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文明城市10个字
一是“重”字。
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对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经济建设的创造主体。
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认识水平的差距，直接决定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成败。
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发展快，固然与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有关，但思想观念、公民道德水准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空的。
精神文明建设是做人的工作的。
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把干部群众的素质提升上来，精神振奋起来，力量调动起来，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四个文明”建设才能协调发展，经济社会才会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近几年，志丹县正是因为抓住了人的问题，坚持用延安精神和刘志丹革命精神建设志丹，狠抓了以“双创”为龙头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了干部、居民、农民、学生“四项教育”，大力倡导了“雷厉风行、闻风而动、说干就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的工作作风，大大激发了全县上下创先争优的热情，才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换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是“高”字。
目标就是动力，方向就是旗帜。
有的地方工作标准不高，应付了事，得过且过，领导说一说动一动，会议开一开动一动，检查一下动一动，不强调不检查不开会的时候，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说到底，这是个能力和水平问题，也是个态度和观念问题。
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宏伟的奋斗目标能够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和力量，能够激励干部群众奋勇前进。
我们要不断增强目标意识，想问题要深谋远虑，看问题要高瞻远瞩，想大的干大的，确定目标要像士兵站方阵一样，时刻向第一名看齐，不能看左右。
近年来，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响亮地提出了要在“全市争第一、全省创一流、全国上名次”的工作标杆，具体到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就是要实现全县3781平方公里大地成为一片净土，向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目标进军。
无论市政建设、绿化美化，还是环境卫生整治，都是以最高目标来谋划和实施，避免低水平重复投入，成功地走出了高标准、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
三是“勤”字。
勤奋是成功的秘诀。
天道酬勤。
业精于勤。
人与人的先天差别并不大，后天成就的大小关键在勤。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仅对个人进步不利，也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最大忌讳。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地方抓工作不是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上下功夫，而是为了创建、为了迎验搞突击，急起来一阵风，虽然一时见到了效果，但这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经不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有的部门单位抓工作虎头蛇尾，刚开始目标宏伟、决心很大，但很快就被各种困难挫折所吓倒，为各种质疑猜忌所困扰，为各种窍门捷径所误导，丧失了一抓到底的意志。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做到脑勤、嘴勤、腿勤、手勤，主动工作，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坚持不懈。
我们志丹县抓文明、抓卫生，一抓就是五年，咬定青山不放松，风雨无阻，百折不挠，不仅抓出了大街小巷的整洁和干净，也抓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拥护和支持。
四是“细”字。
细节决定成败。
大是由小组成的，宏观也是由微观组成的；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的同志就是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片面注重谋“大”的，轻视做“小”的，这是十分有害的。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我们不仅要能“大”起来，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谋划一个地方、部门的长远发展；而且也要能“小”下去，抓具体、具体抓，让各项工作扎扎实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对个人来说，细节体现素质；对集体来说，细节代表形象。
有的地方、有些干部工作大而化之，满足于“大概”、“基本上”，这样的“差不多”先生在我们这里不受欢迎。
我们要认真做事，敢于较真。
在创建和巩固提升“双创”成果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要把环境卫生整治从公路沿线、城区干道向背街小巷、山体沟渠推进，向全县乡村院落、田间地头延伸，提出视野所及要看不到一片废纸、一个塑料袋，不放过一堆建筑垃圾、一段工地围墙，精益求精，好上加好，确保了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层次、水平的不断提升。
五是“严”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党委、政府和公民的规则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规矩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度建立，更在于制度执行，必须“严”字当头，从严要求。
只有做到管理上的“严”，才能实现成果上的“高”。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严”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
其一要严明纪律。
严肃查处不认真执行制度、不及时执行制度和拒不执行制度的行为，用铁的纪律营造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高效政务环境，打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干部队伍，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其二要严格自律。
在创建文明县城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也要体现文明。
城管、城建、国土、水务、矿产、交警、客运、工商、卫生监督、商贸等承担公共秩序维护职责的部门单位，首先要自身过得硬，按政策法规办事，文明执法。
其三要严管重罚。
从某种意义上讲，像美丽的国度新加坡一样，对违反公共秩序的人和事进行严厉惩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更多人的利益。
所以，要讲原则、讲规矩，坚决与不文明行为的人和事作斗争。
六是“创”字。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一个地方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必然选择。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
如果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拘泥于原有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具体做法，就不能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的考核标准在不断提升，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我们也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创新工作，才能与之相适应。
