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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印度军方对青少开军事训练。
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狄博杰教授来印边境附近的喜马偕尔邦。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乡流传过关于中印战争的歌，他只记得一句歌词———“让我们拿起枪，打向中国”，但他唱起来却有印度民歌特有的婉转，不知道歌词的还觉得挺好听。
也许，这种感觉恰恰反映了印度人对1962年那场中印边境战争复杂的、谜一样的态度。
1962，在媒体上热，在书店中冷 在印度媒体上，只要提到中印边境问题，或者中印军事抗衡，通常会提到1962年那场战争。
如7月12日的《印度时报》发表题为“印度担心中巴在被占克什米尔联手”的文章，文章称:“印度非常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被两国联合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结成战略联盟，一旦结盟的话，那么就有军事实质意义。
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军队侵占了3.8万平方公里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
”印度报业托拉斯7月15日的一篇文章题为“印度称:中巴边境协议是非法的”，文章称，提及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立即就想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所谓“边境协议”。
印度外务秘书普雷尼特·卡奥尔说:“印度政府的立场是，所谓的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协议是非法和无效的，在边境问题的谈判中，我们反复向中国方面重申这点。
”还有的印度媒体一提到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立即就想到“中国军事威胁”。
如《印度快报》7月15日以“印度应该做好应对中国的准备”为题报道说，印度脑子里应该装着250万解放军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念头。
说到1962年战争，就要好好想想现在北京拥有的大量武器库，比如说洲际导弹，75艘大型战舰和62艘潜艇，其中10艘是核潜艇…… 与印度媒体经常“温故而知新”不同的是，印度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很“稀少”。
《环球时报》记者去了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三家书店。
发现只有一家卖法律和相关书籍较多的书店有两本关于中印战争的书，其中一本是英国人尼维尔的《印度的对华战争》，另一本是《中国、西藏、印度———1962年战争和战略军队的未来》，书皮上还印了作者手写的中文名字“国多马”。
翻看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得知这是一位军官受军队委托研究这场战争后写成的，作者试图不从“对与错”的角度去看这场战争，而是理解双方的立场，如他试图从在印度的中国人群体了解中国对战争的看法。
作者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
另一家书店只有一本中印文化关系的书。
第三家最大的书店在国际关系和国防部分摆出来的几本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
本报记者问店主是否有1962年战争的书，他皱了皱眉，看了记者一眼，摇了摇头。
印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中国军队伏击 对于印度是否有纪念那场战争的轰动性的影视作品，几个印度朋友都对记者说没印象。
《环球时报》记者则在新德里一家最大的音像市场找到了一部名为《真相》的电影。
据说只有这部电影能算得上与中印战争有关的经典影片。
影片描述的是中印战争拉达克地区的战事。
印度人在片中特别强调，中国人在战争前天天用大喇叭喊“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两国是兄弟）”，给印度人上够了迷魂汤，然后突然袭击，才在战争中占了便宜。
此外，片子数次借士兵之口宣称“一个印度士兵就消灭了20个以上的中国士兵”，看了感觉有些滑稽。
对于战争的失败，电影中给出的原因是:上层出于政治考虑，要求部队不要恋战、撤出战斗。
教科书中很少提到中印战争 《环球时报》记者曾听中国留学生说起，与同宿舍的印度同学讨论1962年战争和边界问题时分歧明显。
于是记者找德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请他们问问身边同学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一个名叫布诺的印度学生听到问题后反问:“除了1962年，为什么中印之间数千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双方对形势估计错误，现在印度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
一名正在备考MBA的男生库马尔说:“我对这个了解不多，我听说中国占了印度大片土地导致了这场战争。
”而一名爷爷参加过1962年战争的高二女孩安卡尔说，她知道这场战争印度输了，中国因为装备好赢了，但也希望两国未来关系改善。
