他南下攻陷建康之后，旋即大肆杀掠门阀士族。
江南门阀，在侯景之乱后，已经不再兴盛。
北方世族 晋室南迁以后，中原为胡族所统治。
国姓：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命令鲜卑人说汉语、改汉姓，以元姓、长孙姓、宇文姓、于姓、陆姓等贵族为首，号称“国姓”，由鲜卑姓贵族，摇身一变为汉姓世族，人称孝文汉化。
郡姓：留在北方的世族虽然是被征服者，却不愿与改为汉姓的胡族相混。
他们为区别胡汉，往往在姓氏前冠以当地郡名，称为“郡姓”，如：太原王氏，即为居于太原郡的王姓世族。
随着北魏政权的分裂，郡姓又分裂成两支：一支为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重经学儒术的传统，叫做山东郡姓，以崔、卢、王、郑为大姓。
另一支是经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在宇文氏的以关中文化为本位政策下，渐趋胡化的士族，就是所谓关中郡姓，以韦、裴、柳、薛为大姓。
宇文泰在西魏，为了与高欢抗衡，在苏绰等人的帮助下，更改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士族的籍贯为关内郡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较为胡人化的，兼容鲜卑贵族、汉人豪族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
纷乱的华北，在唐朝有七姓十家之说，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
隋唐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
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
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
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
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
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这意谓著世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科举制度中进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战，而主攻明经科的世族影响逐渐衰微。
所以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李党，也就是山东世族官员，与牛党进士科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
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和世族发展、限制、没落有关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 占田制 土断 北府兵 均田制 科举 进士科 世族兴衰的重要历史事件 五胡乱华 衣冠南渡 肥水之战 孝文汉化 侯景之乱 牛李党争 黄巢之乱 著名的世族 七姓十家 北魏四姓 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
香港姓氏都有哪些
一般会根据祖上、家族的功业，拟定牌匾：1. 李姓大族、士绅，一般会写“陇西世家”、“陇西士族”等，表示自己是陇西李家之后（李广、李世民都是这一支）；2. 王姓，一般会写“三槐堂”、“三槐挺秀”等相关牌匾，王氏一般有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王导、王羲之这家）。
宋史·王旦传》内有“旦父佑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必有为三公者”一说，王氏后人即以三槐为典故，堂名取“三槐堂”，表示祖上风光，也希望后代人才辈出。
3. 有文化、有理想的士绅，会根据自己的理想拟定，如宋代三朝宰相韩琦回乡任相州知州时，在州署后院修建的一座堂舍。
并据《汉书·项籍传》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昼锦堂”。
4. 湖南乡村门匾：乡村人家会在门头写“犹龙第”、“登龙门”等牌匾，也是希望门第兴盛的意思。
5. 上犹客家门匾习：“衣冠南渡”的客家它作为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带到南方，演变成现在的客家门匾。
如“版筑家风”（傅姓）、“太原传家”（王姓）、“紫荆传芳”（田姓）、“紫阳世泽”（朱姓）、“富春流芳”（严姓）、“四谏遗风”（余姓等）、“东观流徽”(黄姓)、“六印征祥”（凌姓）、“卧雪高风”（袁姓）、“夺席遗风”（戴姓）、“三省流芳”（曾姓）、“金玉家声”（傅姓）。
6. 还有更直接的，就是家中有人中过进士，就会挂“进士第”等门匾。
司马家族当了多少年皇帝
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
，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
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
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
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
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
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为妃。
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开始奢侈放纵。
他死后，元康元年 (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
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
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
贾后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
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
永宁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
至此，政变局限在宫廷此后方镇军参加内战，战乱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颍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
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
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
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颍合兵讨长沙王乂。
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七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颙调动大军二十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
司马乂所能指挥的洛阳军队不下数万人，这是八王之乱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结。
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
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陷于包围之中。
次年正月，东海王越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张方，被张方烧死。
成都王颍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
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颍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
荡阴一战，被成都王颍大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
但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颍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
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
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颍、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八王者，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颍、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光熙元年 (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
永嘉五年 (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
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
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
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
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
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
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
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
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
侍中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谏诤和评议。
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
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
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
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
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
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
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
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以此类推，九品亦可占有十顷。
西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
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廕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
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廕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
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
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
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仍拥有超过法令规定的依附人口。
某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
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
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南燕存在“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
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
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
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
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
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
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徵发良人补充兵源。
中央直辖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
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
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
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
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
另有都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
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
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
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
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
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
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
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
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冏、成都王颍、河间王颙、东海王越皆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惠帝时，人为祸患与疾疫饥馑等天灾频繁，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
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
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 (303)张昌于安陆()光熙元年 (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等。
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五胡”中的匈奴与羯。
“五胡”或加巴賨人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
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年)。
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年)，“秦、雍、氐、羌悉反”。
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
他们预见到少数民族对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
惠帝永兴元年 (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賨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
愍帝降于汉，西晋亡。
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东晋 西晋覆亡后，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
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
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
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者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
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
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
早在永嘉元年 (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
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江南也不平静。
但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率领乡里私兵，支持司马睿。
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
