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有哪些品牌
国内大型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作为您购车的参考。
荣威汽车荣威（ROEWE）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旗下的一款汽车品牌，该品牌下的汽车技术来源于上海汽车之前收购的罗孚，但上海汽车并未收购“罗孚”品牌。
2006年10月12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汽车股份”）正式对外宣布，其自主品牌定名为“荣威（ROEWE）”，取意“创新殊荣、威仪四海”。
荣威的品牌在4年时间里面发展迅速，其产品已经覆盖中级车与中高级车市场，“科技化”已经成为荣威汽车的品牌标签。
荣威品牌口号为“品位，科技，实现”。
新能源汽车车型：荣威E50 EV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1月8日注册成立，现注册资本为38.8亿元。
公司于1997年3月18日动工建设，1999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轿车下线；以2010年3月26日第200万辆汽车下线为标志，奇瑞进入打造国际名牌的新时期。
目前，奇瑞公司已具备年产90万辆整车、90万台发动机、40万套手动变速箱及5万套自动变速箱的生产能力。
新能源汽车车型：奇瑞QQ3东风日产启辰启辰”深圳东风南方华辰专营店正式落成在2011年10月28日，于2012年3月26日正式开业，是启辰品牌真正走向消费者的第一步，是全国第一家启辰专营店。
“启辰”是东风日产全力打造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承载着东风日产的产业梦想。
“启辰”以“共创价值共谋福祉”的企业使命为源头，以亲和近人的态度、至善践行的精神，整合世界级的先进技术，为中国主流消费者开启愉悦高品质汽车生活的品牌梦想。
新能源汽车车型：启辰E30 EV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97年6月的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6月28日，由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万向集团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长隆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发起人，对原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发起方式设立的大型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首家在集团层面引入多家合资伙伴，进行改制设立股份公司的企业。
新能源汽车车型：广汽传祺E-jet增程式电动车、海马普力马EV东风汽车公司东风汽车公司：现为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督管理的中央企业。
东风的故乡在车城十堰，公司总部于2004年相继迁往了“九省通衢”的武汉。
主营业务涵盖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发动机及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水平事业。
新能源汽车车型：东风S30 EV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IT，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群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
目前，比亚迪在全国范围内，已在广东、北京、陕西、上海等地共建有九大生产基地，总面积将近700万平方米，并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台湾、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现员工总数已超过15万人。
新能源汽车车型：比亚迪E6先行者、比亚迪F3DM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主要从事整车制造、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研发、教育和投融资等业务，是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中心、资本运营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人才中心。
新能源汽车车型：北京E150纯电动汽车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核心整车企业，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长安正式进入汽车领域。
1996年注册并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新能源汽车车型：长安E30 EV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主要从事改装汽车业务。
长城汽车是中国首家在香港H股上市的民营整车汽车企业、国内规模最大的皮卡SUV专业厂、跨国公司。
新能源汽车车型：两款纯电动车长城欧拉\\\\精灵EV、以及混合动力哈弗江淮汽车江淮汽车是国内纯电动轿车投放市场比较早的企业。
数据显示，2013年以前，中国投放到市场上的纯电动轿车，江淮汽车占近50%，到现在已经发展了4年多，公司不断使用迭代开发的技术，每年市场投放都有一定的批量。
新能源汽车车型：江淮和悦IEV4电动汽车重庆力帆实业(集团)公司力帆集团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历经21发展，成为以汽车、摩托车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出口）为主业，并投资于金融业的大型民营企业。
力帆已十度入选中国企业500强，连续多年成为重庆市出口第一名。
是中国首家上市A股的民营乘用车企。
新能源汽车车型：力帆620 ev 纯电动汽车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汽车行业十强中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产经营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在汽车、摩托车、汽车发动机、变速器、汽车电子电气及汽车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业绩。
连续四年进入全国企业500强，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跻身于国内汽车行业十强。
最近一直被启辰T60刷屏，车家互动的功能做得挺厉害的。
启辰是不是在智联网方面发展得特别厉害
因为启辰已经成立8周年了，这两年，它打造了“中国汽车大脑”——启辰智联系统，搭载这套系统的车型销量还是蛮不错的，挺受消费者认可。
所以个人认为，它发布“品智生活智趣由我”的新品牌口号，可能是想在智能科技方面进一步发力吧。
T60就号称是启辰智能互联的一款里程碑式产品，是国内首款实现车家互控的SUV，从网上的报道来看，还是挺黑科技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高科技的产品出现吧。
如何做对联
下联：桃园里屋舍俨然上联：雪中送炭，贫困子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和中国人民各是什么态度,各产生什么影响
九一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1931年9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中正叩皓戌。
”[29] 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
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
”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
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30]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
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
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31]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
（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32]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
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
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
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
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
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
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
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
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
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
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33]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
”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
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34] 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
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35]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36]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
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
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37]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38]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39]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
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40]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
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
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
”（《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
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
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
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41] ，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
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
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
”[42] （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
）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
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25] 张学良不予理会。
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
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26] ，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
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中共态度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43] ，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
……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
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
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
”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
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
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44] ，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
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
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45] 。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
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
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
“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
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46] 。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
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
[47] 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
[48]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49] ……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