记者想请她爷爷谈谈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但女孩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记者。
在《环球时报》记者问过的10名学生中有5人表示不知情，也有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女生说印度赢了战争。
另外知道的5个人中，有2到3人认为这场战争涉及麦克马洪线，也与达赖喇嘛有关，而这些认识都来自于中学课本。
一名刚刚考取了一所私立大学的女孩告诉记者，历史书中没有提到过中印战争，但她上的政府学校高三的《政治》课本中专门有一章关于印度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对此有所提及。
在新德里，本报记者也问过一名出租车司机，对方说:“那场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了，不要提了，我想说现在，中国印度是两个大国，我们之间有很坚实的友好关系。
”记者也问了一位30多岁的瑜伽老师，他说:“那是历史，过去很久了，我们要面向未来”。
他认为反倒是毒牛奶事件和中国玩具质量问题对中国形象影响更大，因为这涉及人们关心的健康问题。
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印度军方对平民百姓进行军训。
精英们的战争记忆各不相同 在印度，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往往受到精英阶层的主导。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时年36岁的印度人民院议员瓦杰帕伊带头前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呼喊反华口号，要求尼赫鲁政府增兵把中国人“赶回去”。
2004年8月，昔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步入耄耋之年，当时，78岁的瓦杰帕伊在卸任总理3个月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将原本挂在印度精英嘴边的那场“中印边境战争”称为“中印边境纠纷”。
这一细微的差别清楚地折射出印度精英阶层对华态度的转变。
此外，印度的一名陆军上校是《环球时报》记者的老朋友。
他主张中印两军加强交流，但对那场战争仍记忆犹新。
他的个人看法是，此役的爆发的确是印度理亏在先，毕竟当时印度军队都已经冲昏了头脑，居然把前进哨所建在了“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当然占理。
但他也认为，“我们是在不停地、主动地挑衅中国，但动作都不大，可你们最后却给了印度狠命全力地一击，把我们打蒙了”，“西藏海拔那么高，运输条件那么差，你们却能调动这么强的力量，说明你们早在很久以前就暗中准备给我们一个教训了，这点让许多印度人想不通!” 为了进一步探究印度精英的态度，《环球时报》记者致电印度最大的私人通讯社亚洲新闻社一位副总编辑斯瓦米先生，他本人在1962年前出生。
记者问他是否觉得1962年战争仍然重要，他回答“这是肯定的，虽然印度和中国之间此后没有战争，边境地区也维持和平，两国关系极大地改善，但是两国边界尚未划定这是事实。
虽然大家都希望两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那并不是事实。
印度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反映了各方的不向意见。
”他个人印象里印度方面最近讲述1962年战争的影片和书都不多，报道也不多，但他解释说，“一个问题可以很重要，但并不一定是人们日常关心的问题。
” 给记者唱那首战争歌曲的狄博杰教授说，他小时候知道这场战争是因为突然有很多西藏人来到他的家乡，解释原因的时候会提到战争。
小孩子当时觉得藏人的服饰很可，但是流亡藏人也帮助修公路，对当地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地民众也对他们表示同情。
他感觉至今在流亡藏人多的地方，比如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地区和南部的卡纳塔克邦，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相对其他地方可能会深刻一些，但即使是该邦发行的报纸特别提到战争的也不多了。
中印战争期间的印度锡克士兵 印度战略问题青年学者佐拉华-辛格则认为，1962年中印战争主要责任在中国，结果是印度输了，中国占据了当时属于克什米尔的一部分。
对于最近印度往边境增兵，他认为中国不应将此视为威胁，因为边境地区中国的军事优势远大于印度。
对于印度一些军官强硬的言论，他认为反映了军队“卧薪尝胆”希望“雪耻”的心理，因为中印战争是印度独立后唯一一场输掉的战争。
此外他解释说，独立后印度版图因为巴基斯坦分出去而缩小了，但中国独立后的版图则增大了，印方当时的心理是为何领土增多的中国还要和印度争夺土地。
他认为，从地缘战略上看，中印两个相邻的大国很难成为朋友，但再次发生战争的几率几乎为零，两国都希望有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因此两国关系是在两个极端中间，可能不时有所偏向。
他认为由于印度的政治体制，联邦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因此中印之间很难像中日或中美之间那样，搁置争议，发展经济，要先解决互信问题。
但佐拉华表示，战争和缺乏互信都是国家和政府间的问题，两国人民之间是很友好的，目前在中国有上万印度人。
当然，印度也有刻骨铭心地记着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始终想着报仇雪恨的人。
