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诗歌流派哪些
神韵说 1． 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
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
2． 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格调说 1． 清代随着王士禛的去世，诗歌领域相对统一的时代结束了，各种诗歌流派纷争由此热闹起来。
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法唐人的“格调说”便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tFfIl 2． 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
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肌理说i 1． 清代作家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
2． 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
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性灵说 1．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2．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堪称为人民代言的诗歌。
阳羡派 1． 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
如《点绛唇》上片奇幻小想象，下片在上片营造的气势上以今怀古，透露出作者悲凉慷慨的心境。
91PyIy 2． 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
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
? 浙西派 1． 清代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等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
这种观点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
{ 2． 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
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的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3． 厉鹗继承了以朱彝尊为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
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
T*Y} 常州派 1． 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受到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
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便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2． 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
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
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
桐城派 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2．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g 3． 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
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
x5{ 4． 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
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唐宋派 嘉靖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文章取法唐宋古文的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被称为唐宋派。
童心说：李贽提倡'童心，童心就是真心。
竟陵派：钟惺和谭元春，他们反对拟古，但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在诗文中开眼界，形成了这一派文学上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
茶陵诗派 以李东阳为代表，作诗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对台阁体文风是有所冲击的，对后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也有直接影响。
清朝是什么诗歌
政策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特殊管理。
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首领，以宗室女外部首领及其子侄。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
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
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央关系亲密者任之。
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
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
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
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
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
清王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
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册封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设驻藏大臣 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金瓶掣签制度 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乾隆年间。
清政府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汉族政策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
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清朝虽然依靠武力开疆扩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后期确有了较大退步。
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
在经济上把关外落后的奴隶制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
由于前期不断征战，尽管从越南引入了优良稻种，清朝还是到了乾隆年间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
在政治上，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
为了巩固其统治，制造了多起文字狱。
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
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乾嘉学派。
清朝汉族重臣 满清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汉族民间精英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军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
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
带兵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
清初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等。
清政府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
清廷任用的汉族官员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里收缴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
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
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 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及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发易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
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朝由居于中国东北的满族人建立。
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
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
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
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
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
清朝统治者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例如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与“剃发易服”有关。
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
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
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
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
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清代的民族政策
满人在入关前就和蒙古结盟，他们相互通婚，政治军事上相互支持，后建立蒙古八旗，实现满蒙一体。
定鼎中原后，清政府注意加强对藏疆的统治。
改革西藏的政教体制，创立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中央政府对达赖和班禅活佛的册封权。
设立驻藏大臣，加强中央和西藏的联系。
新疆对整个清代是比较头痛的地方，直到清末左宗棠才算是基本平定新疆。
这可算是清代的一大历史功绩。
对广西云南等南方边疆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实行改土入流的政策。
削弱土司权力，设立官府进行管理。
为了处理好与汉人的关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清政府提出“满汉一家”的口号。
为了收买汉人的心，特别是读书人的心，清朝采纳了洪承畴等汉人官僚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满汉联系。
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确立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等。
为了保证汉人能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把名额全留给汉人。
满清的统治也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满汉官员在应酬时创造了“满汉全席”的饮食文化，旗袍则干脆成了国粹。
清朝的的满族贵族，面对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一般是采取歧视防范、怀柔安抚并重的统治策略，其目的是确保本民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同时，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首先，打破“华夷之防”，确立“满汉一家”的民族指导思想。
目的是首先要求各民族承认满洲贵族建立清王朝为正统，实现以人口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满洲统治者能控制内地人口数量处于优势的广大汉族[。
其次，坚持“中外一体”，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
“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经过康雍乾时期的努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恩威并施”。
在清朝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亦有侧重，有时恩威并重，有时偏之以恩，有时偏之以威。
第四，“因俗而治”。
对边疆统治“从俗从宜”，“各安其习”。
其主要内容为：（一）设立理藩院，作为统一管理西北边疆事务的中央机构；（二）在西北边疆的伊犁设置军府，在蒙古族聚居的北疆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维吾尔族居住区继续实行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三）利用宗教，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如何对待各种宗教，对其统治有利的大力加以扶植；对政权不至于造成威胁的采取不干涉其信仰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于巩固统治或保持疆土不利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取缔，严厉打击；（四）尊重少数民族衣冠制度。
清王朝在中央设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联姻等政策笼络安抚。
清朝时蒙古人分为三部，漠西准噶尔部曾一度叛乱，被清廷所平定。
三部与清政府有臣属关系，满人视蒙古族为同盟，多与之联姻，许多蒙古贵族跻身统治集团行列。
清将内外蒙古编为盟旗制，由蒙古贵族任旗主──札萨克，管理旗务，并按满族贵族的爵秩，分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
清朝继承了元明对西藏的管辖权，并对西藏的政务进行了改革，为加强管理，在西藏设立噶厦作为地方政府，派出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督办西藏事务，并依金奔巴掣签制，监督达赖、班禅及大寺院活佛的转世，主持其坐床典礼，以避免受蒙藏贵族的操纵。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行使地方主权，稳定了西藏政局，防止了外来势力的入侵。
回族政策因清朝初期主要精力在于武力征服中原，扫除各路反抗力量，对回族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康熙中叶，中原底定，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巩固统治，其民族政策也服务于这个中心。
在对待回族以及伊斯兰教的态度上康熙帝是比较温和，因为回族的活动没有对其政权构成任何威胁，对回族及其伊斯兰教“偏之以恩”，乘机笼络回族，以巩固其统治基础。
清朝入关的口号是什么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大部分内容。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都主张弘扬儒家文化，都主张“仁爱”，即“同人于野，仁者乐也”；主张“求真、尚善、包容”。
这是其相同之处。
但由于这一历史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变化，明末清初思想文化上涌现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很多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进步意义也是不同的。
（一）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治”，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法治”。
在明亡后，部分儒家学者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反对绝对权威，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提出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
他们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后期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的学风方面有所不同。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实学”，批判理学，开始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三）古代儒家思想有“心学”特征，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特征。
该时期，出现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
唯物主义思想者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主张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这种唯物主义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四）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进步意义不同。
与传统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不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经世致用思想、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批判专制意识对君主专制统治予以强烈的冲击，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