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全教育的广播稿300~400字左右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活动领域越来越宽，安全教育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它已成为生命教育、公众教育和世纪教育。
有专家认为，通过教育和预防，80%的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安全教育要有足够的认识。
我校为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经常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宣传画等形式，让同学们了解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每位家长、老师都希望我们高高兴兴上学来，安安全全回家去，交通安全是影响我们安全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是否具有交通安全意识呢
上学、放学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候，在路上行走时，不要互相打闹、追逐，要学会谦让，不与机动车争道抢行。
对于骑自行车的同学来说，不骑车带人，不骑飞车，骑车时不听耳机等，保持车况完好，不逆行，转弯不抢行猛拐，都是保障我们交通安全的有效措施，随着冬季的到来，交通安全更引起人们的重视，车胎不要充气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同时，还要与前面的行人保持较大的距离。
这都增加了我们安全系数。
另外，消防安全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火，但如果使用不当或管理不好，就会发生火灾，它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活，给人民财产和国家建设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在学校，我们应注意不要把火柴、火机等物品带入校园；在学校不吸烟；在老师指导下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涉及易燃化学药品的实验；爱护消防设施等。
在家中，我们应注意不要将易燃品放在阳光下直射；天然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不玩火等。
如果在火灾来临时，我们要临危不乱，积极自救。
震惊全国的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死亡54人，其中，不少是死于慌乱和无知。
而在前段时间进行的 “中国骄傲”评选活动中当选的深圳市南山区头城小学袁缓同学，就是因为她在父母煤气中毒的生死关头时，采取正确的自救方法冷静地抢救了亲人。
记者对她采访时问她如何知道这些救护方法，袁缓回答说这是在学校认真学习得到的。
可见安全教育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护自救知识，锻炼自护自救能力，果断的、正确的进行自护自救，机智的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和危险。
亲爱的同学们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为了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睦。
让我们携起手来认真学习安全教育知识、增强安全意识——为生命筑起坚固的城墙
愿安全生命之树常青!
事业单位面试题目及答案
1、你的一位同常把公家的财物己有，其他同事对此很有意见，都你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你怎
【参考答案】 首先，我认为把公家的财务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损害了集体的利益。
（1）就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和其他同事先进行交流，告诉他们我们不宜直接把此事上报领导，我们应积极和这位同事沟通交流，帮助这位同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是最重要的。
（2）主动找这位同事进行沟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损害了集体的利益，都需要改正。
同时，还要关心此同事的家庭情况等，如果真的存在困难，可号召大家来帮他度过难关的。
我想我的同事一定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的去改正的。
最后，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单位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因此我会向相关负责人建议加强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职工积极向上，不断进步。
2、上级单位来执法检查，领导让你迎接检查工作，你如何准备
【参考答案】（1） 了解检查工作的目标。
必须全面领会本次检查工作的主要要求。
（2）确定宣传目标。
可以向领导汇报后，在执法检查之前要召开单位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一次迎接检查的大动员，让全体教职工都积极投身到迎接工作中来。
（3）检查组到来之前要寻找不足。
根据检查的要求和重点，进行全面的对照，寻找差距，查漏补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整顿和准备。
（4）要制定一个迎接检查的计划，将各项查漏补缺工作分配到人，并明确必须完成的时间，使工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地进行，并减少漏落的可能。
（5） 要确定一个接待计划，列出检查的内容和时间地点。
（6） 一定要在“事前”写好工作总结及汇报材料。
（7）注重“事后总结”，建议在总结时，既要肯定成绩和经验， 3、有媒体反映你单位的工作存在问题，你如何处理
。
【参考答案】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展开调查，调查事实的真相。
对于“调查结果”，总的来说有三种可能性，我们将从这三种可能性中分别分析我们的“具体做法”：（1）单位的工作确实存在问题。
如果是这种情况，处理的方式就是：一、要感谢媒体和公众对单位的关注和帮助，使得单位能发现工作中的不足。
二、要认真检讨自身工作的不足，提出整改方案和意见。
三、要把调查的事实、整改方案和意见提交领导审阅。
四、经过领导同意或批示后，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五、将整改后的结果向媒体和大众公布，并接受舆论的监督。
（2）单位的工作不存在问题，是媒体及外界对单位的工作存在误解。
其解决的方法那就是“消除误解”。
“消除误解”的最好方法，不是“正面地”去“解释”，而可以从“侧面”着手，从“增强了解”来着手。
（3）媒体的“恶意炒作”。
对于这个点，我们可以保持这样一个态度和定论：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新闻报道也不可能绝对“真实”，从业人员也必定会存在“良莠不齐”的可能性，但我们认为总体而言，这种现象是“极少数”的。
另外，从整体来说，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这个点非常敏感，在展开回答时如果把握不住“分寸”，有可能给考官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一定要谈到这个点，方能体现思维的“全面性”，但要慎重地谈这个点，要在“认为其是极少数现象”的大前提下来谈，毕竟这个点虽然存在，但它是一个“负面性质”的点，谈得不好就容易“不中庸”。
4、领导安排你和某个同事完成一项任务，由于同事的配合不够导致任务完成情况不好，但同事跑到了领导面前说是你的问题，领导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你，你对此怎么想，怎么做? 【参考答案】第一，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好，也有自己的问题，领导在会议上严厉地批评自己，是正确的，自己不能因为领导没有批评这位同事就感到委屈或者情绪低落而影响工作；应该在会后的适当时机诚恳地向领导承认错误，虚心接受领导的批评建议，并向领导表示会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先把工作做好；第二，尽管这位同事配合不够，而导致任务完成情况不好，但自己不应该责怪他或者心怀怨恨之情，应该仍然向以往那样，在人格上尊重他，在工作上帮助他；当务之急是向他真诚沟通，表示任务的完成需要两个人通力合作；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与自己配合不力，如果是自己的原因，则应该主动改进错误；如果是这位同事的原因，则应该以适当方式询问是何具体原因，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以求得两人合作任务的完成；第三，如果这位同事主观故意与自己不合作而导致工作任务无法完成，则应该向领导汇报情况，请领导和组织帮助他改正错误；第四，在任务完成后，要以此事为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包括与他人沟通合作配合的能力等，以求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5、在一些机关，执行政策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贯彻不到位，工作布置后不落实的情况，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参考答案】一些机关存在的这一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当前普遍存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中一种极其不良的现象，对确保政令畅通危害极大，扼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对于确保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至关重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添工加料”、附加条件的执行。