如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现政府智囊团成员巴拉特·卡纳德在其名为《印度核政策》的新书中大肆渲染称，中印未来可能爆发核战争，印度已在中印边境附近的山区开凿两处隧道，用以部署印度国产“烈火”中程弹道导弹，防备中国。
卡纳德认为，由于印度和中国存在利益矛盾，无法排除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他建议印度军事智囊团把战略重点从巴基斯坦转向中国。
声称印度需要发展战略核打击力量，包括运载核武器的轰炸机。
印度前国防部长——“阿鲁纳恰尔邦”现任首席部长辛格更是典型的“1962年战争不忘者”，他在解释增兵边境的理由时说，印度国防政策不能再停留在“威慑巴基斯坦”上，“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忽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中印边境部署更多部队是必要的。
” 印度对那场战争的记忆是多元化的 纵观印度人对1962年中印战争的看法就会发现，一些普通百姓由于政府宣传，还是认为中国当年“侵略”了印度，但毕竟年月已久，并在藏南建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所以并不是很在意。
倒是很多印度人对经贸交流更感兴趣，尤其印度商界和青少年。
印度知识分子的总体看法比较平和，认为两国领土争端根源在于殖民者的遗留问题，两国在处理方法上也各有不妥，有不少人指责尼赫鲁总理冒进挑衅，错过与周恩来总理缔结边界协议的良好时机。
也有一些印度战略家仍在指责中国有领土野心，应对战争负责。
这部分人不多，但非常活跃，在媒体中的影响力较大，时常制造出干扰两国关系的噪音。
关于抗日战争的问题
1、首先，经过长年武士道与皇国教育的大部分日本民众都认为日本对外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官方宣传是反对欧美压迫，争取东亚共荣，宣传以绝对正面为基调，所以至少大多数民众是被蒙在鼓里的。
2、少数反对者像日本共产党基本转移地下，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不支持东亚战争即日奸。
当然，也有人反思，但很少。
3、即使到了末期揭不开锅，很多日本民众受苦，但也是敢怒不敢言。
当外部渠道被掐断，宣传就成了真实。
至于对日传单，二战末才有，但效果极差。
岳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历史对他又有怎样的评价
岳飞是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
与岳飞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名叫秦桧。
秦桧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前几天，本人写了一篇关于秦桧的小文章，立即有人冲出来，以“还原历史”的名义，为秦桧翻案。
事实上，当今为秦桧翻案的所有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早都存在，至今没一点新鲜的。
而且，为秦桧翻案，也经常伴随着贬低和批判岳飞。
所以，我想从岳飞死后900年的历史中，岳飞所遭遇的历史评价的角度，说一说岳飞是如何被后人搞混乱的。
同时也看一看，秦桧又是如何被某些人一次次试图翻案的。
批评岳飞，认为岳飞活该被杀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岳飞是一个不听指挥、妄自尊大的军阀。
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秦桧及其党羽。
秦桧为了给杀害岳飞找理由、找借口，和他的养子等人一起，大量篡改了历史，制造了岳飞是军阀的“定论”。
但是，秦桧把岳飞说成是军阀，只在岳飞冤案刚刚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秦桧等人通过控制舆论而流行过一个时期。
到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后，这一观点基本上被抛弃。
此后，隔了800多年，到了民国时期，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又重提这一观点，指出岳飞是军阀，同时认为秦桧被冤枉了。
吕思勉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吕思勉借岳飞批评军阀，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吕思勉先生胡乱借用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为秦桧辩诬的做法，在我看来，属于“借古喻今”用错了对象。
虽然吕思勉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吕思勉先生明显错了。
在此之后，关于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虽然也有人说，但已经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
而且，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中国老百姓也不愿接受这样的观点，岳飞的治军和正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岳飞在南宋被平反后，在大约80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上说，在清朝灭亡之前，岳飞整体上是被肯定的，虽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推翻岳飞的形象，也没有正面批评岳飞。