创新不一定轰轰烈烈，绝不是标新立异、搞花架子，目的完全在于促进工作，哪种形式见效就采取哪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比如，社区可以尝试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吸纳老人、妇女设立社区环卫监督岗、文明监督岗，既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社区建设；再比如，可以组织中小学生适当参加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并依托活动搞一些主题征文、演讲比赛，让学生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效果肯定会比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作文要好，也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全面发展。
七是“实”字。
精神文明建设包罗万象，靠许多具体工作来支撑。
我们一些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认识不够，没有实实在在地设计载体，搞“空对空”、两张皮，这显然是难以奏效的。
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见其“虚”，又要见其“实”，先从看得见的问题抓起，从矛盾突出的地方入手，从容易见效的工作上突破。
这些方面做好了，精神文明建设也就能够顺利地开展起来。
“双创”以来，我们把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公路维修和边沟清理，交通和客运秩序整顿，河道沟渠、各类市场、六小行业和建筑工地整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广告牌匾规范，市政设施管护，环境绿化美化，乱修乱建、乱采乱挖整治等问题都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一开始，有不少干部群众对此做法不理解，但是，几年下来，见到了成效，不仅使发展环境得到彻底改变，而且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同时，我们还要深知“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干”的道理，抱定干一件成一件的坚定信念，不图形式，不走过场，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八是“责”字。
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工作就会难以落实，遇事就会推诿扯皮。
对于工作，我们既要讲责任心，也要讲责任制。
责任心是自律，就是要牢记宗旨，坚定信念，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事业勇于担当，各负其责，守土有责，在其位谋其政，在岗位在状态，不能敷衍塞责，逃避责任。
责任制是他律，就是要“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人自扫门前雪”，做到人人头上有压力、个个肩上有担子，九牛爬坡、个个出力。
我们在环境综合整治中，从四个层面认真落实责任，即：属地党委、政府的抓总与兜底责任；各有关部门单位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责任；县级领导、监管部门的卫生责任区监管责任；商户的“四包两禁止”责任。
建立了县级领导、监管干部、城管干部、保洁员一条线责任追究机制，层层夯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干事氛围，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有力推进。
九是“查”字。
督查是党委、政府抓落实的重要手段。
一项工作部署后，并不意味着工作已经结束，而标志着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近几年，我们大力加强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建设，吸纳“三问”办、考评办这两个绩效考核单位，县文明办、爱卫办等业务部门参与，形成了大督查格局。
督查中，我们注重采取不打招呼、明查暗访、走乡串户等形式，发现问题现场整改，没有整改到位不离开，并对整改情况跟踪报道，盯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注重运用媒体引导舆论和推动工作，在县电视台设立曝光台和文明岗，及时通报督查情况，旗帜鲜明地表扬好的，毫不留情地批评差的。
坚决反对不痛不痒式的批评，要求通报、批评必须点出具体乡镇、单位，主要领导是谁，责任干部是谁。
通过抓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让先进受到尊重，使后进遭到鞭策。
注重将督查情况与评优、晋升相挂钩，兑现奖惩措施，体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这种“动真格”的督查，使“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衡量干部工作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真正得到体现。
十是“合”字。
精神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
仅仅靠主管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各套班子齐上阵，各个部门共同抓，全社会广泛参与，上下左右步调一致，才能奏效。
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不仅个体工作成效甚微，还会导致整体工作上不去。
“联合作战”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某些单项工作的薄弱环节，而且还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既讲责任明确，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更强调各级各部门都要增强“一盘棋、一台戏、一条心、一股绳”意识，服务大目标，打好“组合拳”，唱好“大合唱”，决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我们每年坚持召开县文明委全会，总结经验，寻找差距，部署工作，提出要求，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责任不清、相互扯皮问题。
在工作落实中，注重上下协力、左右配合，相互拾遗补缺、补位补台，决不允许出现“三不管”地带，形成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强大工作合力。
李闯王是谁
李自成有人说，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到北京之后，刘宗敏夺了陈圆圆，恼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造成李自成的失败。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
一方面从事实上不同意。
大顺朝经过了十六七年的斗争，占领了河南、陕西，明朝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甘肃，也包括青海的一半。
往东去，他的人马到了山东；往南，到了湖南边界的常德附近。
这么大一个局面，会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是个妓女)就失败了，这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你们想想。
这丢掉了阶级分析，丢掉了当时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而把原因放在一个妓女身上，理论上讲不通。
从事实上说，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已经到了宁远，宁远现在称兴城，在锦州南边。
当李自成进北京时候，陈圆圆已经不在北京，在宁远。
但是吴三桂的父母和家里的人(大概有三十几人)还在北京。
难道吴三桂不为父母生命着想，不为全家生命着想?难道吴三桂不为千秋名节着想?当了投敌汉奸，仅仅为着一个妓女，这种事情我们今天会不会做呢?尽管我们今天与历史不同，但是，我们了解今天的人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问题。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文化大革命”后，林彪摔死以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斗争，看得更深了一步。
回过头来看历史问题，也就更清楚了。
今天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何况古时讲对父母之孝，比今天高得多。
今天我们把满族看成兄弟民族，但是明朝时不是这么看，以汉族为代表的明政权，和以满族为代表的清政权，这有一个民族对立啊!那个时候不讲兄弟民族，是势不两立的民族。
难道吴三桂以一个汉族人，为一个妓女被刘宗敏霸去了，竟然不顾其父母，不顾其三十口亲人被杀害，也不管千秋名节，落一个汉奸之名，你们想他肯不肯，到底肯不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你要把他的妻子夺走，这认为是奇耻大辱。
你要把他的姨太太、妾夺走了，这不算个事情，甚至可以送人。
你看中了，看中了可以送给你，所以有“爱妾可以换马”的说法。
看中了一匹马，骏马，非常好，没有钱买，好，把姨太太换一换。