在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往往会添加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东西，而添加的这些东西往往是不合理的，不可行的，但执行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把它们加进去，使这些不合理不可行的东西变成了合理的可行的，这样也就会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土政策”，他们口头上喊的是政策执行原则将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实际上是自立一套，谋取私利。
第二，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
我国政策制定、执行属直线网络系统，这个系统正常运转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来，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所作决策，必须维护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利用正规渠道和方式反映，但同时也必须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执行，这是政策执行的最高准则，但是在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象征性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现象。
第三，改其实质、曲解其义的执行。
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政策执行者根据自身有利的部分予以实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
第四，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
当执行机关执行的政策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相违背的实施方案。
急求一篇看完历史电影的观后感
看了这部电影，我为邓世昌浓弄的爱国情意所感动。
电影描述了1894年，日本在中国领海内肆意挑衅。
北洋大臣极力主张求和。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主动请缨，海战中，邓世昌代替旗舰指挥作战，率领“致远”号官兵英勇战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因为炮弹已经打完了，邓世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撞沉敌舰“吉野”号。
做出了这个决定后，全舰无一人退缩。
但是在追赶“吉野”号时，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
到现在这部展现以失败告终的的悲壮史诗 还时时刻刻震撼着我的心灵
自以来的，是一部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瓜分的剧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
爆发于十九世纪末的，虽然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影片在表现这一历史悲剧时，则突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气势磅礴地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颂歌，把一段本是灰溜溜的历史，塑造成了一件亮晶晶的杰出艺术经典。
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
日本自从1868年以后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他看到欧美殖民者纷纷侵占中国领土，也对中国虎视眈眈，1894年，日军挑起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
甲午海战这一个历史事件，悲壮地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中国广大爱国官兵在黄海海战中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的英雄气概。
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败，暴露了慈禧、、方伯谦等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
关于中国的惨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日本在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成为，而中国正处在晚清统治下的，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
2、清朝统治的腐败。
慈禧、等人寄希望于外国调停，没有把 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
据说日本为了备战，天皇带头捐了4万元，日本各界更是竞相倾囊，而慈禧太后为了举办万寿庆典，挪用了1500万两海军军费，以致于北洋水师缺银少饷。
3、直接原因是指挥不当，贻误战机。
李鸿章避敌保船，不准海军出战，最终丧失了制海权。
本来中国国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中国经过洋务运动，重工业和军事都取得不少发展，日本由于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重工业比较薄弱，其实力于中国不相上下，本来可以一战，但由于指挥者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经过甲午海战，对中国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被迫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大大加深，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甲午海战的失败，使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自此，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勇敢先进的中国人，也在血与火的交织中奋勇抗击，和争取民族独立，拉开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序幕。
对于日本，不但扩大了殖民地范围，战争赔款也使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
自此，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为发动新的战争作了准备，最终形成了法西斯策源地，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110年前，在我国黄、渤海水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那是场刻骨铭心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创伤，至今仍隐隐作痛。
110年的国耻，提醒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100年的屈辱，我们将永不忘记。
今天，我们要学习邓世昌那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坚强不屈伟大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她的强大靠的不是别人，靠的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勤奋与努力。
当然还有那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与鲜血的英雄人物。
我们将高喊着“振兴中华”来祭奠那些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脊梁
跪求2009新闻时评10篇，长短皆宜
输不下了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
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
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
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
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
荒唐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
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
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
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
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
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
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7.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只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
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
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
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
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
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
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
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
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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