南宋自宋孝宗之后自不用说，元代对于岳飞的评价有点暧昧。
南宋是被元朝灭亡的，因此，元朝不太愿意大张旗鼓地宣扬岳飞。
但是，元朝的官方史书也称岳飞是文武双全，是少见的人才。
只是碍于元宋的关系，元朝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岳飞。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元朝对岳飞的态度。
南宋给岳飞平反后，岳坟和岳庙都是岳家后人自己修建的。
宋元战争时，岳坟岳庙被毁，元朝初期，还是岳家后人重修了岳坟和岳庙，元朝政府并没有阻止。
后来，岳坟岳庙再度荒废，元朝的地方政府出面，又主持修复了岳坟和岳庙。
由此可以看出，元朝虽然没有全力宣扬岳飞，但总体上还是肯定岳飞的。
到了明朝，岳飞的形象被肯定和广为宣传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比很多当今中国人高明的地方。
岳飞的事迹中，有明显抗击外族的事实，但是，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指出，蒙古等少数民族“皆吾赤子”。
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明朝时期岳飞虽然被大力肯定，但他的地位在关羽之下，关羽成为“军神”，而不是岳飞。
明朝时期也出现了对以往秦桧评价的一点变化。
文征明提出，杀害岳飞并不是秦桧一个人所为，宋高宗是主谋，也难逃罪责。
这一观点在后来也被很多人接受并提倡，虽然它对减轻秦桧的罪责客观上会产生一点影响，但是，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损害岳飞的形象。
清朝时期岳飞的地位，只要看两个人的评价即可。
一是康熙，二是乾隆。
清朝从血缘上说，是金国女真人的后裔，因此，岳飞抗金等于是汉人抗清，差不多等于反清复明。
即便如此，清朝皇帝也没有否定岳飞。
康熙为了实现统一，批评宋高宗偏安江南，同时也批评南宋主张抗金的思想和势力。
但是，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矛盾，他肯定南宋主张与金国“议和”的势力，事实上又肯定了偏安江南，与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想法是完全抵触的。
然而，康熙对于岳飞和秦桧，只有婉转的意见。
康熙认为，岳飞抗金不可能成功，明朝残余势力应该学秦桧，放弃抵抗。
但是，康熙矛盾在于：如果明朝残余势力放弃抵抗，康熙真的会让明朝余脉像秦桧和宋高宗一样，实现议和而偏安吗
因此，康熙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确有贬低岳飞、肯定秦桧的倾向，但是，没有表现得非常露骨。
乾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康熙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
乾隆充分肯定岳飞，多次写诗赞扬岳飞，还巡视了岳飞故里和岳坟岳庙。
乾隆把岳飞视为同道，把他遥远的祖先金国皇帝视为外来者。
乾隆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废经营”，“万里长城空自坏，至今冢树恨难平”等。
所谓“恢复”就是指南宋收复中原，后面两句的意思是指杀害岳飞就是自毁长城，如今依然令人恨意难消。
岳坟岳庙在清朝乾隆以后，也多次得到重修。
乾隆改变康熙对岳飞、秦桧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与明朝皇帝异曲同工，都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
但是，乾隆比历史上的其他人又多做了一些事，他把岳飞描绘成一个绝对忠君的形象，突出了“君臣之义”。
乾隆对岳飞形象的这一加工，成为后世很多人批评岳飞“愚忠”的源头，以至于清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所供奉的主要是关羽，还不愿供奉“愚忠”的岳飞。
直到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才改变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方式，在“驱逐鞑虏”的口号下，把岳飞当成了反抗满清的旗帜。
事实上，岳飞生前为了抗金多次抗旨，很多历史学家指出，把岳飞视为“愚忠”，至少是不准确的。
我认为，在皇帝制度下，岳飞的确有一点“愚忠”的痕迹，但是，抛开皇帝制度，岳飞对于国家、对于文明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
也就是说，岳飞的忠诚既有历史条件下对于帝王的忠诚，也有千古不变的，对于人间正义的忠诚。
仅仅把岳飞描绘为“愚忠”，是完全错误的。
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可以看出，南宋到清朝灭亡的约800年时间里，岳飞的形象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以肯定为主，某些有否定倾向的观点，也没有彻底否定岳飞。
与之相伴的，就是对秦桧的态度。
自南宋以后，秦桧在官方史书上，都排在“奸臣”行列中。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几乎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在800年的中国历史上，秦桧大多只被称为“奸臣”，而较少像“民族败类”这样冠以“民族”的前缀。
岳飞虽然被肯定，但是，也很少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特征：只区分正义与奸佞，只区分君子与小人，而尽量避免区分族群的你我。