如果吴三桂要是真的知道刘宗敏把他的陈圆圆夺去，这个阔公子出身、二十几岁就当了总兵官、挥金如土的人，他就会想，算了，把陈圆圆给他刘宗敏。
反过来说，真要是吴三桂为此叛变，那好，刘宗敏和李自成就抬举他，以重礼把陈圆圆给他送回去，这个问题好办。
为什么产生这个战争，原因很多也很深。
政治原因、阶级原因、军事原因……科学的历史家，应该从这些原因来探讨事物的本质，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放过了这个历史的本质，把这么大一个生死斗争归结到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个道理站不住，何况陈圆圆此时不在北京。
五四时期迄今中国戏剧家共同追求
五四运动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话剧为主体的戏剧文学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统。
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1907年春，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
其后，上海组织“春阳社”,再次上演《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的萌芽。
辛亥革命后，春柳社社员欧阳予倩、陆镜若等陆续回国，于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大力开展新剧（即文明新戏）演出活动。
从此，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新剧逐渐流行。
袁世凯篡权后，新剧团体多被解散，新剧运动也走向衰落。
但“五四”以后话剧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与新剧的先驱作用分不开的，欧阳予倩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现代戏剧文学 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之后。
60余年来，话剧在中国非但历久不衰，而且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
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
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两个时期有联系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民主革命时期的话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始创阶段（1917～1927）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
1917年3 月<新青年>杂志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首先发难。
尔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
《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同年10月又出版了“戏剧改良专号”。
钱玄同攻击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主张“全数扫除，尽情推翻”，建立“西洋派的戏”。
周作人、傅斯年也力主排斥旧戏。
胡适更坚决赞成从西方引进戏剧。
他推崇易卜生，发表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当时萌生期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欧阳予倩虽较持平，但也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
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
他指出话剧革新应从文学剧本入手。
这场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不无偏颇，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与引进西方戏剧创作和理论。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曾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等世界名家的剧作和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
这些都对现代话剧的创作和话剧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
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
1921年，陈大悲、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与陈大悲提倡不受资本家的操纵和“座资”的支配的“爱美剧”的同时，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
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汪仲贤、徐半梅、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
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
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现代戏剧文学 这个时期的剧作同样浸润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剧作是胡适于1919年 3月发表的《终身大事》（独幕剧）,虽明显留有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痕迹,但它写的反对父母干涉青年婚姻的主题，是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
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以闹剧的形式写社会问题，但过分追求用离奇的故事情节刺激观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揭穿社会现实的黑幕，立意与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相仿。
汪仲贤的《好儿子》完全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写了上海“经纪小百姓”家破人亡的悲剧，被称为“是那一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两部作品,也由于尖锐批判了腐朽的封建道德、歌颂对于封建礼教和家庭的叛逆精神，鞭挞在资本主义“文明”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洪深的代表剧作《赵阎王》，把笔触伸进了封建军阀统治对于农民精神和性格的扭曲摧残的领域，在更深的层次上剖示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郑伯奇发表于1927年的《抗争》，由于较早“显露出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识”而为人们所注视。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
田汉于1920年就在《三叶集》通信里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
郭沫若反抗精神的烈火由于翻译歌德<浮士德>一剧受到启示而开始在诗剧形式中迸发出来。
1921年以后，田汉、郭沫若等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使浪漫主义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建立。
田汉的出世作《咖啡店之一夜》,在浪漫主义的抒情中流露较重的感伤色彩。
独幕剧《午饭之前》，较早描写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为中国话剧史作了新的开拓。
他的《获虎之夜》，在一场哀婉美丽的悲剧中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美好形象。
诗意葱茏的场景描写、人物对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奠定了田汉在中国剧坛的地位。
郭沫若<女神>中<湘累>等诗剧已带有诗人自我表现的强烈个性色彩。
此后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才能主要朝历史剧的方向发展。
他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
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
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深入的心理描写。
作者袭用奥尼尔《琼斯皇》的手法,进行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过分地渲染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份。