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
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
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
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
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另立白籍，以别于土著的黄籍。
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廕庇的户口。
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
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次等士族，则先在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南来，归附东晋。
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
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
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明显对立，内部问题退居次要地位。
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起事。
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
如陆玩目王导为伧，拒绝与王氏通婚。
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
元帝由于自己没有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也不得不倚重。
如周、甘卓、纪瞻。
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
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
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懮忿而死。
沈充、钱凤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侨人、南人之间的对立。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
至孝武帝太元四年 (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
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
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
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
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
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不变。
但此时已非西晋，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然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
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
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
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
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
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 (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每亩税米八升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
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
孝武帝太元二年(377) 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
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
东晋的徭役也极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
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
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
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廕流民为佃客，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又比西晋增多。
而官僚贵族所廕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
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
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
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
世家大族大量庇廕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
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
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
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
东晋存在北人与南人、士族上层与下层、皇室与士族、中央与地方等错综复杂的矛盾。
“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王氏扶持司马氏政权，也反映皇室与侨姓大族的矛盾。
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君臣关系所罕见。
“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
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
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大批徵调士族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
又从武昌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集大权于一身。
两年后王敦病故，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
北宋来的寒族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和寿春。
他们不满大族庾亮、卞壸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 (327)起兵进攻建康。
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
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
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对立。
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
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
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
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
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
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
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
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
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
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
战后四年，谢玄又从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
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
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
刘裕从京口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可为代表。
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
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
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
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
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
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
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 (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
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
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
桓温晚年藉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
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年)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
太元八年 (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
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南方五十余年。
十三年，灭后秦。
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
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 (347)桓温西征灭之，巩固东晋政权。
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
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
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
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
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
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懮。
隆安三年 (399)爆发了孙恩、卢循民变，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
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
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民变，讨平桓玄，对外北灭南燕，西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
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两汉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
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
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
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极多。
其中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
荀勗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
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
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
咸宁五年 (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
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
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
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頠、郭象，东晋有张湛。
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思辨性较强的哲学。
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
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
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
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
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与潘岳，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取胜。
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
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
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
陆挚两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
由于玄学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
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
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
还撰佛国记，极具史料价值。
西晋佛教的发展，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
道安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 (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
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做了总结。
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
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
僧肇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
道生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才能顿悟而成佛。
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
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着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
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
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
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
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卫夫人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
共154年。
晋朝分西晋和东晋。
西晋：公元266年，司马懿孙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司马炎 即晋武帝。
到316年，匈奴贵族攻破长安，俘虏晋愍递，西晋灭亡。
东晋：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司马睿，以建康为都城，建立晋朝，史称东晋。
420年，掌握实权的大将刘裕，废晋帝自立，东晋灭亡 故，共1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