然而，清朝灭亡至今已近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思维和评价标准陷入混乱，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进入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
最近这100年对于岳飞和秦桧评价的混乱，远远超过此前的800年。
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为秦桧翻案。
岳飞，一个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是中国头号民族英雄的代表。
在历史课上学到他之前，他的事迹早就如雷贯耳流芳百世了。
不过同冉闵相比，它们的目标倒也差不多：“激厉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
”1130年，岳飞在宜兴（今无锡地区）打了一场胜仗，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旋跑到五岳祠在人家的墙上信手涂鸦，也就是上面这句“大话”。
从字面上看，岳元帅的“尽屠夷种”与冉闵的“尽诛胡族”没什么区别，然而在岳飞说出来，就成了振兴中华，不屈不扰的民族精神了。
岳飞何以能成为头号英雄
当然是因为抗金，抵抗外族入侵才有资格成为民族英雄。
但是能成为“头号”那就不是因为抗金了，与岳飞同时代的抗金将领如韩世忠只能作为岳飞故事的配角。
岳飞可以说是国家栋梁，但绝不是中流砥柱，他死后南宋活得时间挺长。
要说中流砥柱，袁崇焕算一个，他也是象岳飞一样被朝廷屈死的，但是绝对不如岳飞的历史地位，这又是为什么
岳飞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他的抗金事业没完成。
他的抗金事业完不成是因为它的悲剧性死亡，他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奸臣之手。
而且是在他的抗金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死的，这一点与袁崇焕不同。
袁崇焕虽然是旷世奇才、中流砥柱，但历史环境注定了他砥不住大明将倾，他活着延缓了大厦倾覆，他的死不过让最后结局加速到来。
而岳飞死时的抗金形势非常好，使人不由得的联想如果岳飞不死，光复我中华会如何如何。
另一个原因是岳飞的文采很好，这个韩世忠比不了。
岳飞留下了很多激奋人心、振奋精神的作品，这在历史上就占了便宜了。
历史就是记载，做得再多也得有人给转换成史书记录下来才能留下历史功绩，只做不说那没用的。
而岳飞死后的几百年来，中华民族屡遭夷祸，使得后人越发地期盼能有一位救世英雄，而岳飞作品中的“还我河山”正是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而岳飞的悲剧性中断又给了后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如果岳飞真的象冉闵那样做成了“尽屠夷种”，那么这种想象空间就没有了，这个历史作用就已经确定了的，没有扩大的空间了。
岳飞没做成，而且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失败，至少在他死的时候看不出军事失败的迹象。
这引发了后人的悲情主义，而且岳飞所处的历史时代确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我们民族的悲情投射到了岳飞的悲剧上，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岳飞作品中的思想基本重合，岳飞成为承载我们民族悲剧的象征和光复中华的一种精神寄托。
由此可见，岳飞流芳百世是因为他的工作没做成。
如果岳飞的工作做成了，而后华夏再遭夷祸，人们也不会再把岳飞代表救世主。
如果岳飞彻底消除了夷祸人们更加不会想念岳飞，说不定就象冉闵那样遗臭万年了。
左帅王震成为民族英雄越发地被推崇，也是同样道理。
如果他们当初将一切解决干净，也许就做不成民族英雄而遗臭万年了。
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他们所消灭的是些什么人，只知道是人，具体是怎么样的人没人知道，也不知道留下后患的后果。
而现实上他们平定了当时的骚乱，是成功的。
但是却留了后患，这个伤口不时的感染作痛，使人越发地想念医生，希望神医再世割除毒瘤。
所以英雄是不完美的，做得太完美反倒不是英雄了。
宣传与新闻相同点（急）
众知，新闻（传播）和宣传人类社会中重传播活动。
它们关系密切，但却构不同质，彼此有着重要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传播内容不同。
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这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变动状况的陈述性信息。
宣传所传播的是思想观念，这是一种说理性信息，是宣传者对客观世界的观点、态度和主张。
其次，两者的社会功能不同。
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在于告知，在于让受众了解客观事物的状况。
宣传的基本功能在于劝服，在于让受众接受传方的思想、观点或主张。
新闻传播的效果表现为事实信息的分享，宣传传播的成效表现为是否实现了对受传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第三，两者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新闻传播是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的，是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宗旨的。
