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随地大小便幽默标语
2006年航海日活动宣传口 航海日网站 :航海日组委会办公室 发期：2006-06-12 1、热爱祖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2、爱我蓝色国土，发展航海事业。
3、庆祝中国航海日，迎接世界海事日。
4、郑和精神，民族之光。
5、自主创新壮大造船实力，技术合作实现科学航海。
6、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海洋和谐。
7、保卫海洋国土，保护海洋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8、增强海洋意识，传承海洋文明。
9、安全发展，国泰民安。
10、提升全民航海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邮票上有哪些名人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编号J58，获得了1980年最佳雕刻奖。
徐光启，上海人，明代科学家。
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
科学研究范围广泛，跟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专业知识，以农学和天文学最突出。
他是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译著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历法方面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年历法基础。
军事学方面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平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
著有《屯盐疏》、《种竹图说》、《宜垦令》、《农政全书》等，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
李冰，是战国水利家，领导百姓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今天的都江堰成为旅游胜地，每当春和景明、秋高气爽的时节，游人如织，无不惊叹李冰的神思构想和中华民族古代科技的先进伟绩。
贾思勰，东魏农学家，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他的专著《齐民要术》是中国北魏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
近代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译本出版，并有不少研究此书的著作。
黄道婆，又称黄婆，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
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
1957年4月，上海市为纪念这位古代技术革新家，为她重新修整了墓园，并在墓前树起石碑，碑上记载了她的业绩。
郑和，1371年生于明朝。
本姓马，小名三宝，云南昆明人。
1382年因为家乡发生战乱，被掳进明军阉割，后进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
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又担任内宫大太监，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从江苏太仓出发，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远渡重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致力于中华民族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郑和下西洋，比其他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24日举行的庆祝设立中国“航海日”座谈会上说，设立“航海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航海事业的高度重视，凸现了航海及海洋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必将推动我国航海及海洋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2005年首届“航海日”的主题是“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徐霞客（1586－1641）原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
1586年1月5日，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地主家庭。
他自幼饱读家中藏书，尤其爱看地理、方志、历史、游记一类的书籍。
他发现古代地理书籍对各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介绍很少，而且大多为讹传附会之辞。
为了寻求科学真实的地理知识，徐霞客萌发了遍游祖国山河的愿望，亲自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就这样，在三十多年中，徐霞客几乎年年外出，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个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学研究事业。
根据徐霞客的日记，后人季会明等整理成一部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对中国地理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确记载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 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初步论述。
另外，徐霞客还辨明了长江和南北盘江的水源， 有重要著作《江源考》和《盘江考》，对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本世纪中，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气揭开了宇宙的秘密，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
哥白尼以毕生的精力去进行天文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的理论的提出给人类的宇宙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
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
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
马蒂，古巴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
他写的大量政论、书信、日记、报道、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笔优美、质朴而坦率。
他在文学上的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西班牙。
作为沟通后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一组图案均采用了我国著名人物画画家蒋兆和创作的原画。
蒋兆和的人物画采用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以线为主要手段，同时巧妙地把中国山水画的手法引入人物画中，在此基础上又吸取了西画素描的技法以及对体面、空间、光线的处理，进而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使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神情的表现，更为生动准确，表现出画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衡是中国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文学家。
他改进了浑天仪（即现代的天球仪），利用齿轮系统把浑象与计时漏壶联系起来，能在室内观测到恒星的位置。
他还设计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地震仪。
张衡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所作《四愁诗》、《二京赋》等诗赋均为世所称道。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父祖皆谙熟天文、算学。
祖冲之少传家业，青年时代入华林省，从事学术研究。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最重要的成就是计算机圆周率。
他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这个结果领先于西方国家约一千年，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才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
他还采用了391年有144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沿袭很久的19年7闰的传统方法。
僧一行是中国唐朝著名天文学家、高僧。
21岁出家为僧，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一行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法。
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还组织了全国十二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根据南宫说等人的测量，算出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度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
李时珍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医学与药物学家。
22岁开始行医，他发现当时有关本草的著述缺乏系统，并且有许多谬误之处，便决心进行整理。
李时珍通过实物考察和深入民间采访，并参考历代医药文献800余种，经过了27年的努力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
还著有《五脏图论》、《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及小型张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评为最佳邮票。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二组，全套8枚，全部采用四位古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和反映他们科学实践活动的图画作为图案，古朴典雅，令人起敬，让人自豪。
蔡伦，东汉桂阳人。
他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
造纸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
少时因病学医， 对医学有较深研究，并博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
曾总结唐以前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书首列妇女、幼儿疾病，并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
沈括，浙江钱塘人。
他博学多才，在天文、地学、数理、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一生著作颇多，共计35种以上，其中晚年为后人留下的一部26卷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料库。
像活字印刷、磁针装置四法、水法炼钢等重要成果，就是由这本书记录留传下来的。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八大科学家一。
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备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制造了一整套天文仪器，共13年，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有3件：高表及其辅助仪器，简仪和仰仪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
其中第一枚“蔡伦像”的生年难以考证，故在邮票上写为“蔡伦（公元
— 一二一）汉”，而邮票设计家却在设计邮票图稿上写成了“蔡伦（公元前
— 一二一）汉”，这个错误直到印刷打样时才被发现。
印刷工人只好在印版上将“前”字一个一个改掉。
因一时疏忽，有一个“前”字漏改，从而使每个邮局全张第16号票位形成错体。
詹天佑，广东南海县人，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17岁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取得了学士学位。
回国后，于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1905年他主持的京张铁路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找、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京张铁路提前2年完成，这是中国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银子。
京张铁路也使詹天佑名声大震，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侧，还特别为他树立塑像以示纪念。
1987年11月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开放。
鲁迅(1881—1936)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为纪念鲁迅，我国邮电部曾先后于1951年、1962年、1966年、1976年和1981年发行五套共十一枚邮票。
1962年2月26日发行的“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1枚，以鲁迅头部塑像作为图案。
新中国在各历史时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分别是什么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
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第三，“一边倒”。
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
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
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
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其次是中日关系发展。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
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
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
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
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
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
四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
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创建文明城市我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正值烟台市创建文明城市，作为一个高中生，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去做呢1、安分守纪，首先做好一个学生应该做的事。
2、加强自身素质锻炼，力争成为新社会的新三好学生。
3、为建设文明城市出自己的一份力，从小事做起。
4、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市政府。
5、在学校，严格遵守《日常行为规范》，用《规范》严格要求自己，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诚实守信。
在学习上，树立“为中华崛起而勤奋读书”的坚强信念，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树立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拥有科学精神，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争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6、在家庭，尊重长辈，孝敬父母，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牢记父母的谆谆教诲，尽可能替父母分忧解难，做好力所能及的家务，勤俭节约，弃陋习，树新风，共建“五好文明家庭”。
7、在社会，遵守国家法纪，遵守交通规则，维护社会秩序，展示自身良好形象。
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从细节小事做起，时时事事讲文明、讲礼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志愿者行动”，争当社会文明的先锋。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携手努力，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城市的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人物传记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弘扬民族精神的资料
2001年6月15日的海合作成言》和2002年6月7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宗原则。
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和任务主要是：1、加强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2、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其它跨国犯罪；3、开展经贸、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4、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5、上海合作组织遵循的主要原则是：6、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7、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8、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9、平等互利，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10、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原则；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和原则，集中体现在“上海精神”上，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上海精神”已写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