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我们医院想搞一个活动,我们医院是妇科为主的特色医院，有没有好的创意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
这个日子是联合国1977年12月的一项决议声明中确定下来的。
该声明虽然强调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和平日的具体日子服从各成员国的历史和传统，但联合国本身的国际妇女节订为3月8日，而且从1975年开始承认的。
联合国的这一声明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所承认，三八节由此也是很多国家的法定假日。
至于联合国为什么要定这一天为国际妇女节，则是有历史的演变过程。
1909年，根据美国社会党的宣布，第一个国际妇女节2月28日在美国被定为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直到1913年。
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上决定要确立一个妇女节日，作为对妇女运动所作出的杰出成就的褒奖。
这个计划由来自17个国家的100多名妇女指定，其中包括最早在芬兰国会中取得选举权的三名妇女。
但在那次会议上并没有确定一个准确的日期。
1911年，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将妇女节定为3月19日，超过一百万人在当天参加了集会。
除了要求得到选举权和政府公职权，她们还要求得到平等的工作和就业培训机会，并且要求消除工作中的性别歧视。
不到一周，在3月25日纽约发生了悲剧，一场大火140多名女工丧失生命，她们大多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
这个事件给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压力，工作环境恶劣造成的灾难不容忽视，国际妇女节的制定摆上了台面。
在一次大战前夕的和平运动中，俄国妇女在1913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庆祝了她们的第一个节日。
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随后的几年里，妇女们总是在3月8日前后来举行集会，表达她们团结起来抵抗战争的决心。
1917年，二百多万俄国士兵死在战争中，俄国妇女再次选择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面包与和平”举行罢工。
不顾政府的反对，妇女们走上街头。
四天后沙皇不得不退位，临时政府赋予妇女们选举权。
这个历史性的星期天是罗马公历的2月23日，而在其他国家所使用的阳历中，这一天是3月8日。
总的来说，三八节是各国妇女为争取平等、公正、和平以及发展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也正因为此，南非的国际妇女节的日子不同于世界各国，定在8月9日。
1956年8月9日，数百名黑人妇女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推行种族隔离的“通行证法”。
后来的新南非政府即将这一天定为妇女节，以纪念南非妇女在争取平等斗争中所作的贡献。
香港片中骂女人为“死三八”、“臭三八”之类，在这里“三八”只是“女人”的代名词，本身应该是中性词，所以骂人通常要加“死”、“臭”之类贬义词。
至于大多都是骂大陆女，想来是因为大陆女在香港显得土气一些的缘故吧。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工人，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获得妇女选举权，得到美国和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支持和响应，影响扩及全球。
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根据主持领导这次会议克拉拉的提议，为纪念美国芝加哥女工大罢工，团结各国妇女共同革命，特确定每年3月8日为三八国际劳动妇节。
三八妇女节,是国际妇女的节日.为女性自由和就业培训,劳动就业,女商会会员.得到社会认识和平等的创业就业,劳动和创造价值.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
西充什么习俗
境盛产辣椒，人们味喜辛辣，并历来以红苕、酸菜为主食，故又喜食酸菜。
1862年（清同治元年）县训导刘鸿典作《西充竹枝词》称：“喜逢嘉客火锅烧，也识鸡豚味最饶，借问平时糊口计，可怜顿顿是红苕。
” 历史上，人们颇重饮食实质而少涉及工艺，因而县城也无名餐馆。
富人宴客、海味席为上；乡间宴客，普遍盛行“九大碗”（又叫“肉八碗”），重在蒸肉、熬肉（俗称坨子肉）。
槐树区一带，则兴7盘9碗，或9碗13花。
乡间富足之家，一般一日3餐，有的早晨要检茶，吃醪糟蛋，俗称“过早”、中午前吃糖果、面条、称为“打幺台”。
冬天，城乡喜欢烧火锅。
把菜肴分层放入火锅内然后在管子里烧炭，使菜肴既鲜又热。
春节期间，农民多用红苕熬糖，把炒好的苕丝、包谷花或者米花，制成麻粘子，装入缸内，待二、三月天时长了充饥。
麻粘子香甜可口，大人娃儿都喜欢。
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食品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也引起了饮食习惯的变化。
1978年以后，县内逐渐以精熟米、细白面为主食，少食红苕、玉米了。
吃肉不再是初二、十六打牙祭，差不多天天有油晕。
蕃茄、窝笋、莲花白等细菜广为食用。
调料不再是单纯的盐巴、海椒、姜、葱、蒜，豆油、豆办、味精、冬菜也进入普通人家。
农村宴客虽然许多地方仍有9斗碗的习惯，但也有不少人席面摆出10个20个炒菜，鸡、鸭、鱼、海味入席的也不少。
城镇高级餐厅日增，火锅店和拉面、米粉等风味小吃逐渐出现。
食品正朝着色香味美、精工细作的方向发展。
县内人民素有喝茶饮酒的习惯。
解放前，无论县城还是乡场，开茶酒馆的都多。
县城仅茶馆就有东街的“品香居”、内正街的“一洞天”、北街的“姜家茶馆”、四桂坊的“近圣居”和“唐川阁”等家。
逢场天，亲戚朋友见面，不是在茶馆里泡碗清茶，就是在酒馆打壶白酒边喝边摆龙门阵，不少交际活动、生易买卖也在茶馆里进行。
所以，刘鸿典《西充竹枝词》又说：“更有高粱烧酒好，散场人尽醉颜酡”。
解放后，茶、酒馆一度禁开。
1978年以后，茶馆迅速发展，有的还设书报、象棋、电视、说书场等，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场所。
酒馆，大多与餐厅结合，且酒质有向川沱曲酒、泸州老窖、剑南春、五粮液、茅台等名贵高档方向发展的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县内餐饮业得到迅猛发展，老百姓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
进馆子不再追求旺实带肥，不重结果而重氛围过程。
家庭饮食也讲究吃黑、吃杂、吃粗、吃营养、吃健康。
各种小吃、快餐也颇受群众青睐。
多年来，凤凰山一带民众常常拾得箭头、马蹬、大刀、铁茅等遗物，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寻探古战场遗迹。
1983年，西充县人民政府将凤凰山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简介，树标志，封山育苗，建设凤凰山风景区。
今日凤凰山早已林木苍翠，松柏长青。
昔日的古战场虽已成为历史，但那刀枪相碰之铿锵，人仰马嘶之激越，仿佛仍在游人脑际回荡。
，眺览南充城区风光。
“登临环顾千峰秀，钟声散入五云端”，为南充又一景观。
巴渝舞，在节日或庙会时，由10名男性青壮年表演：2人打锣，8人打鼓。
8个带手柄的圆形鼓上，分别绘有八仙形象，传统打扮是每人戴白色草帽，戴一副墨镜，身穿白绸对襟衫及灰色或黑色绸裤，脚穿鞋尖带汤圆花的布巾草鞋。
左手执鼓，右手执长1米左右的竹片，排成两行，边走边打，由打锣的指挥打鼓的按纸牌点数打，如地牌、丁丁、河牌、么四、猫猫、三四、红九、梅子等，音量洪大，气势磅礴。
红岩特务中猩猩的性格特点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红岩小说的人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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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是小说中的烈士也可能出现在我的这本小说中。
本人绝对不会丑化烈士形象，本小说注重塑造人物心理，注重对人性的讨论，以及社会对人影响的体现。
要知道特务和叛徒并不是一味的坏，主角就是要在他们微妙的心理战争中周旋。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