宣传是按照传方的需要来进行的，主要是体现传方的意图的。
革命宣传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具体进行时仍要执行传方（通常是革命政党）的目标、方针和策略。
其他阶级的宣传则完全以本阶级的需要为出发点。
新闻传播必须具备真实性、新鲜性、时效性。
虚假的不是新闻，而是谎言和谣传，陈旧的不是新闻，而是历史或资料。
宣传虽然也要尽量新鲜、尽量结合时事，但是同样的观点可以反复讲，陈旧的资料也可以作为论据。
宣传虽然也要以事实为材料，革命的宣传更要讲真话、讲真理；但是并非所有的宣传都遵循真实性原则，反动的宣传更是谎话连篇。
所以，归根结底宣传的特性在于它的功利性。
新闻传播必须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客观性是它的基本原则。
宣传则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客观报道对它来说通常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而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新闻传播讲究新闻价值，选择和取舍新闻要看它是否为公众所关注，是否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和反响。
宣传讲究的是宣传价值，并以此作为选择和安排内容的标准，诸如内容是否符合宣传需要，材料是否充分体规宣传意图，制作是否有助于实现宣传目的，时机是否对传方有利，等等。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和宣传两种传播行为又是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的。
由于广大公众对新闻信息的关注，由于新闻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各类宣传（特别是政治宣传）的行为主体，都要尽量利用新闻传播来实现自己的宣传需要，都要把宣传意图附载于新闻传播行为之上，于是就有了宣传对新闻的广泛而深入的渗透。
宣传对新闻传播的渗透、附载或利用，主要通过这几种方式：一、通过对新闻的选择、取舍、安排来体现主观倾向性，体现自身的宣传意图，这是无形的宣传；二、对新闻进行分析、解释、评论，这是直接的宣传；三、把符合宣传需要的文件、专论、来稿，当作新闻来传播，这是间接的宣传。
自古以来，不同的阶级、党派、政治团体、社会力量，无不十分重视利用新闻传播来进行思想、观念、主张的宣传。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又是不同的。
在社会激烈动荡、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新闻传播和宣传往往合而为一，因为那时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信息就是政治斗争的新闻，而在壁垒分明的形势下，这些新闻的流传无不具有鲜明的宣传色彩。
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年代、在和平生活的环境中，广大公众需要的信息远比革命时期广泛而且多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各方面的运作也处处需要便捷畅达的信息流通。
于是，新闻传播作为社会信息流通的一部分，作为社会正常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自身的社会功能明显地凸现出来。
这种情势下，人们在利用新闻传播进行宣传时，不能不更加重视这样的问题： l、充分认识新闻传播特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必要性，决不能因为宣传需要而干扰、阻滞、损害、扭曲新闻传播行为的正常运作。
否则，就会遭致公众的不满，损害社会的正常运转。
2、更加尊重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即上文所述的新闻的真实性、时新性原则，报道的客观性原则，受众需求律，新闻价值律等项。
否则，公众就会舍此而逐彼，从其他来源寻求新闻。
3、更加重视寻求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的最佳结合点。
譬如，怎样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体现宣传意图，怎样针对受众的切身需要进行宣传活动等。
否则，公众就可能漠然置之，不予理会。
（二）我国新闻界几十年来对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认识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历来总有两种错误倾向时隐时现地存在着。
一种是把新闻同宣传相分离，不重视在新闻传播中进行党的政治思想宣传；另一种是忽视新闻传播和政治宣传的区别，不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将新闻混同于宣传，甚至用宣传来取代新闻传播。
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反对第一种错误倾向，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它使我们的新闻工作坚持了党性原则和人民的立场，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不重视思想宣传的错误倾向仍然存在。
譬如有些新闻媒介热衷于传播黄色、黑色或桃色新闻，置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于不顾。