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开辟了独创的风格。
熊佛西的《洋状元》、《蟋蟀》，过分追求剧作中生活趣味而冲淡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他的另一个现实主义多幕剧《一片爱国心》，寓象征的意义于写实的描写中，通过家庭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思潮。
中国现代话剧的萌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
十年之间，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照搬外国到自行改编、创作；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标志着中国话剧向成长期前进。
特别是“五卅”以后，在革命形势激励下，戏剧创作逐渐出现反帝斗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水平。
这个时期的话剧作品，也自然存在着萌生阶段的技术幼稚和缺乏生活深度的毛病。
发展阶段（1927～1937）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
更密切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反动压迫日趋严酷的形势下，进步戏剧家们坚持了反帝反封建传统。
1929年,在剧运中心地上海,话剧团体迅速发展，比较活跃的有南国社（田汉）、复旦剧社(洪深)、上海戏剧协社(应云卫)、辛酉剧社（朱穰丞）、摩登剧社(陈白尘)等影响较大的社团。
为适应革命形势,满足广大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人联合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于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由夏衍等主办专门性戏剧杂志《艺术》、《沙仑》，出版《戏剧论文集》，发表了一批中国话剧史上最初的革命戏剧理论文章,促进了上海各剧团的向进步方向发展,对于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先后被查禁。
左翼戏剧家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将主要力量转向移动演剧，面向工、农、学，开展大众化剧运。
“九·一八”事变后，大众化剧运又推向新的高潮，在爱国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自动解散；不久，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戏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有蓬勃的发展。
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
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
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现代戏剧文学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影有了更具深度的多侧面的反映。
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
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夏衍无论写历史剧《赛金花》、《自由魂》，还是写上海小市民生活命运的著名话剧《上海屋檐下》，都贯注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
田汉的《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回春之曲》，力图探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青年男女精神世界的变化，洋溢着时代的战斗气氛。
洪深以敏锐的笔触，创作了较早反映农村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系列剧作《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为话剧题材的范围进行了新的开拓。
此外如田汉的《名优之死》、欧阳予倩的《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和《同住的三家人》，则在各类人物命运的悲苦中揭露了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侧面。
许多剧作家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工人农民反抗者的形象，一些代表进步社会力量的新的人物开始进入话剧舞台。
曹禺的《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幕后唱着劳动号子的工人，《原野》中的仇虎和<五奎桥>中的李全生等青年农民反抗者形象，给话剧舞台和观众带来了新的光亮。
田汉的《回春之曲》中的华侨青年高雄汉，也是抗日救国熔炉造就的新人。
革命的进步的话剧正把视野伸向社会更深的领域。
他们在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人身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和希望。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
30年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在许多剧本中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展开和完成，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独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许多作家逐渐探索把握了自己的戏剧风格。
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
成熟阶段（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
“七·七”事变发生,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芦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
“八·一三”上海战事紧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中骨干力量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由沪杭宁沿线奔往前方、敌后，宣传动员民众，配合武装斗争。
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
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
1944年 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
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亦进入生命力旺盛的时期。
抗战之初的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虽较粗糙，但及时配合了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
直至武汉沦陷前,戏剧工作者与人民同处激奋的情绪中，加以话剧开始深入前线、后方、乡村、集镇，因而此时剧作多为就地取材、集体编写的小型独幕剧。
据统计，抗战第一年创作和演出的剧本达160余种。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陈鲤庭、崔嵬在抗战前夕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东北沦亡流落关内卖唱的父女，控诉日寇侵略暴行，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演出，对抗战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现代戏剧文学 现代戏剧文学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
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
夏衍的《心防》、《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
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或写逃难的艰辛，或写文化人与敌伪的搏斗，于犀利泼辣的文笔和精致新颖的结构中传达了抗日救国的主题。
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袁俊的《万世师表》，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等，或落笔幽默，或情节曲折，或穿插风趣，或对话机智，均成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作品。
