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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标语： 1、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和谐发展新篇章。
3、传承爱国民族精神，开创科学跨越大业。
4、创先争优助推发展，团结奋进实现跨越。
5、促进民族团结，共建和谐水城。
6、发展缔造水城速度，团结展现水城高度。
7、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共建和谐小康社会。
8、各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
9、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0、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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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八个浮雕的名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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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资料
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
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
上层座呈方形。
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
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
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赓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了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
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
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
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北京市容。
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
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了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
（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
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
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书写了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
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
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
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
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
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
9月28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
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
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
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
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什么叫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一书中说，从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
“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的罪证。
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
如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
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