这些媒介的媚俗行为，不仅背离了党的宣传任务，背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而且也是不符合正常的新闻规律的。
它们把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误认为是多数人的正常需求，因而违背了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它们那种耸人听闻、夸张渲染、煽情主义的文风，也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
对此我们应该继续反对，并且要不断地加以纠正。
我国新闻界对第二种错误倾向也一再作过批评。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陆定一同志就曾尖锐地指出：“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它把“事实与政治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而“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人对这种倾向的错误性总是认识不足，况且为了反对第一种倾向，实际上又总是助长了第二种倾向。
50年代后期起，随着“左”的错误路线的抬头，这种倾向愈演愈烈。
为了宣传需要，新闻媒介可以笔下生花，不费力气地拔高某些“正面典型”，也可以断章取义，轻而易举地给人加上政治罪名。
为了宣传需要，新闻报道中的经济形势可以好上加好，工农业生产可以随意“放卫星”。
及至“四人帮”当道，他们更把这种做法系统化、普遍化。
他们鼓吹“新闻就是政治”、“事实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对客观世界发生的新闻事实任意封锁、歪曲、剪裁，甚至无中生有，杜撰虚构种种假新闻，以适应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新闻传播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一概被践踏于脚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情况才有改变。
新闻界许多人认识到这种倾向的严重危害，在理论上加以批评，在实践中有所纠正，我国的新闻传播逐步恢复了正常运作。
但是，应当看到，几十年来形成的积习并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时至今日，第二种错误倾向在新闻活动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往往以正面的、革命的面目出现，严重阻碍着新闻观念的真正转变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
（三）下面谈谈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许多人仍然习惯于把新闻同宣传划等号，新闻即宣传的观念根深蒂固。
他们总想让所有新闻信息的传播都驯驯服服地为自己的宣传需要服务。
殊不知这种观念是十分陈旧而不切实际的。
当今时代，人类的传播活动空前活跃，传播形式极其多样，传播媒介十分繁多，境内外的传播交流日趋便捷，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流动在社会传播网络中的新闻信息都纳入自己的宣传轨道之中。
有关部门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新闻传播的丰富多样性，尊重新闻传播的相对独立性，面对奔流不息的新闻传播活动，不应削足适履，而应因势利导，尽可能把党的宣传目的渗透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去，在政治上影响它的总体导向，在法律上规范它的行为界限，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运转和国家的治理。
其次，在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缺乏对新闻和宣传的科学界定和明确区分。
有些概念显得含混。
譬如近年来常见的“做好新闻宣传”之类提法，是我们党以往新闻工作文献中未曾有过的。
这提法究竟说的是“新闻与宣传”，“新闻的宣传”，还是“新闻即宣传”
令人困惑。
有些人往往把宣传工作的方针口号误认为是新闻活动的规律，企图用前者替代后者。
有些文章把新闻当作宣传来论述，全然不顾新闻传播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其实，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很需要把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既要研究政党媒介传播新闻的规律、也要研究非政党媒介传播新闻的规律；既要研究计划经济下大众媒介传播新闻的规律、也要研究市场经济下大众媒介传播新闻的规律；既要研究大众媒介传播新闻的规律、也要研究各种人际途径传播新闻的规律。
我们目前不仅缺乏这种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也缺乏良好的氛围，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空气有待切实培育和建立。
由于思想观念的偏颇和理论研究的滞后，在新闻实践中不能正确对待新闻和宣传的现象相当普遍。
试举几点为例。
1、因宣传需要而违背新闻的真实性。
有些人为了“宣传需要”可以把事实当作面团，要圆即圆，要方即方。
有的领导干部平时高高在上，一旦宣传需要时电视屏幕上却会出现此人深入基层问寒问暖的特写。