无论30年代已著名的剧作家，还是抗战时期出现的新人，他们为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矛盾所推动，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沉的思索。
新生和腐朽，善良和罪恶，美和丑，交织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矛盾的描绘中，使这些剧本对社会黑暗的鞭挞和对个人命运的探求，有了富于启示意义的深度与广度。
曹禺的《北京人》“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刘西渭《〈清明前后〉──茅盾先生作》），以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曾府的内部矛盾及其最后的崩溃，暗示了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剧作以完整的戏剧结构，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舞台对话，以及葱茏的气氛情境、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作家更加熟稔的艺术创造。
他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艺术构思有新的开拓，使得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立意，表现得含蓄深隽而又充满诗意的气氛。
青年剧作家吴祖光1937年以其处女作《凤凰城》显露创作才华。
他1942年发表的代表剧作《风雪夜归人》，通过京剧名旦与豪门爱妾的恋爱悲剧，展示了作者渴求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人”的人生理想。
全剧情节紧凑，叙述手法简洁，人物形象质朴真挚，地方色彩鲜明浓烈，突出地表现了吴祖光的艺术风格特色。
同样思索现实和人生哲理的李健吾则以轻松喜剧见长。
他的《这不过是春天》、《黄花》等，对话俏皮流利，情节富有戏剧性，具有较浓的民族色彩与地方风味。
这一时期不少戏剧家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过分乐观到抗战深入之后的失望与愤懑。
对丑恶与黑暗的憎恨使作家在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探索戏剧为现实服务的新路。
讽刺喜剧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大规模历史剧运动的勃起，就是中国话剧与现实生活撞击之后的必然历史现象。
丁西林、李健吾已显露了这方面的才能和特色。
新起的剧作家陈白尘和宋之的以他们的力作获得了艺术探求的丰收。
陈白尘这时期写有十多部多幕剧及独幕剧。
他的著名剧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等。
影响最著的讽刺剧《升官图》描绘了两个强盗为避追捕潜入荒宅，在阴沉昏暗气氛中所作的升官美梦。
剧本在荒诞中见真实，于夸张中露本相，使观众在笑声中由沉思而进入愤怒。
它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在当时起了很大战斗作用。
宋之的于4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五幕话剧《鞭》（《雾重庆》）和《祖国在呼唤》，寓揭露讽刺于人物性格面貌的描写中。
他在抗战后发表的讽刺剧作《群猴》，通过竞选“国大代表”的各种丑态，揭露官场黑暗，泼辣尖锐，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
抗战爆发前后，夏衍发表了<赛金花>和《自由魂》（又名《秋瑾传》），陈白尘发表了大型历史剧《太平天国》，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发表了《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等多部历史剧，都以历史的精神与教训来印证现实斗争，鞭挞腐朽与黑暗的现实，呼唤团结赴敌的民族意识。
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
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
“五四”以来产生的历史剧的潮流到这时达到了成熟的高峰，郭沫若是这一创作高潮最为杰出的代表。
他这时期创作的 6部史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
它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以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构成戏剧冲突，表现了为祖国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此剧在重庆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发挥了极显著的政治作用。
郭氏史剧构思大胆，结构奇特，诗意浓厚，感情炽烈，个性鲜明，色彩斑斓，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此外，如阳翰笙的代表作《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大型历史剧《忠王李秀成》，都能在太平天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选择一个侧面，挖掘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
后者还采用了戏曲及电影手法，以补充话剧受到的时空限制所带来的不足，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斗争紧张，剧作较少。
较重要的有田汉的《丽人行》、茅盾的《清明前后》、于伶等的《清流万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
《清明前后》是茅盾唯一剧作。
作家抓住抗战胜利前夕轰动重庆的“黄金案”这一题材，深沉地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是当时一部力作，被称为“《子夜》的续篇”。
现代戏剧文学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
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
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已经逐渐创造出来新的风格,形成了新中国新戏剧的雏形”(张庚：《解放区的戏剧》)。
在民族抗战和获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普通人民群众在改造历史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艰苦历程，涌进了戏剧表现的中心。
许多作品努力吸收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艺术方法，运用经过加工洗炼的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刻划人物性格，对于新歌剧和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作了新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培养出一支坚强有力的戏剧队伍，始终积极地发挥戏剧艺术功能，在各个时期配合了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同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艺术、技术上的提高，因而为新中国的话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戏剧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对新中国话剧创作有贡献的作家，大体上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五四运动以来坚持话剧创作的老作家;一部分是在各解放区经过战争锻炼、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作家；还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作家。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创造，30多年来尽管话剧的发展也有过曲折，但剧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相当大的进展。
聂荣臻简介
聂荣1899-1992） 中国军事家治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导人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
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的主张。
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
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等职。
先后参与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
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