时至今日，杜撰、渲染、拔高典型的现象仍非少见。
2、因宣传需要而损害客观性原则。
新闻报道本应尽可能提供现实世界的全面图景。
可是有的媒介却往往以偏概全，只取于已有利的材料，隐去于己不利的材料。
对于地区或行业形势的报道，常常采用以点代面的说明法，而不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法，不能全面反映客观实际，和公众的实际体会大相径庭。
惊动海内外的某地重大抢劫杀人案，事发后两周内的历次报道都统一口径说是“火灾事故”，对已经发现的人为破坏迹象避而不提，尽管民间对此早已议论纷纷。
这种片面的带有主观框框的报道，到头来只会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严重的不良影响。
3、因宣传需要而阻挠新闻传播。
报喜不报忧，言吉不言凶，这是某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宣传需要”。
即使是意外事故、天灾人祸，为了“社会安定”，也往往不许及时传播。
某旅游风景区的一家宾馆失火，几乎殃及闻名于海内外的古松。
该市有关领导立即召集新闻媒介负责人宣布纪律，“推报道谁负责”。
其实任何为公众所关注的新闻信息是封锁不了的，大道不传小道传，境内不传境外传。
封锁信息的结果只会失信于民、引起人们的反感。
4、用传方需要取代受众需求。
这一点在会议报道上表现最为突出。
其一，有些会议新闻同广大受众本来关系不大，然而有关方面想要借此提高知名度或“扩大影响”，照例大加宣扬，置受众的反感于不顾。
其二，有些重大的为人们所关注的会议，传方所宣传的往往不是受众真正需要的。
譬如各地的人大、政协会议上确有不少平民百姓关注的信息，诸如代表们的批评意见、选举投票的实际结果等等，可是传媒对此往往语焉不详，有时干脆回避不提。
5、用宣传价值取代新闻价值。
新闻媒介在内容取舍上固然要考虑宣传价值，但是只要它从事的是新闻传播活动，总不能不把新闻价值作为筛选素材的前提。
如果丢掉了这个前提，报道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新闻了。
可是在新闻实践中以宣传价值取代新闻价值的现象屡见不鲜。
受众关心的极富新闻价值的事往往上不了头版，受众并不关心的，甚至不成其为新闻的“新闻”，往往占据要位，占了大量篇幅或节目时间。
（四）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性的阶段。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是‘左’。
”他在巡视南方的时候曾尖锐地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这些论述对于新闻界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新闻事业几十年来受“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很深，当前尤其需要以观念的更新，促体制的变革，求事业的真正兴旺。
笔者认为，新闻界实行观念转变，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新闻真正看成新闻，坚决走出“新闻即政治”、“新闻即宣传”的误区。
澄清了新闻的本质、特性、规律，其他种种理论问题，诸如政治性和商品性、指导性和服务性、媒介本位和受众本位等等，才能迎刃而解。
弄清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也才能理顺新闻机构内外的关系，使新闻体制的改革有正确的思路和真正的突破。
但愿这一问题能引起各方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解决。
（本文刊于《新疆新闻界》1995年第1期）
谈谈对动漫的看法
就这么说吧。
1.动许许多多的是生活中不常听到但富含的句子例如我喜欢的saber说的 战斗没有的胜利2.lz说看过钢炼 我想你对兄弟的感情 人的生命一定会得出更深更独特的见解吧。
这就是动漫 我一直认为动漫是绘声绘色的书 比小说更高 基于虚拟与幻想 回头一想却都是现实的虚幻影子类似于隐王 夏目 Clannad(特别是这个 可以说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这些作品都是现实中的哲理道理汇集的故事3.动漫没有紧张感却在不断教导我们 不像老师家长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教诲(为了遵重在这里我省略掉啰嗦这词) 我们看动漫 往往是融入动漫 不知不觉地去了解这些似乎不容易被我们所发现 所理解的道理.再说近一点. 看动漫时候设身处地会发现这是现实中更近教导的教导.4.动漫能够很好的舒缓自己.有欢笑 有泪水 有喜悦 有悲伤 虚拟世界中的感情是多彩的并不同于我们现实中不爽就一直玩的感觉 虚拟感情的交错 当看完之后会觉得更加舒畅总的来说 动漫给现实中非常重要的帮助就是让我们在无意识 快乐中学会了许许多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生活中 挫折 待人 在我看来动漫教给我的东西要比父母传授易懂浅显而实用的多.动漫是生活的写照.能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可能看不到体会不到的情感.书是人的最好老师的话. 那么动漫就是并不死板的最好老师自己写的 完全根据自己的感受. lz问这个问题突然让我想起以前我写的文章。
曾经要去参加作文比赛。
要我写离别。
我想起我看得sola的情景。
以自己的语言改动了一下茉莉的最后一句话。
结果文章给全班读 全班都说赞。
我写作文能在全班 乃至全年级有一席之地。
动漫给我帮助很大。
别人对动漫有偏见 你也不用开导。
到初中 中学他们自然会明白这种现代的潮流。
至于他们如此动作。
54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